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I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人文论文,学术论文,评价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3-0006-07
SCI、SSCI等索引工具与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SCI、EI、SSCI、ISTP等收录与检索的相关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俨然成为跻身高级优秀人才队伍的通行证，同时也成为各大学提升学术实力的重要砝码。事实上，学术界对于作为索引工具的SCI、SSCI成为评价指标的作法，一直持慎重的态度，支持与反对的声浪都很大。特别是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问题的出现，更加剧了学界对这种做法的批判与反思。
一、SSCI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的原因分析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科技引文检索刊物与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其中，SSCI涉及经济、法律、管理、心理学、区域研究、社会学、信息科学等研究领域。2005年收录期刊约1800种，语种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其中英语类期刊占95％以上，其次是德语和法语。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SCI。1987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选择SCI作为对我国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以及科研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标准，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并刺激了中国科技论文数量的增长。随后，各高校也开始利用SCI进行科研绩效评价。随着SCI在中国自然科学界的影响逐渐增大，人文社会科学也试图改变过去那种不管科研工作者业绩，一律按职称职务和工龄领取同样报酬的分配模式。于是SCI的姊妹篇SSCI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同SCI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的地位。SCI、SSCI等系统自进入中国以来，迅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究其原因，这一现象的背后不仅凸显了中国学术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强烈的进取心，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学术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1.追求文化的复兴与崛起成为学术界乃至大学的应然目标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人文社科大国，不仅应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方面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样也应当在国际学术界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当前，我们的学者，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的声音几乎难以听到，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1]为改变这种状况，有学者呼吁，SCI、SSCI这种操作简单、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在东亚已经被大面积使用的标准应该成为我国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如果我们自觉地利用SSCI和A&HCI的标准，就有可能促进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更快地进入国际性的对话空间，最终实现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之目的”[2]。在这样的目标期许与呼吁下，中国的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从制度层面，而且从操作细节层面上全面引进SCI、SSCI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并推动了中国自身的CSSCI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行各业都确立了一种国际普遍认可的标准
受到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以及追求卓越竞争机制的刺激，公共事业机构也采用一些企业管理理念和策略，以标榜竞争、追求绩效、效率与卓越的“新管理主义”成为高等教育管理的流行理论。在此背景下，一是国家更加强调国际竞争力，要求加强学术生产对经济竞争力的贡献，追求效益；二是管理者普遍认为评估将带来进步，要用奖惩结构作诱因，设立评价标准，依据评估结果来分配资源决定升迁；三是学术研究也沿用所谓“全球化”的标准作为学术评价的准则。在国际化与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港台地区乃至东亚地区的很多大学都致力于和国际接轨、挤入国际前100名的目标，并开始使用SCI、SSCI系统衡量学术成绩。在此背景下，国外特别是美国资料库的收录记录也成为推动我国学术发展的现成标准，将SCI、SSCI与量化标准相结合，以“客观化”、“可操作性”为基本指针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管理的基本手段。
3.过去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对学术评价客观化和量化的追求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的鉴定与评奖中的专家评议往往流于形式，使得原本公正、神圣的同行评议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作用。此时适逢《科学引文索引》及文献计量学的流行，于是人们发现利用《科学引文索引》及其文献计量指标，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科研绩效的量化评价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显露出某些超越于当时同行评议的独特优点。[3]国内最早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的南京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曲钦岳指出，上世纪80年代末，南大出于科研创新考虑，将SCI引入评价体系。当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对科研人员施加一些压力，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4]。与此同时，南大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能完成任务的科研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后来对研究生也作了一定要求。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学的SCI论文收录数在全国居第一位。在此期间，由于可量化、易操作，南京大学的做法也在全国推广，SCI逐渐成为衡量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随后SSCI、CSSCI也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评价标准。从某种程度而言，SCI、SSCI、CSSCI等学术评价指标逐渐体系化与标准化，成为评价高校学术科研实力的重要工具，是对过去学术评价的“暗箱操作”、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缺乏有效竞争与激励的改进，但这一指标简单地与量化标准相结合，并逐渐绝对化与一元化，也为中国高校的学术发展埋下了风险。
二、SSCI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标准可能带来的问题与存在的风险
就某种程度而言，SCI、SSCI以及CSSCI系统与中国高校学术管理相结合，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但这种最初以学术索引为目标的系统越来越成为学术管理的惟一指标，并简单地与学术量化相挂钩时，就引发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激烈批评。
1.对本土研究的影响
世新传播学院院长成露茜指出，SSCI反映美国思想的主流价值，具有浓烈的议题设定功能，许多新兴学术议题会被排拒在外，根本进不了SSCI[5]。以中国本土为议题的学术研究，往往无法成为研究的热点，为了在英语刊物上发表，为了吸引国外学术期刊的注意，则必然出现三种研究现象：一是美国人研究什么，我们也去研究什么；二是虽然研究本土的问题，可是研究的是美国人关注的问题；三是直接援引西方理论来解读本土研究问题。结果，许多研究或者成为美国人研究的资料库或成为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的证明，而本土真正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却往往被忽略了。也许会有人质疑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事实上，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对中国的许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重要表现，即主动地翻译中国人写的文章，并将之介绍到国外。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这一部分研究也需符合国外的研究兴趣才能受到关注。笔者对被SSCI收录的《Higher Education》杂志从1980年开始至今有关于中国或者中国人在此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分析发现，26年内该刊物发表的1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由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的研究者发表，其议题主要集中在中西比较、留学、学术自由等有限的内容之上，而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如高职教育、农村教育等问题并不能真正成为国外杂志关注的问题。另有研究者把近年香港几所主要大学在人文及社会学科方面的学术成果作了简单分析，发现：73％的学术文章及科研成果皆以英文发表，读者或受益者多为外国人；其中57％的文章以中国香港、台湾及大陆为研究对象，为外国读者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关于日本的研究甚少，仅占2.3％；关于亚洲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很少，仅占5.7％；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及社会方面的研究很少，占3％。这也证明，国外的杂志在选题与研究范围上有其特殊的兴趣与嗜好。SSCI作为学术评价的最高标准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对于本土研究议题是一种偏见与打击，“而这种‘亦步亦趋式’的学术研究，其结果则是不自觉地迷失于损己利人的学术歧途，逐渐变成英美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的藩属”。[6]
2.对本土研究者的影响
SCI、SSCI的源期刊主要以英语为主，一定程度上，英美语系国家的科研期刊更易进入SCI、SSCI的视野。我们主动采用美国化的标准，推崇英语写作的基本方式，对于坚持以汉语研究本土学术问题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打击。简单化的SSCI学术评价标准指导学术研究变成了英语学习。这意味着如果想晋升为所谓一流的学者，必须学会英语写作，放弃自己熟悉的母语与母语思维。学术衡量最后成为英语语言的运用与写作，这对于大部分学者而言，特别是一些资深的中年学者而言不仅是一个难题，也是一种不公平。而重视以外文撰写在国外发表的文章，轻视以中文撰写在本土发表的文章，结果自然是较好的研究成果，纷纷向外输出，这无异宣判了本地学术出版界的无期徒刑。同时，为了争取国际学术界(亦即西方学术界)的注意与接受，多数学者便以满足西方对中国地区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兴趣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们的事业无形中成为一种向西方学界提供本地区研究资讯的工作，其门下弟子“也将以从事符合西方学界兴趣的研究为能事，误以为这就等于人文社科的全部学问。本来指望就此攀登国际水平，结果竟在学海中迷失了方向”。[7]正因为如此，杜祖贻教授才有这样的质疑：“学术的政策与方向、审核与取舍，如果全为西方学界所操纵和评定，则等于无条件承认其宗主地位，本地学者的角色将永远是奉承者及受审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自己既然甘愿放弃学术评价的责任，便将永远无法获取学术批判的能力与自信。这样，将何来足够的智慧与勇气去从事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研工作”[8]。
3.对教学的损害
教学、研究、服务作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同样也是大学教师的责任。一个大学教师如何在研究与教学的双重角色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教学与研究孰轻孰重，从理论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命题，其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几乎已经成为大学管理的基本共识。但在实践中，期待每一位教师都能在教学与研究上均有优秀的成绩未必现实。因此，在研究型的重点大学内，强调研究的重要性显然已经超越了教学的基础价值，这一基本价值与政策的确立正是以SCI、SSCI以及CSSCI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奖励制度以及职称评定的基础而实现的。相对应地，对教学的关注无论从奖励的范围、奖励的力度以及对于职称评定的意义都小得多。政策对科研的偏好显然对处于矛盾中的教师而言，是一个很有暗示意义的线索。于是，对绝大部分的教师兼研究者而言，势必多少需要牺牲教学的质量来满足研究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教学范围还可能缩小到教师研究的内容上来，而忽略了教学本身应该被关注的广博性、全面性以及现实性，成为教师研究旨趣、带有个人特定偏好与选择的附庸。这时候，教学本身也成为了研究，教学本身的意义已经片面化了。“今天的学术工作常常局限在孤立的一个方面，用研究和出版物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尺。在如此氛围下，那些没有定期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的人就常常被视为‘朽木’”，由于“教学在增强他们进步和上升的前景中现在只占很小的分量。结果是，课堂教学的质量常常遭到低估”。[9]要唤起教师对教学的重视，就必须调整对科研与教学的学术评价标准。
4.SCI、SSCI在中国带来的不良后果：重量不重质、学术造假与学术剽窃风的蔓延
实事求是地说，SCI、SSCI本身并不是单纯的量化指标，其宗旨在提供学术索引的同时，也提供了引文索引，在某一侧面反映论文的质量。但在我国大学引进SCI、SSCI，由于过分简化，使得学术界某些研究者以追逐量化的论文数量为重，反而忽视了学术的多元和质量。在现行考核机制下，成功在高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或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的教师，立刻成为学校的宠儿，成为各个学校争夺的焦点，他们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学术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名利双收。考核的压力使一些师生把精力用在发表文章而不是研究问题上，这与良好学风的营造显然大异其趣。更有论者质疑过度量化诱发急功近利，“杀鸡取卵”，扼杀成长中的人才。正如有学者所讲，假如陈景润被量化考核，他很可能无法在解析数论方面获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按照目前的评价标准，陈景润既当不上教授，连工作可能都会成问题。[10]这种简单的量化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学术造假与学术泡沫化的蔓延，在新语丝中揭露出来的“郑岳青”现象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事实上，自从SCI、SSCI、CSSCI渗透至科研评价体系以来，国内几乎所有高校都相应出台了奖励政策，明文规定每发表一篇SCI、SSCI、CSSCI论文可拿多少奖金，并且成为硕士生、博士生准予毕业、参加答辩的前提条件，“逼得博士生们用尽心机‘搞’论文，弄虚作假、找‘枪手’、寻帮手的，随处可见”。对此，有人曾算过一次，以目前高校对论文的要求，国内所有核心期刊加起来，还不够研究生发论文用。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将SCI、SSCI、CSSCI比作国内科研界的一个幽灵。由于它的误用与简单化，与SCI、SSCI、CSSCI创立的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而SCI、SSCI、CSSCI本身在选刊、引文数据应用以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局限，也决定了在科研成果评价中对其的过分依赖必然产生不良后果。
鉴于此，有学者用“勿轻视SCI，勿滥用SCI”来阐述对待和使用SCI应有的态度。出版SCI的美国科技信息所执行副总裁文森特·卡拉赫就指出：“当利用SCI来评价科学研究时，一定要小心。从科学评价的角度讲，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将SCI作为一个官方或非官方的评价工具，但它只是学术评价过程中的一个侧面”。[11]2004年，该公司日本代表宫入畅子也明确指出将SSCI等资料库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必须留意，“过分强调或简化评价方法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我们始终建议，评价工作时要获得多项衡量标准，因为如果您使用简单化的统计方法，或只采用一个指标，则很容易误陈研究工作的品质”。[12]
三、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之反思
中国学术的发展需不需要建立一定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即使在当前学术评价中的量化问题人人喊打的局面下，也鲜有人说不需要学术评价，而着重于对量化与简单化的学术评价标准进行批判。有研究者认为，“虽然SSCI并不是绝对完美的学术评价标准，但是世界上又哪里存在完美的评价指标呢？事实上，只要定出任何指标，我们都可以找到反例来批判说明这些评价标准不恰当的地方。所以去追究SSCI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不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SSCI，你用它作一个标准，好过没有标准。用SSCI的确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品质的地方，但是在你得到一定方便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国内有一些人试图通过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来否定SSCI、A & HCI的评价作用，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13]这样的论点得到了许多SCI、SSCI支持者的赞同。而反对者则对SCI、SSCI系统所隐含的英美学术独尊体系、学术管理的片面化与简单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将此与当前的学术造假、学术泡沫化相结合，直接质疑SCI、SSCI、CSSCI系统作为学术管理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学术研究评价存在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评价机制，但如何建立起一个具有较强认同感与公信力的评价标准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二是学术评价如何在坚持学术自主性与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的矛盾与冲突中取得平衡，从而建立一个符合中国自身学术发展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这需要我们反思以下三个问题。
反思一：如何对待西方的现代知识体系
在西方国家本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的SSCI当前却在亚洲造成狂热，引发学界焦虑。在ISI亚洲公司工作已近六年的方秀婷说，亚洲各国中，中国台湾重视SSCI的现象，同样出现在中国内地，而韩国、新加坡、香港情况也类似。成露茜则进一步认为，这完全反映亚洲缺乏学术信心，需要以美国标准来肯定自己的心态，欧洲就不像亚洲这样迷信SSCI。[14]如何看待美国的SCI、SSCI系统，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如何理性而客观地对待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问题。发源于英、法、德、意和美国的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式，是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张的同时发展起来的。[15]从某种程度而言，与其说SCI、SSCI是显示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不如说它是一种希望通过向外求得中心学术体系认定，从而获得国内学术资源与声誉的生存方式。而这种认证，正如阿尔特巴赫所指出，“没人强迫外国学术机构接受美国的认证。相反，他们自觉自愿，不存在任何认证警察”。[16]而这种自愿的心理状态又经常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术客观地优于我们的认知的事实所掩盖。如此以借助向中心学术体系靠拢的SCI、SSCI化的方式来达成提升学术水准与提升国际学术竞争力，被很多人认为是所谓国际化的必要过程，但这种国际化，事实上一开始就与美国化相联系，却与多元化相抵触，并潜移默化地按照美国人所制定的、所喜好的、所习惯的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解构我们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17]。在宣称全球化的时代，原本只是具备特定优势地位的西方学术传统，在借助经济、政治、军事的强势下，已经被供奉为具有普遍、绝对的、高于其他民族文明的真理，并被我们所膜拜与神化。而这种膜拜与神化的行为却又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一种无须反思与批判的行动。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国际水平”与“国际承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旨趣和方向。在分工的原则下，许多国内学者放弃了学术自立、放弃了本土化精神、放弃了拿来主义，拾捡起了西方学者希望了解却不屑亲为的残羹冷炙，研究那些对外国人有用，对中国人却毫无益处的东西，以期获得学位或者谋求论文在西方刊物上发表，赚取经济的实利或者西方学者的承认。这种承认是西方价值中心的承认，要人家承认就等于自己放弃了做评判的权利，只能意味着对人家有利，却并不一定就能够代表真的国际水平。失去客观评价标准的国际承认，是失掉自身独立学术方向的悲哀，这种国际承认越多，对他人越有利，对自己越有害。[18]无疑这种简单地追求国际承认的心态正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应该反对的。当然，我们强调学术的自主性与本土价值，并不是简单地批判SCI、SSCI系统，更不是反对国际学术交流。学术的发展固然不是依附于美国的学术认证，但自主也不是脱离世界学术发展的独立。在本土与世界的互动中，在开放与自我反思、自我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增强学术竞争力。因此我们反对的是隐藏在这种SCI、SSCI背后的对待西方文化与现代知识体系的情结以及在学术评价中所隐含的价值预设，即理所当然地认为被SCI、SSCI检索的学术研究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超越本土研究的学术研究。事实上，SCI、SSCI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作用，我们也需要客观地看待SCI、SSCI及其被检索的学术文章的意义。
反思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人文社会科学能否按照量化的标准管理，一直是学术评价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支持者认为，“科学的管理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整个科学系统都是必要的，对人文社会科学当然也是如此……学术期刊检索系统可以用作这些指标的评价系统——这种作法目前已经被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学术评价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普遍认同。国内有一些人试图通过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来否定SSCI、A & HCI的评价作用，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19]而反对者则指出：“‘量化’管理完全违背了人文学科研究的规律，甚至与人文学科的实质是对立的。它表面精确，事实上最不科学，忽视了人文学科学术积累和学术传统的重要性，没有尊重学术的自然生长。它鼓励数量而不是鼓励学术质量，鼓励数量其实就是鼓励急功近利”。[20]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为争取其“科学”身份而不懈努力，但是，在这种争取过程中，常常有意无意地套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及其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不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普遍性科学”，自然科学的规律对世界各国、各地、各阶级都一样适用，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同的人们在自然科学问题上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和交流。人文社会科学的原理和观点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明显的差异，不同的人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常有意见分歧，较难交流和取得一致看法，人文社会科学是“特殊性科学”或“民族性科学”。我们若要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对人类作出贡献，必然要奠基在我们对于自己经验的研究成果上，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因此，自然科学、数学、应用科学等，有其跨越国界的共同研究主题，或许可以建立客观、普遍而规格化的对话机制，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即使在方法应用上有一般性的形式规范，然而由于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内容都有本土自身特殊的经验，其意义诠释也必然具有主观性，对话的机制不但无法绝对客观、普遍地规格化，甚至只能在客观性的原则上，相对主观地进行平等的对话，这尤其以人文学科为甚。
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过于侧重量化管理，使得研究人员要像机器一样，既要持续不断又要按时定量地产生新的研究成果。然而人毕竟不是机器，生产学术产品与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是大不相同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强调知识的积累与生活经验的积淀，目前以一年为单位的学术成果结算制度，迫使研究人员不得不在短期内匆匆制造平庸之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拥有的资源是知识、信息、创意和想象力，学术管理的有效性意味着如何将这些资源转换成高质量、高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但精神产品的质量与绩效是无法用数量来界定或衡量的，它适用于工厂的量化管理方式但并不适用于学术管理。重数量轻质量；重刊物级别轻论文档次；重表面文章轻深度思考；重立竿见影轻长远功效，这一切最终导致在形成学术“高产”的同时致使学术论文缺乏睿智、创新、反思、批判等重要内涵。[21]就本质而言，现行的量化标准——用课题级别及数量、刊物级别及论文的篇数和字数等要素构建的指标体系，其实质是“学术行政化”和“学术企业化”两相交媾的结果。“量化”体系，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化标准，毋宁说是学术行政化、企业化的标准[22]。因此，貌似合理，实却粗暴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特性的忽视和抹杀。
反思三：学术的目的与学术评价的目的是什么？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庙堂里的人只有舍弃了功利目的，“工作时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类似，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才能得到“天使的宠爱”[23]。但纯粹强调学术研究的非功利性目的，强调学术研究的高尚与责任，似乎并不符合人的本性，为了获得基金的支持或者评职称等功利性的目的，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不能回避的话题。在马克思和尼采的思想体系中，决不排斥超功利追求的可能性，并将之作为人类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马克思和尼采却又在仔细研究了人这种动物之后，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揭示了“利益”和“权力”对人无所不在的支配控制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今天的人们重视理论研究之功利性的目的远远胜于理论研究之超功利的目的，这不是坏事，相反，应当从人性本身的角度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尊重[24]。但当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中简单的刺激或奖励相结合的时候，学术研究的超功利目标却越来越被简单的功利目标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所代替。北京大学萧琛教授的论述更为犀利：“中国文科学科制度建设的最根本问题，应当锁定在‘认证’问题上”。因为“‘认证’是激励和监管的基础。‘良莠不分’和‘价码无序’必然导致竞争混乱和制度形同虚设。要搞坏一个学科，最可怕的恐怕是扭曲它的认证标准”。[25]
如果我们具体分析，SCI、SSCI、CSSCI与学术评价量化管理相结合的理念，其中我们多少可以发现，在被普遍遵循的SCI、SSCI学术评价导向隐藏的是方便行政管理的考虑。当前高校教师考核，尽管内容上覆盖德、能、勤、绩等方面。但是，考核、奖励、晋升、合同聘任等等，主要还是看科研成果的级别和数量。科研成果成为职称评定、导师选拔、岗位竞聘的硬尺度。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大规模的推行与简单量化相结合的SSCI、CSSCI制度，将进一步强化教师考核以科研成果尤其是科研论文倾斜的力度，妨碍对学术水平的内涵的全面把握，误导高校科研人才的成长。学术评价不仅仅是评价教师工作的一个指标，也不是简单地刺激竞争，更重要的是在尊重人的多样性的基础上鼓励学术创新。首先，学术评价并不完全等同科研评价。教育的宗旨不仅仅是培养学生承担建设性的职业，而且是使他们有能力过一种有尊严有目的的生活；不仅仅是要创造新知识，而且要使这种知识能为人类所用；不仅仅是要研究政体，而且要努力培养促进公共利益的公民。[26]将教师的无限潜力和创造性系于研究著作一途，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沮丧和遗憾的，也是对学术评价的扭曲与狭隘理解。对教师队伍多种多样的才能应当予以关注，而不应当予以限制。丰富与扩大学术评价的含义，使每一位教师的特长得到肯定，学术水平的潜力才能全面实现。因此，要克服教师热情的泯灭或停滞，就必须承认学术水平的全面意义。这意味着不仅要扩展奖励制度，而且要为教授创造灵活的多样化的职业道路。我们急需那种能鼓励教师在一生中进行转移和改变的安排[27]；其次，学术创新是增强学术竞争力的关键。如何鼓励和保护学术创新应该成为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的旨归。第三，评价的标准应该多元，不能用一个一元化的标准要求到底，对学术应该进行分类评价，要对不同对象，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确定不同的评价目标、内容和标准，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避免简单化、“一刀切”。学术评价的各种机制，不能仅由少数学术行政领导人员主导，而是必须接受学术社群的公开讨论。学术的表现需要学术评价机制加以认证，从而促使学术研究不断趋于进步，但不同的学术领域在学术评价上长期形成的共识，也应该得到对等的尊重。换言之，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单一机制，套在所有的学术评价上，而忽略了不同学科的差异性。第四，处理好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关系。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是学术标准的量化，它是通过对各种评价标准设置不同权重而实现的，具有导向性。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观量化评价、社会影响等指标的设置。同时，学术研究的知识或智力劳动的特点，使单纯的定量评价可能会产生学术泡沫或背离学术自由的精神。第五，学术评价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鼓励竞争。竞争是需要的，可是什么程度的竞争才是合适的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天的竞争应该受到合理的节制、规范、甚至调控，这对于当前由于竞争激烈导致的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以及数字化管理是一个适当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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