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迷惘论文,命运论文,新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5-0042-08
对于近代新学而言，因其内容的复杂和形态的不甚确定，以及功用的有限性，学界至今仍或语焉不详，或袭承旧说（注：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龚书铎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双璧：《从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曾就“近代新学不同于西学”的论述作过不同角度的评述，然均侧重于总体性、逻辑性论述，在实证和具体论述方面用力不多。故近年来学界仍持“西学即新学说”者尚不少见，如葛荣晋《中国实学史研究》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杨国强：《百年嬗蜕》第27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等。），远未及其本相与实质。其实，新学之于近代中国不啻为传统中学发生史无前例之转型的一个特定历史过程，实也是深入披寻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特征、运行趋向的必要视角。从戊戌时期纠葛错杂的新旧之争，到20世纪初年天下风靡的新学时尚；从张之洞《劝学篇》中苦心孤诣“权衡新旧”的谋划，到王国维总括“道咸以降之学新”[1]（卷二三，pp.25～26）的历史走势，近代新学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已超越了思想或学术文化范畴，几乎与整个时代相通贯。至少，新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最富特色的话语。
梁启超之于近代新学的意义，不仅因其曾是新学的创建者和推动者，于新学的内容和特性创获甚多，而且更因其以学术史宏阔的眼界曾予近代新学以历史定位与学理分辨。他的“新学”活动及其认识和过后的历史反省，对我们更准确更透彻地理解近代新学不无启发。诚如刘梦溪论及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变迁时所言：“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20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2](p.1)
透过梁氏投射于近代新学的历史背影，我们或可从个体行为和历史时代的关联性方面，比较具体地体悟出近代新学的基本特性与时代价值。
一
“新学”一度成为从风而靡的社会时尚是在庚子以后，然“新学”风潮之发端却在甲午战后。时誉称之为“新学旗帜”并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于近代新学风潮的涌动功莫大焉，谢国桢在《梁任公先生遗事》中颇有赞辞：“其迈往之风，有非寻常人所可及者，盖有变风易俗之功，开创文化之力，自举一反三末光绪之季，以迄挽近三四十年，大凡读书之人，无不被其教化，受其影响者，可谓伟已！”[3](p.171)在20世纪之初新旧学时代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当时学子既震于其文，又惊其所学”，适逢“时科举方改试策论时务，故应试者亦多借《新民丛报》为蓝本。其文字之势力，乃遍及于学堂之学生，科场之士子”[4]。梁氏所具有的社会影响确实无可比拟：
际此举世昏睡之日，任公独奋然以力学经世为己任。其涉览之广，衍于新故蜕变之交，殆欲吸收当时之新知识而集于一身，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过之。[3](p.61)
虽然梁氏一直是近代新学之领军人物，“早抛旧业，肆力新知，浸以新学知名于世”，但在甲午之前，“外患未著，新政未萌，犹是科名时代，以梁之才思卓越，而以时代关系，固未能遽超乎举业之范围”[3](p.11)。故而，梁启超本人超越旧学而力谋新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近代新学从旧学蜕演、发端和形成的过程。
从梁氏学术经历的演变来看，其“一生之智力活动，盖可分为四时期”，但根本性转变则是在甲午至戊戌时期的“自其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的“第一期”，即张荫麟所述“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3](p.101)。后人所论与梁启超《三十自述》所记完全一致：
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5](p.23)
此后，梁氏始则与陈千秋“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6](p.68)。并在时务学堂“以新学课士，耆老震惊。王先谦以书抵先兄致警告，而不为动”[3](p.13)。从此，梁启超以“春华烂漫”“夺人心魄”之“新学”，开始了终结旧学历史的新时代。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7]（一，p.249）民族国家危难之际，从学术或学风层面上寻求终极性原因，原本就是清代学术和思想的立足之基，也是脉系相连的经世学思潮一贯关注之所在。因此，在此破立相关的学术潮向转换之际，对于“新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与对旧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几乎是难以分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新学就确立于对旧学的否定之中。那么，康、梁等新学之士倾力所摧毁的旧学又何所指？
在后来着眼于学术史清理的研究中，梁启超对清代旧学有一个全面总括，但事实上，康、梁所攻讦的旧学并非清学之全部，如《清代学术概论》所述：“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6](p.39)
虽然宋学也是新学家们不时抨击的内容，在学术历史流变过程中，尽管汉宋之争间或不绝如缕，却终未曾动摇“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6](p.60)的基本局面。所以，梁氏径直将“汉学”一词替以“清学”。
梁启超与夏曾佑均自诩为新学中人，且梁自称学问受夏之影响颇多。1924年间梁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对于他们舍旧从新的历史转折有一段生动的追忆，从中可见二人当时所厌恶之“旧学”的基本指向：“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故有夏之虐旧学之诗：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8](p.20)因此，晚清新学首先是在反叛乾嘉汉学——即旧学的前提下确立自己根基的。
然而，旧学之存在和影响固然有其学术上的源流和统绪，但其巨大的社会作用和对人才的制约却主要体现为科举制度。梁启超认为旧学之种种弊害皆以科举八股为渊薮。“……盖师以是教，弟子以是习，不知帖括以外尚有所谓‘学’也。”[3](p.60～61)在梁启超看来，旧学之特征归于无用，然八股科举则更其为甚而归于无学。所以，在“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6](p.53)的旧学制下，旧学的制度性基础即是科举八股。“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6](p.111)这是康、梁近代新学建构的历史起点。
在新旧之争已然成为历史之后，作为曾经披坚执锐破旧创新的梁启超，有过一番总结性回顾：
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到底算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8](p.42)。
透过这番慨然兴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新学家们“诋诃旧学”的用力所在。废科举兴学堂与弃旧学创新学，本是同一个历史任务的两个方面。
二
维新变法失败的痛楚犹存之际，梁启超于1902年就试图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大势中追索历史成败的深层关联性。晚清“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社会潮向，是在应对西方挑战的不断失败的历史总结中形成的，这使得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更多地痴迷于“新学”救亡的理念。在梁启超一生持续不绝而又复杂多变的追求中，对于新学的探究、创获和深省，始终是其谋求政治革新的“原动力”。梁启超认为“欲谋政治之根本改革，须从国民心理入手，欲改造国民心理，须从社会教育入手，社会教育主要之工具为舆论，舆论之灵魂为思想，故思想乃创造新时代之原动力”[3](p.133)。
自从明末清初中西交通大开之后，中学就无可避免地难逃西学的浸染，尽管其范围有限。至晚清，西学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却如破竹之势，“正是西欧的科学、文艺以排山倒海之势输入中国的时代；一切旧的东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会政治的组织，自圣经旧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渐渐的崩解了，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崭新的外来的东西”[3](p.65)。鸦片战争以降，“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6](p.79)。
梁氏新思想的发轫和新学的建构均不能不受西学之影响，“先生……于其所创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详，而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3](p.26)。因此，郑振铎谈及梁的学术贡献时，特别提及说：“第一是鼓吹‘新民’之必要。第二是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学说。第三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术。”[3](pp.69～73)的确，数百年占居主流学术地位的旧学壁垒，正是在西学东渐浪潮中轰然破碎的，“……于时欧学正东渐，新书洋装夸瑰玮。闻所未闻见未见，旧学当之辄披靡”[8](p.107)。那么，由此崛起的新学是否就是西学本身，或者“‘新学’基本是‘西学’的同义词，至少是近义词”？[9](p.70)问题恐非如此简单。
至少，“在青年思想上，则促起‘新学’之自觉”的康、梁“新学”，并不等同于西学[3](p.23)。当时梁“主时务学堂”，影响青年的所谓“新学”事实上既包括《春秋》改制一类的“中学”，也包括西学，“所讲则《春秋》改制，兼及西学，以新学教育湖南青年，其门生中，驰名于后者，有革命伟人蔡锷，及教育总长范濂也”；“其著《饮冰室全集》，言新学者，家有其书”[3](p.20)。不仅如此，且在新学的建构上梁并不以西学为重心。因为很早即已输入中国的西学，于中国思想界的作用相当有限，故梁针对专以译书为职志的“西学堂”也颇有微词，说其“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十数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6](p.79)。对于西学与新学的直接影响，梁一直持保留态度，多年后仍然认为：“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而士子学于海外者，毋亦太负祖国耶！……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8](p.104)梁当时所言新学非指西学，且为避免混淆，遂以“外学”一词以与国学相对，可知当时新学与西学（即外学）固然不免相关，却难以相同。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输入的西学未能真正“促起青年之自觉”，才从根本上触动了康、梁构建新学的“自觉”。这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文化演变的一个关节点。
任何一个时代的变革，都是以最直接的历史阶段为起点的。甲午战后新学的兴起不仅仅是对传统旧学的反叛，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对鸦片战争以来以洋务为目标的单纯“西趋”走向的反省。甲午战争惨败的事实是一个具有悲剧意义的历史警示，它使30多年来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承负了战败的责任，至少在康、梁眼中是如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7](pp.275～276)。当然，梁之对洋务运动评述公允与否可不置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康、梁以此作为自己变法和新学建构的历史前提，却包含着对前此洋务“西学”偏向的一种否定。所以，面对“格致之道中国素所不讲，自洋务兴而西学尚矣”[10]（卷二五）的现实，梁提出一个尖刻的诘问：“问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及其所至之书院，有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浅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员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用洋员，以承其之乏也？此则可流涕者也”[8](p.18)。
与前此务求“西学”的历史走向已不相同，康、梁在确立新学之基时已有力避单纯“西化”的寓意。所谓“新武未习，而故迹已沦，我三十年来，学西法之成效，已可睹！”[8](p.31)对于当时兴西学的趋势，梁“此余所悁而悲也”，原因在于重西文西学而失其所当重，故梁针对性提出“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8](p.63)。康、梁维新之核心是革中学之旧而为新，并非易中学以为西学，其旨趣意境之侧重显在中学方面。“兴学校，养人才”，被梁启超视为“强中国”的“第一义”，因“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然而在梁之倾心于新学创立的时代，洋务类学堂已存立经年了，但梁认为这类西式学堂却是“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结果“其上者仅充‘象鞮之事’，余则不过为洋行买办之类耳”[8](p.19)。
近代以来，无论新学的建构还是新思想的孕生，都无能脱逃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大势。但是，甲午之后力求从“本原”上变革社会的新学家们，在面对中学与西学汇聚、互渗、蜕变的时代性课题时，梁启超忧虑的恰是：“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8](p.126)在建构新学的理路上，梁主张“务使中学与西学不分为二，学者可以相兼，而国家随时可收其用”[8](p.14)。这与时人所谓梁“主讲《春秋》改制，兼讲西学”的新学（即指合中西为一）趋向是完全一致的。
“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7](p.214)这种将新学混同于西学，将中学统视为旧学之说，曾是“广学会”传教士的宗旨，然其时多行西学一词，与此后康、梁所倡行和20世纪之初风行的新学一语，已有隔世之别。梁启超将近代新学在语义和概念上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潮向发展的历史必然。早期所谓的新学其实只是附着于西学的概念，是西学、夷学、洋学的同义语，并未形成社会性思潮性内容。它只是中国学术文化中向未出现过的一个外来之物的一种表达。当戊戌之际康、梁着力于对旧学的摧毁性破坏并力图重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学术文化时，才赋予新学以全新的内涵与意义。
三
如果不将近代新学置于清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学术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就难以超越“时流”的遮蔽，而获得富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就此而言，梁启超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
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倘若着眼于“长时段”的学术演变史，梁启超认为道、咸以降的新学是自西汉以来中国学术“第五变”[3](p.102)。即使仅从清代学术流变趋向来看，新学的生成和发展也表现为，“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现象也”[8](p.102)。晚清之际，“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输入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历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固然“交通开”后西学之影响不容忽视，然就各时期学术之争的核心问题而言，却并不主要体现在西学方面，其演进路向为：第一期顺康间，程朱陆王问题；第二期雍乾嘉间，汉宋问题；第三期道咸同间，今古文问题；第四期光绪间，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8](p.102)。基于此，梁总括为，“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象焉，吾于我思想界抱无穷之希望也”[8](p.103)。
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本身蜕变、演进的结果，尤其是在道、咸之后“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罗、曾以宋学相砥励，‘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其二，西学之讲求。经曾、李提倡，‘忽有洋务、西学’等名词出现……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6](pp.102～103)。然毕竟“第一期所谓西学”，却“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所以，正是中学的内在蜕演趋势到“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接二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乃至于清初大师黄、顾、朱（舜水）、王“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间思想界之变迁……最初之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6](pp.122～123)。
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甚至也不是核心要素。新旧学之间的时代更嬗，是在西学强势冲击下发生的历史现象，以至于“效法泰西”逐渐演进为鸦片战争后中学发展的趋向之一。“坚信泰西之优胜，而有模仿之必要……薛福成及郭嵩焘，此种运动之代表人物也。效法泰西，是为第三种趋势”[3](p.103)。所以引入西学或援西入中成为康、梁新学建构的重要内容，“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6](p.5)。然而，康、梁不通西文，对于西学的知识极为有限，正如郑振铎所言：“我常常觉得很可怪：中国懂得欧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欧西学说的专门家都不算少，然而除严复、马建忠等寥寥可数的几位之外，其他的人都无声无息过去了，一点也没有什么表现；反是几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专门学问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们，倒有许许多多的成绩，真未免有点太放弃自己的责任了。”正是在“清末民初时代……由于西方文明已系统地、大量地传播到我国，获得广泛的研学探求”[3](p.383)的趋势下，梁启超等新学之士“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此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也”[6](p.59)。由于康、梁“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即将西学与传统中学中的经学、诸子学因素相整合，重构了适应时代的新学——“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西学、经学与诸子学——引者）混合构成”[8](p.22)。
康、梁于西学的识见均十分有限，只有援西入中以西为用的手段，断无独悟别会之深功，因而论及新学之本原时，梁启超更多地关注于“今文学”的影响：“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道光间，其学寖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曰邵阳魏默深……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响导，必数定庵”。“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即或新学之种种流弊，也是与“今文学”与生俱来，“……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胜，故细行多不检，其恶习影响于新学界者亦有焉”[8](pp.96～97)。
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晚清学术演进的路向，“当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知识界先后衍成三种趋势”，即梁启超所述：“（一）乾嘉间朴学之正统派……然境域之垦辟既尽，则思迁移；正统派之宰制既久，则起反动……（‘公羊’今文学遂起潮流）是为近代今古文之争之第一次交绥……今文学之兴，是为第一种趋势。（二）……少数有识之士……知非于词章考据之外，别求经世致用之学不可。（龚、魏……曾、左……）讲求实用，是为第二种趋势。（三）……坚信泰西之优胜，而有模仿之必要。”[6](p.103)
清代学术发展的“三种趋势”虽已孕育着反叛旧学的内在动因，然而却是康、梁适势而起完成了“集其大成”的历史任务，从而以新学标领时代。所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中说：
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欧美科学所簸动，然谓南海学说无丝毫之功，虽极恶南海者，犹不能违心而为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而已。自兹以还，谭浏阳壮飞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8](p.99)
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因应着鸦片战争之后“清学”的历史走向，决然地“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7](p.115)。
近代新学体现着20世纪中国学术演进的特性。时代的推演使得“中国千百年来依托圣贤而编织的‘意义之网’”，到甲午战败后已“千疮百孔”，“已经无法再使中国人继续自我悬挂其中”。因此，从旧学而蜕变出新学以为中国时代之灵魂，乃当务之急。新学的勃然而起，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攻击，固有的价值系统遭到了否定，中国士子开始……日益向新型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转化”。然“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在上个世纪里，面对新学及其种种论述话语，一些大师以他们的史学实践为我们做出了如何治学的表率——既不囿于传统，又不惑于新奇，沦入‘入主出奴’之劣性”[11]。因此，在晚清及近代新学历史上，康、梁不仅顺应着时代发展的趋势，而且也代表着时代的一个高度。
四
然而，轰然而起的新学并未能为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以持久的动力和确定的方向，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动，新学的热潮很快消退于五四运动之后，“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12](p.697)。
当奋然勃兴的近代新学把传承既久的旧学逐出历史舞台后，肇始不久的民国社会现状，则成为“新学运动”价值的评估依据。据此，梁启超不免黯然地说：“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着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在……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和‘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中国人因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8](p.2)
“新学既兴之后，凡藉舌为生者多失其业，现在后生小子诵读数年，既弃诗书而学商贾，再阅十年八载，则读书之士难望接踵而继起也”[13]（p.167，“1908年3月27日”条）。敌视新学的旧学之士这番预言，却不意而成为日后新学历史命运的判词。作为新学巨子的梁启超，“清末维新，民国从政，数十年之努力，大致均归失败”[2](p.659)。面对历史的结局，梁启超对于新学由痴迷而陷入迷惘，并在反躬自省中予以历史的总结：
这五十年间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拿出来见人呢？说来惭愧，简直可算得没有……（除了学界的脑筋变得真厉害外）……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气象了……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
……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8](p.43～45)
新学建设不惟没有养成健全的“国民精神”以为发展的动力，反而远离了初倡者的宗旨，造成民国时期“不学无术之人因缘时会，凭借结纳，亦且披猴冠而登坛坫焉”[3](p.108)的政局。进入民国后，学界对于新学的批驳之声日见其多，王国维对晚清新学不无微辞：“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均力敌亦稍稍不振，士大夫的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在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1](pp.25～26)有些批评的激烈和尖刻似不亚于当年新学家们对于旧学的指斥：“世运视乎人心，而人心尤关于学术。晚清之际，旧儒欺饰，新学猖狂，于实行恒有亏，二者皆足以亡国。求一通经致用严毅立身者，固无人焉。”[3](p.302)章太炎此言虽过，却也并非无端诽谤，且与梁氏本人的看法也相去不远，“今世所谓识时俊杰者，口中摭拾一二新学名词，遂吐弃古来相传一切道德，谓为不足轻重，而于近哲所谓新道德，亦未尝窥见其一指趾”[8](p.47)。故此，梁启超也开始对新学进行历史性检讨，认为他们发起的新学运动首先缺失了学术之根本：
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6](p.80)
梁氏又指出，新学风行之后，“近十余年来，不悦学之风，中于全国，并前此所谓无用之学者，今且绝响，吾无取更为纠正矣”，以至于演成今日“体用不备，而不学无术之讥，不能免”[8](p.12;p.14)。
其次，还在于引入之西学的“肤浅与庞杂”，即“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6](p.125)。晚年的梁任公，对自己和同时代学人曾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种新思想的作法，并不高估，称这种“梁启超式的输入”有“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的缺陷甚多。
归根结底，梁启超认为“新学家”的局限，除了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显得笼统、肤浅、破碎、稗贩诸弊之外，更有一种根源，就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2](p.125)。因此，新学盛行的结果是“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6](p.512)。当然，“不以学问为目的”的新学之弊，也是梁氏本人之弊，历史人物与历史运动特性的这种关联性是无法分割的。“梁氏最可诟病之缺点便是急于用世”[3](p.90)，所以梁也自谓：“吾问学既谫薄，不能发为有系统的理想，为国民学术辟一蹊径……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3](p.91)作为近代新学的主导者，梁启超也深感自己“之于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6](p.73)。
客观历史的演进往往超乎于个人主观追求之外，即使对于主动追随时代的先行者亦复如此。与往昔“诋诃旧学”的奋勇气势已然不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在对于新学的评判中却充溢着对“旧学”先辈们的向往：“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可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谓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未敢轻许也。”[6](p.80)这种充满失落和迷惘的历史检讨，既“说明晚年的梁任公先生已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开始与王国维的学术思想趋于合流”[2](p.57)的走向，也反证了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近代新学本原于传统中学的内在演进诉求，并在西学的启导、融通中创开新路，至康、梁而蔚成大观，其基本趋势则循着“复古为解放”的路向展开。康、梁等新学领袖于西学知识均甚浅薄，只有援西入中以西为用的手段，断无独悟别会之功夫。非只如此，一批真正于西学有系统素养者，却疏于新学之创建（——此于新学之价值尤其于其历史深切之影响至重至大）。急于用世乃新学之品性，而晚清一系列变革之于富国强兵功效甚微，终清之陵替而未达此目标；即或民国肇兴亦复归于失望，由以引发对新学咎由之追究。然更深层之追索则指向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极端之反传统，或以此为直接之背景。
收稿日期：2004-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