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生存论暨存在论旨趣——解读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旨趣论文,科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0)06-0005-07
把辩证法仅仅当作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遮蔽了辩证法对真的终极追求（从西方哲学辩证法的源头来看，赫拉克利特的流、芝诺的悖论、苏格拉底的对话都不过是哲学家欲显真谛的方便法门），更是忽视了作为其根基的生命诉求和精神自由（国内的著作中，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对此有到位的论述）。奠基在宏大的客观社会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更是从根本上排斥这种“通俗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缘由。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海德格尔思想背景下创作的《具体的辩证法》对此展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视角。
《具体的辩证法》讨论的本就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存在论。著作的首尾呼应句——“辩证法探求‘物自体’”——实际上也点明了本书及受众的哲学背景。作者的贡献就在于将人们从认识论的模式中解放出来，面对真实的存在问题，从而使认识论问题也能够真实地呈现。作者在第一章对“伪具体的世界”的存在是直接指认的，因此紧接着大谈的现象—本质的认识辩证法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证明的作用，其认识论也毋宁说是一种面向“实事”本身的现象学方法：消解现象—本质的二元分立，呈现其遮蔽—揭示的二重性运作；实际的作用不过是导引出了“具体”、“总体”和“实践”诸范畴。事实上，开篇第四句即已把辩证法定位在了实践上。而具体、总体也已不再是“一种方法论训条”，“在唯物主义哲学中，具体的总体范畴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实在的问题。只有在唯物主义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第二位的才是把它作为认识论原则和方法论训条”。具体总体就是实在本身[1](P22)
一、思想背景中的三条线索
不论从科西克的本人的交往还是从该书的思想脉络，我们都可以发现“总体”概念来自卢卡奇。“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2](P76)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2](P48)，那么“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2](P85)。这种总体绝然不是事实的总和、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普遍联系。将本体论的问题认识论化，并以后者的视角看待前者，是哲学的庸俗化过程，只能导致哲学的枯竭。总体首先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其中自然有黑格尔的要义），是理论和现实的统一，标识的是人对历史的把握和创造。“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观实的认识。”[2](P56)由实体（现成性）到功能、关系，再以历史发生学的观点将事实、万物、世界、社会透视成为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最终将其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的创造，并由此批判直接性（用颠倒的观念指认颠倒的事实，就会也只能产生对现实的认同）和非理性（只是恶的总体，或现成性）等等，这是肇始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路的主导思维方式。这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同样有着诸多集中的论述。
只是在卢卡奇那里，作为对建立在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式的孤立个人基础上的、以物自体或非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自发”经济总体的批判，其核心是强调作为“类”的人的创造和对历史全程的把握（“正是历史过程的整体才是真正的历史现实”[2](P232)）。因此，虽然卢卡奇也强调总体性就是具体性（“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2](P58)），但其“具体”终究多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与抽象相对、并凝结着自身历史的具体总念（具体概念），因而“只有一门惟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2](P77)。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当卢卡奇丧失了把这种阶级意识加诸无产阶级的灌输权时，他的总体性也滑落为他本意是极力反对的恶的总体性的一个荒诞而又现实的变体。这也成为他从外在的顺世到内心的真诚都饱受折磨的根源。
科西克的基本理论逻辑构架承接了卢卡奇，但其有特色的真实的哲学精神却是来自海德格尔。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显性言说背后真实的哲学论述和贡献。科西克应该说是接着卢卡奇往“下”说的。总体业已成为其论说的出发点。他真实的写作意图就是揭露批判恶的、虚假的总体。科西克强调总体是具体的，“总体在它的整体的形成过程中同时也是它的内容的形成过程中具体化自身”。[1](P36)而如果“使整体实体化，并且在整体和它的部分（事实）之间偏爱前者，这就会导致虚假总体（而不是具体总体）”[1](P33)。科西克同样反对一般的历史（性），认为是“恶的惟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因为最终的后果都会是“主体便消失了，或者更确切地说，真实的主体（作为客观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位置被神话化、物像化和拜物教化的主体所取代，被结构的自主运动所取代”[1](P38)。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是真正的历史主体，这才是科西克真正的落脚点。科西克的“具体”虽然也有认识论的背景、黑格尔的意义、直至历史性的总体意蕴，但是科西克具体总体的根本却是真实的个人存在。这是科西克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旨趣迥异的根本所在。用科西克的话说就是“从非本真性(the inauthentic)向本真性the authentic)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既依靠于人类（一个阶级、一个社会），也要依靠个人来实现”[1](P60)（译文据英文版有所改动）。比如在历史问题上，科西克认为“人类历史是连绵不断的对过去的总体化……总体化就是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是保持和再生”[1](P107)。而卢卡奇则更强调“历史的本质恰恰在于那些结构形式的变化”[2](P233)。值得注意的是，科西克的这些论述与卢卡奇相比已不仅是旨趣的差异，其论述方式，甚至用词、语气都已经海德格尔化了。
实际上，在第一章以颇具才华的理论思辩给全书奠定了基调之后，该书最具特色的贡献就是将海德格尔作为生存论暨存在论的“烦”加以社会历史化，也就是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指认的资本主义现实用“烦”的源发性和结构加以界定。“经济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烦。”[1](P46)作者把烦展示为最基本的构建社会—世界的经济活动，或者反过来说把经济活动诠释为基始性的烦。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读解，也是以海德格尔哲学来诠释马克思。这里有一个关键。科西克在第162页的注释中实际上已经将贯穿全书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挑明为《大纲》（也就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关键性影响。（注：国内对这本极重的马克思文本的深入研究见于《回到马克思》（张一兵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事实上，《存在与时间》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读解及互涉的历史早已构成科西克的哲学源点。（注：参见Martin Jay,Marxism and Totali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5,p333。）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50年代末的发表更是直接引发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科西克终于找到了回应海德格尔的高地。
二、马克思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双向参证
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最显眼的莫过于海德格尔的农民意识和浪漫主义遗风这种时代性错误，“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但他用铁匠和锻造为例来说明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以浪漫主义精神将其伪装和掩盖起来”[1](P108)。而海德格尔哲学所极倡的从非本真状态向本真状态的转化也就显出其真实的结果：“改变的不是世界，而是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个人在世界中演的一出戏…（实际上）他也否定了自己活动的意义”，因而这只能是一种“贵族的浪漫式的斯多葛主义”[1](P61)。在现代社会，这决“不是个人实现其本真性的惟一方式，甚至也不是最常见或最恰当的方式”[1](P61)。从根本上说，这只能算是留恋前工业社会的浪漫诗人伤感而又有些矫情的个人行为方式，而且“它同样只是一种有相当明确的社会阶级内容的历史性选择”[1](P62)。科西克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认为海德格尔没能揭示日常生活状态的社会历史根源。确实，海德格尔哲学对源始性的发生机制——烦的生存整体性的存在论言说在思维方式、经验方式以至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在现代都有着革命性的历史贡献，他现象学地加以描述的是一种人类源始性的存在状况，带有时代性民族性的论述方式并不能减弱其普适性。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种普适性恰则不过是生存论化了的先天论，并没有揭示出物像化系统的构成历史，因而没能逃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魔圈。简单而又有些极端地说，海德格尔与纳粹的污点与这种没有真实实践的实践哲学不无关联。缘此，科西克以操持的装具世界对烦的填代，着实是一大功绩。进一步地，科西克还明确提出，不是个体性的对死（无）的畏，而是“只有当千百万人受到震撼而脱离这一节律时，平日生活才被打断”[1](P54)。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把一切活动都看作历史的活动的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才“填平了非历史的平日与历史性的历史之间的鸿沟”[1](P109)。正是基于此，科西克在本书的第二章，从“烦”到“经济人”再到“经济因素”，一步步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物像化特征，展开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系列论证和批判。
不过，对于我们来讲更有意义的，应该说是在科西克的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海德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透视和影响。从这个角度说，科西克此书最大的贡献就是“伪具体”概念的提出。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维方式是以主体的原发性、创造性来理解并改造世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非理性、直接性、颠倒性、似自然性和意识形态性，科西克在此书中把这种精神总结为“具体”（也就是“总体”[1](P23)）。问题似乎就出在这个根子上：具体也会是伪的、虚假的、反过来统治人的。虽然科西克多把伪具体归诸虚假总体、物像化的因素，从而将其划归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脉络中，以派生性攻其自主意义上的虚伪性；但是，烦（经济）本身根深蒂固所具有的原发性结构性的“伪”，才真正是科西克在书中千方百计对付的蠹虫。说到底，这种意义上的“伪具体”，其真实含义就是所谓作为体现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劳动生产本身。当然，对这一维的言说在此书中是隐显互涉的，甚至最终也未充分彰显，这也构成此书最具意味的背景性话语。对于这种“伪具体”，在科西克所推荐的三种摧毁方式中，“人类的革命—实践”（关键是社会革命）在现实中导致的只不过是更换了伪具体的表现形式；且从实践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来看，这一方式本身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超越性的理想。而所谓“以辩证的思维去透视”的方式，与海德格尔已经是异曲同工了，同是以改变自己的方式变相地去适应现实。因此，科西克真正推荐（着墨也最多）的是“通过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人类实在的形成来摧毁”[1](P9)。这种方式，究其实质，就是强调个体的本真性和真理的自身呈现，而其根源就在海德格尔那里。由此可知，与非本真—本真相对应的、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伪具体—具体”的真正旨趣就在于关注个体的真实存在。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这两种模式都是“由于此在是由向来我属这一点来规定的”[3](P53)，而所谓“向来我属”就是“自我”。不过这个自我已经不是主体或实体，而只是烦（在世之在的整体性）中的一个因素。所谓“时间性是烦的意义”，究其实质就是要说明只有奠基于此在整体——实际上就是自我—统一性——之上才有所谓的本真（即本真能在）可言。同时，也是更根本的，烦只有与存在相关才有意义。（注：这一点被法国思想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结果也导致对海德格尔前、后期的所谓“转变”(Kehre)的诸多不当的理解。）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真是只有在与真实的个体和存在本身二者相关时才可言及的。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科西克此书的两条隐性逻辑，前者多体现为对伪具体—具体或非本真性—本真性的、即前文所谓的认识论辩证，而后者更多地呈现为科西克所谓从劳动到实践的导引性功能。以下分述之。
非本真与本真之分，实即常人自我与本真能在之别。问题是常人就“是一种生存论环节并作为源始现象而属于此在之积极状态”[3](P158)，而“本真的自己存在（反倒）是常人的一种生存变式”[3](P160)。“就是这个常人自己把意蕴的指引联络勾连起来的……实际上此在首先存在于平均地得到揭示的共同世界中。”[3](P159)常人的这种生存论性质就像作为在世之在的基本结构的烦一样。海德格尔在这一层面上的论述，实质上是体现了以生存论超拔现成状态的思维—经验方式这一重大变革。只是在另一层面上，才开始显露出生存论的吊诡：烦本身就是面向未来的主体创造，可因此现实反倒成为工具（面向未来是海德格尔以后的存在主义的主线，这却遭到海德格尔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实际上是人被物化（“人是人所烦忙的东西”[3](P381)）的过程却表现为人对万物的统治和支配；正像这种物化反被支配所遮蔽一样，本真的能在也常被“我呀我呀”的常人自我所掩盖。既然常人是没有自己的，那么这种本真的自己何在？当然也就在现实中。所以也可以把海德格尔“非本真并不比本真更少或更低存在”的话倒过来说：本真能在也并不比常人自我更多或更高存在，同样都是现实的。本真性的现实性“都是在这种状态中，出自这种状态并反对着这种状态来进行的”[3](P206)。简而言之，本真＝展示遮蔽之源＝解蔽＝解蔽过程≠解蔽的所谓“结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3](P187)就是这种实践性方式（或者也可称之为实践哲学）在科西克这里变换为认识论或辩证法的思辨性运作。不仅第一章，第二章中的“经济因素”与“经济结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行状”之对立统一也源于此。
因此，本真自我不仅不是一个实体性的现成物，甚至也不是一个积极活动的建构主体，而是一个是其所不是的去存在的能在。准确地说，这种能在之所以能被称作自我，就是源于一种统一功能，没有整体组建性当然就没有自我可言。向死而在是组建了此在，但更根本（本真）的是，此在本身既作为存在论的存在——领悟存在就是他的生存，他的生存就是去存在——就只有与存在本身相关联才能真正组建起此在，所以说此在的本真指向存在。在科西克这里就是，真实的个体存在总是与存在总体相连的。存在不同于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本体论差异。事实上，科西克在本书中并未达到这个深度。但是当科西克明确提出“作为‘人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不可超越的”[1](P163)时候，其中已有了这一维的旨趣。
三、实践体系的存在论旨趣
更重要的是这一关联导引着科西克，使其不仅很快认识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极端重要性，还得以将实践从劳动中超拨出来，生发出一种批判张力，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性语境中努力组建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正是由于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这种发现，使得科西克认识到“马克思决没有抛弃哲学问题”，[1](P162)《资本论》恰恰是以一种“具体历史实践的奥德赛”的形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批判。相反，“把马克思的发展看作是从哲学的异化概念向经济学的商品拜物教概念的转变……令人吃惊地把马克思变成一个实证主义者”[1](P159)。这是科西克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将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双重的扭曲。第一，显露经济之本性的历史实在被模糊了。第二，人被囚禁于他的主观性之中”[1](P132)。科西克尖锐地指出，“如果所有概念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范畴，只表现人的社会存在，那它们就成了人的自我表现形式，而每一种对象化形式也都只是物像化的变形……（结果就会是）人被禁闭于他的社会性之中”[1](P133)。事实上，海德格尔早已有此观点：马克思的人再生产和创造其自身的观点是傲慢自大的，由此则存在本身于人类等于虚无，这是最极端的人道主义（实即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西克会提出这样的论点：“人并非封闭于他的动物性或社会性之中，因为他不是人类学的存在。宁肯说，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展现自己以达到对存在的理解。因而，他是一种人类学—宇宙学的存在。”[1](P174)应该说，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上呈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和开阔的新视野。（注：实际上这里已经有了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蕴，当然，二者的源发点不同。）科西克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本书最后一部分（第四章）以实践概念为核心，正表明他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的哲学语境中努力张扬的良苦。众所周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与核心，科西克在此总结性的一章中再提，决非老生常谈，其意味在开题之句即已点明：“每个时代的哲学思维都要把它各方面的工作凝聚在一个以后将永垂于哲学史的中心概念之中。”[1](P166)旧瓶装新酒，科西克就是要在这个老的核心概念中建立起以“历史”、“自由”、“人”为主要理念的自己的言说体系。虽然其确显单薄的观点和比较空疏的论证实际上无力支撑其体系大厦，但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科西克的实践这个概念，体会其将“永垂青史”的真实旨趣。
实际上，在开篇“宣言”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感觉到浓烈的海德格尔气息。究其实质，科西克是把海德格尔的本真能在社会历史化，更是以能在来诠释实践。科西克首先着力批判了自我封闭的社会性的、仅仅作为认识论基本概念的、作为一种操控力量的等三种实践概念。说到底，科西克是将它们归诸物化实践。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路的经典方式，实质上也是呼吁将理论与实践源始地统一起来的实践哲学。正是在这些背景下，科西克直接而明确地亮出：“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实践问题……实际上，它是作为对下列哲学问题的哲学回答提出来的：人是谁？社会人类实在是什么？这个实在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种本体实在性……它是一种有着本体论意义的事件。”[1](P170)站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科西克将实践概念从海德格尔哲学中超拔出来（“海德格尔没有认识到，实践是人的根本决定因素，它包含着可信的世俗性。烦和烦的世俗性是实践的派生的物像化的形式。”[1](P108)），而又以之作为回应、实际却正是体现海德格尔精神的、具有科西克特色的操作平台。“时间的三维性作为人自身的存在形式显示在人的面前、它本身就是在对象化（即劳动）的过程中构成的。”[1](P172)“除了劳动的要素之外，实践还包括生存的要素。”[1](P172)一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半就是海德格尔的，此类言说方式可以说已经构成了科西克的基本操作模式。如果说在迄今我们所讨论的科西克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哲学还是互涉的，甚至还可以说科西克是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当我们面对下面这段“实践”论述的压轴之作时，又会另有一番感触。“实践还有另一个向度。虽然在实践进程中形成的是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但独立于人的实在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类实在之中。人在实践中形成了于一般实在的开放性。人类实践构造存在的过程是使本体论成为可能的基础，它使对存在的理解成为可能。构成社会人类实在的过程是展露和理解一般实在的必要前提。实践是构成人类实在的过程，也是从存在方面揭示宇宙和实在的过程。实践不是封闭在社会性和社会主观性的偶像中的人的存在，而是人对实在和存在的开放。”[1](P173)
科西克这部《具体的辩证法》的副标题是“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就是用“辩证法探求‘物自体’”（开篇句），而“物自体”就是“人在历史中发现的世界总体和存在于世界总体中的人”（结尾句），我们最后就来看看这部结构完整、宗旨明确的著作的最终结论。先看科西克对人的秘密的揭示：“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实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1](P170)再看他对世界的觉悟：“世界总体包含着人，包含着作为有限存在与无限的关系，包含着他对存在的开放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语言与诗歌、发问与认识才成为可能。”[1](P175)毋庸赘言，只要大致熟悉海德格尔论著的人都可以明了这部著作的真正旨趣和最终归宿了。当然，我们还不敢由此就断言，科西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海德格尔“主义”者（这也是由于整体研究资料的缺乏），但无疑，科西克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念的根本旨趣的领会和诠释上是有着重大转向甚至移位的。这倒使得科西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占有了一个独特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地位。当然这已是另一篇史论文章的主题了。
现在看来，科西克这部著作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点、论域，从而重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魅力；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一门哲学，其立足点应该是个人的生存（存在），而所谓“革命”、“解放”等宏大叙事如果离开这一点就只会成为恶的总体；同时，由于人的真正存在总是与某种对于当下现成状态的超越相关联，这就提醒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丢弃那超越之维。这是哲学之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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