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指数方法的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生产率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指数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产函数法测算生产率增长的局限性
生产率增长的测度有较长的历史，使用过很多方法，最常用的是生产函数法。按照巴罗的总结，这种方法一般分析的步骤是：首先构造投入和产出的历史数据，然后利用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产出增长中分别与投入变化有关的部分和与索洛余额变化有关的部分，再判断多少属于资本形成的贡献，多少属于技术因素（生产率）的贡献。
自从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索洛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生产函数和指数方法之间精致而简单的联系以来，生产函数法使得看似艰难复杂脱离实际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了应用于现实的可能性。新古典主义利用规模收益不变模型，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等于外生技术进步的速度加上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长速度乘以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圆满地解释了许多现象，在数学上也比较精致，使它得以统治经济增长理论长达30年。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人们在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都对该理论产生了不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长期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而不能解释决定技术进步的经济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与储蓄率无关的预言出现了经验性的偏差，实际上各个国家的储蓄率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为了解决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的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它打破了传统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同时容许技术进步内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有溢出的收益递增模型和技术内生模型，其代表人物是Griliches(1979)、罗默(Paul M.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等。罗默假设总体技术进步来自对实物资本的投资，用生产中的累积投资代表知识的积累，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卢卡斯(1988)模型则通过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他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是对人力资本建设进行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的结果。后来的经济增长研究基本上是按照罗默和卢卡斯这两种思路展开的。例如，里贝罗(1988)的线性增长模型、罗默的产品种类扩张模型、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91)的质量阶梯模型等，这些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各种形式将知识或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内生的变量纳入理论分析中。
从模型应用上看，新增长模型测算上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利用此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实证分析难度更大，如对人力资本的考察，著名的生产率研究专家乔根森等人把教育对受教育个人余生收入的影响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但在中国用收入来反映人力资本很不恰当，并且实际数据也很难难确获得。同样的数据困难在资本存量的计算和R&D存量方面。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受到理论和经验的挑战，已不再受重视。而在国外目前普遍采用的各种新增长模型在我国的使用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实施，所以生产函数方法在我国生产率增长的考察目前来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试图利用指数分析法对1978～2000年我国生产率变动状况进行分析。
二、指数分析的方法
（一）指数在生产率增长分析中应用简述
指数在生产率增长的计算上有悠久的历史。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M.Naodhaus)曾指出，生产率增长测算上最大的进步表现在数据生存和方法上、测量产出和价格以及指数的应用上。1937年，科普兰(Copeland)首次指出“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指数”表示生产的效率，科普兰和马丁(Copeland and Martine,1938)也提及之，1947年斯蒂格勒(Stiglar)第一次应用这个指数来进行经济分析。1996年格瑞里切斯(Griliches)第一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为全部投入的单位产出。一般地，基本的GDP核算等式可以写为：
其中，P和Q为产出的价格和数量，K和L指资本、劳动数量，R和W分别指资本和劳动的价格，S[,t]为全要素生产率。则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即为：
上式生产率指数是一个早期生产率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公式，如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1956)的论文中常常用到。格瑞里切斯在对科普兰和马丁的研究评论中指出，当相对价格和生产或消费主体发生变化时，这个式子的拉氏指数的替代偏差(Substitution bias)是明显的，他建议使用连锁拉氏指数会把替代偏差问题降低一些，连锁指数的方法在肯德里克和丹尼森(Kendrick,1961;and Denision,1962)的研究中已经被用到。
测量全要素生产率最著名的方法是“索洛余额”法，即由于投入和产出可以直接观察到，用产出的变动减去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变动所剩余的部分来测度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人们研究发现这个生产率的增长指数不是拉氏指数的形式，而是迪维西亚指数(Divisia)，即与具体时间相联系的连续时间指数。在“索洛余额”法的要素测度中，指数大量地被采用，乔根生和格瑞里切斯在《生产率变化的解释》中引入不变质量投资品价格指数进行实证分析，消除了索洛模型中的不确定性，罗伯特霍尔(1971)提出了不同质量价格指数的概念，乔根生和格瑞里切斯把不同的劳动投入纳入不变质量劳动投入指数中去。这些指数的应用给新古典增长理论注入了活力，也给新经济增长理论以重要的启迪。
（二）基于指数方法的生产率变动分析方法
在生产率增长的研究历史上，指数的贡献多在如何准确测算上，而用来分析生产率变动的根源的研究却非常少。目前一些经济学家也利用指数方法对生产率增长作因素分析，使人们对生产率的增长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这里介绍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威廉·诺德豪斯的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分解方法。
诺德豪斯认为，准确的生产率增长测度应该基于行业考虑，应该是当前产出为权重的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的连锁加权指数(Chain Index)，而不是增长率或产出指数与投入指数的差。按照这种思想，他把总生产率可分为三部分：
(1)“纯生产率效应”(Pure Productivity Effect)。以基期产出或支出为权数计算不同行业生产率增长率，即固定基期产出或投入的权重，计算各行业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之所以称为“纯生产率效应”，表示在期初的产出或投入份额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值。
(2)“包莫效应”(Baumol Effect)，表示一段时期内各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和行业权重变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之所以称为“包莫效应”，由于包莫在其不平衡增长理论中阐述了许多产出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产出增长比较慢的生产率增长也比较慢。
(3)“丹尼森效应”(Denison effect)，表示基年权重和当前权重间的差异引起的生产率变动，即不同生产率水平行业间的再分配的影响。丹尼森认为，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转变会提高总生产率，即使两个行业的生产率都没有变化。
如果总产出记为X[,t]，各种投入记为S[,t]，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记为A[,t]=X[,t]/S[,t]，则
其中，k指基准期。上式右边第一项是纯生产率效应，第二项是包莫效应，第三项为丹尼森效应。
利用指数法对生产率增长的分析资料容易获得，推论简单明了，能够使人们产生对生产率变动因素不同于生产函数的崭新认识。
三、基于指数方法的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实证分析
（一）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基本情况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中的数据测算，1978年我国每个就业人口GDP（即劳动生产率）为902.6元，到2000年已达到3759.8元（按照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达6.9%，同期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为9.5%，这说明在经济总量显著增长的同时，效益也在提高。
如果基于指数的方法以产业生产率的增长为基础计算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得到稍微不同的认识。以各产业当期投入份额（这里指各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为权数对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加权平均，可得：1978～200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为7.3%，比通常的算法高0.6个百分点，可以认为我国真实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要比通常的认识略高一点。
（二）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动实证分析
这里利用诺德豪斯对生产率的分解公式计算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分析，计算的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见，1978～200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由于“纯生产率效应”的贡献率达49.20%，即假定1978年的各产业劳动力结构没有变化，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49.20%；由于基年和当前就业结构发生变化(the"Denison effect")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为44.73%，即假定我国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仅仅由于就业结构变动就对生产率增长贡献了44.73%；这段期间内由于内各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和行业权重变化之间相互影响(the"Baumol effect")而发生的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6.07%。
从时间序列上看，在三项变动中，纯生产率变动贡献度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从最初的25.64%到当前的140.16%，由于产业结构变动产生的对生产率贡献度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从74.51%到目前的负值，而它们交互作用对生产率贡献度变动没有明显的趋势。这一重要的迹象表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过程中，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动发生的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小，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行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
表1 各项对劳动生产率因长贡献度(%)
年份
纯生产率效应包莫效应
丹尼森效应
1979 25.64 -0.15 74.51
1980 11.88
0.00 88.12
1981 10.46 -1.39 90.93
1982106.84 -3.23 -3.62
1983 31.88 -0.28 68.40
1984 13.68 -0.59 86.91
1985 29.28
1.17 69.55
1986 17.84
0.95 81.21
1987 43.05
1.73 55.21
1988 53.44
3.98 42.59
1989
-133.19 -7.58220.77
1990 86.29
2.99 10.72
1991 65.77
3.68 30.55
1992 52.06
3.38 44.56
1993 35.08
2.48 62.44
1994 39.47
3.79 56.73
1995 38.58
2.51 58.92
1996 38.03
2.68 59.29
1997 59.02 10.32 30.66
1998 97.53 18.92-16.46
1999199.56 50.76
-150.32
2000140.16 37.37-77.53
平均 49.20
6.07 44.73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有关资料计算，以1980年为基准年。
与同方法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相比，中国生产率变动要素中就业结构变动对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偏小。威廉·诺德豪斯利用此方法对美国1978～1998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计算表明，在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就业结构的变化对生产率的贡献份额最大，占到62%，其次是纯生产率效应，占35%，就业结构和生产率的交互作用贡献占3.5%。当然由于两国数据口径的差异，结果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但反映的趋势还是明确的。可以认为，我国就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要求还不够，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打破就业市场种种约束，使人力资源充分流动，才能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
四、结论
基于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因素分析可以看出，1978～2000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变动中平均49.20%来源于纯粹生产率的提高，44.73%来源于就业人员的产业间变动，由产业结构变化和生产率提高共同造成的贡献度为6.07%。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人口产业结构调整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但从时间趋势上看，这个冲击力正越来越小；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1978～1998年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就业结构的变化对生产率的贡献份额占到62%。数据比较中可获得这样的结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人才的流动对生产率提高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改革开放给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巨大的契机，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必须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使人才资源能够充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