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中学历史教材语言表述水平——以古代历史撰述为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撰述论文,古代论文,水平论文,教材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几千年的史学发展中，优秀史家辈出，同时也涌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量历史著作，其中很多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经典传世之作。它们在历史上有的被直接作为教本，成为学校的常设必备科目，如《春秋》、《左传》、前四史、《资治通鉴》等；有的则经过改编形成专门的针对不同层次的历史教材和普及性的历史通俗读物，如《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左传蒙求》、《三国志平话》等，为历史上中国历史知识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著作和读物在历史撰述上的优良传统和卓越成就，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不少好的撰述思想、方法乃至内容，直到现今还有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中学历史教材所要表述的是真实、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把这一客观过程写出来，同时又能让中学生喜读爱看，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我们在语言表述上下大工夫。因此，本文尝试对中学历史教材的语言表述如何学习和借鉴古代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而有益于现今中学历史教材建设作些思考和探讨，以征询于识者。
一、提高史学修养，使表述更确切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恰当。”[1]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有学术道德、学术基础、认识水平和编纂与文字表述能力等诸多条件的制约。这一点，传统史学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注解。
1.真实地表述历史
真实地表述历史，既是史学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据事直书就是列国史官普遍推崇的做法，齐太史简和晋董狐笔就是很好的例子。孔子作《春秋》虽然为尊者讳，但对尊者违背礼制的行为仍然直书不隐，进一步彰显了纪实求真的精神。在《春秋》纪实求真书法的影响下，后来的《左传》、《史记》、《汉书》等都以实录而著称，体现了一脉相承的求真理念，为后世史家所效仿，纪实求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一种主导思想[2]。
传统史学求真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要真实地表述历史，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各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所动摇。今天我们编写中学历史教材，毫无疑问应该要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排除种种旧的和新的价值判断方面的主观偏见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的干扰和阻碍，尽可能客观地反映为史学界、考古学界广泛认可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成果，兼顾新发现、新观点，对有关疑点做出必要的普及性说明，力求科学、稳妥，没有“硬伤”，才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态度。例如，中学历史教材要强调思想性、教育性，这是必要的，但对某些史实和人物的叙述，往往因为受某种思想偏见或政治需要的影响而失真，这是很值得重视和反思的。我们可以发现，对同一史实，不同版本的教材经常会出现不同表述。按道理说，不同版本的教材不应该对同一史实表述出现很大差异，原因只能是有的版本史实表述失真。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表述失真的原因有种种：有的是由于先入为主，采用了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但不确凿的史料；有的是因为内容很敏感、很棘手而采取了一带而过或模糊笼统表述的相对保守立场；还有的是为了强调思想性、教育性而有意牵强附会，等等。这种错误的或虚假的表述违背了史学求真、求实的理念，对中学生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也会无形中降低了历史课在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地位。因此，我们在编写中必须克服这些主观偏见，学习古之良史据事直书的求真精神，坚定通过史实之真来彰显道义之真的治史态度，考据征实、去伪存真，使中学历史教材真正发挥历史教育独特的思想道德教化功能。
2.正确地表述历史
历史表述，从内容上看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叙事和议论。无论叙事还是议论无疑都需要真实而正确的表述，只不过对叙事而言，更强调真实地表述，努力使表述尽量符合历史客观实际；而对议论来讲，是在真实的叙事基础之上对客观历史作出正确的结论。因此真实地表述历史和正确地表述历史其实有相互交叉重合之处，是相互联系的，但又各自有其针对性。
中学历史教材的受众是千百万青少年，他们对权威教科书的表述容易笃信不疑，因此必须强调中学历史教材表述的正确性。这就要求执笔撰写的专家要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才”、“学”、“识”兼备，在有关历史的理解、评论方面，既要学识广博，掌握真实可信的材料，又要在文字上善于表述，还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创造性的见解，从而能够给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中学历史教材要提高议论水平，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研究《历史课程标准》的理念，运用唯物史观从丰富的历史材料中去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从中国丰富的历史典籍中寻找发掘意蕴深邃的历史理论和思想，理解吸收并与时俱进，对历史作出我们时代的正确解读也是很重要的。中国史书历来有议论的传统，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历史见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学习。例如，《左传》不仅擅长写战争，而且不单纯地为战争而写战争，而是把战争置于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善于把战争与交战双方国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及民心、士气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蕴含于战争背后的深刻道理。如记鲁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通过曹刿和鲁庄公精彩的对话，揭示了“可以一战”的不是军事上的强弱，而是民心的向背，从而也指出了最后以鲁之小国所以能打败齐之大国的原因。像这样不乏真知灼见的议论在中国史书中是非常多的，这些史论是丰富我们历史评论、历史理论的重要遗产，有些直到现在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值得我们中学历史教材吸收、借鉴和发展。
3.恰当地表述历史
恰当地表述历史主要是指遣词造句和编次组织合适、妥当。历史表述必须真实、正确，但如遣词造句和比次史事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春秋》遣词非常用心，为使善恶自见，大义自显，达到应有的褒贬效果，可谓字斟句酌，反映了孔子对文辞表述的严肃态度。如同是记战争，有伐、侵、入、战、围、救、取、执、溃、灭、败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臣杀君，以弑、杀等不同言辞记述表明弑者有罪或国君该杀，字里行间足见其善恶褒贬之用意。其叙事则重视依从时序、比次史事的记事方法，把春秋时期头绪纷繁的史事记叙得有条不紊，在史书编撰体例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综览现行的新版中学历史教材，改革力度是比较大的，在遣词造句、编次组织上颇费匠心，有很大进步，但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知识结构上。例如，现行人教版、北师大版和华东师大版三套教材的体例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采用“单元——课——附录”的结构，把教材内容划分为若干个单元（主题），这种主题式体例使教材整体上的逻辑发展脉络更清晰。但这种体例在具体表述上也有它不尽科学合理之处，如知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松散，知识间跳跃性大，线索比较繁乱，逻辑层次有问题等，容易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如果再大幅度淡化具体知识内容，表述过于笼统概括而使基本史实、概念和理论不清楚、不切当，某些知识内容选择不够典型突出、缺乏时序性和连贯性，这个问题就更突出。我们认为要避免这个问题，应该在实现课程目标的前提下，不必囿于《标准》所建构的内容体系，可以对内容标准中的知识内容进行重新建构，使知识结构更科学合理，表述更适合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编写中学历史教材是一项艰巨而崇高的事业，要有精品意识，在遣词造句方面应该学习古代历史撰述严格要求的优良文风，千锤百炼，反复修改，直至完善；在编次组织方面，可以学习优秀历史著作叙述脉络清晰、详略有度、剪裁得法、收放自如、笔法严实等叙事撰文技巧，同时发展传统史学体裁繁富、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在充分考虑历史的年代顺序、历史事件发生地点以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多体裁配合，构建相对完整清晰的历史发展基本脉络和主要线索，注意内容的过渡和联系，避免太强的跳跃性，以利于学生形成历史的通感，培养学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分析、认识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思维能力。
二、使用“尚简”笔法，使表述更凝练
在史文撰述烦简上，“史恶繁而尚简，素矣”[3]，说明我国传统史学历史撰述的主流思想是尚简。虽然关于传统史学“尚简”的得失，后人莫衷一是，但对于现今中学历史教材要求在有限的容量里让学生掌握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传统史学因为“尚简”而发展出来的具体表述方法和要求仍然适用。
1.剪除重复、去掉浮词
唐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幾认为造成不必要重复的主要原因是叙事方法和文字的重复。刘知幾总结叙事方法有四种：对人物直接加以品评；直接叙述人物的事迹而不加品评但善恶自见；直接记录人物语言而使人物性格跃然纸上；于传末论赞中补充正文所未载的一些细节，以丰富人物性格。他认为从尚简的角度考虑，这四种方法不必都用，以免虚费篇幅，可以根据需要选其一种灵活运用即可。在文字上，刘知幾认为累赘的重复主要有烦句和烦字两种情况，并针对这两种弊病，提出叙事应做到“省句”与“省字”。
虽然对于在叙事和文字上何谓烦省，刘知幾所举之例不一定很恰当，但他强调历史表述应剪除重复、去掉浮词这一要求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只是我们今天在实际运用时，还要结合现在的语言特点和中学历史教材的实际进一步认真体会这一精神，灵活运用。例如，叙事方法有很多种，每种叙事方法都有不同的功能，而历史事实往往是错综复杂、头绪纷乱的，有时必须交错使用，才能取得完整的表述效果，所以是只使用一种还是两种或多种叙事方法交错使用，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关键是要得当。如果无需同时并写就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就不要重复拖沓，以免虚费文字。同样，如果行文出现烦词累句，也应该删繁就简，这不仅是指遣词造句要注意去掉重复、夸张、华而不实的词句，也包括具体内容应详略得当，不求全责备，尽量不要出现过多的、不必要的人名、地名、年代、数字和术语，从而使行文更紧凑、重点更突出，避免无关或多余的信息对学生阅读理解和记忆的干扰。此外，还要注意教材的版面结构设计不能过于繁杂，应简洁明快，生动紧凑，利于学生集中精力，提高阅读效率；不同文本之间内容也不宜重复雷同，例如已经用图表说明清楚的部分就无需再用文字阐释，已经在正文里表述过的内容就不要在阅读课文中再重复出现，以免冗余的信息占用教材宝贵的版面。
2.寓论断于序事
因为尚简，刘知幾还主张“用晦”。也就是说有许多事不直说，而用旁的方法含蓄地点出来，烘托出来，或者突出重点，只说大的方面、重要的方面，而将小的、轻的不说，使读者自己去体会。这种“用晦”之法，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以司马迁作史为例，总结为“于序事中寓论断”[4]。如借他人之语刻画人物性格，通过典型事例表现对人物的评判，利用精心提炼的背景故事细节刻画人物，佐证观点等等。
传统史学“用晦”的撰述思想以及“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述方式在中学历史教材编写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学历史教材要在有限的篇幅里表述比较丰富的内容，殊为不易，需要在提炼主题、剪裁取舍、结构谋篇、精练文字方面下大工夫。现在我们中学历史教材叙事仍以平铺直叙为主，议论的文字、内容更是抽象深奥，很多都是理性的分析和现成的结论，看上去是在板着面孔说话，这样不但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学生“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死记硬背，加大了教学的难度，也弱化了教育功能。其实中学历史教材编写可以很好地借鉴“寓论断于序事”表述方式，使文章结构精巧，言简意深，还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正确的道理。对中学生来说，史实本身比概念、理论的东西更重要，教材编写应打破教条，去掉概念性的、理论性的学术观点，不必高谈阔论，只要把史实叙述清楚，是非曲直就在那里，这本身就是正确的史观。为此，首先要在史实材料的选择上下工夫，抓住关键人物、事件，集中笔墨突出人物言行和历史事件，不枝不蔓；其次要在构思主题、谋篇布局上做文章，结论可以不直说，通过提供精心提炼的多样化的史料，让史实说话，把深邃的思想寄寓在具体的事件之中；最后如果要给出结论，还要注意裁辞炼句，把抽象的概念、理论用浅显、易懂、简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点出来，力争使文章言辞简练而意思完备、深刻。简而言之，就是努力做到：重点突出、史料充分、叙述客观、寓论于事。同时可以在叙述客观史实同步设置思考问题，拓展学生的思维和探索空间，培养学生理解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智慧。
三、文史结合，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使表述更生动
好的历史叙事要靠生动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才能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效果。同样，作为普及性的中学历史教材必须考虑到中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采用多样化的生动的文学手笔，使学生能够透过语言在脑海中再现正确、直观、形象、清晰的历史图景，又可以津津有味，不受强制而自己乐于去看去学。当然，中学历史教材的叙述要做到凝练已是不易，而要在凝练的同时做到生动、有魅力就更难了，因为“需要对表述的对象有更深刻的理解，也需要作者更有才华”[5]。我国历史著作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很多写作手法和要求仍然是值得今天编写中学历史教材时重视和借鉴的。
1.重视有意义的细节描写
注重细节，是我国史书叙述生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评论《史记》和《汉书》时，认为司马迁“文直而事核”，即司马迁的文章写得直率而事情写得准确；班固“文赡而事详”，即文章丰满而事情翔实。他认为“善叙事”是和对事情细节的表述、记载的准确、翔实有密切关系的。《史记》和《汉书》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是因为它们善于将复杂的历史活动记述与人物活动细节描写结合起来，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线，写出最主要的历史场面，又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神情风貌，从而能够在一定意义上鲜活地“再现历史”，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加强细节描写会使中学历史教材内容繁冗。在史文烦简上，我国史家主要倾向是尚简，但也不是愈简愈好，关键是要做到明了、全面。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到。能否做到明了、全面，取决于对历史的见解、对材料的取舍。现在一些教材越编越薄，为了节省文字，只能采用高度概括的叙事方式，呈现的都是历史知识的梗概，许多有意义的细节被忽略不提，变成强干弱枝，使学生对一些重要史实不甚明了，无形中降低了学生掌握丰富历史知识的要求，也不符合培养积极情感态度、形成正确价值观的教育目标，同时也会使学生因为没有具体细节的支持，不能产生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和体验，从而对历史学习提不起兴趣。而且表面上看文字少了，记忆的知识点少了，但由于没有具体细节的阐释，变成死记硬背，反而记不住，无法达到降低难度的预期目标。例如人教版教材对王阳明这样一位在我国历史上有着广泛影响的哲学家的介绍相当简略，仅概括性地叙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把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消减得没有丝毫亮色。学生学过之后认识不到其思想对朱熹等人观点的超越，体会不到其“心学”、“知行合一”等主张的巨大价值，更无从感受其道德与人格魅力。同样也是人教版教材，在写《洋务运动》这课时，特意选了甲午战败以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反省的一段话：“我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这是李鸿章自敞心扉，把他办洋务装腔作势的心态和色厉内荏的本质暴露无余。配合这段资料，“动脑筋”栏目提出的思考题是：“有人说，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想一想，这种说法对不对？为什么？”通过教学实践，不少教师反映这段资料用得好，非常有说服力。可见，增加对完成特定课程目标有意义、有建设作用的细节描写部分，只要不过分强调学生的记忆，而是看重他们的体会，并不会增加学习难度和负担。相反，学生完全可以厚书薄读，通过研究性学习方式查找、解读、思考，既能启迪思维，又能升华情感，同时这种细节描写可以很好地改变现行教材语言表述在感性、趣味性、生动性方面的不足，从而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历史学习的魅力。
2.采用“互见法”组织材料
互见法是传统史学的一种主要叙事手段。所谓“互见”，是在记叙历史事实、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为了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多处相互参见、相互补充的手法。“互见”叙事法在中国古代早期史著中就有所运用，但真正有意识地大量使用“互见”叙事法于历史记述中并运用得成功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互见法”的巧妙运用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它不仅使《史记》五体结构组织得浑圆一体、严谨紧凑，而且使所撰写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真实可信和富有感染力，所描写和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丰满突出，叙述完整而笔墨简省，实现了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统一。如《史记》中对项羽形象的描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项羽，《史记》是通过《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黥布列传》和《淮阴侯列传》等篇中的叙事及其互见进行刻画和塑造。项羽这个历史人物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写他的成功或长处一面，而不写他的弱点一面，就失之片面。项羽本纪中记载了项羽的正面形象，但项羽的一些缺点则散见于其他传记，通过互见，形象丰满，事件完整。可见，互见法本身并不是一种艺术手法，它只是组织材料的一种形式，但却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互见法”适应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记事要求，详略有序地在相关篇目中叙述事件，既使该事件在有限的篇幅中得以详细地展现，又能较为完整地勾勒人物的相关事迹。那么，这种叙述方法是否适用于当今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呢？现行中学历史教材编写大多采用以“课”为单位的体裁，或者使用单纯的“专题”式体裁。这种体例用于初中历史教材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就是人物讲得少，即便出现，也写得单薄，言行都不够具体。高中历史教材虽然在“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选修专题下，集中描述了一些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着力评价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叙述仍显过于严肃、概括，人物形象也欠缺完整和丰满。虽然中学历史教材不能也不应像纪传体史书那样大量地写人物传记，但不可否认，历史教科书中这种内容越多，就越能吸引学生，教育效果就越明显。编写者可以利用教材多样的体裁格式，在阅读课文中用传记体裁，不必面面俱到但可以贯穿反映这些人物的性格和品格特点的很散漫的事迹，而对不利于突出其人物形象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可以安排到正文或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达到人物形象和事的统一，既能够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地叙述事件，又可以在互见中把历史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充分体现出来，使人物描写和事件叙述既完整明了，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谓两全其美。比如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解读指出，在实际教学中，对汉武帝的评价，应该在课文“大一统”之外，增加一些有关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文学修养、过而能改、家庭不和、残酷杀戮等方面的小资料，以丰富他的人物形象，有助于对他进行全面评价。其实这一点，运用互见法，无需增加篇幅，教材也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安排在教材中显然效果会更好。
3.叙述要通俗、有时代感
叙述要通俗、有时代感，这一点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史记》在采用《尚书》《左传》《礼记》《论语》等典籍时，无不进行了裁剪熔铸，并将其翻译成汉代时通用的浅显易懂的文字。《史记》还善于采用方言、俗语、谚语、民谣等民间口头语言来反映时代特点，增强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引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来反映老百姓对于横行乡里的豪族的极端愤恨；《李将军列传》中引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反映百姓对李广的敬仰之情。
中学历史教材作为一种普及性读物应该做到叙述通俗、有时代感，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来，才能使他们易于接受、喜爱。现行的大多数教材版本，虽然都在努力克服专业化和成人化倾向，增强可读性，但总的来说仍然让人感觉专业性很强、概念化语言太多，特别是正文部分叙述过于严肃，不够通俗，学生阅读时难免感到枯燥呆板、单调无味，同样的意思，如果换用符合时代特色的、恰当、传神、活泼的语言表述，相信学生会更喜欢。这一点做起来，相比其他表述要求要容易些，但也要把握好“度”的问题，不能因为过分追求通俗而降低了教材的严肃性、深刻性。
“确切、凝练、生动”这六个字是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从历史学本质特点和中国传统史学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对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中学历史教材要肩负起普及学生历史知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任务，强调语言表述确切、凝练、生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