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证未来理想社会的双重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逻辑论文,理想论文,未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6)02～0042～08 马克思一生围绕之旋转的中心轴无疑在于论证未来理想社会，其中，关于每个人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内涵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此种内在关联表明，合理理解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论证方式，必须立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把握。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却与马克思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偏离，并以一种普遍存在的“分裂式”理解凸显出来。对此，马尔库什说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分裂——生产范式(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笔者按)一方面分裂为关于劳动的‘科学’模型，另一方面分裂为关于实践的‘哲学’观点。”[1](P112)前者大体上肇始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开启的解释传统，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定型和广泛传播，而后者则广泛体现于以卢卡奇为“祖师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并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得到“回响”。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分裂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案例。这种分裂及其后果集中体现在，前者执著于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论证未来理想社会，从而彻底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实践能动性在历史转变中的根本性作用；而后者则执著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实践能动性逻辑论证未来理想社会，从而彻底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固有地位。两者虽然都不失片面的真理性，但皆因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双重逻辑之整体而偏离了马克思论证未来理想社会的路线。两者的理论失足均表明，只有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双重逻辑之整体，并对两者的地位、作用以及之间的关系做出有效的阐明，才有可能真正切中马克思论证未来理想社会的路径。 总体而言，苏联学者是循着“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方向来理解和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而可以将其视为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开启的理论传统的继续。进一步来看，这种继续是在教科书这一体系化且通俗易懂的方式中展开的，因而也可以将其视为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开启的理论传统的更加明确化的表达。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理论进步首要地体现于它以严密的科学性代替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同样，从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学者也将历史唯物主义证成为严密的科学为主要理论旨向。这种旨向不仅直接体现于苏联学者直截了当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科学”，而且体现于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和根本任务界定为对整个人类历史演进历程之普遍规律的把握上。 苏联学者循着科学的方向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无疑首先源自于实践上的迫切需要。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苏联结束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状态，进入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此历史前提下，有两大任务摆在苏联共产党及其理论家的面前：其一就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这使得苏联学者倾向于将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为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学说；其二就是从理论上论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并以此作为抵制苏联周围各种遏制势力的有力武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特点之一在于它始终处于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之中，面对社会整体发展势力远远超越于自己的强敌，苏联学者必须要将苏联所选择的道路证成为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必然性的道路，这样便可调动起最广泛的力量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更快地发展，这也构成了苏联学者循着科学方向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科学的本性在于研究规律，诚如丹皮尔所言：“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是研究自然界规律性的，只有在它找到这种规律的地方，它才可以起作用。”[2](P639)而规律本身体现的是必然性的关系，因而科学理论所把握的世界图景必定是决定论的，无论是近代科学还是当代兴起的复杂性科学都不无如此。近代科学借助于“数学化”的筹划方式将世界塑造成一个严格决定论的世界，“世界被具体地描绘为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机械论的而不是目的论的。这一步在波义耳、洛克和莱布尼茨那儿也被提出，他们把世界比作一台由创世者上紧发条的大钟，自此之后它就只被他‘总和流’保持在有秩序的运动之中”[3](P99)，世界由此成为一个完全为因果关系所统摄的场所；随着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尤其是量子力学的问世，被近代科学置于现象领域的偶然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逐渐显示出本体论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似乎表明近代科学所确立起来的决定论的世界图景崩溃了，这也使得以波普尔为典型代表的思想家开始宣称“非决定论”话语，以至彻底歪曲了科学的决定论本性。诚如海德格尔所说：“现代物理学和场物理学也还是物理学，即仍然是科学，仍然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追踪在其对置性中的现实之物的对象，以便在对置性的统一中确定它们。”[4](P969)由此可见，科学之为科学，因其本性而必定是决定论的，并且近代科学携人类向自然狂热进军而获得巨大成功以来，它普遍铸就了人们的如下信念：科学所面临的世界就是一个决定论的统一性世界，因而可以借助于科学或理性的力量穿透其整体。 而就苏联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化阐释来看，它无疑贯彻了科学的决定论追求，并同时内涵着一种关于历史的科学主义信念。这种决定论的追求主要决定于苏联学者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论”的方式，即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简单接续的方式：认为，“世界按其本性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照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5](P432)。基于一般性的哲学前提，关于历史，苏联学者便可认为，其如自然世界一般也是一个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纯粹客观过程，即“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那么，社会的物质生活也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5](P436)，并且其自身也如自然领域般地体现为一个单一的决定论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体现为单一的生产力决定论线索的过程，即历史的变化总是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5](P444)。虽然，这种述说也会承认生产关系的作用，但也只是定位于加速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化的阐释路向决定了苏联学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普遍论证方式，即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双重逻辑论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本文将在第三个部分展开)“修正”为决定论式的单一逻辑的论证，并由此彻底消解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能动性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历史转变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一般而言，未来理想社会体现的是历史的未来维度，因此，任何一种理论如何论证未来理想社会，主要取决于其对历史的基本观念。而在苏联的科学化的阐释路向之中，由于历史被塑造成一个科学式的严格决定论的过程，因而唯一可能的论证便只能是将历史的未来归结为历史内涵的必然性自主趋向的结果，即如卢卡奇所概括的“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6](P52)。此种理论取向集中体现于斯大林的推论，即如自然世界一样，“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5](P436)。这种基于单一的科学式的决定论的证明方式在苏联教科书中往往具体化为生产力决定论，而作为代表生产力发展之最高水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必定会出现。对此，米丁的论断颇具代表性，他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一文中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所使用的，已经不是一般的科学概念，而是和精密的自然科学同样具体的范畴。它能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这种预测不仅能确定社会进步的一般趋势和规律性，而且能确定社会进步的具体阶段；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已经不仅能确定将来的事件的性质，而且能确定这些事件实现的期限及其效率，还能说明这些事件的内容和结果的量和质的特征。”[7](P133)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基于单一性的科学决定论式的逻辑论证方式无疑能够起到极大动员力量的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这种论证方式彻底消解了人的能动性在人类历史社会主义转变中的根本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恰恰不是“人格化”的能够自行运转的主体，不管这个主体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抽象精神，还是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从本来的面目来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P295)。既然如此，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断然是离不开人的能动性作用之发挥的。但是，在苏联学者单一性的科学决定论式的逻辑论证中，人的能动性在逻辑上被归结为无。 其次，与前者密切相关，这种论证方式实际上彻底消解了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诚如查尔斯·泰勒所言：“假如你想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牛顿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为历史的发展做着牛顿在研究行星运动时所做的工作，然后你得出一个观点，认为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无情法则在掌控着人类，正如牛顿的行星定律在任何时候都支配着行星运动一样。但是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却消失了。”[9](P504)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看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8](P527)，既然如此，当按照单一的科学式的严格决定论逻辑论证历史之未来，从而将“历史活动”彻底抹杀时，则必定会消解马克思通过理论变革所开启的全新的人的解放理论。 最后，这种论证方式容易造成一种于现实历史之外构筑理想王国的抽象人道主义倾向。借助于单一的科学决定论式的逻辑论证未来理想社会要想彻底说服人，就必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日期及其形式做出预测。诚如阿隆所言：“预测一个重大事件但却不能预见其日期及形式是没有多大意义的。”[9](P154)但是，诚如马克思自己所言，他的理论绝非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之“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0](P466)。既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无此种通达遥远未来的预测功能，并且为了增强单一的科学决定式逻辑论证的说服力，那么，唯一的路径便只能是于现实之外构造历史的未来。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倾向中，并在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论断中达到极致。 此外，苏联学者普遍秉持的单一的科学决定论式的逻辑论证方式还构成了其强制性地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推广至东欧国家的理论支撑。固然，在东欧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苏联的帮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此种发展路径的强制推广恰恰背离了马克思。1872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州的演讲中讨论向社会主义的转化时说道：“我们知道，人们必须对不同国家的各种制度、习俗和传统加以考虑。”[11](P179)随着苏联高度集中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各种弊端的暴露，尤其是东欧各国对自己特殊国情的理性认知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自己特殊发展路径的探求，一种实践与理论上的反抗势必爆发。 正如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本身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一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普遍地对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理论支撑的苏联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以此为前提力图重新阐释马克思。就本文论及的主题而言，这种重新阐释回复了马克思思想中固有的实践的能动性逻辑，但同时消弭了马克思论证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在缺少后者的前提下，所谓的回复也必定会走样。从结果上看，它将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生活的论证路向“修正”为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决定论，并由此复归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抽象的能动性”。 为了有效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从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共有的理论规划谈起。那就是，一方面受教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将自己的理论创作归功于它的问世——中的异化理论逻辑，另一方面一脉相承于由卢卡奇开其源头的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设置了“现实世界”(人于其中遭受异化的世界)与“理想世界”对峙的理论图景。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领军人物马尔科维奇将“异化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相对峙，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将“自在的”日常生活与“自为的”的日常生活相对峙，捷克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将“伪具体世界”与“具体世界”相对峙。在这种相互对峙的图景之中，前者往往代表着人于其中遭受异化和苦难的生存状态，而后者则代表着人完全实现了自由的理想生存状态。如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论证便可归结为从理论上阐明从前者转向后者何以可能的问题。正如马尔科维奇在概括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基本哲学观点时指出：“个人的实际存在和潜在本质之间的这种差异，即实有和应有之间的差异，就是异化。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评的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实际步骤。”[12](P18)对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极力拒斥内涵于苏联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单一的科学式严格决定论的论证路向，并走向了单维度地凸显实践能动性逻辑的论证方式。 具体来说，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确立了人在其理论建构中的中心地位，并以此区别于苏联学者以物为中心的致思取向。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始终围绕之旋转的中心轴是从理论上探索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尔科维奇强调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在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12](P18)科西克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任何一种哲学的出发点都是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是人与宇宙的关系。”[13](P169)其次，匹配于人的中心地位的确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的本质性存在，是人与世界之关系建立的基础，从而也是世界及其历史之展开的根基。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坎格尔加指出：“在谈到人的时候，必须同时谈及他的世界，人的世界只有通过人的历史生成，即通过把自然改造为人的自然才能实现。因此，无论是人自身，还是他的世界，都代表了作为纯粹外在(及自身‘内在’)所予和直接性(天然性、原始性和无意识性)的自然之历史——实践的人化过程。”[12](P53)科西克则说道：“就实践的本质和普遍性而言，它是人的秘密的揭露：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是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人的实践不是与理论活动相对立的实际活动，它是人类存在(即构造是在过程)的决定性因素。”[13](P170～171)如此，通过将人与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实践，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便获得了阐明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方式，即将其归结为人的自我实践或创造，也就是说，基于实践能动性的逻辑来澄明历史的未来。 这种基于实践能动性逻辑的论证方式又具体体现为澄明如何通过实践变革人于其中遭受奴役和剥削的社会，并由此进入人道化的社会。总体而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的未来托付给了“人”，且是在精神上领悟了未来的“人”；这种领悟不仅使得洞悉历史之现在的异化状态成为可能，而且在根本上使得实践地改变现实世界，并由此通达彻底人道化的社会成为可能。对此，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坎格尔加的论述颇具代表，他说道：“在现实的历史水平上，生活意义的问题只能根据那种尚不存在，但却可能而且应该存在的观点，即根据未来的观点和倾向而提出，这已经包含了对现存事物之改造的需要和动力。”[12](P57)而赫勒将《日常生活》一书的主要任务定位为解答如何能够在人道主义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改造日常生活，即使其真正成为“为我们存在”的人道化生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赫勒认为关键则在于日常生活的承担者个人从“自在存在”转变为“自为存在”，即转变为“个体”，“就是同类具有自觉关系，并以这一自觉关系为基础‘安排’(自然是在给定的条件和可能性之内)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个人。”[14](P19～20)很显然，赫勒同样将实现日常生活人道化的首要前提归结为个人态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达到对自己本真性存在的高度自觉。 固然，与苏联学者仅限于单一性的科学决定论式的逻辑论证未来理想社会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奠基于实践能动性逻辑的论证方式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即其凸显了人的实践能动性在推动历史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表面上来看，此种论证方式似乎也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意向的。马克思就曾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P527)但是，由于彻底摒弃了科学的客观性逻辑，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很少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分析，以至在“缺少有关发展的客观引导者的情况下”，他们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作为我们未来向导的道德命令”[15](P367)，亦即陷入了关于未来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诉求。正如他们的共同的精神导师将历史的未来“托付给了一个思想者”[16](P23)，认为无产阶级“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他看做是互相联系着的总体”[15](P367)，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将未来托付给了“人”，认为“人”有能力通过对自身本真性的实践存在方式的理性自觉以及对未来的理性认知，实现对自己现有存在的超越。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时代的人们的实践总是被复杂的物质条件和关系系统制约的，因而人的能动性必定以一种受制约的方式展开，即“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而只要仔细考察即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7](P101)。那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塑造的“人”及其超越现实的历程必定归根结底隶属于思维领域的运思，并深层次地体现了行动上的弱者力图借助于思想理论强行切入历史转变的心态，诚如衣俊卿教授所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还处于纯粹理性(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的反差之中，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表现为理论上的强者和实践方面的弱者。”[18](P644) 苏联和东欧学者各执马克思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和实践的能动性逻辑之一端论证未来理想社会所遇到的理论困境表明，只有在双重逻辑视角的内在关联中，才能合理理解马克思论证未来理想社会的路线。为此，首要的问题是阐明两者在马克思论证路线中的相互关系。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当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分裂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将其归属于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内在紧张。例如，马尔库什虽然敏锐地概括了分裂式阐释存在的普遍性及片面性，但同时认为“这些片面的阐释有一个系统化的源头，即这些阐释的源泉——马克思的范式本身——存在困难和模糊之处”。[1](P113)而波普尔一方面激烈批判马克思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严格决定论者，同时又声称：“在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中，要求人们必须在行动中证明自身，这是特别明显。这种态度——它可以被描述为马克思的行动主义——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中得到最明显的阐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312～313)显然，将问题的根源直接归属于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内在紧张，并非对问题本身的有效回答，而只能是一种逃避；并且，如果说逻辑融洽性构成了任何一种理论之合法地位的最起码的条件，那么，这种归属本身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与真理性认识之间凿了一条无法弥补的鸿沟。因此，一方面为了有效地批驳此种归属论，同时为了论证本文主题的需要，我们首先对双重逻辑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内在关系做出先行阐述。 从各自所属的领域来看，科学的客观性逻辑体现了认识者以理论的方式对世界的理论认知，因而隶属于理论世界；而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则体现了行动者以实践的方式对世界的现实改造，因而隶属于实践世界。如此，澄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的关系无疑应该建基于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先行阐明。从逻辑上来看，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解答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认为理论高于实践。在马克思之前，此种关系认知贯穿于西方思想史的始终。思想家们普遍认为理论于实践或现实生活之外寻得绝对不变的阿基米德点，并由此出发推论出自认为把握了世界之整体的大全的理论体系。循着此种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知来把握科学的客观性逻辑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之间的关系，势必突出前者首要的根本的地位和作用，具体到论证未来理想社会的路径问题上，就是将其视为单一的理论必然性必定导向的结果。从此角度来看，苏联学者所普遍依赖的论证未来社会的逻辑恰恰隶属于此种理论路向。另一种强调实践高于理论。此种关系认知恰恰构成了马克思颠覆传统理论的核心前提之一。实践高于理论表明，理论并无于实践之外获得阿基米德点并以此为前提推导出大全的理论体系的权力，而只能于实践领域之中获得自己相对有效的前提，并由此出发构建内涵相对真理性的历史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指出，“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8](P525)，而现实的个人首先又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首先要从事自己的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既然如此，他们的“意识”就必定是建基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P525)，而“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8](P526)。这些论述表明，理论作为现实的个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其据以展开的前提只能来自于现实生活世界，并会受到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双重制约，从而表现为一种有限的前提。而从这种有限的前提出发，理论对世界的掌握便只能是有限的，因而由此必定造成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之间的张力。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8](P25～26)循着马克思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全新定位可知，由于理论的有限性及对实践的依赖性，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单凭科学的客观性逻辑之一己之力证成未来理想社会；实践高于理论的地位恰恰表明了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在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根本性的作用。但是，正如本文接下来将要论述的，我们也不能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般，因为实践的能动性逻辑的首要地位和作用，而将其视为人类历史走向未来的唯一逻辑。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两种逻辑在马克思未来理想社会论证中的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的基本视角。马克思指出：“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真理。”[8](P608)这段话表明，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理解历史的出发点，而现实的个人本身又具有双重身份，即其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其中，“剧中人物”表达的是人作为历史之行动者的地位和作用，而“剧作者”表达的则是人作为历史之认识者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这种界分，广松涉以“体制内的视角”和“体制外的视角”作了大致类似的再阐释，而阿伦特的“行动者”与“旁观者”的界分无疑更加准确地阐释了马克思的界分。阿伦特指出：“‘理论’一词就来自希腊语的‘旁观者’(theatai)，在几百年之前，‘理论性的’这个仍然表示‘沉思’，也就是从外边、从位于参与演出和完成演出的那些人后面的角度来观察某种东西。根据行动和理解之间的这种最早区分，显然能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旁观者，你能理解演出所包含的‘真理’，不过，你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不参与演出。”[20](P102)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人既是“剧中人物”又是“剧作者”，但人必定不能同时以两种身份出现。当人以历史行动者的身份出现时，就不能同时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反之亦然。这种非同时性表明两种身份对于历史进程的不可或缺性。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理论或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和实践的能动性逻辑在人类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征途中都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价值。 实践高于理论的关系表明，历史首先是由作为行动者的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诚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进行战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P293)既然如此，作为历史之未来维度的理想社会也必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源自于行动者的实践创造。无疑，理想社会的最终实现意味着人的解放。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8](P527)，“实际上，而且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8](P527)。但是，强调实践高于理论的关系及实践的首要地位和作用，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排斥理论的作用。至少在两个方面理论之于实践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理论作为“剧作者”或“旁观者”描述了自己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知识”，可以抓住实践进程的关键环节、步骤或其中的实质性关系，并以此为前提。当然，从“剧作者”或“旁观者”再度转变为“剧中人”或“行动者”时，便可以在理论的指导下推动实践活动的更加有效的展开。对此，葛兰西作了非常到位的说明。葛兰西指出：“人们可以在特定实践的基础上去构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符合相一致，所以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全部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一致、更为有效，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21](P279)其次，也是人的基本特质之一，人作为行动者离不开理想的支撑和引领。人作为行动者，被包裹于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中，体现为一种现实性的存在，但人又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实存在，总是力图在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引领下走向未来。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的理想越伟大，人的实践活动必定越富有成效；而理想的塑造只能归属于理论功能的发挥，“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这就是理论对实践的超越”[22]。 总之，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定位及基于人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双重身份的界分对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各自地位和功能的划定表明，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依赖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与实践的能动性逻辑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互动作用。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决定论论文; 科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能动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