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研究中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与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限性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有效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1)04-0024-03
进入新时期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首先经历了80年代上半期拨乱反正的阶段，这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从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层面，廓清被十年文革（也包括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批判运动）搞乱了的或颠倒了的文学史实，甄别作家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研究主体大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自觉地纳入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的时代潮流之中，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研究主体的历史责任感与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应该说这一阶段的主要成绩是一种“政治视野”中的学术收获。进入80年代中期，一批学术界新生代的加盟，学术界中老年学者对80年代上半期学术研究的反思以及学术研究追求深化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视野成了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一种最集中、最突出的方法，文化视野成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时尚。从研究对象看，无论是讨论经典作家，还是一般作家，无论是流派的整体研究，还是某部代表性作品的具体分析，都有文化视野的研究。文化视野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批丰富的收获，也是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显著标记。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化视野的有效性是显然的。
其一，文化视野是对政治视野的超越。文化视野走出了政治视野的狭隘范式，把文学研究的对立矛盾的一元化思维引向了丰富、多元的研究思维方向，它带来了现代文学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比如经典作家鲁迅研究，就经历了从政治视野到文化视野的变迁。以王富仁、钱理群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启蒙派对传统的鲁迅研究的超越，也正体现在他们对鲁迅文学本质深邃的思想文化精神的发现与彰显。而以汪晖、王乾坤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派对鲁迅的研究，又从文化本质的深层思考中，把鲁迅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生命哲学派比起思想文化启蒙派是文化视野的一个更深入的收获。
其二，文化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对象的贴近。文化视野把握住了现代文学是在本世纪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的交流过程中产生与发展的这一总体特征。“五四”文学革命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催生的，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水乳交融的。用中西方文化视野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学术方法。比如，鲁迅之于进化论，郭沫若之于泛神论，这种影响本质上不是一种文学思想的影响，而是一种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历史延生与发展的。政治视野的有效性是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切合了充满民族矛盾与阶级对立的现代史。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于它并不只是表现社会的矛盾与斗争。它很大层面上或展示国民的丰富的人性，或抒写作者的理想道德，或表现民族的文化遗存、风俗变迁，或描写现代都市的繁闹，或叙述乡村生活的衰败等。而文化视野是一个较具有包容性的学术视角，它能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去对应研究对象，比起单纯的政治视野就更明显具有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优势。加之，我们的文学研究较多是在泛文化的意义上观照研究对象的。这样，文化视野的有效性就在不同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皆可得到显现。比如，对经典作家曹禺的戏剧研究，我们以往较多用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价值标准判断曹禺戏剧的思想意义与局限性。当曹禺研究被有的学者纳入到西方基督教文化视野后，曹禺创作的人性主题得到了深刻的发现，也使曹禺剧作在文化视野中得到了更切近其思想蕴含的揭示。还有沈从文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在传统的政治视野中是没有意义的，也正是由于文化视野，使沈从文的小说作为一个湘西世界的特有自然文化象征与审美理想象征获得了文史上应有的地位。张爱玲的小说也是在展示现代都市的殖民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的交织渗透中显示出意义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作家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化意义，文化视野在思想层面的观照是极为有效的。另外，有些作品并不具有鲜明的文化意义，而研究主体对文化的泛化理解，也从文化侧面揭示了以往政治视角不曾获得的意义，比如有些地域文化与地方性作家的研究。
其三，文化视角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研究视角，大都是从研究对象与中外文化传统的联系中，探索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在变革传统中所呈现的现代文化意义的，这种现代文化意义又相对集中地表现为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视野所体现的是当代学者旨在改造传统文化，重塑民族文化精神的学术品格。这样一种文化视野鲜明地反映了研究主体的现实人文关怀精神。从80年代中期20世纪文学观总结出的改造国民性文学的启蒙主题，到90年代上半期重评陈独秀、胡适，以及90年代中期人文主义传统的讨论，皆是由文化视野引出的热门话题。在90年代后半期现代文学研究又出现了文学的现代性与近代性的讨论，这种讨论依然主要围绕的是文学的思想文化意义，没有脱离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参照系统，并没有深入到文学意义上的现代化层面。近两年重建文学史观的讨论与研究也成为热点，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我们熟悉了的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史观。
文化视野仍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它的有效性意义。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文化视野不是文学视野，是一种外在于文学本质的非文学视野。文化视野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丰富的收获，但是它依然是一种文学外围的批评，它所关心的是文学作品所蕴藏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它并不直接关心研究对象所内含的文学审美意义。在文化视野中，文学形式本体被遮蔽着。而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文学形式本体的艺术研究应是文学研究的最本质的任务，显然文化视野是外在于文学本质的一种非文学视野。比如文化视野中的鲁迅研究，无论怎样揭示或挖掘鲁迅作品在思想文化批判方面表现出来的异常深刻性和丰实性，都不能回答鲁迅的创作在“文学”上的最根本意义。而鲁迅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与意义，主要还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文化大师的鲁迅的成就是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曹禺的戏剧意义也主要不是体现在他剧作具有怎样的文化内容，而主要表现在他对现代戏剧的艺术贡献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应该从文化视野跨向文学视野，将文学研究真正归位到文学的本体研究上来。当然文化视野与文学视野并不完全矛盾。我们的文化视野常常只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工具或材料，从文学作品中去发现挖掘其文化内涵；不是借文化视野，回到文学本身，用文化视野为文学服务，而本末倒置让文学长期为文化服务。我们现在的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应该是让学术研究真正回归到文学本身，建立起一套学理意义上的学术规范，让文学研究为推动文学发展服务。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了这种转变，比如王富仁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4期）发表的长篇连载论文《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就是鲁迅研究一个新的转折与起点。现代文学研究近几年来出现的注重文本解读与实证研究的风气，都是转向“文学视野”的有益开端。
其二，文化视野是一种受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影响的泛意识形态的批评。新时期出现的文化批评显然是对政治批评的超越，然而，它又表现出政治批评的潜在影响。它与政治批评一样，关心的主要是文学作品的文化思想层面，从作品中寻找与时代精神相关、相映照的东西，为现实服务，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倾向。文化批评尽管与政治批评不一样，超越了狭隘的阶级、政党的政治性倾向，但是它依然没有走向文学本身，它所关心的是与意识形态联系更紧密的文学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不是文学中与意识形态相对独立的文学的艺术层面上的审美形式。这就决定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视野客观上是不可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观念倾向的。文化批评与政治批评一样，是与我们较长时期熟悉了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影响有联系的，把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倾向、文化思想内容作为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因此，文学研究要回归文学本身，也就必须进一步从文化视野走向文学视野；让文学研究者进一步回到首先思考文学的学术道路上来。
其三，文化视野的失语倾向造成的学术价值判断的失效。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中，西方各种文化哲学思潮流派在学术界纷纷登台亮相，西方种种文化哲学思潮在复兴新时期文化中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更新了学术观念，为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学术的建设起到了积极影响，具有重大意义。从西方古典主义哲学到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类文化学到后殖民主义文化等，西方的古今文化哲学思想一起全方位地影响着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学成了学术界学术研究的新视野，新武器。用西方哲学文化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某一作家作品成为了一种学术思潮与学术时尚，它的确给文学研究开了新局面，带来了新的较为丰富的新的成果，像生命哲学之于鲁迅研究，基督教文化之于曹禺研究，人类文化学之于沈从文研究，女权主义文化批评之于丁玲、肖红研究等。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文化批评也在近十多年来贡献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现代文学的文化视野中的问题也是显然的。首先，对西方传统文化或现当代文化缺少系统的了解与深入的辨析，带来了文化阐释中的误读或隔膜。不少文化批评文章的作者，既不靠读原著获得直接理解，甚至也不读完别人译著的全部内容，而是靠片断的理解或零碎的引用，这种文化视野中的批评当然是摸不到研究对象的文化肌理的。或者，用既成的文化理论或哲学观念演绎展开、圈套研究对象，造成了文化批评中的生硬拼凑，主观臆断。其次，现代文学中的文化视野大量存在拔高研究对象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的非理性化学术倾向，特别是在经典作家的研究中这种倾向更加突出。在有些学者的文化视野中，不少作家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成就远远在其文学成就之上，而在中国现代哲学史，文化思想史专家的视野里，却让人明显觉得其评价太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专业的感性因素，其评价缺少作为一个专业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学者的理性认识。许多现代文学研究的非文学性判断，给人一种侵犯其他学科的话语霸权的倾向的感觉。实际上，我们现代文学的许多结论，其他学科并不一定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在新时期作为一门显学的地位已经动摇，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应该作更多的反思。再次，文化视野中的现代文学研究，我们所套用的要么是西方人的话语，要么是传统文化的老祖宗的话语，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批评话语。在中国现代社会发生的现代文学，它不是简单的西方文化或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文化层面上，它也是具有独自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就像文学批评需要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一样，文化批评没有贴近批评对象的话语，终归只能是一种隔靴搔痒。
收稿日期：200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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