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方法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自觉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6)02-0019-07
哲学是作为一种形态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实现形式和理论形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一个大题目，其中包含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意义、内容、目的、途径等许多需要深入思考和研讨的问题。本文仅从方法论角度，谈点粗浅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体系研究到问题研究
体系研究和问题研究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学界认为，体系研究是以逻辑主义方法为基础，主要追踪哲学发展的逻辑环节；问题研究是以历史主义方法为基础，主要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两种不同的范式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模式：体系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史，问题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史。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由于过分地强调体系化、公式化，扼杀了哲学发展的活力，使之变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操作话语，逐步地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简单化、概念化和教条化的倾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远离现实生活，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社会实际。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当前哲学面临的困境是由于其没有积极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主要的表现是当理论成为一种需要时，哲学则表现为“缺失”或“不在场”，即对于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理应回答的却没有回答，或者是答非所问。哲学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人们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哲学。实际上，不是生活不需要哲学，而是在生活需要的地方出现了哲学的“空场”。
我们需要反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但这种反省并不意味着放弃建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是在注重体系研究的同时，更要加强问题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不是从建构新的体系开始，而是从解决时代性问题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不在于体系的完成，而在于它对时代性问题的科学解答和科学阐释。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况的最实际的呼声”[2]。马克思这些精彩的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正是以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准确地捕捉到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这样一个关系人类命运的时代性问题。并从理论上科学解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有没有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不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能不能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时代性问题。因此，准确把握、理解和解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在总结经验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进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新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科学回答的问题。
从问题出发研究哲学，使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关注的重点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以建构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给人类提供永恒不变、包治百病的绝对真理为目的。因为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不与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实际相结合就是僵化的教条。所以，马克思抛弃了任何“体系哲学”的构想，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生活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要求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改变现实社会。
可以说，体系是维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对社会问题和时代问题的解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体系研究能使对问题的解答系统化、规范化，规定问题研究的思路，而问题研究能充实和丰富体系，推动体系研究不断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和活的灵魂，体系和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方式的转变：由传统解释到返本开新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既要克服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解，又要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文本，秉承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实现理解方式的转换，同时要立足实践，服务现实，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经历了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再到“现代形态”的发展和演进。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首先要超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解。过去，我国哲学界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有一个中介，就是前苏联哲学，尤其受到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历史地看，前苏联哲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是它给中国共产党人最早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需要指出，这种哲学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理解，也未能真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逻辑结构、思维方式的特征，没有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观的区别，甚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提出回到马克思，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就显得格外重要。
所谓回到马克思，回到创始人的原创性学说，就是要超越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误解、歧解和肤浅之解，就是为了凭借100多年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借鉴马克思以后世界历史发展中大量的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真正本质，从僵化了的传统哲学解释体系中剥离或释放出创始人学说的本真精神，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写出一本以哲学为专门内容和体系的哲学著作，但马克思却留下了一系列的笔记、手稿、提纲以及论战性的哲学文本，这些哲学文本以历史的形式凝聚了马克思思想的精华，是取之不尽的源泉。但因受到解读者自身的时代特点、思维构架、价值观念、情感方式等的影响，因而其理解的重点、深度和广度都可能有一定甚至较大的差异。人们从不同的背景、倾向和观察视角出发，往往倾注于不同的文本或文本的不同部分，从而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侧面，反映出理论研究的丰富性、多样化。应当允许这种差异的存在，以便为我们在今天回到马克思留下较大的解释学空间。应该说，克服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偏见和误解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是否还能真正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真正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取决于它是否能真正回到马克思，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如果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经典原著的系统学习和认真研读，加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就找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和根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就缺乏必要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基础。可以说，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深入发掘其本来思想，以求对其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阐发，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一条有效途径。
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仅限于此，还是很不够的，研究工作不但要返本归真，通过返本而完成对经典著作文本原初涵义的重新解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开新，即由返本而开新。但还有更为重要意义的开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榜样，直面现实生活，汲取创造灵感，补充新鲜血液，将原创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寻找新的生长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不断充实、体系不断完善、形态不断更新，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转变：由革命批判到建设创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的特有的精神实质是其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研究必须面向实践、面向现实世界，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关注人和人类的命运。哲学要面向实践，不恪守任何与现实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原则与现实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哲学要面向现实就要采取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态度。他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3]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决定它批判地对待一切事物的既成形式，反对认识的停滞僵化，不承认有什么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决定它不但对别人进行批判，也对自己进行批判。通过自我批判，克服自身的缺陷，纠正自身的错误，不断变革自身。马克思批判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维护这种生产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
应该看到，当今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同时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社会历史发展所表现出的“历时性”，在中国则是以“共时性”的状态存在着，传统、现代以及后现代各种思潮同时并存，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这使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显得十分必要。但也不能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遭受的“冷遇”和“不景气”，主要原因在于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的功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批判现实，只有强化批判的革命的功能，才能保持其生命力。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批判的，同时也是建构的。马克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通过批判来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马克思既是旧社会的无情批判者，也是新社会的伟大建设者，正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具有充满张力的思想空间。事实上，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批判非但不是哲学研究的终结，反而是它的一个新起点。在批判旧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创立新思想，在清算自己以往思想的过程中，不断使自己的思想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才是我们哲学研究的目标指向之所在。如果说批判之后没能发现和建设新世界，那么这种批判就只能被认为是苍白无力的。至于如何界定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武器，也就是说，批判什么以及用什么去批判，都表现为极为复杂的状况。脱离现实的“引经据典”，已没有理论感染力，抽象空洞的“人文精神”的呐喊也呼唤不出真正的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发挥哲学批判的革命的功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在于实现人和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曾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 在这里，马克思自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以区别脱离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以强调他自己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改变世界”既包含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旧世界的批判，也包含对新世界的发现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往主要是发挥了它的“批判与解释”的功能。中国革命的实践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而这种改变更是一种对旧制度的破坏与摧毁。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更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由于民族解放的优先性与重要性，由于革命战争形势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决定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新社会建设中去。在建国之后，由于认识上的失误，也没有很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功能，由此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由主要发挥其批判的革命的功能转到以建设的创新为重心的轨道上来。在今天，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创造功能，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应该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第一位历史使命。就建设与批判来说，建设第一，批判第二，批判应围绕建设的主题而展开。建设与批判两者之间，批判侧重的是破旧，是“破”；而建设则是以立新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立”。我们经常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是强调“建设”的重要性。只靠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功能是达不到这一目标的，更重要的是要靠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创造功能。哲学重在建设，这本身体现了现实价值观念的一个转换，它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对立思维，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建设是以“创新”为主旨，以“创新”为导向。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谁能够更好地建设和发展自己，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似乎不难懂。建设需要有批判、有破，立要以破为逻辑前提，这是辩证的思考。但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化，在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极端：或者认为破就是大批判，就是全盘否定；或者认为破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样一来，我们讲的是辩证法，实际上行的却是形而上学。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成为国家建设、创新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功能和使命。当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怎么样去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创造功能，还存在许多理论、认识和实践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先验地解决，只能在实践过程中获得解决。
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视域的转变：由中国化到世界化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既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又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的发展。
在中国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不能忽视其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不能不以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作为历史前提。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及其发展，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的特点和规律，成功地指导了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哲学的发展，并应当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得到表现和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个与世界历史发展相联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相互交融。但是，以往国内学术界重视前一方面的研究，忽视了后一方面的研究。这使我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一个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输入过程，仅仅在中国系统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揭示它的规律性。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来说，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要从根本上消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把中国的哲学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自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发掘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并加以提炼和改造，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之具有更加扎实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吸取鲜活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营养，在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创造中提炼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
当代哲学是全球化的时代精神，哲学正是在自己的历史实践环境中反映历史并写出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发展同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的实践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应该承认，当代社会与100多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20世纪的全球化实践，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与更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坚固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关注人类命运、把握历史演变、说明社会兴衰为其使命的，它要在新的世纪仍然保持自身的解释力、预见力与说服力，就必须扎根于新的历史实践，反映社会的变迁，体现时代的本质，从历史观上对全球化时代做出科学的说明，提出自己的正确理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紧密联系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其根本之点就在于它以世界各国实践为依托。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现形式和理论形态也不同。国情变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现形式和理论形态也必然随着发生变化。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它是以单一的资本主义化为前提的，本质上是反对民族化、多元化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则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质上是主张民族化和多元化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要求我们在哲学研究中从根本上自觉地消除狭隘的“自我中心化”状态，真正贯彻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我们应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对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简单否定和拒斥态度，以一种真正广阔博大的世界胸怀来从事真正科学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探索。
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沧桑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意义，在于它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2000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于它对人类思想成果和文化成就的批判改造、广泛吸取、融会贯通，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和丰富多彩的意蕴，从而为不同的理论诠释提供了广阔的意义空间。在今天，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了各种新的学说、思想和理论，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比如说，分析哲学的数理逻辑精神，逻辑实证主义的现代物理学基础，科学哲学对科学方法论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对“病态社会”和“单面的人”的分析，存在主义者对于个人的痛苦与挣扎的体验等，都直接触及了二次大战后西方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后果，触及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危机，反映了当代历史所面临的新的重大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吸收营养，借鉴和利用各种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从中提炼自身丰富与发展的新元素、新材料。
开放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历史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使自己成为一种开放的哲学，面向当代人类所共同面对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发展问题，从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看待当今世界五彩纷呈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学说。在古今对话、中西对话、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对话的基础上，面对现实的历史实践提出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回避也不可能回避，要把挑战同时也当作丰富、发展与更新的机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过程，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可能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二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缺少前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没有后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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