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欣[1]2015年在《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研究》文中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性改革与实践。它突破了原有的、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常规区域发展模式,以更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协议性分工理论来指导区域经济活动,对经济格局超前谋划、合理布局,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一实践创新背景下,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的区域经济统计测度理论、方法和模型,也必然面临重大的改革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区域经济的运行状态,发现经济规律,准确评价和认识经济运行结果。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测度研究。选择这一题目的理由是,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在新经济背景下,对区域内部的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市场分割、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梯度差异、产业转移、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进行测度,对一体化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进行评价,将成为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和评价区域协同发展结果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从协议性分工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索建立了一个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其实质是京津冀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程度不断深化,以地区间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为保障,以产业转移作为主要的实现途径,消除地区间市场分割,强化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作用,最终实现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效率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以下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一体化是消除区域间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壁垒的理论观点。区域间要素与产品自由流动壁垒程度越高,表明地区市场分割越严重,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就越差,产业一体化就越难以实现,因此,消除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壁垒是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的保障。二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和产业梯度水平是诱发产业一体化动力的理论观点。区域产业一体化是以产业转移作为实现一体化最主要的途径,是协议性分工的重要体现,而产业转移发生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区域内部存在着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的梯度,正是这种梯度差异的存在诱发了产业一体化的实现。叁是一体化是加强地区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观点。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空间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协议性分工条件下,更是紧密的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通过对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本地区哪些产业受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且这种影响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强度如何。四是产业一体化进程提升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观点。以地区协议性分工为基础,地区间的产业布局将发生显着变化,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这将会提升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五是产业一体化促进产业技术效率提高的观点。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地区间流动壁垒逐渐减弱,区域内部生产要素配置更加科学,人才和资金流动更加便利,新的生产技术在区内传播更加迅速,改变了地区产业的生产投入与产出结构,使得产业技术效率水平获得普遍提升。本文针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方面,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建立了统计测度系统。关于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的测度研究,本文从市场一体化中的"市场价格"角度进行测度。市场价格一体化水平反映了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程度,而这也体现了要素和产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壁垒。因此,对区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的测度就转变为采用基于"冰山成本"模型的市场价格法对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关于产业转移动力的测度研究,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梯度差异以及产业同构等多角度进行了测度。关于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测度研究,主要是对地区间主要制造业产业的空间经济联系进行测度,运用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测度模型、产业空间联系综合指数等进行了测度研究。关于一体化中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研究,从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泰尔结构偏离度指数等经济统计指标进行了测度,并采用了因子分析方法对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关于一体化中的产业效率的测度研究,从产业生产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角度,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Malmquist-DEA指数模型相结合,对区域主要工业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了测度。根据本文建立的理论框架和统计测度系统,笔者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壁垒逐渐减弱,这加速了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2、京津冀区域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梯度差异,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这既构成了产业一体化与产业转移的直接动力,又由于地区经济质量和产业结构水平的较大差距延缓了产业转移的步伐,同时,京津冀叁省市间存在着一定的产业同构问题,造成了地区间产业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3、河北省制造业产业受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天津市,北京市受到的影响最小。与京津两市相比,河北省的制造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京津两市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借助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趋势,河北省的产业水平将会获得更大程度的提升;4、随着产业一体化的发展,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逐渐提升,但与我国长叁角、珠叁角经济区相比,在产业结构水平上仍存在着差距,同时,近年来,京津冀叁省市的产业结构在我国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排名中的位置也没有发生显着变化,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发展还未能够拉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普遍提升,产业一体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拉动作用还丞待加强;5、在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中,地区不同类型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着差异。在京津冀区域内部,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通信电子、医药制造业并未显现出高于传统工业的较大技术效率优势;传统工业产业仍具有一定的技术效率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还未发展成熟前,传统工业仍有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支持了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下将北京市部分传统制造业转移至河北省继续发展的做法是合理的;同时,京津冀叁省市在产业内部形成了技术效率梯度。全文共分九章,各章节研究内容概括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提出论文的研究目的、背景和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对协议性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在介绍各重要理论思想的同时,阐述了理论发展的关联和脉络,比较了不同理论的研究特色;对已有的关于区域市场一体化测度、产业空间联系测度等相关内容的统计测度方法进行了回顾,同时,梳理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文献,从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发现了现有文献在产业一体化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本文研究所要改进的目标。第3章,区域产业一体化测度的理论框架。本章围绕着协议性分工理论在区域产业一体化研究中的适用性与新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基于协议性分工理论建立了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了要素流动壁垒、产业一体化动因、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等理论研究内容;同时,建立了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测度系统,该系统包含了市场一体化水平测度、经济发展与产业梯度差异测度、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测度、产业结构优化测度以及技术效率测度等测度内容。第4章,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测度与产业分工合作。地区间的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是实现产业一体化的保障,因此,需要对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进行研究。由于直接进行测度存在着困难,按照林德特和霍兹曼的观点,将流动性测度转换为对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实证研究发现,京津冀叁省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表明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在逐步下降,反映出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在增强。在此基础上,本章回顾了京津冀区域叁省市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历程,描述了现阶段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状况。第5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产业转移研究。京津冀叁省市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是对现有产业布局的调整,是按照地区协议性分工安排生产的一种体现。本章讨论了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直接动力是地区间经济水平梯度差异与产业结构梯度差异,详细分析了京津冀叁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十叁座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同时,京津冀地区间产业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京津冀叁省市间的劳动力、资金、技术要素转移状况;分析了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京津冀叁省市间发生的产业转移,介绍了京津唐高速公路新兴产业带。第6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地区空间联系测度。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空间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协议性分工条件下,更是紧密的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本章基于空间偏离份额模型提出了新的测度地区空间经济联系的研究方法一—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测度模型,该模型与已有测度模型相比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产业空间联系综合指数和空间结构强度指数对京津冀叁省市产业空间联系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第7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结构优化水平测度。以地区协议性分工为基础,京津冀区域产业布局将发生显着变化,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区域产业分布更加合理,这会对区域的产业结构造成积极影响,因此,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测度是十分必要的。本章提出了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统计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进一步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第8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技术效率测度。随着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更加深化,跨地区的要素和产品流动逐渐加强,市场壁垒逐渐下降,这势必会改变产业的生产投入和产出结构,影响产业技术效率水平。本章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石油加工业、医药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七个制造业产业部门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进一步,采用Malmquist-DEA指数模型对制造业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第9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本章对论文建立的理论框架、统计测度系统以及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对文章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方向。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一些创新性工作概括如下:(1)在新经济背景下,基于协议性分工理论提出了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内容涵盖了要素流动壁垒、产业一体化动因、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等内容,形成了一个系统地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理论框架。(2)针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方面,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提出了统计测度模型,建立了统计测度系统,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经济统计方法研究。统计测度系统包括了市场一体化测度、产业空间经济联系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测度以及产业技术效率测度等内容,运用该统计测度系统可以很好地对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3)运用新方法和模型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获得了几点有价值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根据结果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孙彩梅[2]2002年在《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协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之间产业差距日渐拉大，在结构上又出现了严重的“趋同化”现象。这种地区间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一方面加剧了我国叁大地带间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又使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失去合理的区际分工基础，导致资源配置效益低下，趋同产品在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本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对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失衡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造成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失衡的实质性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地区间非均衡发展政策，各地“赶超型”的发展政策，地方保护政策，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以及在这些政策作用下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总之，由于政策被异化，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失衡的现状。这是本论文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作者已检索到的文献中，未现类似结论。 进一步，论文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分析出政府政策在运作过程中被异化的根源是：政策因缺乏完善的市场传导机制和制度保障，致使政策在运作过程中走了样，生出与政策目标相背的结果。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尝试着给出以下的对策建议：首先，应强化“市场化”的观念，相对弱化被过分强化的“政府干预”的观念，讲求政府干预的效果。其次，促进我国市场化的改革，为政策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基础。第叁，政府应致力于完善社会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等。第四，政府还应积极促进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规范的建设。
胡小梅[3]2016年在《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正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的有效途径。在产业培育发展、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着力发挥并优化财政的资源要素配置职能,关注与重视财税政策安排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布局带来的影响,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引导生产要素在产业间流动、优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配置中的作用效应。鉴于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应无法提供全面的解释,本文基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所显示的空间集群特征、动态演变特征和区域异质特征,试图将财税政策纳入产业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中来,并进一步从财政分权制度背景层面、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效率”叁维机制层面、财政收入总量与结构层面对财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效应提供合理的解释。本文主要回答了以下研究问题:首先,在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日益加快和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空间集群现象?作为产业发展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制度背景,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是否会显着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产业结构升级过程是否具备动态调整特征?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效率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再者,财政收入总量与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区域环境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会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最后,如何形成“市场-政府-产业-企业”四位一体的财税支持政策新格局来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全面回顾和评述国内外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财税政策的产业调控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揭示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和机理,并对财税政策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集群特征、动态演变特征和区域异质特征进行细致考察,接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财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基于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的空间集群特征以及财政分权体制的影响,从空间溢出与空间异质性视角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一方面,论文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出发,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反映地区相似性的邻接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经济权重矩阵和混合权重矩阵引入SDM模型,分别考察了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以及由此引致的策略性竞争效应;另一方面,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利用GWR模型进一步考察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交互作用和影响差异,进而采用LISA分析方法对GWR模型估计系数的空间关联模式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等经济社会因素存在不可忽视的区域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着的异质性特征。(2)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着,而支出分权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产生抑制效应,但较之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3)财政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型特征并存的空间关联模式,影响作用在地区空间格局中的“高地”效应和“洼地”效应已初步显现。其次,基于政策方向、程度、周期和时滞等方面的考虑,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动态效应。财政支出政策对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要素整合重配、知识累积扩散和技术创新溢出产生影响,使得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一种具有调整惯性的动态系统过程,为了揭示其中的效应程度,本文从动态效应视角入手,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效率”叁维机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在总量层面,财政支出总体规模水平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虽表现为正向促进效应,但并不显着。(2)在结构层面:政府投资性支出与政府民生性支出均显着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则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抑制作用。(3)在效率层面:对于全国总体样本而言,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并不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具体到不同的区域样本,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呈现为负向抑制效应,但并不显着;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则显着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再者,基于财政收入总量与结构通过影响商品结构、行业结构以及地区结构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调节作用,本文考察分析了财政收入政策安排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区域环境下呈现出的门槛非线性特征。论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估计方法,分别考察了财政收入总量、财政收入结构、税制结构、具体税类(货物与劳务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分别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为第叁方外部因素条件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门槛条件下,财政收入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即财政收入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呈现出阀值转换特征,且财政收入总量和结构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呈现出差异明显的门槛效应。最后,基于前述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就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体系进行了综合审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张燕华[4]2014年在《基于产业视角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按照世界银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购买力平价估算结果的分类,中国已跻身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全国各地区差距依然巨大,这对于中国未来向更高阶段的转型十分不利。为应对这一困局,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由21世纪初期的四大区域发展战略的一般性框架,到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差别化布局,再到现今基于“四化协同”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最近,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即强调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打造“两横叁纵”五条经济带,预示着由“块状经济”时代向“带状经济”时代的转变。产业和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细分,关于从城市视角解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后,被学术界所重点关注,而基于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往往伴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区域一体化水平等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地国家战略的提出,而更多的关注经济增长,至此如何从产业视角来解读区域经济差距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较为完善的研究。为此,本文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多维视角来阐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规律的内在机制,分别构建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理论框架,前者强调在市场主导背景下,比较优势(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和竞争优势(产业空间活动特征)发挥所引起的区域差距,后者强调政府发展思维的变迁,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变化,进而引起的区域差距,通过两类视角的分析,旨在制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框架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措施。除导论外,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二章理清本文关注的相关基本概念和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包括在准确界定产业-行业-企业-产品的空间逻辑基础之上,重新认识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组织合理化和产业布局合理化的内涵,以及从产业价值链视角,分析叁者之间的关联性。追溯以往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搭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框架,包括政策目标,实施和制定主体,以及政策体系,理清产业结构、组织和布局政策的联系。第叁章是基于产业视角重点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的特征事实。运用数学推导证明,不同测度视角下的产业布局格局、产业结构差异和地区差距的关联性。以分省区的大类部门-一位数部门-二位数部门为样本,改进指标量化分解方法,构建时间序列和动态面板模型,借鉴边缘-核心格局识别方法,对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两大内生变量：产业内差距(产业空间活动)和产业间差距(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差异)的变化规律进行考察。第四章为构建一个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空间经济学数理模型。从产业价值链视角,提出一个包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融合性框架,借鉴空间经济学建模分析方法,搭建一个两区域-两部门-叁行业模型,通过分析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对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产业空间活动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及初始条件。并进一步讨论不同空间尺度下的一体化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区域内外部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全面实现。第五章从中国产业政策实践的视角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内在机制。回顾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期下的产业政策实践,并对其特点进行评价,搭建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地区差距的基本分析框架,在由比较优势战略、后发优势战略、不同视角下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融合战略,以及竞争优势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组成的战略池,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利益冲突,产业政策的强制性和引导性等叁大因素框架下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内在机制。第六章基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业分解项的主要因素。从制造业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和产业空间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以间接回答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在产业聚集方面,除以往的经济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新经济地理因素如规模经济、市场潜力和运输成本等,新古典因素如要素禀赋等外,产业政策实施强度也决定着产业聚集程度。在区域产业结构差异方面,发现地区间的工资水平差异和历史因素是决定结构趋异的两大主导因素,而改革开放对其影响作用较小第七章在总结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协调机制,产业政策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实现产业政策的转型,推进政策实施手段的规范化和多样化。最后提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邓永波[5]2017年在《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制约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八五”规划初期,国家就开始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九五”规划纲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作为我国第九个五年乃至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2015年的“十叁五”规划纲要建议指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从“经济带”到“经济轴带”,意味着这个五年我国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培育若干新的增长极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培育广阔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差异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有所缩小,省际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也分别有所降低。然而,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例如,京津冀地区户籍、社保、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性缺陷限制了劳动力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区域倾斜性优惠政策名目繁多,使得区域政策存在碎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价格信号机制,导致市场难以真正按照效率最优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叁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首都北京,集中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导致了“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趋拥堵,空气污染严重,房价持续上涨,社会管理困难,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过度开采,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我国东部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严重、生态联防联治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另外,区域功能布局不合理,城市系统结构不平衡,北京和天津两极太过“肥胖”,周边中小城市太过单薄,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特别是河北与北京和天津的发展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以上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协调统筹,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促进北京、天津与河北叁省市整体协调发展①。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应对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等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路子;有利于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②。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探索改革路径、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需要。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京津冀要素流动面临显性和隐性壁垒、区域发展缺乏统筹协调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最为突出、最为复杂,关注度最高、解决最为困难。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的基础上,以区域优势互补的原则为指导,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北京、天津、河北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空间统筹规划和资源要素合理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起点,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机制,为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③本文的研究是在总结国内外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实践、梳理与评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探索地区间由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的路径、方式与机制。一方面为京津冀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对重大战略性与关键性问题的破解提供一些可行的理论思路;另一方面根据分析思路提出一些有针对性与借鉴意义的政策与建议。其主要意义与价值在于,一是有助于寻求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机制;二是有助于总结与提炼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实践;叁是有助于推进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四是有助于在分析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本论文研究对地区间产业分布的考察确定了两种维度,即基于产业空间集聚与分散的地区间密度差异维度,和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度量的分工结构维度。为了完整地把握这两个维度对地区间产业分布演变的影响,我们把这两个维度交互作用组成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专业化与集聚化同时上升的专业化集聚;第二种类型是专业化与集聚化都下降的多样化分散;第叁种类型是专业化上升而集聚化下降的专业化分散;第四种类型是专业化下降而集聚化上升的多样化集聚。这四种类型构成我们理解国际经验与观察京津冀实践的基本框架。在这四种类型中,每一种类型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变动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表面上看,库兹涅茨的收入不平等与发展的倒“U”型模型和威廉姆森的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模型是相关的,本论文的研究也表明,地区间产业分布不均匀与收入差距不平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随着地区间产业分布的均衡化,地区间收入差距也由扩大向收缩转变。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与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实践,本论文把运输成本与体制政策作为解释京津冀在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的两个基本因素。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运用运输成本这个因素解释地区产业分布的变化,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分布与分工变化的解释,单纯运用体制与政策因素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变化,这两种因素中的任意一种变化都会对地区间的产业分布与分工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运输成本是基础性的,体制与政策是导向性的。通过这种组合分析,可以解释京津冀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发展路径的不同之处。例如,虽然近年来地区间的运输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产业的地区分布应是趋于不均匀的,但是,分权竞争体制下制造业在各地遍地开花,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导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严重。在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市场一体化政策的逐步推进下,以追求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收益的资源跨地区流动才大量发生,这将促进京津冀地区向专业化扩散阶段发展。论文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情况比较,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演变,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的演变,以及京津冀区域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情况,分析中还包含了京津冀地区相对人均生产总值与产业相似系数的变化关系,京津冀地区相对人均生产总值、相对平均工资和产业相似系数的变化关系等。其次是对京津冀产业分工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后,京津冀地区产业均衡发展加快,区域间产业分工程度有所提高,区域间收入差距也在下降,出现了专业化扩散的特征,其中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改善引起的运输成本下降和政府间协调合作推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这部分就对这两方面的推动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再次是对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运用前述基本模型,总结了京津冀以及京津冀地区内部各省市工业和制造业集聚和扩散所处的阶段,分析了发展趋势。同时结合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论文的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初步印证了我们关于产业集聚、分工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论假说,即专业化水平和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是可以同时实现的。结合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阶段和国家关于京津冀地区发展总体战略,因地制宜地给出相应政策建议。本论文对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布与收入差距是相互对应的。地区间产业分布经历了从专业化集聚到多样化扩散,再到专业化扩散的波浪型过程。而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则呈现出一个库兹涅茨所概括的倒“U”型模式。这个过程是通过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实现的,流动促进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促进了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其次,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之间的联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根据分类,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正在由多样化扩散进入专业化扩散的阶段转变。由于工业化发展机制从行政调拨资源转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市场配置又是以承认地区间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市场的区位差异为前提的,这就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发展机会各不相同,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专业化阶段也各具特征。最后,体制与政策因素对京津冀地区在阶段性发展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运输成本和体制与政策两个因素推动了地区间产业结构分布的变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分布变化的影响,但京津冀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运输成本明显下降,但是,地区性的产业集聚不仅没有显着地发生,却出现了多样化扩散现象。这种扩散不是资源流动的结果,而是各地方政府在本地区大力投资的结果。因此,维护统一市场、推进要素流动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就成为了加速进入专业化扩散阶段的重点。
肖淼[6]2005年在《区域产业竞争力生成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产业竞争力,是以产业的综合生产力为依托和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在与其他区域的竞争中从市场上获取利益的能力。区域产业具有强的竞争力,区域经济才能够更有效的配置资源,获取更多的利益,保持繁荣和持续发展。 要培育和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首先应回答: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因素决定了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强弱?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如何培养区域产业竞争力以实现区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上述问题的引导下构思。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为指导,分析提出:区域产业综合生产力是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本质,生产力组合方式是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转化竞争优势、发挥创新作用、形成集聚效应是区域产业竞争力生成过程中的叁个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分解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成机制,探讨培育和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的路径。全文分七章。 第一章:区域产业竞争力理论基石——相关理论回顾。以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为逻辑,提炼和再阐述了竞争与竞争力理论、优势理论、集聚理论。 第二章:区域产业竞争力研究框架。建立起包括区域产业原生竞争力、区域产业现实竞争力和区域产业可持续竞争力叁个层次的区域产业竞争力研究框架。并分析转化竞争优势、发挥创新作用、形成集聚效应叁个重要环节。 第叁～六章,依循此框架,从不同的方面阐述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成机制。第叁章:要素及其集聚:区域产业原生竞争力的形成与扩大。分析了生产要素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以及生产要素本身的运动机理。第四章:产业空间群聚:区域产业现实竞争力之一。探讨了产业空间集聚、进而产业集群的效应、机理,以及与群聚密切相关的区域网络、群聚中的区域产业体系,研究了区域产业群聚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第五章:产业结构优化:区域产业现实竞争力之二。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通过优化结构,优化生产力组合,生成并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第六章:产业外部环境支持:区域产业可持续竞争力。包括四个方面:区域产业竞争力的自然环境支持、社会经济环境支持、政府的作用、区域间的竞合关系。 第七章:区域产业竞争力:长江叁角洲案例分析。因循本文研究的区域产业竞争力生成机制规律,对长江叁角洲区域产业竞争力进行案例分析。
徐珊珊[7]2016年在《1980-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空间转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地区间经济发展国际化的趋势也逐渐显现出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受到国际及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地区间的经济及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受到我国地理、历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及产业的发展,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越来越明显。然而,受政府在政策方面、地区间市场方面的因素影响,我国东、中、西叁大经济地带之间开始进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在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由于区域间产业转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地区间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模式、产业转移路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本文首先对我国东、中、西叁大经济地带的产业结构及产业的现阶段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论述,并通过计算不同地区间不同产业的区位熵对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其次,利用2000-2014年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进行了量化的探讨。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间在产业专业化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市场需求、劳动成本、国家政策、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转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给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并对我国地区间未来产业转移发展趋势做出了叙述。
张林[8]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表明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叁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叁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叁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宋哲[9]2013年在《我国产业转移的动因与效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转移是近现代以来世界经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二十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共经历了四次阶段性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而伴随这些浪潮的是很多国家的经济腾飞以及产业机构的升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的发达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而实现了过去叁十多年的迅猛发展,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与国际发达地区缩小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也需要启动新一轮的创新机制,通过加快国内区际转移的方式,完成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中国内部,改革开放以来,继东部地区凭沿海地理优势率先承接国外产业移入并迅速实现经济腾飞后,随着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和产业发展环境的日益紧缩,一场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开展的区域产业转移大潮也随之兴起。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分析产业转移的动因,以及产生的效应,对于如何更好的促进产业转移,以及承接产业转移来说,都有重大的意义。我国疆域辽阔,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而且各个地区在地理、气候和历史、文化传统背景方面也有各自的不同,各地区发展的路径也各不相同。所以各个地方在资源禀赋上存在着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也是我国进行地区间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这种差异也给区际产业转移提供了基础条件。区域产业转移在当前中国经济背景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研究价值。它既是帮助落后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途径,又是推动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有力手段,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向均衡化、合理化迈进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保持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进行区际产业转移对于各个地方来说都有很大的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通过产业转移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可以带动地方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这些地区的地方经济发展。而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也可以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让其能够将资源集中到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来,让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从我国现有情况来看,发达地区是产业转出地,而产业承接地一般是欠发达地区,这也是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主流,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省内部的地区产业转移来说,都是如此。本文希望能够建立其产业转移的一个理论研究框架,从区域角度来入手,对于区域产业转移的内容、形式、规律进行明确,为区域发展实践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区域产业转移中转移的究竟是什么?转移的方式如何?本文的研究主要目标是希望解决产业转移对于区域的作用如何,并且建立关于区域产业转移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对我国来说,产业转移问题是21世纪区域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比较较深,而随着近年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西部开发战略的深化,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又面临着升级改造和全面的调整。在区域发展进程中,产业转移是主要的调控手段之一,而在国际和国内产业发展中,在这个方面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对于产业转移理论及实证研究,国内外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如何从动力机制和效应上对于中部地区探寻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转移的科学方案,在这个方面还基本是空白的。所以,本文对于保证中部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区域整体竞争优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进程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是针对产业转移中的动因和产业转移的效应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产业转移中政府的作用。根据我国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研究促进我国产业转移的对策,促进我国产业转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在本文第一章就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进行简要概述,对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第二章是对产业转移的基础理论进行概括,在这章中将相关理论从区域分工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和产业转移理论这样几个不同的角度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概括。第叁章内容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对于我国产业转移的现状,还有产生区域产业转移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基础分别进行分析。在第四章中,从古典模型的角度对于产业转移产生的原因和结果进行分析,剖析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并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说明我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具体动因。第五章中对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相关效应进行分析分别从产业转出地和产业承接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产业转出地的正面效应包括增加企业利润、推动技术革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业传导和平衡国际收支；负面消息包括竞争力陷阱、产业空心化和失业困境：产业承接地的正面效应包括产业集聚、制度优化、竞争引致、产业关联、结构优化、要素注入、技术溢出、观念更新等；负向效应是扩大发展差距和低端价值锁定。第六章中,分析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对于我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政府来发挥作用,就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产业转移中政府发挥作用的机制,包括相关基本原则、功能、作用机制和主要手段。在第七章中主要分析的是从分析区域政策对于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以此推导出促进我国产业转移的相关对策。在第八章中提出了最终的结论与相关研究展望。
唐建桥[10]2013年在《区域运输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我国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已由“显性”转变为“隐性”,目前存在许多运输结构性矛盾,其协调发展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严重。为解决目前由于运输结构不合理而导致交通运输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搜集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并经综合分析研究,基本掌握目前10个方面的研究现状,找出存在“4重4轻”研究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具体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取得以下几点成绩：1.在运输结构的演变及其规律方面。首先论述运输结构及其演变的概念,研究运输结构的分类和表达式；运用系统自组织(他组织)原理,分析研究运输系统结构演变的耗散结构特征、自组织机理、一般过程和形式等；运用Logistic分析模型,研究各种运输方式间的竞争与协同关系；分析研究了客货运输需求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客货运输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原因和一般机理,交通科技的进步对运输结构演变的影响等；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揭示客货运输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一般规律及其对运输结构优化的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各种运输方式间竞争与协同的相互依存过程就是运输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其相互转化是运输结构演变的主要推动力；交通科技的进步对运输结构演变起着重要作用；运输结构的演变至少存在6条一般规律及其对运输结构优化的8点重要启示,对运输结构优化应遵循这些规律性。2.在基于运输供需双重特性的运输结构优化分析方面。运用运输经济学原理、系统科学和信息熵理论等,首先对运输需求、运输供给等若干基本概念辨析,定量分析这些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探讨运输需求预测的有效性以及运输结构优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分析研究客货运输需求特性及其要素,定量研究客运需求成本(L)和货运需求成本(H),并建立了相关计量模型等；分析研究5种运输方式的供给特性(即技术经济特性)、适用范围及定量比较,并定量研究几个主要供给特性,建立相关计量模型；重点分析研究了运输供需特性及其对应状况对运输结构优化的影响；运用信息熵理论,分别构建客货运输需求结构信息熵和供给结构信息熵,以及基于供需结构信息熵的运输结构适应性分析与评判模型、标准和方法；最后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运输需求具有8个主要特性和6个基本要素；运输供需特性及其对应状况对区域运输结构优化产生重大影响；运输结构优化应遵循6项基本原则；客货运输供需结构特性可用供需结构信息熵来测度,供需结构信息熵值两者大小应接近,且其熵函数变化趋势和变化速率也应一致,两者熵函数值的相对离差系数C(t)应趋于0,适应度G(t)应趋于1。3.在区域微观层次运输结构优化方面。首先论述运输结构的区位特征；运用复合系统理论和协同学原理,分析研究运输系统的协调特征、结构关联类型及其协调机制；构建运输系统结构协调发展的机理模型及其协调步骤；重点构建微观运输结构发展指数、协调指数和持续指数分析模型；研究了微观运输结构优化评价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运输结构具有区位特征；运输系统结构存在4种关联类型；用以上指数分析模型,能测度和分析评价区域微观层次运输结构的协调发展持续状况及诸要素间的匹配性；可从各运输子系统(方式)主导要素的超前性及其诸要素间的匹配性2方面,分析评价微观运输结构的优化状况。4.在区域中观层次运输结构优化方面。在4.3节基础上,推导出中观运输结构发展指数、协调指数和持续指数分析模型；应用Markov链模型对中观运输结构预测与优化并进行决策分析；运用经济控制论,构建中观运输结构径路优化模型与2种算法；建立了各运输方式间质的协调性和量的比例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与方法,构建运输结构优化效率、优化效益和比较优势评价模型,评价运输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利用相似判别法和距离判别法,评价运输结构的高度化水平；最后,对珠江叁角洲客运结构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预测模型和径路优化模型与算法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利用以上指数分析模型,能测度和分析评价中观运输结构的协调发展持续状况以及各运输方式间的协调性；利用Markov链模型能预测客运结构和推算其未来平衡状态结构,并进行相关优化与决策分析；利用路径优化模型与算法,能求解交通运输系统总周转量增长率不低于既定比例的前提下,各运输方式每年应分别以多大的增长率增长,至少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某个理想的合理运输结构目标；利用以上中观运输结构质的协调性和量的比例性评价指标、3个评价模型和2种判别法,可分别评价中观运输结构的协调性、合理化程度和高度化水平。5.在区域宏观层次运输结构优化方面。在4.3节和5.2节基础上,推导出宏观层次运输结构发展指数、协调指数和持续指数,以及整个运输系统结构协调发展持续指数分析模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客货运输结构适应性分析与评价模型与算法,研究宏观运输结构的适应性；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宏观运输结构的投入产出特征优化分析与决策分析,求解基于最终纯收入率(或最终产值率)s最高的宏观运输结构最佳总投资(或总产出)结构比,以及现实总投资结构比与其最佳总投资结构比两者间的偏离度ηη及协调度γ等指数；构建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宏观运输结构优化模型与算法；分别建立宏观运输结构外部适应性、路网覆盖形态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其中,重点推导出基于分形维数的路网覆盖形态特性评价指数模型与算法,利用路网覆盖度和覆盖深度测度和分析评价交通路网覆盖性；构建基于灰色信息熵的运输结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模型与算法,定性定量综合评价其可持续发展状况。最后,对珠叁角客货运输结构的适应性进行实证研究,对一运输区域的路网覆盖形态特性进行分析评价,以验证基于灰色关联度的适应性分析评价模型,及路网覆盖形态特性评价模型与算法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用以上指数分析模型,能测度和分析评价宏观运输结构以及整个运输系统结构的协调发展持续状况、外部适应性和协调性；利用基于灰色关联度的适应性分析模型与算法,能分析评价区域宏观运输结构的适应性；利用以上最佳总投资结构比以及偏离度η和协调度γ等指数,能确定交通运输业现实总投资结构比的调整优化方向和程度等,为交通投资结构的优化决策提供依据；利用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运输结构优化模型与算法,能求解在既定条件下,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的合理运输结构；用覆盖度和覆盖深度评价路网覆盖形态特性比路网密度等指数更科学合理,因此应尽量使用这2个指数,覆盖度D(r))1.661及相应覆盖深度r可作为评判区域路网形态结构是否合理和功能是否完善的基本标准。以上分析研究,以期为区域运输结构优化研究和路网规划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 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研究[D]. 李晓欣.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2]. 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协调问题研究[D]. 孙彩梅. 郑州大学. 2002
[3]. 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D]. 胡小梅. 湖南大学. 2016
[4]. 基于产业视角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张燕华. 武汉大学. 2014
[5]. 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邓永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6]. 区域产业竞争力生成机制研究[D]. 肖淼. 复旦大学. 2005
[7]. 1980-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空间转移研究[D]. 徐珊珊. 兰州大学. 2016
[8].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D]. 张林. 重庆大学. 2016
[9]. 我国产业转移的动因与效应分析[D]. 宋哲. 武汉大学. 2013
[10]. 区域运输结构优化研究[D]. 唐建桥. 西南交通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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