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补贴、产能过剩与中国的经济波动——引入产能利用率RBC模型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性论文,实证论文,利用率论文,产能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1)05-0027-1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经济波动与产能过剩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景气繁荣期时企业往往过度乐观，此阶段盈利能力的普遍提高也强化其对未来的预期，企业纷纷扩张产能、加大投资；一旦经济景气发生逆转，需求下降时企业却往往措手不及，产能过剩即无法避免；反过来，产能过剩导致的资源分配扭曲，也要求各经济主体重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波动。而产能过剩问题也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顽疾”，“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政策部门，产能过剩不但会导致产业组织恶化、企业亏损增加、浪费资源环境，还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波动。投资的波动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投资波动很大程度上是产能利用率波动的结果。所以，论证和剖析产能过剩的原因，成为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关键环节。
在产能过剩原因的相关研究中，林毅夫(2007，2010)强调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投资“潮涌”现象导致了产能过剩，而这种潮涌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对未来产业发展信息的共识。江飞涛(2008，2009)则认为，投资的潮涌现象实际上是地区竞争中地方政府对投资进行各种补贴，进而扭曲企业投资行为的结果，而不应该成为产能过剩尤其是中国转型背景下众多产业过度投资的原因。Greenwood et al.(1988)首次在标准的实际商业周期(RBC)模型中加入了产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对实际商业周期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扩展，Martin Boileau and Michel Normandin(2003)则在Greenwood et al.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了优势信息并更好地解释了经济的波动，Simon Gilchrist and John C.Willliams(2004)进一步拓展了加入产能利用率的RBC模型，在弹性—刚性技术下引进微观决策的影响。国内方面，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a，2004b)将产能利用率引入标准RBC模型，分析中国经济波动是来自于需求冲击还是供给冲击。
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于经济波动和产能过剩的研究大多相互独立，或仅将产能过剩归结为经济波动的一个结果，这一现实关联在理论层面并无深入系统地探讨；对于政策性补贴影响产能过剩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方式和程度，也缺乏相应的经验探讨。本文首先论述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然后将产能利用率引入RBC模型，将这一模型的数值结果和中国的实际运行数据进行对比，检验该模型分析中国实际的准确性；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观察政策性补贴作为政策冲击变量，其变化对产能利用率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趋势如何；最后，使用方差分解实证检验政策性补贴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贡献率。
二、转型背景下的产能过剩及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现有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受到财政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具有强烈动机追求经济增长，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土地的模糊产权、环境保护体制上的严重缺陷和金融机构的软约束问题，使得低价出让工业土地、牺牲环境和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成为地方政府竞争资本流入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低价供地所导致的补贴效应，地方政府牺牲环境所导致的成本外部化效应，在地方政府低价供地以及协调配套贷款行为下企业自有投资过低所导致严重的风险外部化效应，导致企业过度产能投资和行业内产能过剩，并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见图1)。
图1 政策性补贴传导机制
政策性补贴和企业投资成本、风险的外部化，表现在要素市场就是一种负向扭曲，包括低工资、低土地租金、低利率、低资源产品价格。在最终产品价格市场化情况下，要素价格扭曲制造的“经济租”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预期“超额利润”，资本的私人边际生产率很高而社会边际生产率下降很快，进而会使企业更多选择资本，加大投资项目的杠杆率，产业结构愈加重工业化。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一方面降低了国内生产的成本，再加上优惠的差别外资政策，吸收外资的大量流入，从而导致国内总投资进一步增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建造了面对全球需求的最终产品产能。这使得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越来越受到投资率和国外需求的影响。
1.转型过程中产能过剩形成的体制性基础与形成机理
财政分权和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不顾社会经济成本和效益，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为投资提供政策性补贴，以推动本地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分税制改革之后，通过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深化及“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性提高。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的各种利益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增强，地区经济发展了，才能拓展税基，实现就业率提升，改善社会福利，而这种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投资量和投资项目状况，因此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争取资本资源，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代理人的政府官员，也有其自身的晋升激励。中央和上级有权决定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GDP增长成为政府官员晋升体制的核心。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他们具有很强动机倾斜性地使用一些重要资源，如行政审批的速度、土地征用的成本、贷款的担保力度等对投资进行政策性补贴。
而土地和环境的“模糊产权”问题以及金融体系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为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企业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手段。我国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产权问题和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使得为投资企业提供低价土地、减免投资企业税收等投资补贴措施、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措施成为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微观经济、吸引投资的主要手段。由于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成本并不属于沉没成本，低价或者零地价供地不只是降低了投资者的土地成本，一旦投资项目运营结束(无论成功或是失败)，甚至项目仍处运营当中，土地使用权都可以以远高于获取成本的市场价格转让。由此获得的中间价差，为投资方提供了额外收益，形成对企业投资的实质性补贴。环境产权的模糊与环境保护制度上的缺陷，也使得容忍企业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投资的手段。由此，地方政府给投资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例如零地价、税收优惠、压低电价等，以及容忍投资企业排放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极大地降低了私人投资成本，并提供了大量投资补贴收益，使私人投资成本远远低于社会成本，使私人投资收益远远高于社会收益，从而导致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和行业产能过剩(江飞涛，曹建海，2009)。
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竞争中采取的投资优惠(补贴)政策，主要从三个方面导致企业的过度产能投资行为和行业产能过剩：①地方政府低价供地等投资补贴，会显著扭曲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行为，并进而导致过多的产能投入和均衡产出(即产能过剩)，以及社会福利上的巨大损失和产品市场上全行业的亏损。②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和固化本地资源，纵容企业污染环境，使本地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严重外部化，从而导致这些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和产品生产；普遍的牺牲环境竞争资本流入的做法使得高污染行业过多的产能投入和全社会总福利损失。③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下，企业自有投资比率过低，投资风险显著外部化，进而导致企业过度产能投资行为和行业产能过剩(江飞涛，耿强，吕大国，2011)。
2.产能过剩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适度的供过于求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是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顽疾，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这一问题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愈加严重，过去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等与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的行业，现在不仅这些行业产能过剩没有改善，船舶制造、光伏太阳能、风电制造的某些环节等新兴产业也可能出现新的产能过剩现象。中国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是产能利用率波动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周期带有很强的朱格拉周期特征，朱格拉周期以企业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和投资收益率波动为主要机理。中国从1981年开始分别经历了三轮朱格拉经济周期：第一轮周期是1981-1990年，1990-1999年为第二轮周期，2000-2009年为第三轮周期。也就是说造成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而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其产能的投资。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正是由于投资过度造成产能过剩，进而引发了我国的经济波动。我国所特有的产能过剩是伴随着扩大产能的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而大规模的产能投资势必会引起经济的上行，在经济周期处于萧条期时，大规模的产能投资会使经济向好的方向运行，但当经济本身就处于扩张期时，大规模的产能投资会造成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增大等经济问题。此外，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时所进行的产能扩大投资，其已形成的产能在社会需求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只能表现为产能过剩，因而产能扩大投资所引起产能过剩与经济周期之间是存在关系的。
产能过剩有两种：一是正常市场条件下的竞争性过剩，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生产能力相对需求过剩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也正是经济波动所造成的产能过剩，会使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也才会有动力提高效率和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才会起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还会保有—定的富余产能以应对需求的突然增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产能过剩并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措施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的产能过剩，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必定要经历的，一方面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推动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而且，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整；二是中国转型背景下的产能过剩，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存在“不合理”(或“超出合理限度”)的产能过剩并试图从“市场失灵”的角度为这种“不合理”的产能过剩寻求理论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并不能合理解释“不合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而在转轨经济体制中，存在另外一种类型的产能过剩，即体制缺陷下企业产能投资行为扭曲所导致的产能过剩。科尔奈就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决策的分散化，放松了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外部控制，但是却没有通过利润动机或者对财务困境的担心建立起任何自我控制机制，这使得改革往往加重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固有的投资领域过热倾向，而并非使之降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作为转轨体制缺陷下企业投资行为扭曲的结果和表现。这种转轨过程中体制缺陷所导致的系统性的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过剩倾向才是真正需要政策部门关注和治理的问题。
三、引入产能利用率的RBC模型
1.基本设定
整个社会经济划分为厂商、家庭和政府三个部门，生产函数为：
2.各经济体最优化选择
在基本参数设定中得到稳态的资本产出比和资本折旧率，然后由方程逐步求解得到各内生变量的稳态均衡解。
外生随机冲击为一阶自回归过程，自相关系数和标准差分为0.8737和0.0202(吴利学，2009)。利用1978-2009年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数据，先取其对数值，再利用HP滤波方法(平滑参数为6.25)消除时间趋势的影响，计算自相关系数和标准差。基本参数、稳态求解和外生冲击总结为表1。
4.模型的数值模拟
根据参数校准，结合均衡条件，可以将模型在各变量的稳态附近进行对数线性化以求解此非线性系统的动态过程。通过Matlab程序模拟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并对模型的解释力进行检验。评估RBC模型好坏的常用方法是比较模型经济与实际经济各变量之间矩的一致性，这种判别标准是常用的，被广泛接受的(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为了考察模型对于中国实际经济的解释程度，先将中国的经济产出、资本存量、投资和消费的实际数据对数化，利用HP滤波消除时间趋势，之后计算标准差并与模拟数据的标准差相比较，最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解释程度由模拟值的标准差与实际值的标准差的比值来衡量，相对标准差是指变量的标准差相对于产出标准差的比值。
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本文的RBC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实际经济的波动情况，从解释程度上来看，模型可以解释62.75％的产出波动、74.04％的资本存量波动、69.08％的消费波动和61.90％的投资波动。从交叉相关系数来看，模型对于各变量与产出波动协同效应也是准确的，消费与投资是高度顺周期的，资本存量相对而言是温和顺周期的。从相对标准差结果可以看出，1978-2009年相对于产出波动，波动程度最大的是投资，消费次之。
四、政策冲击的实验
前文的数值模拟，表明引入产能利用率的RBC模型可以解释大部分中国的经济波动问题。本节考察外生的随机冲击、政策性补贴变化的影响，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不同的冲击对产能利用率和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变化趋势的影响，进一步使用方差分解技术计量各种冲击对波动贡献份额。
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用来考虑当稳态经济受到某种外生冲击时，通过模型来模拟各经济变量的持续变化过程，从而得到各项冲击作用的方向、大小以及持续时间。
(1)外生随机冲击。经济波动是外生冲击和经济系统内生因素扰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外生冲击一般包括随机的技术革命、石油危机、自然灾害或战争等，随机性外生冲击往往是不确定的，主要由突发事件或不确定事件所引起。
设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在t期受到外生随机冲击上升1％，由图2所示，投资的变动幅度最为剧烈，大幅提高后迅速回落，在冲击后40期左右恢复到稳态；消费与产出的波动相对而言更为平滑，产出在当期有一定的提升之后就逐步回落，在冲击后50期左右恢复到稳态；消费则在初始阶段上升，约在第五期达到峰值并逐步回归稳态。对于产能利用率，由图2中的变量U表示，随机冲击将会在当期提高产能利用率，即在短期内不但没有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还出现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的情况，随后逐步回落，从第8期左右产能利用率开始低于最优水平，出现产能过剩状况，随机冲击对于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时间较长，大约持续70期才会恢复到稳态水平，亦即产能过剩的持续时间大约维持62期。表明随机冲击会造成产能过剩，但是存在滞后性。假定某项新技术外生随机出现时，会有大量厂商和资本涌入此行业，初期会有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但是投资热潮之后，大量同质产品在市场上涌现，产能在差不多的时间同时释放，供给超过需求，厂商纷纷降低其生产率，从而形成长期的产能过剩现象。面对由外生随机的技术冲击导致的产能过剩，政府应该尽早进行信息发布和区域协调，避免大量企业进入导致过度竞争与重复建设，对投资的潮涌进行一定的引导。
(2)政策性补贴的冲击。由脉冲响应图3可以看出，如果地方政府政策性补贴在初期有1％的正向提升，经济活动中反应最为显著与迅速的变量是投资，在初期就大幅提升，而且提升的幅度要超过外生技术进步的冲击，虽然逐年减少，仍然在前10期都保持着较高水平，10期之后则回落的相对平缓，大约也是在第40期回复到稳态，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政策性补贴的突然提高会拉动大量的投资，这与我们先前对地方政府有较强动机推动投资发展经济的判断相符；资本存量是一个累加概念，虽然投资是下降的，但由于前10期投资水平较高，资本存量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10期之后才会随着投资的下降而逐步下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消费则只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有小幅的提升就逐步回落，反应相对缓慢，约在60期后恢复稳态；产出的变化低于投资的波动幅度，在期初有一定的上升之后就开始逐步回落，也约在60期后回归稳态。综上所述，地方政府政策性补贴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主要通过对投资的带动提升产出，中长期产出的变动则取决于消费和资本存量的变动，考虑到前文中地方政府短期内追求经济效益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模型显示短期的政策性补贴提高可以达到地方政府的目的，下面需要通过分析模型中政策性补贴冲击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来检验地方政府行为会否导致产能过剩的加剧。
期初1％水平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性补贴的增加使得厂商的产能利用率短期内大幅提高(在前7期都超过稳态水平)，市场供给短期内大幅提升，后期则由于供给失衡迅速回落，并在长期处于稳态值以下，形成产能过剩，即地方政府短期的政策性补贴波动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成因。如果经济体处于总体系统性上升期，也就是产能利用率的稳态值水平整体提升的情况下(标准情况为先前设定的稳态水平0.7033，此时设为0.9)，再分析地方政府此时的补贴变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政策性补贴波动造成的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图3中的“标准状态”和“经济扩张状态”)。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效益提高补贴水平，由此加剧了产能过剩。
图2 外生随机冲击脉冲响应
图3 政策性补贴冲击脉冲响应
2.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得到冲击对经济活动中主要经济变量波动的贡献份额，如表3所示，在本文的模型中显示，地方政府政策性补贴的冲击和外生随机冲击的影响各有侧重，除了消费的其他经济变量的波动都有较大影响，产出波动的40.08％，资本存量形成的42.55％以及产能利用率的42.89％由地方政府的政策性冲击导致，在投资增量方面超过了外生随机冲击的影响，新增投资波动的一半以上原因来自于地方政府政策性补贴的变化。这充分表明了政策性补贴政策在中国经济波动的巨大影响力。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引入产能利用率RBC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的数值模拟，本文构建的模型可以解释1978-2009年中国总产出波动的62.75％，资本存量波动的74.04％，消费波动的69.08％，投资波动的61.9％，总体解释力是比较好的。利用这一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发现，政策性补贴加大会更快形成产能过剩，从而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分析的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政策性补贴的变化和外生的随机冲击对产能过剩和宏观波动影响不相上下，都构成产能利用率和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在投资增量的波动中，政策性补贴的影响更是成为最主要因素。缓解中国经济波动中产能过剩顽疾的根本途径，还是应该着力改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减少其进行政策性补贴的冲动。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
1.抑制产能过剩应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根本原则
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需要推进市场体制改革。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来看，转轨体制下的产能过剩并非“市场失灵”，而是一种制度局限，即：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并使得市场协调供需均衡的机制难以有效运转，进而导致系统性的“产能过剩”和宏观经济的波动加剧。本文的实证研究充分印证了以上观点。因而，治理产能过剩不应通过管制投资和干预市场的政策模式，这种政策模式不但难以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反而会导致许多不良的政策效应(江飞涛等，2007)。既然产能过剩是一种制度局限，那么治理产能过剩应采取改革和增进与扩展市场的政策模式，矫正现有制度对于市场的扭曲。产业政策应当以维护市场竞争、增进市场机能与扩展市场范围作为主要目标，通过推动体制改革和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方式，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并且不断扩展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而促进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应通过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制度，矫正现有不合理制度对于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同时为市场机制调节产能过剩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利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均衡、淘汰落后产能方面的高效率性。一是必须调整财税体制，特别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改革以考核GDP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消除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企业投资的强烈动机；二是改革现有土地管理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杜绝地方政府通过低价供地为企业投资提供补贴的行为；三是进一步硬化银行预算约束、理顺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通过市场手段提高企业投资中自有资本金比例，降低企业投资行为中的风险外部化问题。
2.市场必须在淘汰落后产能中发挥核心作用
淘汰落后产能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核心作用。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对价格信号处理非常不成熟。现阶段，淘汰落后产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短期内政策可操作性方面的考虑。但是，依靠行政性手段本身会带来许多问题，从长期看，还必须依靠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比较优势是我国相当一部分落后产能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因，而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性补贴正是造成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完善和要素成本价格扭曲条件下落后产能生产企业具有的“比较优势”，落后产能企业的社会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等存在严重扭曲，没有完全反映到商品价格中，导致落后产能在市场竞争中有相当的利润空间(熊华文，2010)。若想从根本上淘汰落后产能，必须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特别是要理顺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使环境、资源等外部性成本能够以统一的标准纳入到所有企业的成本核算当中，真正使落后产能无利可图。否则，行政干预下落后产能的淘汰只能是暂时的，利益驱动下落后产能很快会卷土重来。扭曲的要素价格保护了落后产能，导致新能源、新技术没有生长的环境，产业整合和升级也无从谈起。
3.建立严格、有效的环境保护体制
我国环境保护体制上的缺陷也是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在企业私人排污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时，环境污染就会变得严重。而在中国转型体制下，地方政府降低环境管制标准竞争项目，更加加剧了中国的环境、能源问题。从管制合理性角度观察，环保排放监管本质在于应对外部性与市场失灵。需要结合建设完善法制社会方针，逐步过渡到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环保排放安全等功能性监管要求，制定、实施长期稳定和严格的环境政策，与产能过剩等产业政策目标相对独立，不能因为产能不过剩就不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具体而言，需要确保环境立法和实施中的公众参与，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设计；进一步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环境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对个人和公众的环境权益进行全面周到的救济；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
此外，落后产能的界定应以环保和安全作为标准，不应以设备规模、企业设备规模一刀切。在识别落后产能上应力求科学和审慎，尽可能避免在安全、环保和消耗水平指标以外对技术、设备做过多的限定，避免以政策部门的选择代替市场选择。防止脱离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而片面追求高新技术工艺，同时也要防止把本来具有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看作过时与落后并加以淘汰(卢峰，2009)。政府产业政策部门应放弃审批功能，强化服务功能，深化自身改革，应逐步减少超越环保等功能性监管目标之外的投资管制和审批核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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