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与此同时投资也一直维持在高水平上。这种状况在传统的中国经济体制中不可能出现。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在机制产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本文目的在于探索这种变化，并从投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
一、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过程之中。图表1—1反映了自1978年至1993年共15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Per-Capita）国民生产总值的各项资料
图表1—1 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年份 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
绝对数（亿元）
19783588.1 3588.1 375
19804470.0 4470.0 456
19835809.0 5787.0 568
19846962.0 6928.2 671
19858557.6 8527.4 814
19869696.3 9687.6 909
1987
11301.0 11307.1 1042
1988
14068.2 14074.2 1277
1989
15993.3 15997.6 1430
1990
17695.3 17681.3 1559
1991
20236.3 20188.3 1758
1992
24378.9 24362.9 2093
1993
31342.3 31380.3 2663
注：均为当年价格。
根据上述资料测算，中国1978年至1993年年平均GNP增长率为9.28%（几何平均，下同），年平均GDP增长率为9.29%，年人均GNP增长率为7.76%。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能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日本1955年～1970年1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达10.3%。——小林实：《东亚产业圈》，P127），但已高于世界其它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而且该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在3%以下俳徊，甚至衰退，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格外引人注目。
应该指出，中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远快于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计算，中国1953～1979年的年平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7%，年平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5.3%。这些指标值虽然并不低，但却远比不上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速度。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与改革以前以牺牲居民消费来实现国民经济高积累高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料显示，中国在改革以前的20多年间，按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指数衡量，仅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而在改革以来的十余年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则以年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相对较高，也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些新的特点。
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曾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要在1981年到2000年之间做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美元上升到800美元（按1980年美元计算）。现在由于核算指标改变以及汇率变动的原因，以上两个目标已不太被人提及。但是现在若以国民生产总值代替工农业总产值，那么自1980年到1993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倍数已达到3.26倍，离翻两番所要求的4倍已经相差不远。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持续下去，中国完全可以提前实现15年前所提出的经济翻两番的伟大目标。
二、高投资支撑了高经济增长
根据经济学理论，一国经济增长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所决定。许多分析表明，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来推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0%以上，投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达90%以上。图表2—1显示自1985年到199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变动关系。
图表2—1 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
注：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从图表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呈现出基本同步的走势。（有一定时滞影响）
资料显示，中国自改革以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投资规模始终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即使在经济大整顿的1990年，情况也是如此。图表2—2是中国自1985年到199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情况。（指固定资产投资占GNP比率。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除包括设备投资外，还包括房屋建筑投资，但不包括库存投资。）
图表2—2 1985—199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投资率% 29.7 31.3 32.2 32.0 25.8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投资率% 25.1 27.2 32.2 39.7 36.2
注：按当年价格计算。不包括存贷投资。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从图表2—1和2—2看出，中国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不但投资的绝对规模维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其相对规模（投资率）也长期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固定资产投资率多数年份达到30%以上的高水平。1993年投资率更高达39.7%。若按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计算，则投资率数值还要高得多。
从世界范围看，固定资产投资占GNP比率能经常维持在30%上下的国家并不多。只有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能够做到这一点。当时日本所出现的“投资呼唤投资”这种现象，在中国重现了。中国到处掀起投资热潮。
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高投资是不可取的，持续的高投资更是难以维持的。持续高投资会引起国力过度紧张；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被打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并会严重影响居民消费提高，甚至产生剧烈经济波动。可是在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中，十五年来投资水平始终居高不下，而经济情况基本正常，一直在高增长区域运行，没有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1989年至1990年的波动是由于经济外部因素造成的，是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投资运行一定发生了某种实质性的变化。我们只有认清这种变化，才能解释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何以能持续高增长，投资何以能持续维持高水平。
三、持续高投资、高增长的内在因素
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地维持高投资、高经济增长，这除了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激活了中国的经济活力，以及成功的农村改革为工业发展奠定一定基础之外，也与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所出现的强劲的内在需求有着密切联系。这包括规模化的消费需求，迅猛增长的外贸需求和强劲的城市化发展需求。其中，规模化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八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两项需求正在推动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改革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实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职工收入只能维持温饱水平。政府把有限的积累资金用于重工业。消费工业的发展则十分缓慢。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搞活、农业发展，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这时，消费工业发展起来了。可以说，1980年～1988年的中国经济，完全是由民间消费需求的迅猛增加所带动起来的高速增长。正是一阵又一阵的消费热潮，把中国经济推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增长台阶。
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别1989年后，中国消费市场出现了疲软的状态。一方面城镇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日趋饱和，大量耐用家电产品积压库存销售不出去。另方面新的消费热点尚待于形成。这意味着由耐用家电消费热潮所带动起来的经济高增长已告一段落。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支点。
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巡，掀起了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高潮。但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1992年和1993年全社会商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5.7%和23.6%，扣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9.8%和9.4%。远低于1992年和1993年GNP增长率13.2%和13.4%的水平，更低于同期轻工业增长水平（约20%）。
九十年代以来，在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为特征的城市化过程却明显加快。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几乎成了庞大的建设工地。在这期间房地产开发项目、城市改造项目、公路运输项目、邮电通讯项目、旅游设施项目，城市能源供应项目、城市住宅建设项目等等与城市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项目纷纷开工，并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与城市化发展关系密切的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如建筑材料业、建筑装璜业、通讯器材业、计算机业、空调业、有色金属业、纺织以及服装业、广告咨询业、金融业、饭店宾馆业，等等。从整体格局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由城市化发展所带动起来的高增长阶段。
任何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都以高投资为支撑。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自1991年到199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全社会投资比上年增长率分别达23.8%、42.6%、58.6和27.8%，表现出强劲的投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出现的轻工业增长超过重工业增长的格局被打破。自1992年起，出现了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快于轻工业的态势。1992年重工业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3.1个百分点，1993年高于2.3个百分点。而且自1990年起重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2年已达52.4%。这次重工业比重上升与八十年代之前重工业自我循环自我发展的情况完全不同，它是在具备了相当规模的轻工业基础之上的重工业比重重新上升，显示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倾向。从投资角度来看，第三产业投资不断上升。1993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3174.7亿元，增长73.7%，所占比重由上年38.3%上升为44.2%。其中运输、邮电、通讯业完成投资1450.35亿元，比上年增长106.7%，所占比重由上年14.7%上升到20.2%。以上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及其城市化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近年来在城市化发展快速推进的同时，中国的外贸增长也十分迅猛。中国经济的外向性程度日益提高。图3—1显示了外贸增长情况。
图表3—1 外贸增长情况
年份
外贸总额增长率 顺差 外贸依存度
19911357
17.6%8118.26%
19921656
22.0%4419.66%
19931957
18.2% －122
20.49%
19942367
20.9%5322.18%
从数据看不仅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很快，而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地扩大。这个指标已经接近日本1981年的水平（25.1%），而高于美国1981年的水平（17.3%）。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达到第11位。外贸进出口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1994年外贸出口值1210亿美元。按换汇成本7.5∶1折算（1993年外贸部门换汇成本7.15∶1），相当于国内商品收购额约9千亿人民币。而1994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6053亿元。前者已相当于后者56%。由此可见外贸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贸易快速增长同时，贸易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1994年出口12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2%。其次是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199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1013亿美元，增长34.9%，在全部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993年的81.8%提高到83.7%。其中，机电产品出口达320亿美元，增长40.9%，占出口总值的比重由上年24.7%提高到26.4%。
以上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明显不足，消费产品大量库存积压，但是中国近几年的整个经济仍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的投资仍能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就是说，出口贸易同城市化一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支点。
四、经济流程与投资积累模式的转变
改革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是中国经济流程与投资积累模式的转变。正是内在机制上的这种转变，提高了积累资金的运用效率，并使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里维持了很高的投资率。
从世界各国现代经济发展来看，存在着三种基本的投资积累模式及其相应的经济流程。一种是以中国或以原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模式，即政府提供了投资积累的大部分份额，而企业和家庭所提供的积累份额相对很低。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企业提供的积累占主要份额，其次才是家庭所提供积累。第三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模式，即家庭所提供的投资积累占主要份额，其次为企业所提供的积累。
第一种投资积累模式只适用于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之中，从长期来看并不成功。其根本缺陷在于与该模式所对应的经济流程效益低下，损失浪费严重。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传统的经济流程和投资积累模式的改造过程。图表4—1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新的投资积累模式状况。
图表4—1 1990～1993年投资来源模式 亿元
年份 19901991 1992 1993
投资总额 44495509 7855 12458
预算资金 387.6
373
334464
比例% 8.76.8 4.253.72
国内贷款
8711292 2152
2926
比例% 19.6
23.45 27.4
23.5
利用外资
278316
457907
比例% 6.25
5.74 5.87.3
自筹投资
2329
2878.6
4024.6 6219
比例% 52.3
52.2 51.2
50
其它投资
583649 8871942
比例% 13.1
11.8 11.3 15.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
该表清楚地显示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投资积累模式已转变为类似美国那样的由企业提供投资积累主要份额的模式。这正是中国十几年来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改革的结果。
由于迄今为止，中国的大部分企业仍然程度不等地附属于某一级政府，企业本身还缺乏经营自主权和投资自主权，成为投资主体。因此中国迄今为止的投资模式转变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转变。企业所提供的投资积累份额，相当大程度上仍然由各级政府掌握和支配。但是即使如此，这种投资模式以及相应的经济流程变化，已经赋予企业较大的经济活力，从而如前所述，对提高投资积累效率做出了积极贡献。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家庭的总体收入尚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中国的金融体制还很不完善，长期占垄断地位的国家专业银行才刚刚开始向商业银行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家庭还难以提供积累的主要份额，而银行也难以按市场经济要求独立地承担分配投资资金的重任。就是说，中国还很难立即就实现日本式经济流程和投资积累模式。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反映金融深度的几个指标。1993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15203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8.5%。与日本相比，其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为345万亿日元，同年末个人储蓄累积余额为517万亿日元。后者相当于前者1.5倍，远高于中国的这一比例。另外从个人储蓄率看，1994年根据对全国3万多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城镇居民人均全部收入3502元，人均消费支出2851元。据此测算，城镇家庭个人储蓄率为18.6%。考虑到中国农村储蓄率远低于城镇的情况，中国目前居民个人储蓄率在15%以下，日本家庭个人储蓄率1955年为13.4%，1970年为18.1%，1974年为23.7%（《发展的主题》P189）。可见中国自改革以来储蓄增长虽然很快，但与日本相比距离仍然很大。最后从人均年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累积余额来比较。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3502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1220元，农村人均生活费收入当在2300元左右。按照城镇人口40%，农村人口60%匡算，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约2700元。同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约21000亿元，手持现金约2500亿元，其它金融资产约4500亿元，合计居民金融资产约28000亿元。人均累积金融资产约2330元，只占人均居民年收入的86.3%。而日本于1961年其户均累积储蓄91万日元，户均年收入88.2万日元，前者已超过了后者。从此以后，日本的户均累积储蓄都超过了当年的收入。这方面也显示出了中国的差距。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与日本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要实现日本式经济流程和投资积累模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五、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增长局面。与此相应，这一时期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在大多数年份达到30%以上的高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接近40%。这种持续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之所以得以实现，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所出现的强大的需求拉动以及经济流程的变革有着极大的关系。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以城市化发展和外贸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时中国的经济流程和投资积累模式正在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中国经济高增长具有坚实的经济和体制基础。估计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中国仍具备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面对一个日益开放、日益竞争的社会，中国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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