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会论文,辛亥革命论文,北洋论文,关系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盟会与北洋集团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坛崛起的两支新的政治力量，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说，这两支力量是互为对立的政治力量，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为志，北洋集团则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责。从社会发展方面来看，二者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和改造，有许多共同的因素存在，只是方法和手段不同而已。在清末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统一的中华民国。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孙中山、袁世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对两大集团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缺乏研究。本文试图对同盟会与北洋集团的关系作出新的诠释。
甲午战后同时崛起的新兴力量
同盟会和北洋集团都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新兴的政治势力，而且经过10年的发展，都在1905年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这一年，也是北洋集团形成的标志年份。这两大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为清末政治注入了新的生机。
1894年11月，还在甲午战争进行之际，孙中山愤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创办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但由于国内还没有形成革命的条件，所以尽管孙中山奋斗多年，其革命势力始终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先生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为之助。不意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应者寥寥。”①但到1905年，形势大变，孙中山“招集同志，合成大团”②的想法立即得到东京留日学生的广泛响应，“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加盟者三百余人”③。1905年 8月20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他与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严格区分开来，不仅有着统一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且还建立了遍布国内外的组织体系。一年后，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了革命进程中的三大发展阶段，由军法之治经约法之治达宪法之治，将中国建设为一个独立富强、自由平等的现代国家。④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所设计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是，“我等今日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平等、自由、博爱”⑤。这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前所有中国政治力量从来没有提出的政治现代化纲领，标志中国向西方学习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标志同盟会所从事的斗争，绝不是历代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复制，而是要开辟一片新的天地，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建设中国现代国家。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先后回国，按照既定的革命目标，以英勇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举行了数次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良机，积蓄力量。同盟会在革命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队伍，集聚了一大批革命人才，除孙中山、黄兴外，宋教仁、谭人凤、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蔡元培、居正、刘揆一、于右任、廖仲恺、朱执信等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则代表了清政府中小官僚中的改革派，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他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上光绪皇帝书中说：
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⑥
袁世凯在稍后的上翁同龢的两次说帖中，根据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更陈述了变法的迫切性，敦促朝廷迅速变法。他说：“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伺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眈，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矣”，如再“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束手待毙，而不可救药也”。他认为，“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遍饬各省，循法推广”。这样“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⑦
袁世凯参加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他认真总结了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教训，学习西方，编练新军，改革中国军事，短短几年，在天津小站练出一支七千人的新建陆军，标志中国陆军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袁世凯以新建陆军为资本，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1899～1907年间，他在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继承和发展了甲午战争之后产生的改革思想，利用掌握的地方军政权力，大刀阔斧地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直隶的改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教育，从司法改革到城市的治理，直隶新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直隶新政是清末新政的样板，为各省所效法，“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⑧，“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⑨。北洋新政推动着全国新政的开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项措施经朝廷谕旨颁行全国，“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⑩。北洋新政主导着清末新政的发展与水平。
袁世凯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以小站班底为基础广泛招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教育各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包括徐世昌、唐绍仪、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赵秉钧、杨士骧、杨士琦、严修、周学熙、梁敦彦、张一麐等。1905年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六镇成军，标志着北洋集团正式形成。北洋集团是清末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其改革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实际上推动了晚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高潮，为早期中国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以上这两支新兴政治力量，甲午战争之后同时崛起，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支重要政治力量，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发展方向，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迥不相同，而且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但他们实际都在致力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和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同盟会通过革命的方式，要对腐朽落后的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北洋集团则沿着改良的道路发展。
辛亥革命前的一次短暂接触
1908～1909年之交的特殊政治形势，促使同盟会与北洋集团之间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可惜因为时局的变幻，两大势力欲结的同盟关系一闪即逝。
1905年以后，随着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满洲贵族集团感受到了北洋集团对其统治的威胁。清廷为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度，开始打击和削弱北洋集团势力。1906年借官制改革，罢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外的所有中央兼职，剥夺其对北洋六镇新军的指挥权，随后又将袁世凯调至中央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其对直隶的行政控制权。1908年11月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派贵胄更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对北洋集团进行残酷打击。清廷对北洋集团的打击，促使北洋集团对清廷产生了离心力，袁世凯甚至产生了联合孙中山革命党以倾覆清廷的想法。袁世凯的这一想法是在其被罢官之前产生的，他的想法和行动在黄兴和日本人的文献里都有反映。
1908年年底，当袁世凯的地位发生严重危机之时，他想到了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力量，曾派特使到日本与同盟会领袖黄兴联系，“当时袁世凯的地位告危，不得不和革命党携手合作。这位特使没有到东京，电报是在京都打的。黄兴是在元旦（1909年）那天到京都去的”(11)。正当黄兴与特使谈话之际，袁世凯给特使又打来电报说：“‘一切已晚，速归。’”(12)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和做法，民国后由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进一步得到证实。黄兴说：“袁氏当未辞职之先，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然代表人去后，终不见袁氏有些须举动。未几袁即辞职回籍，以意测之，或者因有为难之处，故不能动也。”(13)此两则史料说的是一回事，只是地点不同罢了，或是一方记忆错了，或是一件事前后两次提及，但史实是清楚的，而且一方还出自与黄兴关系密切的日本人之口。(14)这是袁世凯与黄兴的第一次间接接触，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均不成熟，所以袁世凯的这一想法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这一想法虽然没有实现，但由此说明袁世凯后来率领北洋集团叛清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一年后，他怀着同样的目的还曾派人与孙中山联系。孙中山1911年11月在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中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轻信来使。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15)袁世凯的这一做法，由于孙中山对袁的不信任也没有能够实现。
武昌起义之前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与北洋集团领袖袁世凯的接触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两大势力很有可能结成同盟关系。
同盟会、北洋集团结盟与清王朝的覆灭
武昌起义以后，这两支新兴力量——同盟会革命力量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由对抗到合作，最终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既定革命目标。
面对武昌起义及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张皇失措，满洲贵族集团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可以镇压革命，迫不得已，不得不请求三年前被其罢免的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出山后，先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节制调往武昌前线的所有水陆各军，继而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袁世凯责任内阁。袁世凯内阁成员，大部分为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王士珍、赵秉钧、梁士诒、杨士琦等，其余的也为亲北洋集团人物。北洋集团攫取了清政府的军政实权，清政府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武昌起义之后南北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和三种政治力量，两个政府是：北方的清政府和南方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三种政治力量：即以同盟会为主体的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南方革命力量、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清廷满洲贵族集团。三种政治力量中，同盟会革命力量与满洲贵族集团是根本对立的力量。北洋集团虽然附属于清廷，是清廷依靠的主要力量，而实际上北洋集团早已成为清廷的异己力量，从清廷夺取了军政实权。清廷虽然失去了军政实权，但仍然拥有国家和君主权威，在京师拥有禁卫军军队，在西北地区还有着一定的力量，如陕甘总督升允等。北洋集团与同盟会分处南北，表面上对立，实际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促成了两大政治势力的联合和合作。从同盟会一方来说，他们是辛亥革命的原动力量，但辛亥革命的爆发来得太突然，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和一定的实力，不仅不能控制起义的南方各省，更没有力量北伐，一举推翻清王朝。“即使在纯革命党人之中，如宋教仁等稍具头脑的人物，对前途亦觉担忧，认为攻取北京之类，只能作为鼓舞士气的一种策略，实际上难于实行”(16)。而要达到革命目标，只有寻求同盟力量的合作。辛亥革命是以同盟会的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它有可能把一切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团结在一起，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是一个汉族官僚集团，而且在新政中以开明著称，后来受到满洲贵族的污辱和打击，对清廷极为不满。袁世凯在回答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对形势的提问时说：“至少在过去三年间，本人（袁世凯自称）对于政府之诸多施策，同一般国民一样，极为愤慨。国民不断挺身走险，反抗政府，并非全无缘由”(17)，对革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所以争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反正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同盟会正确估计了南北对峙的形势，把争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反正作为革命胜利的一项关键性条件。黄兴是武昌起义之后赶赴武昌、南京前线主持战局与和局的同盟会的最高领袖，“一切重要问题，皆取决于同盟会首领黄兴”(18)。同盟会的核心成员宋教仁、谭人凤、汪精卫等也先后集聚于武昌、南京，虽然同盟会内部意见不一，但以上数人的意见，应该说代表了同盟会的主流意见。所以黄兴早在11月9日，就以中华民国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致书袁世凯，对袁世凯在清末的政绩给予充分肯定，利用袁世凯与满洲贵族的矛盾，劝其反戈一击。他说：“以明公个人言之，三年以前清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迨伪监国听政，以德为仇，明公之未遭虎口者，殆一间耳。此段痛心历史，回顾能不凄然。”黄兴还向袁世凯表示，“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19)在此，黄兴向袁世凯表达了革命党人鲜明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向袁世凯提出了反正结盟的基本条件：覆清、建共和。
几天后，孙中山在从法国发给民国军政府的电报中也同意这一意见，“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袁之说，合宜亦善”(20)。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重要干部集聚南京，议决组织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也表示维护同盟会争取袁世凯北洋集团反正的意见。他在《复袁世凯电》中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21)。在《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中，表示“南北军人同为民国干城，决无歧视。我诸同胞当审斯义，早定方针，无再观望，以遗后日之悔”(22)。所以，争取袁世凯及北洋集团反正以达革命目标的实现，是同盟会上层的共同意见，尽管内部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一方面来说，本来他们是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的重要依靠力量，但北洋集团的崛起，清廷对北洋集团的沉重打击，使袁世凯北洋集团对清廷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力。随着袁世凯的出山，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立即集在袁世凯的周围，并迅速恢复了集团的实力。清廷虽然对北洋集团抱有挽救危机的期望，但袁世凯北洋集团决不会效法曾国藩去做清廷的忠臣，而是借革命之际谋取最高权力，为谋取最高权力而与南方和解，形成清政府、南方革命党以外的第三种势力。袁世凯出山后采取的政治措施，就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展开。
首先，在北洋军队接连取胜的情况下，袁世凯调整武昌前线军事指挥官。袁世凯于10月30日离开彰德南下，赶赴湖北前线，北洋军11月1日攻占汉口，首战告捷。27日又攻克汉阳，北洋军士气高昂，隔江炮轰武昌。武昌已无天险可守，黎元洪等已逃离武昌，北洋军一举拿下武昌。而袁世凯却在这时调整其军事部署，将主战的冯国璋从前线调回，任命为第二军军统，而命主和的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第一军军统，主持前线战事。段祺瑞一到前线，就下令停止炮轰武昌，“主张和平”。第二，袁世凯在军事上接连取胜的情况下向南方摇起和平的橄榄枝，主动要求停战议和。袁世凯主动要求停战议和，开辟了议和的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袁世凯最初利用自己的属下中与黎元洪有关系的人物过江与黎元洪交涉。刘承恩是黎元洪的同乡，蔡廷干是黎元洪在北洋水师军舰上的上司，袁世凯利用这种乡情私谊关系开辟谈判的渠道。第二条途径是，他支持段祺瑞第一军中的靳云鹏、廖少游等代表北洋军人与南方军界谈判并达成的五项协议。即：(1)确定共和政体。(2)优待清帝。(3)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4)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之责任。(5)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23)第三条途径是，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南北，公开议和，于是有袁世凯代表唐绍仪、南方代表伍廷芳的上海议和，并议定了和军界议和大体一致的和平条件。由此可见，袁世凯始终是南北议和的主动者，袁世凯的主动议和与同盟会期待袁世凯反正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促使了两大政治集团的联盟与合作。
袁世凯主张与南方议和，北洋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赞同并持积极态度的有唐绍仪、袁克定、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田文烈、靳云鹏、徐树铮、廖宇春等，而北洋集团主要成员的唐绍仪等早在12月8日南北议和出发前就剪掉了自己的发辫，(24)颇有一定的味道。持反对意见或消极态度者为冯国璋、王士珍、张勋等。(25)但与南方议和是北洋集团的主流意见，且袁世凯为北洋集团的领袖，他的态度左右影响着北洋集团的政治态度，北洋集团中反对议和的少数派逐渐服从于主流派。进入1912年后，冯国璋等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孙总统电告北方将士，劝其反正，一时如冯国璋、张怀芝、姜桂题等，皆有复电，赞成共和，惟要求优待皇室”(26)。
南北议和的核心是同盟会为主体的南方坚持推翻满清，实现共和，且毫不妥协；而北洋集团则坚持袁世凯为统一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中华民国统一政府的大总统。正如靳云鹏所云，“北军之主动在袁，北军将士之感情亦在袁。倘南军果能赞成推袁之举”，则一切问题，“从此迎刃而解”。(27)所以袁世凯的政治态度是南北议和的关键，他派倾向共和的唐绍仪为北方谈判的总代表，是他政治态度的外在表现，唐绍仪在议和中倾向共和的态度没有袁世凯的允许也是不可能的。而正当南北议和达成了积极成果，仅等召开国民会议而决定政体时（实际上拟定的会议办法，已确保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实现，仅仅通过一种形式而利于袁氏转移政权而已）(28)，孙中山的回国并于1911年12月2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以为孙中山的当选为自己出掌国家最高权力制造了障碍，一气之下不承认唐绍仪与伍廷芳已达成的协议，并以唐绍仪越权行事为由将唐绍仪代表资格罢免，南北议和陷入僵局。直到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后向袁世凯和社会各界一再表白，将遵守南北代表达成的协议精神，“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第一条（即举袁为大总统）自无不能”(29)。“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30)。袁世凯得到这项保证后，才开始全力逼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至此已告全功，剩下的仅仅是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而已。
清朝统治者和历代反动派一样，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些满洲少壮派贵胄组织宗社党负隅顽抗，给清帝退位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北洋集团为迫清帝退位，动员了集团的力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给清廷施加压力。政治上主要是袁世凯内阁成员赵秉钧、梁士诒等在皇宫中对隆裕太后直接施加压力，更重要的是北洋集团的军事压力。1912年1月27日，湖北前线军事总指挥段祺瑞联合北洋军高级将领46人联名发出要求共和的通电，“祺瑞等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换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31)。列名该电的除段外，还有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李纯等北洋将领，这些人分别为北洋军的统制、协统等，均握军权，有相当大的威慑力量。加之该电到京后，廖宇春等在京印刷万张，兼有报纸刊行号外，广为传布，震动京师。它和革命党人彭家珍的炸弹炸死宗社党首领良弼一样，对清帝退位起了重要作用。“说者谓彭、薛烈士之弹，段军统之电，足以夺禁卫军之魄而褫宗社党之魂，实乃祛共和障害之二大利器也。”(32)清廷经受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惊吓，终于决定退位。2月3日，隆裕太后授权袁世凯与南方谈判清帝退位条件。
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将领46人的通电，给清廷以致命的一击，迫使清帝不得不退位，但仍在尽量地拖延时间。为加速清帝退位，2月5日段祺瑞又与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将领再次联名电奏，其语气更加强硬。他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三年以来，皇族败坏大局，罪实难数……瑞等实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33)
段祺瑞的这一通电，使满洲亲贵、少壮派贵胄丧胆，在退位问题上再也不敢议论什么了。只有一个胆大的，即恭亲王溥伟愤愤地说：“本爵因朝廷愿让政权，已署名认可，何竟指为败类？祺瑞此电，胁迫太甚！”(34)段祺瑞性格坚毅刚烈，绝不是仅仅发几通电文虚张虚张声势而已，而是说到做到。通电发出后，他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撤至河北保定，作出率兵入京的姿态。段祺瑞紧锣密鼓，不给清廷一点儿喘息的机会。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在万般无奈中决定退位。次日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至此灭亡。
清王朝的覆灭是同盟会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承认，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集团中的军事将领，在迫使清帝退位实现共和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如时人所说：“共和之发轫也，主动于黎军（指湖北新军），被动于各省志士，然原动力则孙、黄诸君也。共和之解决，主动于段军，被动于各军将校，然其原动力则廖（少游）、靳（云鹏）诸君也。”(35)同盟会革命党和北洋集团的共同努力，推翻了清王朝，实现了同盟会预定的革命目标。
辛亥南北议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大的历史事件，它促成了清帝的退位和共和制度的确立，减少了战争的流血和破坏，保证了国家的南北统一，有利于民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政治问题的范例，更有着不容忽视的特别意义。设想战争如果持续下去，辛亥革命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孙中山等对南北议和的成功最初是给予很高评价的。他在南北议和谈判进行中就曾说：“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36)就是孙中山后来，也曾对此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他说：“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划出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37)
而实际上，南北议和达成的和平结局，通过不流血的谈判由民主共和取代封建专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家高度智慧的结晶。对同盟会来说，在革命实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对北洋集团的妥协，借北洋集团的力量推翻清王朝，而达到共和民国的确立和国家的完整统一，廉价地实现了革命的目标，这是不容置疑的。就是袁世凯及北洋集团，他们对议和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也是值得赞许的。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效法当年的曾国藩及其湘系集团，全力剿杀革命，做清廷的忠臣；一条是乘天下大乱之机，自成一派势力，自立为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袁世凯的一些幕僚曾经劝说袁世凯走这条途径；(38)一条是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推翻清王朝。袁世凯默察大势，最终选择了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合作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不可非议的。尽管他怀有极大的私欲，要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恰是这种私欲，却是促进辛亥议和成功和清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作为政治家来说，很少有人是没有私欲的。评判历史人物，是不能以私欲为标准的，而主要看他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即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总是由行动和结果写成的。对历史活动家来说，它的动机对于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意义。”(39)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发表赞成共和的政见。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3月2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主要由同盟会和北洋集团联合组成的内阁。随后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同盟会与北洋集团联合执政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代。
注释：
①③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77、271页。
②孙中山：《致陈楚楠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5页。
④⑤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8、296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未刊），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
⑦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⑧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文海出版社。
⑨周小鹃：《周学熙传记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 278页。
⑩徐文霨：《跋》，沈祖宪《养寿园奏议辑要》，第885～886页。
(11)《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第30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7页。
(12)《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第69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7页。
(13)(19)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 374、81～82页。
(14)据毛注青《黄兴年谱》第84～87页，1909年前后黄兴一直在日本。日本人的记载是确切的。黄兴的讲话是事后回忆，史实准确，但地点搞错了。
(15)孙中山：《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57页。
(16)(17)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第192、269页。
(18)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5页。
(20)孙中山：《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7页。
(21)(36)孙中山：《复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页。
(22)孙中山：《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页。
(23)(26)(27)(32)(35)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392、352、 387～388、347页。
(24)［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25)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夏清贻：《运动北军反正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405页。
(28)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 385～404页。
(29)孙中山：《复直豫谘议局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0页。
(30)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3页。
(31)(33)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8～179页。
(34)转引自黄征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37)《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
(38)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3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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