把时间和空间带回来：论政策过程中的符号变革
向玉琼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5）
摘 要： 现代社会是一个符号社会，政策过程中贯穿着符号的生产和使用，政策由符号构成并受到符号的建构。在一个单向度的政策流程中，符号由政策制定者生产出来并界定其意义，符号被规范化和统一化，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视角，但凸显出其工具性价值。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信息社会的生成，符号爆炸的现象出现，符号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多，而且符号与物脱节，符号本身符号化了。符号进入到无限复制与高速流动的状态中，并把社会推向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此时，无论是符号的生成还是意义界定，都无法对其加以控制了，统一而标准的符号系统被打破，符号在一定的时空中、在具体的情境中生成并使用，只有将符号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带回来才能真正赋予符号以意义，这也将带来政策过程的重构。
关键词： 符号；信息；公共政策；工具性；合作
符号是一种指称，包括语言、文字、图像、记号、手势等。符号一旦出现，就构成了人所生存的一个面向，人在不断地制造和使用符号，同时也受到符号的影响和塑造。在工业社会中，符号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抽象符号的出现以及广泛应用，使得工业社会成了一个符号共同体。公共政策在社会这样一个大的符号系统中建构起来，同时公共政策自身形成一个符号系统，政策过程中流动着符号，政策结果通过符号表现出来。不过，在工业社会自上而下的政策过程中，符号的生产和使用都由政策主体来决定。政策主体将符号从情境和背景中独立出来，塑造成统一的规范的系统。这时的符号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等具体的情境因素，但成为高效的管理工具。20世纪晚期，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社会的出现，与之伴随的是符号爆炸的现象。符号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多，而且符号本身也符号化了。符号的符号化意味着符号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脱节，符号失去了明晰的所指，符号日益成为自我指涉的和副现象的，符号自身的意义丧失了。符号四处游荡并根据具体情况改变其意义，成为在一定的时空中才能生产和理解的对象。没有人能够控制或者限定符号了，符号在多元化的行动者中产生，也接受多元主体的修改和建构。政策过程中符号出现了根本性变革，政策过程也会得到重构。
一、符号的抽象化及其工具性意义
当人类开始对身边的人指称某种对他们重要的东西，不论是通过划的印记还是仅仅为发出的各种咕咕哝哝的声音，都意味着符号产生了。符号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某种意义上，学会生产符号和使用符号就是人类社会生成的标志。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符号的迅猛发展，并使得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迅速被符号化。政策过程在被制度化为一系列的程序和计算方式之后，就成了一个符号系统。无论是政策主体、政策对象、政策问题，还是政策方法等，都通过符号表达出来。现实是多样的，符号却总是有限的，而出于方便加工和计算的考虑，多样的现实问题被简化并对应于符号，甚至概括在数字或者公式这些“硬”性的符号中。通过符号的加工，最终政策的文本规范以文字或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政策输出的符号化。通过符号化，政策获得了抽象性和普适性，才能对现代社会开展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
符号出于指称的需要而产生，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出现的，符号的使用关涉到符号的生产者与符号的接收者，但二者在符号的产生和使用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工业社会生成了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治理的向度从中心到边缘，形成了一个单向度的治理体系。基于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治理结构，政策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流程，政策制定者位于政策系统的主导位置，控制着政策流程和结果。符号的生产和使用都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对象则消极被动，几乎不会对符号构成影响，这样，符号完全成了政策制定者用以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符号不仅是一种指称，而且还可以制造出某种形象，例如图腾、标志等符号都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进而决定着人们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接受程度。这也就是说，符号并非只是表述现实，而是在塑造现实。“如果语言仅仅反映现实，它对创造政治世界的贡献就可能很小。然而，如果语言和代表能构成政治，现象就发生了变化”① Maarten Hajer，Hendrik Wagenaar．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59． 。但是，只有当符号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被大量用于社会治理过程中时，才凸显出其工具性的价值。反过来说，在工业社会中，符号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符号的工具性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符号影响人们的感知以及政策过程中的方案选择。传统的代议制理论假设个人对公共事务具有稳定的态度和认知，并通过投票或者其他表达的方式将意愿输入政策系统中，公共政策是对这些认知的回应。但正如公共选择学派所看到的，人的认知和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认知非常容易受到政府的行为和情境的影响。因此，投票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聚合，而是充满了大量的行为选择和博弈。其中，符号就发挥着潜移默化地改变政策文化和观念的作用。“政府主要是通过塑造模糊情境中大量的公民的认知来影响行为。它有助于创造出他们关于什么是正确的信念，他们关于什么是事实的看法，以及他们关于什么将到来的预期。在对未来期望的界定中，来自政府的暗示经常很少遇到来自其他资源的合格的或有竞争力的暗示；政治活动的这种功能因而对行为具有尤为明显的影响力”② Murray Edelman．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Mass Arousal and Quiescence．New York：Academic Press，INC，1971，p．7． 。在社会心理学和广告宣传中，符号是与一定的动机联系在一起的，符号经常被用来直接针对那些没有明确意向的少数，因为恰恰是这些人的感知决定着公共政策的形象乃至某一方案的成败。
4）系统设计模块化原则：模块化原则要求整个系统的功能均应得到清楚划分，用户界面也应确保简洁易懂，为操作人员的管理及用户的使用提供便利。
第二，政策过程往往通过符号来塑造出某种形象，释放出某种信号，发挥公共政策的象征性功能。政策所发挥的功能可以分为实质性功能与象征性功能两方面，实质性功能通过管制、分配等活动产生实质性的看得见的影响，象征性功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只是隐蔽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策对象的需求或者期望。在象征性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不会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或者即使出台政策也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政策行动以及政策产出都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某种氛围，引导某一观点，以此为政策制定者谋取合法性。“过程赋予生活以意义，意义是生活的主要内容。政治漩涡中的人们之所以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在象征符号、神话和仪式上，是由于他们很关注这些事物。这些粉饰是事物恰当性的信号和象征，这不是说发生过的就是受欢迎的、令人愉悦的，而是说发生过的就是以本身方式发生过的”③ ［美］詹姆斯·G．马奇，约翰·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0页。 。政策出台最终是要赢得政策对象的支持与配合，获得认可和支持，象征符号可以推动社会舆论积极朝向有利于合法性的方向发展。“就像控制其他资源一样，对象征仪式进行控制是权力的一个基础；利用象征仪式是为政治输出而争斗的一部分”④ ［美］詹姆斯·G．马奇，约翰·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0页。 。仪式或者象征符号通过转移注意力，粉饰真实的政策过程，让人们相信政策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政府已经作出了行动，从而为政策主体争取合法性地位。
人们把所有的政策问题强行纳入既定的符号系统，并把现实问题中无法被抽象的都排斥掉，也把无法掌握抽象符号的公众排斥在政策系统之外，政策系统成为一个封闭的具有排斥性的系统。“在官僚机构中，我们可能正朝着语言不再发挥语言功能的方向走着。语言是交流，而在官僚机构中的情况不是交流，而是通告。交流是至少两个人之间双向的意义的构建；而通告在字面上指的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塑造和影响”① ［美］拉尔夫·P．赫梅尔：《官僚经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韩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8页。 。这是一个单向度的政策流程，符号不是为了交流，不需要双方的理解和认同，符号只是一种通告，通告的对象甚至不需要是人，机器也可以被通告，符号完全工具化。工具化的符号失去了现实关怀与价值考量，符号的现实指向成为形式上的，意义空洞化了。符号被滥用，被误用，当人们怀着追求理性的神圣职责将经验的社会问题对应于相应的符号，恰好使得现实问题干枯了。无论对符号在技术上作出何种改进和优化，无论政策过程中使用何种方法和技术，都不会改变符号的工具性这一实质。只要是一个单向度的政策系统，符号的工具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盯梢者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逻辑的，至于他去接收被盯梢者的前女友，这太荒唐了。我不相信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事发生。”
符号的生产主体多元化，符号不再具有统一的意义和标准化的使用方法，符号的意义和所指更为随意和自由了。随着资本积累律令的扩张，消费社会出现，资本的符号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整个社会也都在迅速地符号化。符号的符号化出现，意味着符号与现实之间完全脱节。符号能掩盖现实的不在场，或者直接成为现实的拟象，但无法指涉作为基础的现实了。这时，现代性具有冲突性对话的语言游戏解体了，媒体影像留给我们的是一些具有独白性质的日常用语，而独白是不会引起任何异议的，交流变成了单向指令，同时很快就发展成为自由的能指。另一方面，互联网开启了一个不同于人类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的虚拟空间，中心—边缘结构被网络化和去中心化所取代。在网络平台上，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中的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共存于网络中，相互之间没有等级区分，不存在支配—依附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符号的生产终端，都可以作为网络中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同时存在，符号的生产主体多元化，符号的生成与流动从而失去了控制。符号失去了现实所指，失去了确定的意义，进而成为一个自发自生的空洞的自我指涉，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拟真政治取代了符号政治。
符号脱离了现实，但是理性化和抽象化的符号被工业社会中的人们视为对经验现实更为准确和科学的表达，随着符号逐步体系化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符号成了稳定的、周延的代表真理的宏大叙事，支撑它的现实反过来需要服从它。当政策过程中运用抽象符号来加以表达时，符号很快就替代了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直接感知。现实世界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人的经验感知显得模糊不清，不能简化也无法评价，这时，人们愿意通过抽象的符号来表征现实问题，而将真实的现实问题搁置一旁。虽然通过公式、数据或者特定的语言等方式来指称现实问题，都涉及现实能否抽象为符号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实问题的抽象化必然带来歪曲现实的结果，但是当工业社会中的人们追求理性和抽象时，这一问题被有意忽略了。结果就是，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人们不是通过符号来表达现实，而是用头脑中存在的符号来框定现实问题，同时对现实问题作出裁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符号就如同几个镜头，无论世界多么复杂多样，都被框定在这几个符号中，并通过逻辑推理形成清晰连贯的图像。这些图像被看成是现实世界的还原，并通过逻辑加工得出合乎目的性的结果。这是现代社会中政策过程科学化的路径，但却是以斩断符号与现实之间联系的方式出现的。抽象的符号系统推动了明确而又规范的政策过程，人们借以实现以不变应万变的治理，但实际上，人们被符号所遮蔽、所支配，并将符号世界错误地等同于现实世界。
第三，符号被用来制造出某种政策形象并塑造公众舆论，以实现政策垄断。“政策垄断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界定的制度结构来负责某一政策的制定，并限制外界对这一政策过程的切入。其次，要有一套与此制度结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权威性的支持理念。这些支持性的政策理念通常与核心政治价值相联结，而核心政治价值则是通常通过直接而简明的形象和修辞建立起来的”① ［美］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布赖恩·琼斯：《美国政治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曹堂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无论是形象的确立还是修辞的意义的确定，都是通过符号来建构起来的。符号可以建立某种正面形象，甚至制造出关于政府形象的故事和印象，以达成政策企业家的目的。“正面形象的建立与政策垄断的形成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政府机构的建立或重新设计常常促发正面形象的构建”② ［美］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布赖恩·琼斯：《美国政治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曹堂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符号被用来悄无声息地塑造公众舆论，灌输某种政策主张，甚至进行谢茨施耐德所说的“偏好的动员”，以此维持政策垄断或者推动政策垄断的发生。
二、符号变革及其对政策系统的挑战
工业社会之前，符号可以被看成一种物的标志，所指具体而明确。“所指”（概念）关涉的就是具体的某物，虽然“能指”（代表概念的语词）可能影响到“所指”的明确性，但明确的意向性足以保证所指的清晰。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符号在抽象化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虽然抽象的符号可能无法准确表达现实，甚至会歪曲现实，但是符号始终不能完全抛开现实。无论符号化的结果是否对现实问题的扭曲或者误解，现实是始终存在的，而且可以通过人的理性加工而反映到符号中。就如同在政治经济学中，货币是反映商品使用价值的符号，在市场经济中符号却代表着抽象的交换价值而建构起了一个新的价值王国。不过，价格始终都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最终还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也就是说，无论现代社会中的符号是如何在扭曲现实，也始终是在指涉一个基础的现实。即使现代建构的结果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但通过理性化思维所建构起来的“符号”也不会昙花一现，基于理性而建立起来的宏大体系不会朝生暮死，也不会随意被其他观念所取代。正是由于符号体系的长期性、稳定性以及完整性，现代的元叙事以及符号系统能够发挥近乎真理的作用，政策过程才能通过符号来制造出某种稳定的形象，进而控制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感知。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多种媒体整合起来并聚集到互联网这一平台上。有了互联网这样一个平台，信息传播渠道变得灵活且多样，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诸如报纸、电话、电视等成为可选项而非必选项。多样化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渠道制造出了大量的符号，如果说信息技术推动了信息社会的出现，那么信息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符号爆炸的表象。“由20世纪晚期的电信和信息技术产生的大批符号形象，以及同时期的人类异常高的迁移，已经导致世界范围的急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人们所做的文化抽象之中，而且影响人们怎样作出这种抽象”②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1页。 。在互联网中，符号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符号更加脱离物品而独立运行，符号进一步符号化了。符号的多样化和符号的符号化加大了社会的流动性，推动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不仅政策问题具有了高度复杂性的特征，而且政策过程中所运用的一切符号和表达都不确定了，政策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475例高危人群中，40～50岁者58例，占12.21%（58/475）；50～60岁者137例，占28.84%（137/475）；60～70岁者182例，占38.32%（182/475）；70岁以上者98例，占20.63%（98/475）。
抽象的符号是基于对现实的抽象而来的，符号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但是符号一旦产生而且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之后，也就摆脱了作为其根基的经验现实对它的束缚。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对理性作出了科学理性的理解之后，符号可以完全依靠因果推理与逻辑推断来加以发展，因而进一步增强了其相对于现实的独立性。符号脱离了现实，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成为适合科学思维逻辑推理和技术加工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符号可以被人为地生产和使用，因此政策主体的意图可以渗透到符号中，符号因此而成为具有特定目的性的工具。通过加工，符号被赋予了清晰的所指，具有明确且固定的意义，进而政策主体会通过宣传和教育的方式使得符号的使用成为约定俗成的而被政策对象所接受。为了提高符号运用的效率与合理性，符号逐步标准化和统一化，用以对社会进行权威性的管理。媒体在符号传播中功不可没，但是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这些传统媒体都受到政策制定者的主导，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以固定的方式传播符号及其意义，推动符号的标准化和统一性，使其成为政策对象接受且服从的治理工具。媒体传播不会改变符号系统的自上而下的生成和使用，反而推动了独白式的符号系统的形成。
现代社会通过符号的抽象化来使其符合科学的逻辑和思维，并将抽象化的符号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体现出社会治理的理性化发展。抽象的符号被抽空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使其成为能够进行思维加工和技术处理的元素，因此有助于治理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有助于社会秩序的获取。而在信息技术发展中出现符号爆炸时，符号脱离了统一和标准化的框架，在数量和意义上都愈加任意和自主。符号随处漂移，随处停泊。符号可以有所指，但所指又转瞬即逝。信息化、后工业化进程对永恒和统一的批判，在符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时要探寻符号的意义，必须把时间和空间带回来，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才能赋予符号以真实的意义，这必然带来政策过程的重构。
工业社会中的理性和处理技术，是在符号抽象化过程中形成的。抽象是相对于具体而言，是在工业社会理性化和科学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具体必然关涉一定的时空和情境，而抽象却将时空特征祛除掉，只留下适合逻辑推理和理性分析的部分。人类最初发明和使用的符号所指称的都是某种具体的事物，或者是抽象与具体没有作出区分的混沌不清的事物，符号因此是五花八门、随意使用的，没有规律可循。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随着人类抽象能力的提升以及隐喻才能的发展，人们有了将抽象的存在与具体的存在明确区分开来的冲动，抽象与具体开始有了实质性意义。抽象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结果，是对具体事物作出提炼、总结、归纳和综合的结果，抽象体现出了理性、冷静、稳定、统一等特征，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将符号抽象化之后，也就消除了不可简化不可通约的因素，使其更能适应工业社会的理性和技术处理。到20世纪时，符号已经主要用于指称抽象事物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抽象的符号包括文字、图像、数字、公式等等，现实问题多样复杂，但都可以被纳入这些不同的抽象符号系统之中。抽象的符号将政策问题清晰而简单地呈现出来，人们通过处理符号就能完成对现实问题的治理，这是将社会治理简单化的一种路径。
符号在抽象与具体之间不再作出区分，更不划分出优劣。现代社会重视抽象，抽象代表着理性，代表着秩序，理性高于感性，抽象高于具体。符号越是抽象和具有概括性，越被认为能够达到某种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目的，就越是值得追求的。这种观念在政策过程中体现为对数据和公式等确凿的符号的追求，对形式逻辑合理性和自洽性的看重。理查德·弗伦奇（Richard French）曾经说过：“社会科学家有一个信念，他们的学科正在努力达到自然科学所特有的某种确定性，因此他们的结果能在公共项目中得以实施，并对‘硬’技术的运用持有同样的信心。”④ Douglas Torgerson．Between knowledge and politics：three faces of policy analysi．policy sciences，1986（19），pp．33－59． 就政策分析人员来说，只有“硬”数据才是可信的并可以把握的，而一些“软”的、无法量化的、具体的感知则被视为不重要的也是可以被舍弃的，包括价值、信念、感受等等都可被忽略掉，这就带来了抽象符号的盛行，以及抽象和理性的大行其道，同时具体的符码却被排斥。在20世纪晚期信息技术的发展制造出符号爆炸之时，抽象和具体的区分已经没有意义了。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都不足以赋予符号以真实的意义，符号中抽象与具体往往混杂在一起，无法划界，更无法区分出好坏优劣。就如杨所说，“公民社会中的公共沟通往往不是统一的和有序的，而是杂乱无序的、多层次的、嬉戏性的与带有情感色彩的。公共沟通并不仅仅是包含着提出各种主张并且给出相关理由的过程，即使这是并且应当成为一种重要的方面，它还应当包括诸如电影、戏剧、歌曲和故事之类的政治化的艺术和文化，其目的在于有意地影响广泛的公众，使他们能够以各种特殊的并且通常是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社会或者其中的某些成员。而且，如果公共沟通的目的在于实现包容、辩论并且促进社会正义，那么，它必须包括多种抗议行动的形式，例如，集会、游行、罢工、联合抵制、纪念仪式与典礼以及非暴力的非法封锁等”⑤ ［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彭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
符号出现表征危机，模糊了政策系统的边界，使得政策过程中的封闭和排斥难以维持。工业社会通过设置边界来开展社会治理，在领域之间、组织之间、层级之间、虚拟与现实之间、抽象与具体之间都划定出明晰的界限，基于此将社会分割开来从而易于管理，实现有序的状态。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符号爆炸，符号数量无限增大而且所指随意，进而符号被滥用，出现了表征危机。符号脱离现实发展出一套自生自发的体系，符号成为无意义的幻象。符号可以在不同领域和空间中游走，同时也拆掉了领域之间或者组织之间所有限制或者专用的篱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之间所谓专用的符号不存在了，分离的功能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甚至分离和专用这类概念都消失了。符号随意穿越在不同领域之中，随意出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领域中，随意被使用或者意会。这样，政治话语随意出现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并且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有的是戏谑，有的是借用。公共空间充满了私人问题的讨论，越是隐私越能吸引人们的关注。“晚间新闻变成了一种肥皂剧，上演罗纳德和南希生活的新篇章，或者白天的人物是谁。明智的政治对话领域的言词丧失了其意义，公共生活变成了剧场”⑥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毛寿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0页。 。公共领域中充满了私密性的话语和符号，充满了无意义的闲谈和倾诉，“公共”的内涵被掏空，成为私人困境、忧虑的集聚地，领域融合的现象出现。符号不再是单一主体的权威体现，也无法表明问题的任何来源或者类别，这时再来区分符号的生成领地和使用空间，已经不可能了。政策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但又没有明确所指的符号，政策问题呈现出无数种可能的解释和看法，混杂着公共和私人的因素，人们自由地解读现实，也自由地进出政策过程中。
另一方面，符号的符号化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区分，单向度的政策过程无法继续。符号的符号化将现实这一基础完全踢开，并制造出了一个充斥着鲍德里亚所说的拟仿物的新的现实的概念。这种现实不仅包括具有使用价值的事物，也包括超现实。“‘虚拟现实’和‘实时’这些术语证实了第二媒介时代构建拟仿文化（simulational culture）的力量很大。媒介对文化的介入程度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被介入事物甚至连假装未受影响都不可能。媒介往往会改变其所探讨事物，改变了原本与指称性之间的同一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越发具有拟仿性。在第二媒介时代，‘现实’变成多重的了”①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虚拟空间为人创造了一个非现实的空间，这是一种拟仿现实，但也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与现实之间以相互交织的方式彼此映照。或者说，人在社会中所遇到的“现实”种类增多了，拟仿现实也成为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之一。符号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自由流动，进一步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区分，空间之间、领域之间、组织之间的边界和层级也失去了隔离和排斥的功能，成为可以轻易跨越的了。电子媒介形成了新的平台，存在了漫长时间的制度性常规被动摇，新型的交流结构生成。“一旦超越某个特定点，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距离增加便允许对传输者与接受者、音讯与它的语境、接受者／主体与他／她的表征等关系进行重构。这些重构，亦即我所谓的语言包装，转而将一种新的关系强加到科学与权力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群之间、（原作者性）权威与法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②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页。 。新的交流结构推翻了工业社会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治理主客体之间的支配—依附关系也消失不见。
AT89S52单片机控制模块的工作原理：AT89S52模块主要是接收传感器传来的信号，对相应的信号进行识别、分析、判断好相应的情况后，控制GSM控制模块给用户发送相应的情况短信。在这个过程中，单片机控制模块主要功能是接收传感器发来的电平。通过对电平的分析，对其他部分，如报警电路，短信模块发送相应的指令，控制其他部分来实现它们的功能。
三、在时空情境中寻求符号的意义
符号的符号化意味着符号所基于的客观现实这一前提被取消，关于客观“真理”的话语也就不存在了。物与符码相脱节，符号的指称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个人可以自由随意地选择和运用符码，符号本身的意义被抽空。“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运用符码：他们玩弄它，打破它的规则，用自己阶级的语言来言说它”①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人们有了更多的技术选择和内容选择的空间，可以通过无数种观点和看法来呈现社会问题，这时无法通过一个宏大叙事来给出权威性的界定，因此观点和看法无关对错，都有存在的理由。符号的建构主体不再固定，统一的受众也不复存在，这样，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符号的意义失去了标准化的解释。一旦丧失了“客观性”的支撑，作为现代社会宏大叙事的符号体系就轰然坍塌了。媒体不断制造出各种符号，现实却在渐渐隐退，越来越多的话语和真实的问题日益疏远。“在今天，意义越来越靠自我指涉的种种机制来维持，非语言的物，亦即指涉对象则黯然隐退，它在维持文化意义这一微妙过程中所扮的角色越来越无足轻重”②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页。 。在精英们的话语中，大量的修辞只是用来表明形式，而实质上观点是漂浮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采用修辞术只为模糊事实，他们不仅没有什么大创意，甚至连小想法都没有”③ ［英］弗兰克·富里迪：《恐惧的政治》，方军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这是一个符号泛滥的时代，也是符号意义匮乏的时代。
先导入临床实际案例，分析案例后讲解课本的基本理论知识，最后比较二者深入学习。案例教学部分在课前引入能够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来，顺利完成教学[20-21]。
第一，符号只能在具体的时空中才能被理解和界定，那么也就不再有任何权威能赋予符号以统一的标准化的意义，政策过程中的独白话语也随之消解。现代社会往往权威性地赋予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图画以稳定的意义，但在后现代社会中这种做法已经失效了。宏大叙事的宏观文化没落了，无论是科学还是理性都无法维持自己的永恒权威，符号可以在无关科学边界的范围内获得意义，而且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和具体的时间内发挥特定的作用。符号的普通话时代结束了，进入方言盛行的时代。很多时候，符号的自说自话取代了由权威所界定的一致的认可与理解，一个更有活力、更为多样的政策话语兴起了，理性的追求被各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和意图所取代。无论是精英还是专家，都无法把控符号了，并因此而丧失了对政策过程的控制权。人们从不同的情境出发对符号作出各自的解释，在具体的交往行动中赋予符号具体的意义，政策过程可以看成是在无限多样的漂浮的符号中来抓住符号并赋予符号以真实意义的过程。符号要在具体情境中才能理解和界定，那么政策问题建构也必须在具体情境中才能被建构并得到阐释，政策也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才能具有实质性意义，这就要求政策过程转向情境导向，政策系统对多元主体开放，对多元符号系统开放，在不同主体的行动中建构符号以及政策过程。
符号的意义必须结合时空情境来确定，符号的意义无法由政策主体来单方面界定了，而只能生成于符号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中。所谓的符号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区分已经没有意义了，政策过程中的主客体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所指，人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来共同赋予符号以意义，符号不再受到单一主体的支配。“对置身电子媒介交流中的主体而言，客体则倾向于变为能指流本身，而不会变成语言所表征的物质世界。在信息方式中，主体要想辨明能指流‘背后’的‘真实’存在已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结果是，社会生活已部分地变成一种操作，将主体的目的定位成接收并阐释信息”①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页。 。符号要获得意义必须转向对内在关系的实在性的强调，换句话说，符号的意义是在符号所存在的关系中获得的。维特根斯坦批判视主体为意义之源头的观点，这实际上动摇了主体自足性的假设，它意味着语言学的意义系统来自一个先行存在的世界。法默尔也谈道，“主体不能通过把符号指派给特殊客体或事物来决定语词（或符号）的意义；就是说，她不能为某个特定的意义指派一个名称。意义是由生活形式或语言游戏确立的，说话者就是在游戏中言说。意义指涉着主体之间的语言运用。我们把语言的透明性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正是语言构建了主体”② ［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交流手段，是基于人所分享的共同生活，基于不言自明的规则或者背景，是因为有共同的行为作为参照而具有意义。这就意味着，政策过程中所运用的语言并不能由任何人单方向地限定，而只能是在多元主体的交往中赋予意义。
茶叶样品：待茶叶长到一芽三叶时，在各小区内随机采集一芽二叶的茶叶鲜叶，测定百芽重，芽密度通过统计0.1 m2选取框内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一芽三叶的数量来获得；采摘各小区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一芽三叶，记录产量。采摘的茶叶经蒸青后烘干磨细，密封保存，供测定茶叶内含成分。
景区游客是有判断力的，他们从进入景区的那一刻开始，就可以感受到景区是否有严格的游客管理措施，比如景区缺乏充分的规则告知，没有专门的人员引导游客有秩序行动等，游客通过对情境的观察和感知，能够感受到自身行为将需要有多大的自律程度，这些都可能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得以发生，所以，景区如果没有专门的游客行为管理措施，让游客看不到不文明行为可能承担的成本和代价，是很多旅游者不文明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二，符号的符号化以及高速流动突破了抽象的时空边界，政策系统的中心—边缘结构也被消解。现代社会是在中心—边缘的结构下开展政策建构，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体系，在空间之间、领域之间都划分出中心和边缘，并开展对应于这一不平等的治理结构。无论是符号的运用，还是符号的意义，都是在一个单向度的控制体系中来界定的。其中，符号就是一种有效的控制工具。而符号的符号化使得符号轻易跨越了一切边界，政策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在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不断穿梭的场景，在这样一个无法具有确定性和封闭性的空间中，控制导向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主体无法再通过符号对客体发号施令，相反，主体依赖于客体来共同生产和使用符号，控制导向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③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页。 。福柯在《物的秩序》中所写的“人”已死去，表达的就是信息方式中主体的消逝，“在电子媒介交流中，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构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边界不复存在，主体也就不成为主体了。黑格尔对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关系，已经深刻阐释了一点：主人之所以成为主人，是基于奴隶的存在，只有奴隶存在才能使得主人成其为主人。当客体可以随时成为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都以政策过程中的行动者的身份来开展行动。
符号的主体决定论被打破，政策过程被导向合作的方向。只关注符号的生产者或者发送者，是无法赋予符号以意义的，只有从接受者那里才能最终获得符号的意义，这就走向了对他者的关注。法默尔说：“事实不能言说自身，因为，从另一方面说，没有中介，主体就不可能‘看到’客体。主体必然地是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某一概念系统来看客体。”④ ［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符号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中介，但符号不是客观的、外在的，符号本身就是建构起来的。符号需要被还原到人类共同生活的群体性背景中，还原到一定的时空中去加以理解和定位，需要行动者的共同行动。鲍德里亚在谈论符号的虚无时，认为所有的表象都会参与意义之战，都会为了意义的获取而斗争，但这里的斗争是强调意义获取时观点的差异性，可以理解为观点的碰撞，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是，意义是在多元主体的共同行动中获得的。政策过程充满着虚虚实实的符号和语言，任何行动和语言都是为了获得意义而坚持着自己的差异性，行动者为了获得意义而战，为反对自己变成虚无而战。但是，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通过斗争或者抗争来获得单方面控制符号的情形已经不能再现了，符号不是由胜利者来指定的，更不是由单一主体来控制的。即使是由单一主体制定出了某一种符号，那也要在与符号的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中才能赋予这一符号以意义。因此，鲍德里亚所说的为了赋予符号以意义而斗争，更应该理解为为了赋予符号以意义而开展合作行动。政策过程最终的产出是由语言等符号来表达出来，而符号的意义也要在人们的行动中确定。符号不再只是单纯用于控制的工具，政策过程也不是一个运用符号来对客观问题加以再现从而解决的过程，而是为了符号获得意义而开展合作行动的过程了。
第三，符号的意义依赖经验所产生的语境，政策过程也必然强调情境性与经验性。意向性是符号的完整意义的组成部分，意向性指的是意识的目的性，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才有意向性，因此要将符号还原到具体情境中才能理解符号。梅洛—庞蒂破除了笛卡尔所区分的心是主体而身体是客体的主客体二分，将身体与主体连在一起构成了“身体—主体”，这实际上赋予了身体以主体性。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存在的环境有一种原始的接触，正是通过这种接触塑造我们的知觉，界定我们自身所处的情境。身体使我们和环境联结在一起，通过身体我们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意识。身体是有着历史的沉淀的，这也就是说，意识不能脱离历史情境而超然存在，对生活的体验都会作为历史沉淀界定着具体的意向性，通过意向性我们会挑选自己想得到的感官材料，将意义赋予本来不具有意义的符号。因此，符号的意义不能脱离情境，而只要是在社会情境中，意义就不具有终结性。德里达嘲笑对完美的语言的追求，以及对语言的明确性和连贯性的追求，他认为，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控制我们的生活，语言没有明晰的开始，也没有固定的结尾。政策问题建构是将问题放到具体情境中加以思考从而建构起具体的鲜活的政策问题，这个具体的情境永无停息，符号的意义也未有终结，政策过程因此将永远对行动者开放。
政策过程的情境性与经验性意味着抽象和具体之间不再能作出区分，更不存在优劣之别了，政策过程生成于具体和抽象共在的合作行动系统中。现代社会强调抽象，通过抽象来管理具体，通过普遍性来抹杀特殊性，但是，正是在对符号的抽象和理性化过程中，符号成了控制社会的工具。通过先入为主的符号观念对现实问题进行剪裁，政策问题建构过程就成了不断祛除人们经验感受的过程，结果仅仅保留了符合公认的理性认知的部分。当符号被还原到具体情境之中获得意义和所指之时，抽象和具体已经无法作出区分了，因为情境是同时包含着抽象和具体的。“要想把文本的意义揭示出来，就必须把当时的文化知识储备当作出发点，因为它们是由认知、道德以及表现等不同内容组成的，也是作者和他的同时代人在解释时所依靠的对象”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在符号的建构中，理性、逻辑、经验、感受受到同等的对待，甚至往往混杂在一起，表现为政策过程是多种思维多种认识视角来合作的过程。政策过程从抽象和理性的技术领域中走出来，沉入到具体的情境中，也进一步推动了政策系统的开放性以及政策过程的主体多元化，政策扩散到了亚政治群体的行动中。“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和新部落主义——已经关注于超现实的媒体形象——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② ［美］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政治扩散，感知和认识更加多元也进一步碎片化，同时也进一步要求通过合作来形成完整的认知，从而实现政策过程的合作建构。
Bring Time and Space Back：Symbolic Change in Policy Process Xiang Yuqio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Modern society is a symbolic society．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symbols ru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olicy．Policies are composed of symbols and constructed by symbols．In a one－dimensional policy process，symbols are produced and their meanings are defined by policy makers．Symbols are standardized and unified，losing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but highlighting their instrumental value．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he phenomenon of symbol explosion has appeared．Symbols not only increase sharply in quantity，but also become disjointed from objects，and symbols themselves become symbolized．Symbols enter the state of infinite replication and high－speed flow，and push society to a state of high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At this time，no matter the generation of symbols or the definition of meaning，they can not be controlled．The unified and standard symbolic system has been broken．Symbols are generated and used in a certain time and space and in specific situations．Only by bringing back the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of symbols can symbols be truly given meaning，which is als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policy process．
Key words： symbol；information；public policy；instrumentality；cooperation
作者简介： 向玉琼（1979—），女，湖北天门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ZZ009）；江苏省服务型政府建设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项目
中图分类号： D035－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19）01－0001－08 收稿日期：2018－09－21
DOI： 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1．001
［责任编校 陈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