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与美学看京城的建筑象征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城论文,美学论文,化与论文,象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4)03-0130-20 今天的题目是“从文化与美学看京城的建筑象征体系”。大家都在北京读书，到了北京一定要去看天安门，看了一定有很多感想，我今天就从天安门讲起，希望通过这一题目，提供一个可能与大家看天安门不同的角度。这里是政法大学，我们的国徽上就有天安门图案，不妨比喻一下，说天安门具有作为国家大法的宪法之性质。问为什么要有一个天安门，与问为什么要有一个宪法，具有相同的意义。 一、作为民族建筑象征的天安门体系 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一个首都，为什么在首都里需要一个建筑的象征体系？也就是说，为什么用一套建筑的方式来象征一个国家？然后再想一想，一个象征体系服务于怎样的目的？在这套建筑象征体系里面，它有什么样的文化内容？与这个民族的心理有什么关系？这样在看天安门的时候就可以有更为宽广的联想。图片上是天安门的整体，一个建筑象征体系，不妨将之称为“天安门体系”： 图里天安门广场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是在1977年才建的，如果要回到天安门体系的原初，必须将它忽略不计。现在我们来看天安门体系：最北面的是天安门，最南面的是前门，西面是人民大会堂，东面现在叫国家博物馆，初建成时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的整体结构，即天安门体系。用这一套建筑体系来象征新生的共和国，实际上就是要用建筑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共和国的自我定义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天安门体系就像宪法一样，宪法是用法律的方式对国家的性质进行定义，天安门体系是以建筑的形式对国家的性质进行定义。它定义了什么？这就要通过对建筑进行分析，天安门体系有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广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二是纵轴上的天安门和前门，三是横轴上的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四是广场中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四个因素表现了什么？这就需要从历史上去研究。 首先，广场是天安门体系中最重要的。广场在整个中华文化里面是没有的，不是中国的建筑形式中没有方形空间，而是其方形空间没有作为现代意上的广场功能，运用广场一词时也不是用来指这种特定的矩形空间。广场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来自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空间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露天会议。这里有一大串复杂的历史故事，长话短说，广场在西方文化中有两个作用，一是政治公共空间，二是交通的交汇之地。天安门广场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形成的，是一个新型的现代政治空间。这样的广场在中国出现，是晚清和民国的事。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出现了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城市，这些城市，无论完全由外国规划新建，还是在旧有城市上扩建，具有西方理念的广场出现了。民国以后，全国各城出现了拆墙运动，广场又在这运动里涌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就是把围着天安门左右两边的城墙拆掉之后，形成了一个政治空间的广场。民国时期，南京和上海都没有广场，而在国民党主导的南京和上海的城市规划里，都设计了巨大的广场。在共和国以后，随北京把天安门广场扩建成了世界第一大广场之后，全国的省会城市都有了作为政治空间的广场。任何一个建筑形式都有各自的功能。如果不把握住它的功能，随意挪用就会产生意外的效果。整个中华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可以说是从衙门中心到广场中心的演化。就是说古代的城市中心是衙门，而现代的城市中心是广场。古代的衙门紧密地关联着古代社会中的官民关系。古代的官是父母官，民是他的子女，民对父母是尊敬的，衙门的造型方式定义了这种官民关系。所以当你进衙门时，应当正如衙门前的木牌上的大字提醒的那样，要“肃静”、要“回避”。但是一旦有了广场这种西方的政治空间形式，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从五四运动到到一二·九运动到二十多年前的学运，学生游行，一定要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去。你问他们，你在动物园游一游行不行？回答肯定是不行。而警察一定要阻止学生到广场，你问他们为什么阻止学生到广场去？让他们游一游行不行？回答也一定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学生不知道，警察也不知道，这是广场作为政治空间自然而然要发挥出的功能。如果创造一种空间而不了解其本有的功能，它会产生一些大家本不想产生的效果，这是我们要建造空间形式时应当慎重反思的问题。天安门广场成为如今这样大的广场，是共和国之后的成果，民国时期的天安门广场只是紧靠长安街上的一小块。从这一小块矩形空间到前门，有一条狭窄的长街，叫千步廊，两边是以前朝廷的六部。这些整个地都被拆掉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就产生了。这里我们且先记住一点：有了天安门广场之后，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以广场为中心的。中国的城市变成以广场为中心，又是晚清以来的城市空间一系列变化的必然结果，这里有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丰富内容。 第二，整个天安门广场上四个大建筑，从天安门到前门到人民大会堂到国家博物馆，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呢？对建筑，首先可以从体量形态看，一个建筑，是水平线大于垂直线还是垂直线大于水平线？凡是以水平线为主的建筑，是与一个文化的理性精神相关的，比如说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建筑，都是水平线大于垂直线的，意味着这是两个具有理性精神的文化；凡是垂直线大于水平线的建筑，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基督教哥特式教堂，则都有向往天空的情怀。这是最基本的一点。从这一点来看，天安门广场的四个建筑都是水平线大于垂直线的，内蕴的是一种中国型的理性精神。纵轴上的天安门和前门，把中国传统原有的建筑直接搬用了过来，但加入了一些重要的现代元素，比如天安门前门有了毛主席的像，两边有了标语，为了广场观礼和游行仪式增建了天安门城楼两边的观礼台。横轴线上的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是西方式的建筑，西方建筑有两个主要原型，以几何柱式为主的希腊神庙和以三角形和穹顶为主的基督教堂，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都是以柱式为主，只是在一些地方，如屋檐和顶部装饰，加进了中国的建筑元素。总而言之，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个建筑，纵轴线上突出了中国传统，横轴线上彰显了西方形式，这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它反映了共和国的一个基本理念：融会中西，走向世界。 最后，是天安门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高37.94米的纪念碑同样体现了对中西建筑的融会，让人想到中国的高石碑和西方的纪念碑，但中国元素占有了主导地位，由下部的白玉栏、碑身浮山花岗岩和上面的四坡庑殿顶显出。在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一个点题的作用。整个天安门体系体现了现代中国的新生，新生的现代中国要对自己现代以来的历史作一个定义。这一定义主要由纪念碑来具体化。 纪念碑体现了共和国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主要由碑身的碑文和碑下方的十块浮雕体现出来。碑文显示了主题：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十块汉白玉的浮雕则具体讲述了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关节点，构成了共和国前期关于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经典性结构。第一块浮雕是“虎门销烟”(碑东之北，曾竹韶主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始。其次，是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碑东之南，王丙召主持)，在共和国前期历史观念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再次，是“武昌起义”(碑南之东，傅天仇主持)，它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然后，是“五四运动”(碑南之中，滑田友主持)，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五四运动对中国宏大叙事的意义。接着，是“五卅运动”(碑南之西，王临乙主持)，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再下来，是“南昌起义”(碑西之南，萧传玖主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立了。之后，是“抗日游击战”(碑西之北，张松鹤主持)，共产党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成长壮大。最后，是“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由三块浮雕，“支援前线”、“顺利渡江”、“迎接解放”组成(整个北面，刘开渠主持)。这组浮雕显示了如下的特点：首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用这样的八大事件来进行总括的，这代表了共和国前期的宏大叙事的基本结构。其次，它的风格，是苏联型的现实主义风格。第三，每一个浮雕里都没有领袖人物：在鸦片战争里面没林则徐，在金田起义里没有洪秀全，在武昌起义里也没有黎元洪，在五四运动里同样也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因而它是一种人民叙事。在共和国前期的主流意识形态里，究竟应当怎样定位领袖与人民的关系，还处在探索之中，人民英雄纪念碑，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 宏大叙事关涉到中国现代性的定位，也关系到民族象征体系的理论支撑，同样关系到对京城建筑象征体系的理解，因此，这里再讲一点它在以后的演进。 前面讲了宏大叙事中有一个领袖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纪念碑突出的是人民，而后来的文革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突出的就是领袖。以五大革命圣地的叙事结构表现出来：首先是韶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生的地方，红太阳升起的圣地；其次是井冈山，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立共产党军队后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再次是遵义会议，那是毛泽东取得共产党中实际领导权(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的圣地，中国革命从此走向正确方向；然后是延安，那是毛泽东既在实际上又在名义上获得党的领导地位的圣地，中国革命在这里开始了跨越式的发展壮大；最后是天安门，在这里，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宏大叙事，从“文革”前的纪念邮票开始出现，1961年7月1日发行的(纪88)“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邮票(孙传哲设计)，同年7月20日，以“革命圣地图案”为名，发行第一版(普11，万维生设计，孙鸿年等雕刻)四大圣地邮票开始探索，到文革的1971年，“革命圣地图案”邮票一共发行了四版，但更为重要和影响更为巨大的是“文革”开始后广为发行深入各地的关于五大革命圣地的纪念章，有的是五枚纪念章各一圣地组成一套，有的是五大圣地合在一块纪念章里。这是通过突出领袖来展开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2005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立项，获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支持，2006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施办法》，实施所列共100个选题。当年共收到国内外1000多艺术家申报的创作选题600多个，2007年4月1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入选创作者名单》，最后形成作品104件(油画53，国画33，雕塑18件)。2008年9月22日，由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共同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作为“向祖国汇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系列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新中国60华诞献礼。“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是对中国现代性的第三次宏大叙事。整个工作从最初公开列出的100个选题到最后成果的104件作品，有个别的微调，但基本的思路不变，均呈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新基调。这个叙事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这里只讲与本题相关，在对原有宏大叙事结构的多样性丰富性展开中内蕴的问题。且以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为例，就有“虎门销烟图”(油画)、“金田起义”(油画)、“火烧圆明园”(油画)，“江孜抗英”(雕塑)、“洋务运动·留美幼童”(中国画)、“洋务运动·江南制造局”(油画)、“阿里山的抗日斗争”(油画)、“公车上书”(中国画)、“戊戌六君子祭”(油画)、“义和团血战廊坊”(中国画)、“蔡元培与光复会”(油画)、“詹天佑修京张铁路”(雕塑)、“武昌起义”(油画)、“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群像”(油画)……但在这一丰富的展开里，我们现在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纪念碑叙事中的关键点和人民主题，被包括了进来并进行了新的提升；第二，圣地叙事中的领袖主题，被包括进了，并进行了新的改写：在虎门销烟里有了林则徐，在金田起义里有了洪秀全，在辛亥革命中有了孙中山……这里面具有很丰富的思想内容，今天只让大家思考一点，即里面内蕴的中国民族性格。虽然重新叙事了，但仍要把以前的东西放到里面来，它并不否定前人，只是发展前人。也如改革开放，苏联的改革开放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对我们错还是我们对他们错，我想，不妨换一种思路，是民族性不一样。新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否定纪念碑上关键的点，也没有否定对于领袖人物的歌颂，而是把它纳入一种新的视野，一方面让自己与历史融为一体，另方面让历史在新的视野中得到更深的理解和提升。在这一宏大叙事中，也可以感受到中西民族性之间的差异。比如在西方文化里，后来的哲学家总是把前面的哲学家说得一无是处，然后再吹嘘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中国人面对祖先是尊敬的，只说我们继承和发展。继承当然不是固守在那儿，但是我们对前人是尊敬的，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套路。知道了这个套路，具体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看在这一宏大叙事里辛亥革命以后的艺术作品。另外需要讲一下的是，中国现代性还在过程之中，是没有完成的，因而宏大叙事还会不断地重写，再过二十年五十年，又会有新的宏大叙事出现，大家就可以思考，怎么样去写我们的现代史。这在整个中国现代性里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无论怎么样，我想，第一，在纪念碑上的重大事件都会保留下来，仍然是作为关键点，只是会得到重新叙述与新的时代提升，而这，又表明了纪念碑的叙事本身具有的内在厚度；第二，由宏大叙事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理解天安门体系中内蕴的民族性格。 宏大叙事在许多国家都有，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中心广场附近的墙上有巨型长幅图画，从德意志民族的最早历史开始，历代帝王一个一个地出现，用帝王史来讲述整个民族史。在吴哥窟里面可以看见关于柬埔寨民族的宏大叙事，是一个带着宗教色彩的故事。面对纪念碑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些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特点，以及它演进到今天的历程之中包含的继承和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现在回到天安门问题上来，天安门体系在当时的涵义是什么呢？不妨从当时的两首诗歌来看看。一首是1959年天安门体系建立之时，大诗人郭沫若的《颂北京》： 浩浩荡荡，大大方方；巍巍峨峨，正正堂堂； 雄雄赳赳，礴礴磅磅。轰轰烈烈，炜炜煌煌； 国风浩浩，文采泱泱；革命壮烈，历史悠长。 凤城如海，绿化汪洋；丰碑几立，极建中央。 红旗灿烂，迎风飘扬；五星灼烁，万丈光芒。 天安门上，党声皇皇；多快好省，挺起脊梁。 全国团结，济济翔翔；流金铄石，举国腾骧。 和平共处，有纪有纲；东风永畅，天地低昂。 这用的是古典诗歌经典《诗经》的四言格式写的，呈显庄重。另外，共和国前期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雄伟的天安门》： 雄伟的天安门 雄伟的广场 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打从这面战旗从这里升起 中国人的心中 从此充满阳光 从此充满阳光 雄伟的天安门 宽阔的广场 领袖建立革命队伍的地方 每当我们从这里走过 都会感到胸怀宽广 雄伟的天安门 壮烈的广场 各族人民纵情敬仰的地方 虽然我们住在祖国各地 颗颗红心都朝着这个方向 都朝着这个方向 都朝着这个方向 这两首一个是古典的，一个是大众的，都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天安门体系的意义。到这里为止，大家对民族的建筑象征体系，有了一定的理解。为了推进这一理解，我们再换个话题：当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民族象征体系？ 二、梁陈方案与天安门体系 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对于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民族象征体系，政治精英和建筑精英是有不同观念的。当时建筑学界最大的权威梁思成与另一著名建筑学家陈占祥，提出了一份《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简称“梁陈方案”。要求保留完整的故宫不动，在北京西边城外另建一个中心，空间位置是东至月坛，西到公主坟，南到莲花池，北到动物园的范围。具体是这样：最南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楼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大楼，其纵线向北的长安街边上是政务院大楼，再北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各部委大楼安置在这一中轴线的两边。 这是一个与天安门体系不同的建筑象征体系方案。“梁陈方案”在与天安门体系的竞争中被否定了。支持天安门体系的，除了政治精英和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巴兰可夫)，还有中国建筑学家华兰圭、朱兆雪、赵冬日。但中国政治精英和苏联专家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天安门体系就成为了历史事实，而“梁陈方案”只是一个纸上方案。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梁陈方案”，有不少人写论著，认为“梁陈方案”是最好的，并为之停留纸上深表叹息。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大家可以想一想，究竟是天安门体系好还是“梁陈方案”好？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问题。如果纯粹从美学上讲，谈到审美、谈到趣味，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你觉得好它就是好。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建筑象征，究竟是哪个好？就要有一个理论标准。即作为民族的建筑象征它应该表现什么？从这一视点看，民族的建筑象征要有三个要素：第一，它呈现为一种建筑形式；第二，建筑形式要符合政体结构：第三、建筑形式要符合以国家的性质和理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就第一点讲，各国首都(无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是开罗还是新德里)其建筑形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一点是建筑形式要与政体结构相符合。我们先用这两点来比较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就这两项来讲，天安门体系不如“梁陈方案”。因为“梁陈方案”的建筑形式和政体形式在整体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天安门体系呢？天安门城楼是一个中心，到了天安门城楼以后还要拐到西边才找到新华门，新华门里面才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点。新华门那个地方本来是墙，中华民国成立了之后，南北和议里故宫留给溥仪一家住了。于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就在新华门那里开了一个门，把总统府放在中南海，但是袁世凯并不想永住在中南海里面，他是想要到太和殿里面去当皇帝。因而只是暂住。因此，建筑中心的天安门与政体中心的中南海在空间结构里就有一点“别扭”。而在“梁陈方案”里面，中央主要部分与各部委井然有序地形成一个完美整体。此外，每当外国国家首脑来华访问之时，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哪里举行欢迎仪式？人民大会堂前。天安门是一个中心，但是欢迎仪式，却在中心西面的人民大会堂前进行，这也是有点“别扭”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天安门体系是从无到有的原创，那么按照现代理念，人民大会堂应该放到天安门城楼后面，但现在其后面有故宫，又不能拆掉，因此，就只有放到西边了。从而给人在感觉上就有一点问题。因此，就这两项来说，即在建筑形式和政体结构之间的配合上，“梁陈方案”优于天安门体系。但在最后一点即象征仪式上呢？可以说，天安门体系是在这里胜出的。 任何一个国家成立了，都要颁布一套节日。通过节日庆典把国家意识形态灌输到广大人民心里面去。比如说，当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就马上颁布了节日：1月1号阳历新年，2月12号南北统一纪念日，4月8号国会开幕纪念日，10月10号武昌起义纪念日，10月25号云南倡议纪念日。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重新颁布了一套节日：1月1号中华民国成立，7月1号国民政府成立，7月9号国民革命誓师日，10月10号是国庆，10月20号是总理诞辰，3月10号是总理逝世纪念日，3月29号是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日，其他还有妇女节、儿童节等一系列节日。共和国成立了，同样照此办理：3月8号国际妇女节，5月1号国际劳动节，5月4号青年节，6月1号国际儿童节，7月1号建党纪念日，8月1号是建军节，10月1号是国庆节。人民群众在过节的时候，国家意识形态以生活形态的方式进入人民的心灵之中。相对于天安门体系，“梁陈方案”的一个缺点就是对于节日庆典这一国家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节庆象征形式关注不够。共和国的庆典里，最重要是十一国庆的游行仪式。但“梁陈方案”没有为游行仪式提供巨大的广场，甚至游行仪式的路线设计都没有。这透出了梁陈的政治觉悟不高，对于意识形态理解不深。建筑的民族象征一定要完美地表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可以从一首歌里体现出来：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我们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只要我们跟着他前进，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只要我们不跟着他前进，我们的事业就要受到挫折。因此，塑造出了一个伟大的领袖的形象，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领袖形象，这是共和国意识形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这一伟大形象需要通过国庆节的游行仪式反映出来。这在董希文的名画《开国大典》中体现了出来，画中毛泽东一人站在前面，面对广场上的游行队伍宣读讲稿，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林彪等分成多排，站在离毛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并不是严格上的历史事实。从开国大典最有名的摄影作品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讲话时，其他领导人是以一个半圆形围绕他的，这已经是在众多的摄影作品中选出的一张最能突出领袖的图像了。但这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人民心理还是有一些距离，而董希文的油画，则完全站到了当时的思想高度。在对摄影和绘画进行比较之后，可以说，董希文的画，并不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它比历史的真实还要真实，它反映了共和国前期亿万人民心中的一种心理真实，只有这样画，才能够把伟大领袖的伟大之处体现出来。从这幅画里，可以知道天安门体系为什么要中选了。天安门体系的中心是天安门城楼，这一建筑形式的最大优点，就是形成了建筑上的空间视角的俯仰关系，伟大的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下面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下仰望我们的伟大的领袖。在这种建筑审美的俯仰关系中，共和国前期意识形态的核心，不需要理论说教和理性思考，在游行仪式进行的俯仰结构里，就从感情上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里面去了。这就是西方美学家讲的美学的政治化或政治的美学化。由此可知，具有俯仰结构的游行仪式对于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来说是很重要的，而这个重要性，梁思成在设计他的“梁陈方案”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以天安门城楼为核心的仪式美学的意义，在文革之中再一次典型地体现了出来。在文革前夕，毛泽东路线在中央里的支持度是少数，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路线是多数。如果要投票的话，中央委员大多数要支持刘少奇。于是毛泽东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发动期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其中有两次是在吉普车上。从当时广为发行的图像可以看到，毛泽东站在吉普车上向广场上广大红卫兵挥手的效果，与在天安门城楼向城楼下的红卫兵挥手的效果，完全是一样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或吉普车上俯视广大的心潮澎湃的红卫兵，广大的红卫兵高呼口号万分激动地仰望我们的伟大领袖。正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就在全国各地迅速燃烧起来，很快地摧毁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天安门广场历史上的美学效果，可以知道天安门体系被选中，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其中的。天安门体系内蕴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现实、文化内容，仅从上面已经讲到的方面来说，天安门体系里有对莫斯科红场体系的模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苏联军队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多达八千多万，中国是一千多万，美国两百多万，英国两百多万，德国三千多万。苏联红军成了死亡之最，为什么他们那么勇敢地战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伟大的领袖斯大林，世界历史的规律都装在伟大领袖的肚子里面，只要跟着伟大领袖前进，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英勇的苏联。当希特勒的军队快打到莫斯科的时候，伟大领袖斯大林在红场检阅了苏联红军，红军官兵列队接受检阅之后，直接开往战场。红场检阅中美学上的俯仰结构坚定了苏联红军的信心，提高了苏联红军的气势。红场体系对于塑造一个伟大的领袖起了巨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美学符号，激发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奋发图强，力争上游，其效果是不可低估的。我们看到，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很多非西方国家在追赶西方而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容易产生对领袖的崇拜。现代性是从西方兴起的，在西方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其他的非西方国家是被西方拖进现代化的，拖进了现代化之后它的整个文化与现代化是有一些冲突的，在一定因素的作用下，往往会产生需要领袖这样一种方式。不少后发的现代化国家都运用过这种方式，像德国俾斯麦、希特勒，埃及的纳赛尔，朝鲜的金日成都曾担当了领袖角色。他们塑造领袖的方式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包括对美学形式的选用上。 领袖相对于皇帝肯定是一个进步了，不少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经历了从皇帝到领袖，再到有任期领导人这一过程。从这一视点看，共和国前期的中国还处在现代化的领袖阶段，天安门体系能够胜出的重要关键之一，是最好地符合了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对象征仪式的需要。“梁陈方案”的失败处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在这里。梁思成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非常伟大，但对时代的政治思想却觉悟不高。这导致了梁思成在共和国前期的一系列主张的不断失败。比如，建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说广场不应该修那么大。并论证说广场这么大，人进去了就像一粒沙在海里面，完全被淹没了。这里他说的人，还停留在西方民主社会中的个人上，而共和国前期的人，是作为整体之一的人，强调的不是这个整体之一的人的之一，而整体之一的人形成的整体，是作为整体的人民。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作为政治空间，不是要塑造个人的力量，而是要塑造人民的力量，天安门广场容纳十几万的人民群众，形成一种巨大的人民的整体感和力量感。 还是回到民族的建筑象征上来，从民族建筑象征的三条理论标准看，天安门体系与梁陈方案各有优劣，但三条之中第三条即象征仪式是最重要的，抓住了这一项就可以成功，抓不住这一项就会失败。因此，从总体上看，天安门体系要胜过梁陈方案。不过，首都的建筑象征体系不仅是京城模式的组成部分，决定了象征体系就决定了整个京城模式，在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的比较中，由于天安门体系是在第三项上优于梁陈方案而胜出，只可以说，在象征体系上天安门体系优于“梁陈方案”，由于天安门体系在第一第二两项上弱于梁陈方案，而这两项又与京城模式紧密相连，可以说，梁陈方案由于在第一第二两项上优于天安门体系，这一优于更体现在要保留故宫整体而另建新的中央政府区，从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京城模式。由梁陈方案而来的京城模式是一个具有两个中心的京城模式，而由天安门体系而来的京城模式，是只有一个中心的京城模式。北京以后的发展，由一个中心展开，还是由两个中心展开，是完全不同的。北京在现实中选择了天安门体系，即选择了一个中心，以后的发展，当然就只能是如现实已经呈现的那样，围绕着一个中心画成大圈圈了，那就是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六环路……的环环圈圈地扩展。而天安门和故宫在北京的中心，交通是很有问题的，环环圈圈地发展之后，一系列的问题都由一个中心产生。试想，如果京城模式像梁陈方案那样在两个中心基础上发展，进而会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北京，整个京城的面貌是大不一样的。梁陈方案与天安门体系的比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就其中的两个关键项来讲，在京城模式上，梁陈方案高于天安门体系，在象征体系上，天安门体系要高于梁陈方案。今天我主要讲的是象征体系，而之所以要同时讲一下京城模式，是希望让大家注意，很多问题是很复杂的，看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只从某一点去看。 再顺便讲一讲，从京城模式看，天安门体系是放在什么地方的。我们看看古北京地图，就整个北京城来说，最外面一圈是京城，城墙围起来的是京城，黄颜色围起来的叫皇城，最中间蓝颜色围起来的叫宫城，从午门开始里面叫宫城。整个中国的古代是一个成套结构，天安门体系正好是在天安门的前面，正好是在皇城里面，在皇城和宫城之间，处最中心的位置上。这里，又可提出很多问题，比如在梁陈方案为什么低于天安门体系的问题上，中国的现代化是由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你在天安门上走，当后面有一个宏伟故宫时，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走在梁陈方案里的中央政府区前，就没有这种历史感。所以，建筑象征体系实际上还内蕴着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没有来北京之前，以为天安门是天安门，故宫是故宫，但我1982年来北京读研究生时，到天安门一看，才发现天安门城楼实际上是故宫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想一想，从观念上讲，故宫是古代中国的象征体系，天安门体系是现代中国的象征体系，是分开来的。但是就建筑上来说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有建筑实际与观念体系之间的龉龃，大家看一看故宫，再想一想天安门体系，就会知道里面的关系是非常的复杂。 现在请大家把关注点放到象征体系上来。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有很多差异，故宫和天安门，一个代表古代中国，一个代表现代中国，有很多差异，但他们也有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进一步讲，故宫、天安门体系、梁陈方案，三者有很多差异，但也有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中轴线。故宫里，从前门到午门到太和殿，是一条中轴线。天安门体系，从前门到纪念碑到天安门(包括现在在前门与纪念碑之间的毛主席纪念堂)，也是一个中轴线，梁陈方案，它还是按照中垂线来塑造的，前面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间中政务院、最后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形成标准的中轴线。虽然这三个民族象征体系有种种的差异，甚至很多时候有质的差异，但在最核心上，却英雄所见略同，都有一个中轴线。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有多聪明，在建筑上多有天才，你让他来设计一个京城的象征体系，他就给你搞个中轴线出来？ 三、作为民族建筑象征的南京首都计划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可以看看国民党的首都规划。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同年10月中华民国进入训政时期，用何键在《首都建设》1929年10月(第1期)上“题词”的话来讲，是“训政肇端，首重建设，矧在首都，四方是则”。国民政府命令“办理国都设计事宜”，启动了首都规划。在行进过程中，一共出了三套方案，首先是由属于桂系的何民魂市长主导的《首都大计划》，然后，吕彦直撰写了《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1929发表)，最后是由孙科(1891-1973)和墨菲(Henry Murphy，1877-1954)①主导的《首都计划》。这三个方案在中央政府区(当时的术语叫中央政治区)的选址上各不相同，《首都大计划》的初稿和二稿，将之放在玄武湖西的紫竹林，第三稿时蒋系的刘纪民代替何民魂作南京市长，主导定稿工作，把中央政府区放在明故宫前，与吕彦直发表的《草案》选址相同。而在由孙科和墨菲的《首都计划》中则放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前。三种不同的中央政府区的选址，主要体现的京城模式的不同，不在这里讨论，而在象征体系上，吕彦直的《草案》是中轴线式，《首都大计划》最后定稿与吕的选址相同，应也是中轴线式，由孙科主持的首都建设委员会主导，最后由国民政府发布的《首都计划》，最具权威，也是一个中轴线式。首都规划后面还内蕴着各种复杂的政治和美学内容，然而，无论怎样，三个规划都采用中轴线。这里须提一下制作《首都计划》的学术上的主导者墨菲，这位美国耶鲁毕业的建筑师从投入中国的大学校园计划后，就钟爱中国建筑文化，在设计了一系列中国风格的建筑(如湖南雅礼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之后，对中国建筑的精髓，日益得心应手。因此，他做《首都计划》时，已经完全在中国型的建筑思维里运行，孙科也是城市规划的行家里手，在广州非常国会参议院当秘书期间(1918-1920)就撰写了《都市规划论》(1919)，这是中国第一本这方面的论著，他当时很快出任广州市长(1921)，定都南京后立即进入首都建设委员会主导工作，都应是与他的这一才能相关。孙科与墨菲心心相应，而呈出的中央政府区，与吕彦直一样，也是一个中轴线式。虽然从京城模式上看，墨菲的方案把中央政治区放在城外，呈现了一个多中心的结构，最具有现代意义，但从象征体系上看，由于孙科把当时的党斗内容放进了象征体系，把中央党部放到中轴线的顶端，因此，如果从超越一时的党争内容，更纯正地体现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现代性思想来看，吕彦直《草案》有更深的意义，也更符合孙中山的中国现代性路线图。从《草案》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过程中重塑民族建筑象征形式时的一些共性。吕彦直是民国时期一个非常天才的建筑师，大家如果要了解吕彦直，可以到南京看中山陵。吕彦直的中山陵方案在全球竞标中胜出。大家如果去过中山陵的话可以回想一下，当走到中山陵第一层门的时候，想一想里边会是什么，大多不会出乎你的意料；当你走到第二层门的时候你再想一下会看到什么，一般的人也能猜得到；但是到了第三层门的时候你再猜猜你会看到什么，这时很难想出来，而且一进去会有出你意外的惊震，这就是他的天才之处。另外，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也是他设计建造的。他之所以这么早就去世了，就是因为在建造中山陵的时候为了革命，夜以继日地工作，中山陵还没有修好他就去世了，所以非常可惜。现在我们来看他的首都规划，如图： 首先，是极大之广场，然后是民生塔，也叫建国纪念塔，纪念鸦片战争以来为中国现代化而牺牲的英烈。沿民生塔周围放射出十二条道路，象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民生塔后又是极大之广场，广场前设国民党的五个主要部门：中央政府、行政院、主席公署、立法院、司法院。五部之后又是极大之广场，广场前有总理(孙中山)像，像后面是国民大会。民生塔、五部大楼、国民大会楼构成宏伟的中轴线，一系列重要建筑如国民美术馆、中央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和先烈祠，对称地安置在五部大楼和国民大会大楼的两边。如果把吕彦直的《草案》与天安门体系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国民大会大楼前的总理像就相当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而国民大会堂是放在后面的，为什么要放在后面？盖因为所有的后现代化的国家都是模仿已经现代化的国家，而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走的是宪政道路，所以后现代化国家都是朝这个地方前进的。
国民党有一个现代化的路线图，分三步。第一步是军政，就是通过武力推翻反动政府(最初的满清政府和后来的北洋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第二步是训政，通过国民党的先进分子将三民主义灌输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让人民群众有现代化的觉悟；有觉悟之后就是宪政。在这样一个路线图中，国民大会就是放在最后面的。同样的，共和国的宪法里面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如果说把最高权力机构说成是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什么部门，是违宪的。不管现实情况怎样，作为一个具有现代化理念的宪法必须这么写，也确实是这么写的。从吕彦直的《草案》中可以知道，按照这样一种理想性的方案，如果天安门后面没有故宫，人民大会堂就应该放到后面去。但是建筑的复杂性就在于一种建筑一旦存在而且具有自身的宝贵价值就万万不能拆除。由于天安门体系所在的空间位置里，不能将故宫拆掉，人民大会堂也就放到西面来了。然而放到西面后，正如前面所讲的，每当外国首脑来了要举行欢迎仪式，在空间结构上就觉得有点别扭。回归正传，让民国时代的建筑天才吕彦直来搞民族的象征体系，他一样地搞出的是中轴线，所以凡是中国人，无论他多聪明，都会搞出中轴线来。为什么让中国人来搞就要搞中轴线？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这样，南京《首都计划》的直接模仿对象是美国，其实美国的民族象征体系就不是以中轴线为核心的。且让我们看看美国首都的民族象征体系是什么样的。 四、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民族象征体系 华盛顿特区由法裔美国人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1754-1825)设计。其父是凡尔赛宫的宫廷艺术师，他就在其父任教的巴黎绘画雕刻学院学习，于1777年(23岁)到美洲殖民地作军事工程师。他参加美国革命，并成为华盛顿元帅的朋友，1790年华盛顿特区成为首都，1791年华盛顿请其作首都规划。同年完成。在象征体系上，朗方的设计是以仁金斯山为基座的国会大厦为中心，虽然沿国会大厦东至安河西岸，西至波河东岸形成一条东西轴线，然而这条轴线只有京城结构的意义，而与象征体系无关。朗方的象征体系，是以国会大厦为中心，两条放射线伸向西北和西南，这一对称显示了国会大厦的宏伟，然而国会大厦却并非独尊，在西北斜线上，是白宫②，在国会大厦向西伸向波河东岸的轴线上，是开阔的绿地(后来形成绿茵广场)，这样国会大厦和白宫是两个政治中心，国会大厦1783年动工，白宫1792年动工，二者在1800年同时落成。从而，国会大厦、白宫、绿地，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其他各种重要政治和文化建筑安入其间，这是最初的美国京城象征体系。1871年，西普赫德(Alexander Robey Shepherd，1835-1902)主持华盛顿的建设工作。他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国会大厦向西延伸的轴线与白宫向南延伸的轴线的交汇点上，修建了华盛顿纪念碑(1833年国会通过建案，1848年动工，因南北战争停22年后于1876年再动工，1884年建成)。这样，国会大厦、白宫、华盛顿纪念碑，三大标志性建筑，构成了美国京城象征体系的核心。白宫在三角形的北边，白宫的垂直线下面就是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的平行线平行过来就是国会，从白宫到国会大厦形成三角形的斜边，这条大街叫宾夕法尼亚大道，美国每年的国庆节就是独立日，7月4日的游行队伍都是从白宫门前的一个小花园开始，通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游到国会大厦结束。在华盛顿纪念碑周围有一系列的纪念性建筑，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罗斯福纪念园，还有越战纪念场和韩战纪念场，形成一个纪念区。由于林肯纪念堂在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向西的延长直线上，被误认为三者构成中轴线，还有杰弗逊纪念堂在白宫与华盛顿纪念碑向南的延长直线上，也易被误认为三者构成中轴线。其实有了纪念区群的概念，这一误解很易澄清。
美国首都的三角形内蕴着什么呢？ 有这样一个笑话，当一个法国人遇到一个美国人，法国人就要嘲笑美国人：当你们说到你们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时候就不知道你们是谁了，那时候还没有美国。美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当然在这一笑话中，美国人也会反唇相讥，回击道：当你们法国人说到你们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时候，你们就不知道你们姓什么了，因为法国的婚姻在外国人看来比较乱。总而言之，美国历史太短，乏宝可陈，但美国的国会大厦是个什么样的建筑呢？国会的建筑主体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典——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圆形穹顶，顶的鹰，是美国的象征。这是西方现代化起步的一种主要建筑类型。美国的国会和美国大部分州的议会的建筑形状都是这种形式。在欧洲也可以看到许多这种形式的建筑。再来看白宫，它的突出特征就是希腊柱式的。美国几乎没有历史，于是在象征建筑上就苦心孤诣地搞出文艺复兴和古希腊的经典样式出来。但古希腊距今才两千多年，所以西方人在和别人比历史的时候，与中国比不过，与印度也比不过，从而他们不停留在古希腊上，而总要追溯到古埃及，华盛顿纪念碑就是一座标准的古埃及的方尖碑。此至，美国的建筑象征体系具有了辉煌的历史意蕴。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总而言之，当其他国家要做建筑象征体系的时候，并不是都要做成中轴线。为什么中国人要搞中轴线，美国人要搞三角形呢？我们可以猜测一下，比如，由中轴线可以想到其是否与从古到今一元化的管理方式有所相似，从三角形可以想到其是否与西方民主的权力制衡有所关联。这只是从建筑与政治的关联上运思，这种关联有它的道理，但仅这一点又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如果从哲学层面看，中轴线的中，在空间上意味着建筑所在之中与四面东南西北的关联，并由此伸向无穷的远方，在时间关联着春夏秋冬的循环，并在循环中保持住自我和中国的宇宙时空统一体观念，而宇宙两字都有宝盖，是用房屋来象征的，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显示了人所居住之房与宇宙天下的关系。西方三角形与西方的几何学思维有关。欧几里得几何学用几条公理就推出了整个体系，是一切西方科学的一个范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三角形，但一切三角形都服从三角形定义。三角形是稳定的，但三角形的规律及其运用又是要用严格而明晰的逻辑来证明的……三角形里有西方思维的明晰追求，实体定义、逻辑推理、规律把握等一系列特征。总之，由中轴线和三角形可以展开为一系列中西不同的哲学思想，以及由哲学思想而来的美感特质，讲下去会离本题太远，但必须讲一讲，目的是要让大家清楚，民族的象征体系虽然与政治理念相关，但不仅与政治理念相关，还有更多的关联，看问题切不要狭隘化和凝固化，而要从多方面去看。 知道了有中轴线和三角形的区别后，应该想世界的建筑象征体系的差异不仅在中轴线和三角形上，还与更多的类型，以及各种类型后面蕴藏的美学和文化的意蕴有关。如果我们去印度去埃及去南非去巴西，就会发现每个民族的建筑象征体系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再回过头来看天安门体系，就可以体悟到更多的东西。 五、天安门体系在改革开放后的演变 天安门体系是一个共和国前期的体系，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这不同一定会反映到象征体系上来。共和国前期的天安门和改革开放后的天安门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天安门体系的变化是从一个偶然事件开始的。1971年的913事件让天安门前的游行仪式戛然中止。此年的9月13日，用当年中央文件的话来说，林彪“私调飞机，仓皇外逃，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在蒙古境内坠落，机毁人亡。还有十几天就是国庆游行仪式，林彪已死不能登楼，此事一时还不能讲(直到第二年中央文件才逐级地传达到全国)，为避免暴露林彪不在了的事实，此年十一把游行仪式改成了游园活动。虽然这是一个偶因，但是这偶然事件后面，却透出了历史潮流自身在慢慢地前进。改革开放以后，国庆不游行成了定规。如何重建民族的象征体系呢？ 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定会要求符合新思想的节庆象征形式，在重塑与天安门体系相适应的节庆象征体系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五个方面的演进：升旗仪式、联欢形式、检阅和游行仪式、祭奠仪式、广场转意。这五个方面中，前四个方面都与节庆仪式相关，后一方面与建筑象征相关。先看前四方面。 首先，升旗仪式经过十多年探索得到定型，到目前为止，是象征仪式中最为成功的一项，并成为象征体系的核心。突出国旗，让国旗的地位神圣化，并将之作为节庆象征体系的新探索或新转变。天安门广场的升降国旗，虽然从共和国成立之日1949年10月1日就开始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按下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底，升降旗由北京公安纠察总队负责，但旗杆下的保证国旗升降的电机由供电局管，因此，1951以后，任务转由北京市供电局主管，那时只有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重要大节日才升旗，1951-1976年具体升降旗任务由北京市供电局的一名工人师傅负责。改革开放在重思象征仪式的重建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7年至1982年底，由北京卫戍部队的两名战士出任升国旗任务，过长安街要给机动车让道，两人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第二阶段，1982年12月至1991年初，原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受命进驻天安门，成为专职的国旗升降和守卫团队，升旗仪式由此开始有了一套规范化的程序；第三阶段，从1991年初开始，以1990年10月1日颁布的《国旗法》为基础，重修升旗区，正始命名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并在1991年5月1日起实行新的升降国旗仪式。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被总结为五绝：“一绝：升旗。每一次，当擎旗手以优美的动作，在国歌奏响第一个音符时，将国旗展开抛出，到国歌的最后一个音符终止，都是2分零7秒，国旗也准时到达30米高的旗杆顶端；二绝：护旗。国旗护卫队从金水桥行到国旗杆基的围栏，走的正步是138步，落地都是同一个声音，丝毫不差；三绝：敬礼。随着一声‘敬礼’的口令，升旗手按电钮，护卫队行持枪礼，军乐队奏国歌都是同一个节拍；四绝：礼毕。随国旗升到旗杆顶端与‘礼毕’口令，36名托半自动步枪的卫士齐刷刷把枪放下，都是同一时刻。五绝：收旗。1990年通过的《国旗法》规定，升旗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降下时，不得使国旗落地。为此，国旗卫士们在降国旗时，练就了过硬的收旗动作，当国旗在2分零7秒的时间内降到国旗杆底座时，一名卫士迅速用双手将国旗托住，而后另一名卫士将旗面均匀地打成折叠状，此动作精确在13把至15把之间。”③到这时，天安门象征体系的仪式性质的转变过程，得到了基本的和核心性的完成。升旗仪式成为民族建筑象征仪式，并成为天安门体系的中心。每一天升旗仪式和国旗卫士全天候的守卫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一道中心景观，每逢重大节日，特别是国庆节，天安门的升旗仪式通过现代化的视听网络而传到全国和海外，培养和强化了人们对新的象征仪式的感受和向住。每逢重大节日，当威武的升旗仪仗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从天安门走出，跨过金水桥，迈向广场的时候，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征仪式就开始了。天安门还是天安门，100年前，它是紫禁城的一部分，今天，它是广场的一部分。100年前，清朝官员看到天安门，是要怀着敬畏之心，肃穆地通过它到太和殿去朝见皇帝；30年前，人们盼望着在这里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今天，人们希望能在这里看一次五星红旗与太阳一道冉冉升起。 其次，在逢十大庆时于天安门举行的以大型阅兵为主的大型游行仪式。自1984年以来，共举行了三次，1984年、1999年、2009年国庆节，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检阅三军，观看游行。三位领导人在各自领导国家的10多年中，只作一次这样的仪式。最高领导观看游行虽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三军却是走下城楼，登上军车。改革开放后的阅军和游行与共和国前期的阅军和游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共和国前期，游行是主要的，阅军是次要的，在改革开放时期，阅军是主要的，游行是次要的。观看游行是在城楼上，阅军是在长安街上。共和国前期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有领袖挥手和群众欢呼万岁的互动，应合着建筑的俯仰结构。改革开放后的游行由于意识形态的制约，没有了这一欢呼，俯仰结构的美学功能被转义为一般的观看。这里仪式行为和观念内容之间的重新契合，尚在探索之中。逢十大庆的仪式互动主要体现在阅兵仪式之中，从检阅者和被检阅者的互动口号中体现出来： 检阅者：同志们好！ 被检阅者：首长好！ 检阅者：同志们辛苦了！ 被检阅者：为人民服务！ 如此反复，套话了一点，极有军威而略少激情，大有威仪而稍逊动心。从历史与未来观之，检阅和游行，虽呈现出对过去游行的一种纪念性缅怀，但如何在此基础上创造适合新的观念内容的形式，却还在探索之中，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不过，从已成定式的时间周期来看，阅兵和游行十年才举行一次，从而更多地作为一种标志和一个亮点而进入节庆象征体系之中，但不能发挥象征体系如升旗仪式那样常规性功用。总之，阅军与游行，作为象征体系的一个部分，在周期、形式、内蕴、释义等多个方面，都尚处在探索的过程之中。 再次，国庆联欢。1984年在重启阅兵仪式和游行仪式的同时，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各行各业各族人民的大联欢活动，国家领导人则在天安门城楼上，倚桌而坐，相互谈笑，同时远观和感受广场上的联欢氛围。阅兵仪式到目前为止是逢十举行。而游行在20世纪后20年中，不仅是逢十举行，而且逢五也举行，共举行了四次：1984年、1989年、1994年、1999年。联欢是与游行配套进行的。共和国前期国庆之夜也有联欢，但没有成为一个重点。而改革开放后游行次数减少，同时联欢次数减少的情况下，联欢就被突显了出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家庭茶会般地坐在桌旁，谈笑着，上看天上的焰火，下看群众在巨大广场上的联欢活动，少了政治性的庄严感，多了与民同乐的亲和性。而天安门广场上的联欢人群，在夜幕和焰火之中，看不见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们，成为各个团体各自为阵的自娱自乐，虽然各自的联欢活动是经过精心编排的，但各团队之间，广场与城楼之间，由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也无法互动。从而这一形式要进入国家的节庆象征体系，还需探索。而到新世纪之后，国庆之夜的有组织的广场大联欢，就不再进行了。从逻辑和现象上看，当进行有组织的国庆联欢之时，天安门广场周围是戒严的，当有组织的国庆联欢不进行时，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就成了人民群众自由进出的海洋，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乃至世界四面八方的人们，自由地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整个广场在国庆的夜幕中，充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节日气氛。因此，也可以说，天安门广场的联欢仍在进行，只是暗换了一种形式，由有组织的联欢，变成了生活型的联欢，当然，这种生活的自由的自然的流动之欢，已经不是节庆仪式体系的部分了。 最后，碑前献花。2008年国庆，开始了一种新的仪式，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以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首都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共5000多人，参加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此仪式在2009年国庆没有举行，2010年国庆又以同一方式出现。此后年年举行，201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主持工作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率领下，继续举行，并对仪式作了一些精致化的修订。从这一趋势看，以后年年都会举行这一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至此，改革开放后的节庆象征体系基本完成，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升旗仪式和献花仪式，以及逢十大庆加上阅兵和游行。回首望去，共和国前期的节庆仪式，以游行为节庆中心之时，天安门体系的仪式中心是天安门城楼。改革开放后，当从1982年开始到1991年定型的升旗仪式成为节庆中心时，天安门体系的仪式中心从城楼移到了广场上，当2008年开始到2010年定型的献花仪式成为节庆的又一中心时，仪式中心又移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但这次并未否定升旗区的中心，而是双中心合成一个中心区，这一中心区在天安门广场。这一从天安门城楼向广场的中心移位，透出了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中心理结构的无意识演进。节庆仪式中升旗仪式与献花仪式的并存，前者突出了共和国的伟大，后者彰显了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历程的伟大和艰辛。纪念碑是纪念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中国现代性而牺牲的英烈的，从而把人们的眼光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上。 在节庆仪式演进的过程中，天安门广场的性质也在转变着。从1984年开始，实行逢五逢十的大庆，有升旗、阅兵、游行、联欢，但逢五逢十之外的普通年间的国庆，由于没有了阅兵、游行、联欢，天安门广场就被设计为一个供人游览的大花园。这儿有花坛鲜艳、那儿有喷泉水流，有各种园林雕塑，人物、动物、抽象形体，有五光十色的灯光设计，在夜晚美轮美奂，有各种音响设计，烘托节日气氛……一样重要的是在节庆期间，那自由来往、熙熙攘攘的人流，构成了一种可以与共和国前期的游行仪式相比美的景观，如果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突出的是一个集体型的统一意志，那么天安门广场的游玩呈现的则是一种个人性的自由情味。也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对天安门广场的有意设计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新仪式。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园美景连同被这美景吸引来的往来人群，也与升旗仪式和献花仪式一道，通过国庆这天的新闻联播而传向全国各地的千家万户。 与天安门广场的变化相关联的，是各省会城市广场的变化。1949年以后，每个省会城市有一个用来游行的广场。到十一国庆之时，各省会与北京同步举行游行，各省领导班子与北京同步在主席台上检阅游行队伍。改革开放后取消了游行，各省的广场都或快或慢地变成了娱乐性、消费性的广场，如果说天安门广场在非逢十大庆的国庆节是一个大花园，但这一大花园本身是政治型的，而各省会城市的花园却已经完全是生活型消费型的了。 前面讲了，广场在西方本来有两种意义，一是交通交汇地的意义，比如在哈佛大学，有一个很小的广场，叫Harvard Square，实际上就是一个交通的路口。交通交汇地也生成着一种娱乐和消费意义，比如哈佛广场每天都有卖艺者吹弄乐器。而中国改革开放后广场一词的演进，包括卖东西的商场也变成了广场。而北京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新建的“时代广场”，就是一个休闲广场，其命名中的“时代”一词，大概可以用来形容改革开放之后“广场”词义的新变。而各个省里的广场更是如此。比如长春市的广场完全是娱乐休闲型的。走进广场南面口上，你看到的被鲜花围绕着的妇女雕塑，她面带微笑，双手张开托起飘柔的长发，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妇女雕塑之后，可以看到一个由两旁花坛围着的宽阔的广场，广场的中心是一个由两根巨柱构成的火把形建筑。两根巨柱之间，站立着一个裸体男子，双手张开伸向天空。火炬柱后是一个水池，池边是一个横卧着的美人鱼雕塑。整个广场的塑型，花坛、水池、雕塑，呈现的完全是一种生活、文化、艺术气息。同样典型的是重庆市最中心区的解放碑，这个碑是抗战期间建的，叫精神堡垒，抗战胜利后叫抗战胜利碑。国民党被共产党打垮后，改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解放碑在重庆最中间的地方，每年的共和国游行的队伍都是从解放碑出发的。但是改革开放后，解放碑就从一个政治性的纪念场所，变成了步行街，一个纯粹娱乐和消费的地方。重庆是我的故乡，我小的时候，解放碑周围的建筑只有两层楼高，不到解放碑的三分之一，所以解放碑显得非常雄伟，具有政治的庄严性。而现在，解放碑地区成为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周围的高楼比它要高得多，在四周高楼的“压迫”下，这个仍置身于中心位置的碑变得很边缘。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在非逢十大庆的国庆节里成为一个大花园，但这个大花园本身还是政治型的，周围的宏伟建筑和广场上举行的升旗仪式和献花仪式，也保证着它的政治庄严性。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庄严性和各省会城市广场的生活休闲性，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从中透出了中国的仪式文化尚在探索之中，改革开放后的观念形态如何与感性空间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空间，还在演进的中途。 六、民族建筑象征体系在新世纪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之后，首都的建筑象征体系发生了一种扩张。这就是为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而产生的四大建筑：国家大剧院，在天安门的旁边：央视大楼，在长安街东边的中央商务区核心的第二十字架的地方；另外就是在北京整个中轴线的最北端的鸟巢和水立方。他们和天安门就构成了共和国新世纪的建筑体系。这四个符号建筑如何融合到天安门体系中来，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同时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2003-2004年间，中国的领导人和官方思想家胡锦涛、温家宝、郑必坚，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并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中国的文化复兴，是同一个问题的三面④。中央电视台2006年11月播出12集系列片《大国崛起》，2007年10月播出6集系列政论片《复兴之路》。造势数年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复兴，具体地要由一个全球盛事——2008奥运会——体现出来。正是以2008奥运会为节点，四大符号建筑都要在京城矗立起来。新北京、新奥运、新中国、新时代，在建筑上要由这四大符号建筑来体现。在这一意义上，这四大建筑都是事件性建筑。国家大剧院，如一个蛋放在紧贴天安门广场之处，争议很大。49位院士以及114位建筑学家和工程学家曾上书反对。而且说国家大剧院是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要求建的，几十年都等了，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地建，不能再等一等呢？但是，2008年的奥运会不能等，这就是事件性建筑的原理。重大建筑是与重大事件紧密相关，重大的奥运会事件又与中国崛起的形象展示紧密相连。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专业人士对它的抨击，也可以想一想这样一个蛋放在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旁边，新华门的对面，对天安门体系有怎样的冲击？但是，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说，他把这个与天安门广场其他建筑在风格上完全不同的建筑放在这里，就是要产生一种震惊性效果。这里面有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在这里展开。最有争议的是央视新楼。设计者库哈斯出了一本书《CONTENT》，里面图文并茂地说明自己的设计意念，称央视新楼就是“男女性器官的组合”。其中，主楼是一个跪地开胯的女性，北附楼则是男性的阳具。当这一说法在全球传开而广遭批评后，库哈斯为了收场，发表了一个自辩性的声明，归罪于书籍设计者。但其本意已经昭然。⑤但就直观而论，央视新楼就是一个几何性的雕塑。雕塑作为一个艺术品，可以见仁见智。既可以“作者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王夫之)，也可以“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的态度对待。艺术作品是由艺术文本加上读者的解释而成。每个读者面对一个作品都会做出自己的联想，因为作品是欣赏者与作品之间的一个审美对话，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计较他有没有恶毒的用心，而且它的设计之所以获得通过，也有其至少在评审人那里认为的长处。首先在技术上它确实代表着建筑的最新技术，国家大剧院半椭球形的钢结构围护以及屋面的钛金属板饰面和中部的渐开式玻璃幕墙，在技术上显出了新与奇；央视新楼，钢结构的量之大，两楼对接的结构之复杂，焊接要求之难，幕墙的几何定位之难，还有声学要求，机电系统等，均呈现了技术上的新与奇。其次，它们是用钱堆出来的，国家大剧院30.67亿，国家体育场在35亿，国家游泳馆10.2亿，央视新楼50亿。金钱本身就是符号。第三，是对国际性(全球化)的突显。四大建筑的设计者，都是外国建筑师：国家大剧院，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央视新楼，由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鸟巢，由2001年普利茨克奖获得者雅克·赫尔佐格(Jacque Sherzog)、皮埃尔·德梅隆(Pierrede Meuron)以及中国建筑师李兴刚等合作完成设计，艾未未担任设计顾问；水立方，由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ARUP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联合设计，外方主设计者有约翰·保林(John Pauline)、托比·王(Toby Wong)、马克·巴特勒，中方设计者有赵小钧、毛红卫。在全球性的招标中，都是西方建筑师或以西方建筑设计公司为主的中外联合团队获得中标。由这里产生的联想是，国际化、全球化、主流化、现代化……都会由之而生。而这些“化”，会引向更大的遐想空间。在这一意义上，四大建筑又成了中国走向全球化的符号。第四，是对艺术的彰显。这里则要强调其艺术特性的背景。可以说，四大建筑都有一种实验艺术的风格，实验艺术作为先锋艺术，鲜明地把自己与一般艺术区别开来，四大建筑作为一种实验艺术，也鲜明地把自己与其他的建筑区别开来。二战以后，美国式艺术，用“当代国际艺术”之名，基本上征服了世界，成为了一种全球的时尚。当说四大建筑具有实验艺术的风格时，即可进一步说，是有一种美国式的当代国际艺术的气象。中国建筑界和艺术界对之提出的质疑和批判(张良皋、萧默、王守之、郑光复、河清⑥)，在相当的程度上都与美国式的实验艺术风格与四大建筑的关联有关。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艺术界和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接纳与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向国际艺术时尚靠拢的氛围。四大建筑突显的实验艺术倾向和当代艺术趣味，使之成为一种艺术符号。当代艺术既是一个与金钱运作相关的、非常复杂的市场问题，又是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四大建筑象征了中国与世界互动，以世界第一的标准营造北京，让北京展现出当代风姿。正如营造天安门体系之时，实际上是按照当时的世界第一的标准，即苏联的当代建筑标准去设计的，而苏联建筑自认为是建立在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的最高峰。我们借鉴苏联，同时就站在了世界建筑的最高峰上。通过这样一个比较，也可说，天安门体系是在当代世界一流的基础上，力争上游的体现，新世纪在天安门体系上扩展开来的四大建筑，也是在当今世界一流的基础上，力争上游的体现。至于这种体现，是体现得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会被学术界永远讨论的问题，而体现本身，则反映了一种时代的民族心态。 我们讲的象征体系，实际上是定义自己，尽量让自己站到世界的最高水平上，里面也包含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问题。所以，四大符号建筑理论上也包含了一层意思：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其他民族是不一样的。还是举苏联的例子，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之路，但后来的结果是，苏联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里面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民族性的不同，应是一个主要的理解角度。民族性是会在建筑里面体现出来的。比如故宫建筑群，里面就内蕴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中国的民族性。中国文化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在建筑仪式上，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初是空地中的中杆，原始巫师举行仪式就是在空地的中杆下，举行会议(图腾歌舞)，体验和表现“人神以和”的思想。然后是坛台，部落首领在坛台上举行仪式，表达自己的敬天保民思想。再后是宗庙，宗庙的宗，就是把原来在空地和坛台上的中杆(示)放在屋子(宝盖)里，在里面举行仪式。最后是宫殿，这时原始巫师型的领导已经演进成了身着冕服的帝王了。故宫就是一个以帝王的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但是我们看到，宫殿成为中心，却并不否定宗庙的神圣，而是仍然对之保持最大尊敬，因此，故宫建筑群里仍有宗庙的位置，在天安门东面。同样早些时候当宗庙取代坛台成为建筑中心的时候，也并不否定坛台的神圣性，仍然对之保持最大的尊敬。天安门西面就是社稷坛，南有天坛和先农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同样更早的阶段，当坛台成为建筑中心取代空地中杆的时候，也并不否定中杆的神圣性，而是对之保持最大的尊敬，因此，正如故宫里有宗庙，京城里有坛台一样，故宫里一定还有中杆，这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表上有云，象征古老的天，表身有龙，是远古的图腾。故宫里虽然是以宫殿即太和殿为中心，却还有神圣性的宗庙、坛台、华表的位置，透出的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演进，还有之所以按种方式演进的民族性格。中国人的前进，不是否定前人，而是对前人保持最大尊敬，但又不是固守前人，而是面向现实，与时俱进，勇于开拓。 通过故宫的例子，可以体悟到，具有符号性的建筑，背后都有丰富的内容。建筑，当其作为象征体系之后，都不只是纯美学的，而是与其所由产生的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着。当意识形态因时代的演化而发生变化之后，作为象征形式的建筑也要发生变化，而它怎么变化，又是与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紧密相关的。所以，当我们有空到天安门去的时候，就可以再仔细看一下，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内容，任何一个东西都不是凭空出现在那里的，作为国家象征体系的建筑，里面包含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它，去了解民族的理念和民族的性格。 *本文由笔者2013年9月2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所作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曲欣录音并整理成文，本人作了订正。 ①在《首都计划》中孙科所写的序中，译为“茂菲”，各种建筑著作皆译“墨菲”，这里依照专业书译名。当时聘请的美国建筑顾问，除了墨菲之外，还有古力治。 ②华盛顿特区的总统府最初不叫白宫，其在1814年被英军损坏，1817年修补时，成白色，1902年命名为白宫。 ③林博专：《天安门广场庄严升旗仪式的历史变迁》，《国防知识报》，转自http://news.163.com/05/1010/11。 ④郑必坚2004年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作《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同一个历史定位，同一历史时段，同一历史内涵。”中国网，2004年4月23日，文章来源：中新社。 ⑤萧默：《再谈切莫让库哈斯轻易逃脱——评奇文库氏声明》，见萧默在天涯网上的博客，2009年8月31日。 ⑥张良皋：《建筑必须讲理——书〈建筑辞谢玩家〉后》，《高等建筑教育》2009年第4期，萧默博客关于央视大楼(如《CCTV与臀部的“异质同构”》等)数篇文章，王受之：《库哈斯添乱》，郑光复：《是谁让科学与经济掩面而泣》，见《我国大型建筑工程设计的发展方向论文集》(2005，北京)；河清：《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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