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世纪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前的《周易》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占筮、义理、象数、考据四大派别。20世纪《周易》研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是一些学者先后从古史角度研究《周易》，由此而在传统《易》学研究领域之外开辟了一条研究新路，形成了《易》学第五大派别：古史学派。
本世纪《周易》古史研究得益于《易传》的启示，这种启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易传》将《周易》的著述背景确定在殷周之际。二是《序卦》从前后因果角度解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其中包含着作为历史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时间观念。但这并不是说从《易传》就已经开始了古史研究，因为《易传》阐释的重点不在史而在义理，它所强调的是圣人演《易》的博大精深，这与战国秦汉之际儒家神化五经的学术大趋势是一致的。《易传》中的这些文字启示后人以史证《易》或在《周易》中寻找历史故事，例如宋代杨万里《诚斋易传》、清代包世臣《周易人事疏证》、查彬《湘芗漫录》、易顺豫《易释》等都走的是以史证《易》的路子。清代学者章学诚甚至大胆地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观点。
本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对西汉以前的古史进行考辨，《周易》这部古籍也在他们辨伪的视野之内。他们考辨的重点是要推倒汉以后形成的伏羲画卦、神农重卦、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易》士翼的《易》学系统，重新考证《易经》和《易传》的作者及写作年代。他们认为：“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所以这是研究古史的初学工作。”（《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指出，《周易》中存在一些历史故事，诸如《大壮》《旅》卦中的王亥丧牛羊于易是指殷先祖王亥在有易被杀之事；《既济》《未济》卦的高宗伐鬼方是记述殷高宗讨伐西北少数民族；《泰》《归妹》卦中的帝乙归妹是帝乙嫁妹给周文王；《明夷》卦中的箕子之明夷是指箕子佯狂为奴之事，“箕子之明夷”译成白话，就是箕子的晦气；《晋》卦中的康侯用锡马蕃蔗是指卫康叔善于畜牧；等等。顾颉刚根据这些历史故事而推定《易经》不是周文王所作而是周初作品，作者为掌管卜筮的巫史之流。顾颉刚感到遗憾的是《易经》中没有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封禅、观象制器的故事。（注：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1982年出版，第144页。）余永梁从风俗制度和史事两个方面对《周易》进行探讨，他认为《屯》《睽》卦反映了商周时期的掠婚风俗，《遁》《损》卦记述了古代臣妾奴隶制度，《损》《益》卦中“或益之十朋之龟”反映东周以前的货币制度。此外在卦爻辞中还可以找到周代郊祀礼、丧礼、聘礼、朝礼、宾礼以及宗法制的礼俗。关于《周易》中的史事，余永梁指出《泰》《归妹》卦中的“帝乙归妹”是指商王嫁女给周文王，《震》卦“震惊百里”记文王开国情形，《既济》卦中的“西邻”是指西周，“东邻”则指殷朝，以上均为卜官记文王之事。其他如《师》卦中的“大君”疑指周公，《蛊》卦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疑指伯夷叔齐之事，《屯》卦“利建侯”系指周初封建诸侯。卦爻辞所纪史事皆在周初，最晚是《晋》卦中的康侯封，因此卦爻辞应该作于西周成王之时。（注：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同上书，第143-170页。）这些研究还不能说是典型的《周易》古史研究，但它们发掘了《周易》中的一些历史故事，给《系辞》关于《周易》“当文王与纣王之事”提供了佐证，使《周易》和商周历史的关系更加贴切了。
将《周易》视为一部古史，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沈竹礽和章太炎。沈竹礽《周易余说》根据《系辞》而对《履》、《家人》、《睽》三卦作了解释。他认为《履》卦中的“虎”是指殷纣王，“人”是指周文王自称。初九“素履往无咎”似指微子。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似指大隐士伯夷。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似指文王之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要推翻殷纣王是很容易的事，但周文王却有意装成眇之能视，跛之能履的体残者姿态，被殷纣王拘囚在羑里，就象即将被老虎吃掉一样，这是周文王忠心臣服于殷，希望殷纣王改过向善的盛德的体现。至于诉诸武力赶走殷纣王，是周文王不愿干的事。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似指箕子。九五“夫履，贞厉”似指比干谏殷纣王而被杀。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似指周文王从羑里脱险而归岐山。沈竹礽认为《家人》一卦似指周室。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文王臣属齐心协力积极营救，因此能够脱文王于困厄之中。与《家人》相对应的是《睽》卦，该卦似指殷纣王之事。殷纣王一味取悦妲己，惟妇言是听。初九爻似指殷纣王性格乖戾，所以称为“恶人”。九二爻似指妲己入宫之初。六三爻似指殷纣王缺乏人君应有的风度。九四爻孤立无援，似指殷纣王，其中的“元夫”似指周文王。六五爻似指殷纣王荒淫无道，上九爻似指殷纣王所作所为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沈竹礽将殷周之际文王被拘羑里、比干剖心、箕子佯狂、伯夷归隐以及殷纣王嬖爱妲己这些历史故事一一落实到《履》《家人》《睽》卦爻辞之中，但沈氏不能坚定他的看法，多用“似指”疑词以表揣度。他所解释的仅限于三卦，尚有六十一卦无解，这表明他的《周易》古史研究只是片段性的感想，尚未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还有，他对卦象以及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联系未作解释。尽管如此，沈氏的《周易》研究仍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他所遵循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研究思路，开始将《周易》看作是一部古史。
1903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无锡师范学校发表了《历史之重要》的专题讲演，讲演词刊发在《制言》第五十五期上。其中讲到《周易》中的古史吸收了《序卦》的相因、相反之说，并有采用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思想和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理论，将《周易》看作是一部从蒙昧时代到民本意识形成时期的社会进化发展史。章太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史学是他从事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他将资产阶级进化论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民族文化进化史观。因此，他将《周易》看作是社会进化史，是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总体认识彼此一致的，其目的是要弘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但他仅说到《否》卦为止，还有《否》卦以下五十二卦无解。可惜的是章太炎虽然提出了《周易》为社会史的观点，但后来他并未就上述观点形成专著，所以他的《周易》研究只是描绘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至于如何从卦象、卦爻辞以及彖辞、象辞等逐字逐句地予以疏解，这些工作章氏都没有做。还有，《周易》既然是一部社会史，那为什么不用《尚书》《春秋》的记事形式，而采用卦象、卦爻辞来述史，这些问题章氏都未作说明。据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自序二》说，1931年章太炎为《周易易解》作序，自称遍治群经而独不敢言《易》。胡氏又引马夷初之说，章太炎以社会进化史说《易》，实受宋平子的影响。结合这些材料来看，章氏的《周易》古史研究虽然在规模上比沈竹礽有所扩大，而且对《周易》已经形成一个社会史的总认识，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说仍是残缺的。
本世纪也是两千多年来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周易》古史观的是胡朴安。1942年4月胡朴安著成《周易古史观》一书，该书是他在患脑溢血之后半身不遂的情况下完成的，可见胡氏是以超人的毅力、卓绝的意志去从事《周易》古史研究的。因此《周易古史观》这本书除了在学术上卓有建树之外，其中还凝聚着一个学者献身学术死而后已的感人精神。成书之后胡氏自费刊行了200部。1986年该书由胡氏弟子包敬第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重印。《周易古史观》是胡朴安一生的最得意之作，该著深受《序卦》的影响，每说一卦，必在篇首冠以《序卦》论述该卦的文字，本《序卦》之说而加以发挥，从古史的全新角度逐卦解说《周易》。他认为《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王时代之史。胡氏在《自序》中说：“六十四卦之记事，衔接而下，毫无前后凌乱之处。”例如，《乾》《坤》两卦代表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屯》卦讲草昧时代建立酋长之事，《蒙》卦是酋长领导民众而教诲之之事，《需》卦是教导民众耕种之事，《讼》卦是民众争夺饮食而讼之事，《比》卦是开国之初建万国亲诸侯之事，《小畜》卦是建国以后会猎之事，《履》卦是以履虎决定履帝位之事，《泰》卦是履帝位之后巡狩朝觐之事，《否》卦是天子失德、诸侯不朝之事等等。在一卦之内，胡氏也力求将每一爻讲妥帖。如《屯》卦言建侯；二爻言酋长率民众田猎、男女相交合；三爻言田猎时逐兽；四爻讲田猎之后男女互相求婚；五爻言酋长囤积所获之禽兽；上爻言酋长施泽未遍，民众互相争斗。其逐卦逐爻串讲大抵如此。胡朴安对自己呕心沥血构建的《周易》古史体系极为自信，他在该书《自序二》中说：“朴安于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除《乾》《坤》为绪论，《既济》《未济》为余论外，皆是历史记事之文，无一事不解，无一句不说，并非模糊影响之言，亦无牵强附会之语。”胡氏精通古文字学，因此他在说《易》过程中注意文字训诂，往往通过训释文字的初义而考见上古社会的文化习俗，将《周易》古史研究建立在文字训诂之上。不过胡氏的《周易》古史研究并非完美无缺，他完全抛开了卦象，未能就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画卦是未有文字以前的符号，其价值与文字相同，《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实际上代表了1471种事物的符号，卦象就是文字的假借，由卦爻而发展到文字产生，
文字代替了卦爻之后，就可以撇开卦爻不问。他的理由是，“《周易》是有文字以后之记载，其用卦为符号者，犹今日卷册之标记，无他义也。其所以用卦者，或古时有用卦为符号之记载，取以为据，特不可考耳。”卦象究竟是“卷册之标记”还是“符号之记载”？胡氏对此也把握不准，卦象确实是太古老而难以考证，但学术研究价值的高低恰恰取决于解决问题难度的大小，因为不可考就避而不谈，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此外，胡氏的《周易》古史体系同样没有回答为什么《周易》以卦象、卦爻辞记史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后，黄凡又研究出一种全新的《周易》古史系统。黄凡，广东揭西县人，1950年生，曾在揭西县糖厂从事统计工作。1990年中山大学刊授中文本科毕业。他用业余时间写成80万字巨著——《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经专家审定后，由揭阳市政府拨款资助，1995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黄凡介绍，他写这部巨著完全出于偶然。他原来的兴趣在汉语考据学，在从事经学考据时涉及到《周易》。八卦奇特的符号引起他的深入思考。出于统计职业习惯，他将六十四卦一一展开相加，算出六十四卦的总数是2880，平均每八卦是360，这接近于一年天数365。他怀疑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卦爻是否表示天数，于是对卦爻辞进行研究，他将卦爻辞中有明显史实内容和时间可供比较的东西例如箕子去朝鲜、武王封诸侯、武王伐纣、武王观兵等，依次进行排列比较，终于发现八卦符号是上古纪年历数形式。通过查考400多种典籍，写成了这部大书。
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从八卦入手，他从古代典籍，历史文物和民俗传说等多角度证明，八卦原来是上古纪年历数符号。阳爻“—”代表9天，阴爻“--”代表6天，一个八卦符号记载45天左右的史事，八个八卦符号大约记载一年的史事。八卦实际上是上古将一年按45天左右分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候的历法形式。《周易》是周王室按照这种纪年形式隔6天或9天占筮一次而记录下来的问辞和占辞，它如同殷商甲骨卜辞一样是一种筮辞编集。《周易》爻辞中的“初九”表示起初的九天，“九二”是第二个九天，其余以此类推。同样，“初六”是起初的六天，“六二”是第二个六天，其余以此类推。《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受命七年（公元前1058年）五月丁未日至周公摄政三年（公元前1050年）四月丙午日共2880天的编年日记体筮占记录，其中包括商周之交的主要历史。
黄凡逐一解释了各个卦名的历史演义。例如“乾”即“干”字，当时周国干旱，故周王以此筮问吉凶，并以龙求雨。“坤”为土、申二字合文，当时筮问周土夏历七月的吉凶。“震”指大雷电，是对《尚书·金縢》所载大雷电及风暴的筮占记录。“巽”即“选”字古文，当时周公选将练兵，准备讨伐武庚反叛。“坎”是地名，即坎窞，其地在今河南巩县以西。“离”是指黄鹂鸟，当时武王兴师伐纣，旗上画黄鹂鸟，周武王以鹂筮问伐纣吉凶，“王用出征，有嘉，斩首”，便是武王斩下纣王首级的记录。“艮”卦主要记载管蔡等反叛事，“兑”应为“诰”之讹字，当时周师将伐叛商而作《大诰》。其他如《师》卦及《同人》卦记代崇侯虎之事，《观》卦记武王观兵孟津事；《赜》卦有哈雷彗星经过的记录，《晋》卦即大卦诸侯事，《明夷》卦记武王去东隅、箕子去朝鲜事，《革》卦记成王加冠礼事，文王崩于《豫》卦，即受命九年，武王崩于《升》卦，即受命十二年，唐叔虞封于《中孚》初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即武王观兵孟津和成王向叛商发动进攻的日期，等等。
要判断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否科学可信，那就要按照历法进行推算，看《周易》某一爻辞是否恰好就是历史上某一事件发生的日期。兹举几例：《师》卦第一爻到第四爻是第271-303天，黄凡认为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在师”、“师或舆广”、“师左次”“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系指周文王第一次伐崇侯虎。参照《左传》僖公十九年所载：“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从第271天到303天正好是33天，正近《左传》“三旬”之说，《师》卦四爻所载与《左传》相合。又如《豫》卦四、五两爻是第709至720天，爻辞是“贞疾恒不死”“冥豫”。《竹书纪年》载：“春三月，西伯昌薨。”《竹书纪年》或用夏历，与《周易》所用周历相差两个月，所以《豫》卦所载“冥预”正好是《竹书纪年》所载文王的死期。再如《离》卦上九爻为第1332至1338天，爻辞为“王用出征，有嘉，斩首”。参照《尚书·泰誓序》所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历谱戊午为十二月三十，这是商周历法不同所致。这一爻记载周武王渡黄河至牧野与殷纣王决战、斩纣王首级这一历史大事。诸如此类不再列举。黄凡认为，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件因为缺少史料而无法具体判定日期的，可以根据《周易》卦爻辞进行推断。
与此前《周易》古史研究相比，黄凡建立的《周易》古史体系避免了将卦象与卦爻辞割裂开来的弊病，很快地解释了《易经》的“九”或“六”的概念，他将卦爻辞、卦象与先秦古籍相互参证，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说《周易》，而是将其看作是商周之交8年的改朝换代史。《周易》与其他史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以每隔9天或6天占卜一次的形式来记述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这很好地解释《周易》既是一部筮辞编集、同时又是一部古史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从学说体系来看，他的《周易》古史体系比胡朴安体系更为完整。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殷周文化学会副秘书长王宇信在《审读意见》中认为：“此书别开蹊径，突破二千多年来前儒对《周易》的传统说解，而把《周易》作为编年日记体的周室古筮记录进行论证，从而揭开了《周易》的秘密。本书立论新颖，论证严密，已自成体系，可为一家之言。因此，本书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优秀著作，将给近年出现的《周易》热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易》学研究……本书据《周易》所排年表对古历法研究也很有价值。此外，对文字训诂学、古籍校雠学也很有价值。”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为这部巨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其中说：“大家看他这部《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不仅广征博引各种古今文献，而且运用了历史学、文字学以及数术、历法等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视野宽阔，论述详明，源源本本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恐怕很少人想到，几十万言大书竟出于一位业余作者之手。古人以焚膏继晷形容治学的勤勉。我们在看到他的学术成果之余，更要肯定他寻找打开疑谜之门的精神。相信《周易》的研究，由于这部书的出版，会得到新的促进。”
以上我们简要地回顾了本世纪《周易》古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周易》古史研究从发掘《周易》中的历史故事到视《周易》为史书，从片段感想发展到完整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尽管这些研究者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共同的学术纲领或学术宣言，但治《易》思路却逐渐走向一致，其研究成果卓然自成一派，而自觉地与传统《易》学区分开来。本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宽《易》学领域，而且对商周古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黄凡建立的《周易》古史体系如能与地下考古发掘相互印证，则对目前正在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无参考意义。待到商周古史疑难问题逐渐澄清之后，再回头看本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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