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若干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P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04）01-0029-04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认识的又一个飞跃。确立和认真落实这个发展观，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发展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为什么还要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什么是社会的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标志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必须要搞清楚的内容。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要求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且要求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发展是国家安全、社会进步的基础，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是，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进步。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同时还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它需要社会的发展，才能把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提高。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的发展，首先是指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所包的内容，即为了避免和解决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风险而形成的一套制度。这种社会风险，从工业化的一开始就表现为社会的贫富分化、阶级的对立和社会的动荡。经过长期的摸索，特别是经历了严重的阶级斗争之后，西方国家才逐步发展起社会政策，即由国家来制定社会政策，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在欧洲的福利国家，它表现为集国家性、集体性、全民性、义务性为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保障、工伤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险以及对困难家庭的救助、由国家保障每个公民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对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与治、国家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等。最后，用通俗的话来说，社会发展的核心，体现在使全体人民能够少有所学，壮有所劳，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上。很显然，只有做到这几个方面，社会才能稳定，人民的生活才有安全感，生活水平才能做到普遍的、全面的提高。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社会的发展，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充分条件。
如果把社会发展的内容界定为以社会政策为主的内容，那么社会发展的指标一般从两个方面来看：社会政策能覆盖的人口比例有多大？即有多大的人口比例能够享受社会保障？一个国家的GDP中有多大的份额是被用于社会政策开支的？在欧洲发达国家，也被称为福利国家，一般社会政策能覆盖的人口比例为90％—100％。基本上每个公民都享有充分的社会保障，有的还被称为是从摇篮到坟墓式的保障。不管是疾病、工伤、失业、儿童失去父母，还是年迈失去劳动力，人们都无须为生活所忧。在这些国家的GDP中，社会开支要占到20％—30％，个别国家可能更多。它表现为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大大缩小了阶级和城乡之间的差别，保障了不分性别、种族、年龄、出身背景的社会发展权利。这种发达的社会政策使得公民的收入比较均等，发展的机会也比均等。社会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它保证了社会的公正与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社会发展是极为不相称的。它表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问题还在于，目前能够确实享受到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的人口，只有1亿多，不到2亿，占人口的比例非常低。在整个GDP中，用于社会开支的部分还没有具体的统计，但从国家支出的教育经费、医疗卫生经费占GDP的比重来看，是相当低的。它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
社会发展滞后的状况有体制上的原因。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原来是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这种社会保障的责任是由国家和公有制企业两个环节来承担的。由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企业已不再承担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而国家又没有足够的汲取能力来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因此，出现了享受社会保障的人口比例反而比改革开放以前更低的局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在改革开放以前，依托集体经济，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已覆盖了90％以上的人口。但是，随着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集体经济的解体，现在87％左右的农村人口是没有医疗保障的。城镇中原来享有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的人口，有的也因保障资金的短缺而无法实际享受。因此，出现了体制转型所造成的社会保障的缺位。
社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识上的失误。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容易造成的一种误解是，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问题都能解决。事实上并非如此。以人民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为例，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报告，全球191个成员国中，卫生总体绩效中国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而中国的人均GDP要远远高于这些国家。我国目前医疗保障不仅覆盖人口的比例低，而且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还十分严重。
以爱滋病为例，它在中国的传播非常快。1993年在中国内地还只有1万感染者。1995年达到10万。目前感染人口有84万，包括已死亡的人口已超过100万，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预防体系。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现在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后机会。如果中国不能采取得力措施的话，到2010年中国的爱滋病感染人口可能会达到1000万。那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1000万的爱滋病感染者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目前，对一个爱滋病人的治疗，使用国产的药物，一年的费用估计最少在500美元，大约4000元人民币。目前国家承诺了对困难家庭的爱滋病人逐步实行免费提供药品，但第一步还只能做到向5000个病人免费提供药品。如果在1000万感染者中，发病的为10％的话，就有100万爱滋病人需要治疗，他们一年所需的药费至少为40亿元。这还不算因病造成的其他代价，如丧失劳动力、需要人照顾和其他医疗条件、对家庭和本人所造成的心理打击等等。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如果爱滋病在中国泛滥起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可能就被它所吞噬了。然而，从现在对爱滋病预防所投入的资源来看，是非常有限的。从2000年到2002年的三年期间，我国对爱滋病的防治的投入只有1亿元。而同期国际组织对我国一些爱滋病高发区的投入已达到4亿元。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对爱滋病的投入不足，也是不能有效遏止疾病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除爱滋病以外，我国其他的传染病和地方病也十分严重。按照现行的体制，传染病和地方病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只提供有限的财政补助。在这种体制下，地方财政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严重传染病和地方病。我国血吸虫病一度曾得到有效控制，但近年又发展起来。全国流行县市418个，流行区人口9903万，几乎近1亿。如果还是延续现行的体制，血吸虫病不是控制的问题，而是会进一步蔓延。因饮水和烧煤所引起的氟中毒人口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十分广泛。它最后也会导致劳动力的丧失。近年来国家用国债8亿5千万元解决了西北地区饮水问题，而西南地区的烧煤引起的氟中毒还没有能解决。以贵州省为例，要靠本省的财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要300年的时间。此外，肺结核、病毒性肝炎、性病的感染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在增高。2003年非典的流行，暴露出我国在医疗卫生上的脆弱性。其实，从医疗卫生来看，非典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只是它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整个医疗卫生领域，我国的情况是非常脆弱的，人民的健康还受到严重的威胁，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很显然，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谈得上全面建设小康。
在教育领域，我国制订了9年义务教育的法律，在普及义务教育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要全面落实普及9年义务教育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目前按照统计全国大约85％的地区实现了普九教育。实际上，在统计为普及了义务教育的地区，学生流失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贫辍学，因读书无用论辍学的情况很多。在一些贫困地区，教师为了不让学生辍学，用教师承包的办法，用工资来资助贫困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教育经费缺乏，农村教育经费的更为缺乏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最近中央决定农村教育的主要责任由县级政府来负责，这比以前由乡级政府负责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能解决问题。因为县级政府本身极度缺乏财力，全国98％以上的县级政府是财政赤字的。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全国教育经费极不均衡的状况，一方面是由教育经费不足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它反映社会发展中的极不均衡，而且教育事业上的不均衡，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发展的不均衡。
还需要强调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新的社会风险不断发展起来。比如，占总人口64％的农村人口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中面临着新的社会风险。他们不仅有就业问题，也有因市场经济的风险而发展难的问题。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目前有大约近1个亿的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但是，国家对这个群体还缺乏明确的政策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由于他们没有社会保障，一旦生病或遇到灾祸，非常容易致贫。由于他们的权利缺乏保障，不仅遇到工伤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而且工资常常被拖欠。最近有人估计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数额大约在1000亿元。一年一个农民工平均的打工收入大约在5000元。1亿农民工的总收入大约在5000亿元左右。如果有1000亿被拖欠，它反映的不仅是农民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也反映出这个社会还没有确立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建立权利保障机制。按照公平和公正的要求，我们在社会发展上还要补许多课。
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在城市中也出现了新的社会风险：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再加上新增劳动力的增加，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病、因失业或其他原因，城镇中出现了新的贫困人口：因贫富差距的扩大，城市中也出现了迅速的分化，因职工阶层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在不少地区出现了社会的不稳定，也为邪教的出现提供了土壤。为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风险，近年来，国家发展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全国有2040万人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是，这还只是对最困难人群的救助机制。在失业、养老、医疗方面我们的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同时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源能保障这种机制能够持续地运营。不建立克服这种社会风险的机制，社会一定无法稳定，也谈不上社会的进步。
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从认识上看，在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风险，人们的认识往往还很不充分，在选择市场经济方向改革的时候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更容易忽视这种社会风险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出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为不协调的局面。如果在社会的发展方面不能取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进展，发展的结果难以被社会成员公正地分享，发展也很难持续。
除了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外，现有的财政体制也对社会发展构成许多障碍。按照目前的体制，社会发展开支的70％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而县级政府要承担50％以上。但是，在税收和财政的分配过程中，目前所实行的分税制只考虑中央和省级财政的平衡，而不考虑省级以下的财政收支的平衡问题。结果出现了越往下，政府承担的社会发展责任越重，但是所具有的财政资源越有限的局面。人们所谓的“中央政府喜气洋洋，省级政府稳稳当当，市级政府勉勉强强，县级政府穷得叮当，乡级政府要饭逃荒”，讲的就是财政分配体制上的不均衡问题。根据我们对全国2059个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统计，1995年，全国县级政府只有6％左右的有赤字，但是到1999年，只有25％的县级政府没有赤字。县级政府的赤字总共达到1255亿元，平均每个县级政府赤字5000万元，而到2000年，平均赤字更上升到6000万元。根据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地区49个县的审计，发现有41个县存在虚报收入，少报赤字的情况。换句话说，县级政府的赤字情况实际上比统计数据所反映的还要严重。
由于县级单位的赤字是不反映在国家财政预算与决算中的，因此它实际成为账外赤字。这样的赤字范围和赤字规模反映了县级政府已无力承担中央政府要求它所承担的许多社会责任。比如，农村的义务教育由县级政府负责，在准备要重建的农村合作医疗中，县级财政也要承当相当的支出。它的结果，不是政府部门通过向农民收费，向社会收费（预算外资金）来保障社会开支，就是没有资源来兑现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财政体制上的这种问题，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社会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目标进入我们视野时，就可以发现，它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范围。经济建设的发展固然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同样也会带来社会风险。没有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能自动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不能转化为社会的进步。相反，可能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使经济的发展也不能持续。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的发展观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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