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信息嬗变对政治参与动员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员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3-0058-04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运行日趋复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逐步突出，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和对权利制约模式根本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作为利益分化的社会与文化定型结果的阶层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日渐显现；但另一方面公民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新的嬗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增强。2007年厦门“散步”事件取得妥善解决后，2008年初的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和年中的成都市民反对彭州石化项目，参加者实际上都力图借鉴厦门的经验；而2008年的出租车事件也明显地从一个地方迅速向更大范围蔓延。老百姓开始不断“试水”，寻找理性有效的、和平的表达方式。对此，政府部门也大多给予肯定和认可，并加以引导。因此利益的冲突、价值的分化及政府的肯定与认可同时激荡起了民众的参与动机、热情和意识。在这项研究中政治动员是指个人或集团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在体制外发起的宣传、鼓动行为，进而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行动过程。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既缺乏聚集利益要求的社会组织，又没有建立能容纳大众参与的政治机制，因此，在制度化政治参与受挫的情况下，正在面临着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期普遍面临的亨廷顿式的“参与危机”的困境。
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电子技术的发展为转型期的中国构建了一个网络社会，在这项研究中网络社会是指一个基于互联网(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互动关系发生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尽管是虚拟的，“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像其他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他自己的自主性领域”[1](P1126)。它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及其传播形态的变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全新的动员途径。传播学的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面对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发展的电视就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2](P234)。而网络作为现代政治参与手段无疑更具威力，当电脑被广泛应用于连线政治后，它必然推动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与模式。
一、信息传播的社会形态
我们根据社会的发展变迁将信息传播分为三种形态：前工业社会信息传播形态，工业社会大众媒介传播形态，网络社会传播形态。它们的传播形态分别如图（见下图）：这就使得网络社会中的信息传播发生了几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知道在前工业社会的信息具有特权和等级的特征，相对应的就是宫廷政治和密室政治，其制度就是专制制度。而工业社会信息的特征开始发生了变化，特权和等级的特征得到了削弱，但仍然存在，同时传统媒介信息传播使得信息量剧增并使得大众信息传播成为可能，但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表明“大众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外一些问题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设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3]与此相对应的是科层官僚政治和大众政治并存，其制度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很明显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大众媒介与精英、金钱的合谋下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所以很多人又将这种制度批评为“是最不坏的制度，而不是最好的制度”[4]，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还存在着不够完善并需要不断改革的地方。但是网络社会中，由于网络本身的扁平化运作，且由于参与成本低廉，隐匿性强，安全性高，第一次使得协商民主成为可能，信息被还原为其本来性质：共享性、平等性、流通性真正得到呈现，使得科层官僚政治和大众竞争性政治转为协商式的全员政治参与，其具体制度还在探索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其与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共通性，网络社会正在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变革打开一个机会之窗，“网络正在促进一个崭新的执政模式逐步成型，其原则即为：公开、互动。”[5]
二、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及其嬗变
作为信息，在以前的动员理论的研究中虽然颇为重视却并没有在研究中得到真正的体现，因为一方面信息一般来说都依赖于特定的组织和掌握这些信息的精英，信息并没有赢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信息又往往容易被替换为话语与策略，使得其在集体行动中的意义大打折扣。但在网络社会中，这些局限得到了巨大的改变：
首先是网络社会中的信息的更具有了独立性和公众性。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就始终有着“真实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对立。现实社会并非共享、共有的统一的整体，其实质是彼此矛盾而交错运行的，且始终处于一个具体的、可感的“地方性世界”和更加抽象、遥远的“宏观世界”的双重矛盾中，这两个矛盾世界的区隔就在于镶嵌于其中信息的不同性质。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某些具有优势的群体和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特定利益，天然具有掌控“地方性世界”的能力和动力，从而往往会依托自己的优势，在特定的时间与领域里操控“地方性世界”（这个小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铁屋子”了）以应对“宏观世界”（所以才有“玩转世界”的说法）。而公共选择理论则进一步表明，政府并不是单纯的公益领域，实际上往往也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行动者，其行为选择往往会偏离公共目标，变相为服务政府成员的个人利益。另外即使政府是真心要造福人民的、然而却无法取得足够的信息（这个问题又称为“经济计算问题”），由于他们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无法得知充分的信息，这些政策往往就会造成和一般公共选择理论所假设的理性私利行为下相等的悲惨后果[6]。在这种功能位移，错位甚至与宏观世界对立、矛盾并交错运行的情况下，这些特定的群体和精英却仍然能以与“宏观世界”一致的合法性口号与旗帜，获得外部“宏观世界”的支持，掌握内外资源，控制“地方性世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的制造、掌控与传播掌握在这部分人的手里，信息的依附性和隐秘性使得他们很难为更加宏观的世界所掌握，因而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小世界所生成的非合理的秩序很难打破。而在网络社会的条件下，信息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彰显，超越了特定组织、精英和既得利益者的掌握，从而打破地方性世界的精英联盟，为网络社会各方的公平、公开、公正参与提供了可能。
其次是在网络社会中，社会事物普遍信息化、符号化。信息是事物的表征，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有个著名的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7]那么在网络社会，卡西尔的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随着网络社会的迅速构建，社会事物信息化、符号化的趋向日盛，信息与符号成为社会的重要元素与资源，引致了社会事物本身的解构与重构。在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再以其原本的形式呈现并与“他者”发生关联与互动，而是以信息、符号的形式呈现。也就是任何社会事物都不再是以自己的原貌在第一时间和地点呈现出来，而是经过统一的信息编码成为一个“概化他人”的形象在第二时间和空间里再次呈现，无论是社会互动、还是人际互动、甚至自我互动都开始出现了一个信息化、符号化的过程与机制：一方面信息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另一方面信息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统一性和社会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在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知道其他人的真正面貌——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或者生活在哪里？”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也认为，在网络空间里，我们不再是“人”，而是出现在另一个人电脑屏幕上的信息[8](P597)。
再次是网络社会中，信息对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变迁的影响剧增。网络社会使得信息成为社会的主要元素，信息社会已经不是未来的社会形态，正在替代工业社会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形态，从而使得人类社会迈进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来的目前最先进的社会形态：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正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推手，使得信息社会成为可能，二者相互渗透，结合是如此紧密，已经难分彼此。特别是网络社会使得信息更具有了即时、参与、广泛、平等、沟通等性质，网络社会已经将信息深深地嵌入到社会结构的每一部分，使得信息在与社会变迁互为因果的集体行动发生与发展及其最后结局的过程中重要性大为提升。在网络社会中的动员就是一个信息的制造、交流、传播与控制的过程。网络因此已经被人们称之为继立法、行政、司法、新闻媒介之后的“第五种权力”[9]。实质上在以网络为中心形成的网络社会它不仅仅是一种监督权，更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变迁的动力，它推动了社会的扁平化的运作与发展，使得传统政治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发生质的转变。在2007年热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把信息搜索归入了抹平世界的十大推土机之一。他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可以靠自己就能找到这么多资讯，关于这么多人、事、物。”搜索引擎的先进性及对社会的贡献毋庸置疑。仅仅从经济界来看，搜索引擎的排名就能够左右一家企业的生存：美国儿童信息网站KinderStart.com诉谷歌的案件中，声称其网站被谷歌封杀期间，网站浏览量下降了70%，广告营运收入也下降了近80%。试想，这种力量一旦用在公共事务上，会产生多么大的钳制力[10]。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更是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金钱与暴力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11](P121)
三、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嬗变与政治参与动员
网络社会中信息及其传播形态的嬗变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参与行动动员：
一是极大地重塑了个体在政治参与动员中的地位。在网络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信息中心”、“个人推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个人在网络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动员中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网络社会以前的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社会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12]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家庭、职业、性别等角色中解放出来，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的所有行动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为政治参与动员奠定了原动力基础；另一方面，网络社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政治参与提供了社会基础。总之，网络社会形成一个新的包纳一切的庞大“蛛网”，这个巨大的网络能打破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对传统的社会关系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在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个体不再是被湮没在巨大的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被缚的小虫子；相反，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巴西挥动翅膀的那只“蝴蝶”，这只蝴蝶在某个时候煽动的翅膀则有可能卷起一阵阵“龙飓风”（美国气象学家Edward Loren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一个气象学家提及，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正确，一个海鸥扇动翅膀足以永远改变天气变化。”在以后的演讲和论文中他用了更加有诗意的蝴蝶。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后来人们就用“蝴蝶效应”来喻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关键性的网络社会新闻事件在推动公民参与中的巨大作用，一个个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并不令人瞩目的一个点在网络社会中不经意间会发出相当于“协调博弈”里的协调信号，从而使得网络中的其他节点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就从潜在的转化为显在的，从而极大降低了维护权利的成本，将大众对一项权利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力量——即权力，从而迫使侵犯该项权利的既得利益群体和精英让步，重塑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发展变迁。
二是为政治参与动员提供了至为重要的时效性。任何一个政治参与动员都有一个时机问题。在无法依托大众信息传播模式之前中，人和人之间直接信息传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即使到了工业社会的大众信息传播，这个过程虽然大为缩短，但仍然足够漫长：根据美国的著名传播理论学家麦库姆斯(1981)又发现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需要2～6个月，而温特和艾亚尔(1980)则表明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需4～6个月才能达到合适的效果[13]。所以离开组织的政治参与动员往往是非常短暂而不能持久，往往信息的接受者达到一定的有意义的数量的时候，议程或者焦点事件已经失去其本身的社会意义。而且参与者彼此本来处于一种信息的黑箱之中，由于没有彼此的沟通，无法及时洞察其他参与者的感知信息及其行动倾向，则无法及时获知或者发出“协调博弈”里的协调信号，待到这些协调信号到位的时候，吸引社会注意力的焦点事情已经烟消云散，热情已经消退，甚至行动动员的意义与时机也已经消失。而网络社会中信息的原子爆炸式的传递方式，使得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时间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众在热情仍未消退，情绪仍然强烈的时候卷入到政治动员中来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而且这时候焦点事件不但保持热度，更还有行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政治参与动员行动还有改变现实的可能和意义，这无疑为政治参与动员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时效。
三是革命性地提高了政治参与动员的效率和能量。网络社会由于其数字化特征，使得信息的存储、交换能力以魔幻般的速度和形式集成、增长；且由于信息传播模式的根本性的变革，传播速度呈核爆式地发生，超乎想象。尤其是2005，以博客大众化及各类Web2.0网站的涌现为标志，中国互联网传播进入Web2.0新阶段。Web2.0的本质是“参与式的架构”，使网络社会中“一人一媒体”及“所有人向所有人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简便。因此在网络社会中，人们政治参与是广泛的、深远的；海量的信息可以同时呈现。人们借助搜索工具可以查询各方面的信息，并且对一个话题的讨论理论上已经可以容纳无数人的发言[14]。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信息的呈现是即时的，网民浏览之后，可以即兴发言，使得围绕一个话题的信息生产，短时间内能迅速激增。各色网站、网络社区或论坛上的“把关”又要弱得多，论坛的“版主”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一一审核短时间内生产的大量信息，而且，网络文化的特性天然对“删帖”持有一种敏感态度[15]。同时据国家信息产业部统计，到2007年初，中国手机普及率达每百人35部，已有27.3%的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较2008年底增长13.4%，上网普及率达到25.5%，网民规模持续扩大，互联网普及率平稳上升，从这样的成长比例来看，未来中国网民将占全球网民10%以上[16]。一个导火线事件一旦被网络社会所曝光，则迅速会有多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跟帖。2007年5月，厦门市民通过手机与互联网媒体发起了要求政府停止建设高污染工业项目的动员，有数百万市民收到信息，终于促使厦门市政府暂缓了该项目的实施。网络社会的蓬勃发展已经为网络政治参与动员行为提供了最为先进快捷的技术实现平台，可以在瞬间影响国内外成千上万网民的政治行为取向[17]。
四是政治参与动员的群体基础与方式发生变化。在传统的政治动员过程中，组织者和发动者主要是少部分特定的精英，因此精英的产生、循环与制衡在政治动员过程有着特定甚至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帕累托说“历史是埋葬贵族的坟墓”。但在网络社会中，由于信息的独立性和公众性，使得在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从技术手段上打破了国家和精英对信息传播的高度垄断，普通人有了向全世界传播思想的技术手段和发起并参与政治动员的能力。同时在转型期的中国，网络社会的扩展，主要得益于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扩散，如小灵通、短信、预付卡、网吧等等，这些技术的共同点就是便宜。研究表明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信息资源分配不是占有阶层与贫乏阶层之间的信息鸿沟（两头大中间小），而是中下阶层的大大膨胀（梨形）[18]，这说明中下阶层在转型期的中国网络社会中并未像现实社会一样被边缘化，相反依托天然的数量优势，他们很有可能在可见的未来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力军。由此，这个新工人阶层对于中国网络社会的政治作用不可小视。同时由于信息及其传播形态的变化，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可以在网上进行激情地宣讲、辩论、沟通、交流，但传统的一些动员方式已经开始歅灭：这些集体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动员过程，依靠现场的集体情绪与相互感染，有时候还不断站在街头的进行激动的演说，发传单，不断地动员在场人士的加入。虽然某些动员方式仍然在网络社会的政治动员中还可能继续存在，但它的重要性和具体方式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有时候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甚至这些传统的动员方式对与理性的现代城市居民或者中产阶层反而会令他们产生反感，而成功地与国家意识形态或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链接则是政治参与动员的关键策略，平等的劝说与沟通、协调则成为主要的动员方式，由此焦点事件信息的发布与处理则成为决定动员进程的枢纽[19]。
收稿日期：2009-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