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是中共党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仅北京图书馆书目信息索引上，2001年出版的中文中共党史类图书就有200多本。这些著作既有《中国共产党简史》等通史类著作、《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等专题类的著作，也有地方党史的著作，还有许多人物传记等；既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选》，也有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石仲泉、张静如等出版的个人论文集；既有学术性的著作，也有大量通俗普及型的书籍；既有中共党史学史、史料学、文献学方面的著作，也有大部头的工具书，还公布了许多重要文献、档案资料等。论文之多，更是很难统计一个准确数字。总的来说，在全党的努力下，特别是经过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辛勤劳动，2001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丰收年。
一、中共党史宏观研究有新收获
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开辟未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功能。2001年中共党史研究在宏观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
（一）2001年出版了一批质量比较高的通史类著作。这些著作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陈述撰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郭德宏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等。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于1999年6月开始启动，十易其稿后于2001年6月正式出版。该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直接指导，中央七位常委和五位书记处书记都亲自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该书有三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书稿的脉络清楚、简明而完整；二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比较好；三是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成果。
（二）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全国各主要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解放军报》等，都用重要版面或开辟专栏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教育部、中国社科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了122篇论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与此同时，中共党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等也分别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理论研讨会。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的分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把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诞生，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把“文化大革命”结束，还是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阶段分期的界标，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部著作的出版，表明了中共党史界占主流的意见。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研究
过去一年发表的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著作和论文，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的概况
1.拓展了研究的领域
研究者不仅重视研究共产党本身的历史，而且对共产党活动的客观历史环境，即对20世纪20至40年代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对时敌时友的国民党，对中国势力和民主党派给以相当关注。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谈话中，指出在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中，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论阶级，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极外，还有一大片；从党派看，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有中间派。国民党的人是一小撮，共产党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因此，写党史要写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势力三个角色，要特别重视对中间势力的研究。
2.重视结合现实，加强对民主革命的规律和经验教训的研究
如2001年6月12日，邢贲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对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意义作了深入论述；黄修荣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通过对建党后党的实践活动的考察和对党的指导思想、纲领的分析，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了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李东朗的《赢得人民，就赢得胜利》，通过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研究，阐述了代表群众根本利益，依靠人民群众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揭示了赢得人民，就赢得胜利的道理。有的文章则侧重研究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如李忠杰的《试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高尚斌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启示》等，都或从整体上，或从一个方面论述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3.重视对党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
周忠瑜的《民族区域自治与联邦制的比较》，考察了党对民族问题理论的变化，认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现了由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的转变。针对上述观点，龚育之在《学习时报》上发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联邦制问题对一篇论文的评注》，认为不能把六届六中全会的转变绝对化，在党纲中未来纲领层面上，此时尚没有完全放弃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提法。经过长期探索，直至建国前夕新政协正式通过《共同纲领》，才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梅丽红的《中共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认定》、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及经济立法》、缪慈潮的《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权理论与实践》等文章都比较有特点。
4.挖掘出一批有较高价值的史料
史料的发掘和公布，是深化党史研究的基础。2001年新面世的与民主革命有关的史料多来自俄罗斯保存的档案，如《百年潮》2001年第12期刊登的《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立的文件》共9件，弥补了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丛书》的缺漏，对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建立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2-5期连续登载《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介绍了1929年10月至1930年1月的7件档案，对研究共产国际和立三路线的关系有重要价值。《党的文献》公布的《陈云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是继1984年公布的陈云关于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后又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报告汇报了遵义会议撤销“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的领导职务、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的过程，验证了两个决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表述的正确性，有力地驳斥了王明对遵义会议的诬蔑。《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封电报》，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的确立，有重要价值；《季米特洛夫日记》的片断，披露了1936年8月至1945年8月间国共两党领导人与苏联、共产国际的来往文电、季米特洛夫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等内容，有助于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中的若干重大事件，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另外，非常值得重视的是，北京的民间收藏家张建衡收藏到的，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昭和七年（1932年）出版的《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新满洲国写真大观》一书。书中所载的近800幅当年日本军方战地记者拍摄的炫耀日本侵略的照片和近9万字的文字说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有益于正在开展的反对日本当局修改教科书的斗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专题研究
1.关于建党前后社会主义论战的评价
1920年11月开始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行革命还是改良的重大思想论争。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则完全肯定。90年代以来人们重新审视这场论战，不再对张、梁的观点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力求从实际出发，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2001年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黄修荣著《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充分肯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对争论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明确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作者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即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缺乏科学认识，他们不懂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从而不能正确地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胡绳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很难说在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现在看这两种意见，反而是梁、张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的答复顶多就是说，现在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我们不能反过来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他指出，梁、张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他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看做与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历史过程，而是完全看做坏东西，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消灭；他们认为在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则是正确的。
2.关于中共一大研究
党史界对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一直众说纷纭。大致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说等观点。黄修荣在对相关史料考证后，认为8月5日闭幕的可能性最大。理由是7月31日过于仓促，来不及准备。8月1日午后五时许，嘉兴南湖狂风大作，避暑游船被风吹覆四五艘，溺毙三人。而王会悟回忆，闭幕之日五六点钟时“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其他代表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及湖中风波，可见会议进行时未遇狂风。由此可以判断，8月1日闭幕说不能成立。8月1日因风灾南湖船覆人亡，次日应在善后，王会悟来租船不可能不闻其事，能否租到船亦成疑问。故8月2日闭幕说亦难成立。
王相箴在《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订》一文中，通过对几位一大参加者回忆的分析，特别是对一大代表陈公博行止的排查，确定会议在8月3日前已结束。而7月31日因来不及，8月1日风起南湖时代表们并没有在船上开会，斯穆尔基斯的信并没有说8月5日开南湖会议，而会议确是在南湖的船上闭幕的，因此可以断定，一大闭幕日期为8月2日。
3.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研究
2001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学者们围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各项政策、中央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苏区社会变革等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著作和论文，推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和中央根据地史研究的深入。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作用，是这个问题研究的难点。党史界大体有三类观点：一是完全肯定，把它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二是完全否定，把它视为“左”倾路线的产物，是速胜思想在作怪，也是没有策略思想的表现；三是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但认为它的成立及其一些重要政策有浓厚的“左”的色彩。持第三种观点的人，在肯定的程度和对局限性的认识上也不尽相同。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作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它产生的时机不成熟；它颁布和实施的一些法律、法令和政策，都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照搬照套苏俄经验和模式，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但作者认为不能因其存在局限性就否定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能因成立的时机不成熟而否定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不能因其受到“左”的影响，就断定它是“左”倾错误的产物，而看不到它的主流和本质；更不能因其照搬照套苏俄经验和模式，就完全否定它的政体及其机构本质上还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石仲泉在瑞金召开的“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的讲话，对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因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既肯定了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指出它成立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尤其不赞成说它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它的成立是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密切相关，与中央“左”倾领导者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行动纲领密切相关。它的若干重要基本政策不符合实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左”的倾向是明显的。
4.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
在遵义会议的研究上，对遵义会议与会者的身分，各种党史论著表述不一。主要分歧在陈云是否是政治局常委，朱德、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候补委员上。曾景忠在《关于遵义会议与会者身分和层次研讨》中，对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作了考证，认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书记处书记（即政治局常委）有博古、周恩来、陈云、张闻天4人；朱德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候补委员不能确定；王稼祥肯定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作者认为对遵义会议的参加人员应分正式出席者（包括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扩大参加者（红军总部、军团负责人，军事顾问）；会议工作人员（记录员、翻译）三个层次表述。
5.关于长征初期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变动问题
党史界一般认为是突破四道封锁线，在通道会议提出、黎平会议解决的。曾有人指出，毛泽东在突破三道封锁线后提出过停止西进、调头北上摆脱敌人追堵的建议，但没有被中央采纳。2001年度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证实毛泽东当时确实提出过转兵的建议。关于会理会议的情况，在已出版的《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张闻天传》等书中曾作过或详或略的记述。《杨尚昆回忆录》不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会议经过，而且对毛泽东误解彭德怀、张闻天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入中肯的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
6.关于长征中的密电问题
长征中的密电问题，涉及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党和红军发生分裂的责任，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由于至今没有找到电报原文，故有无这封电报，一直是长征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01年4月3日《检察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当我收到那一份密电……》的访谈录，披露了被访者黄思深（时任红军右路军机要科译电员）收到密电的经过和密电的内容。他回忆密电的大致内容是：北进时机不成熟，望劝毛（毛泽东）、周（周恩来）等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左路军南下，如不听，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彻底解决之。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事发当日，他听叶剑英讲述的收到密电的情况，并综合事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讲述及他向接触电报的当事人之一吕黎平了解的情况，断定“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
7.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
西安事变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李云峰的《历史观、方法论与西安事变的实证研究》、田建军的《从张学良、杨虎城的个性看西安事变因果》、张春英的《张学良在武汉时期的思想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反映出党史界对这个专题的研究已不再停留在泛论上，而是注重实证研究，用事实说话。如张文考察了1934年2月至1935年9月张学良在武汉时期的思想，认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积淀越来越深厚，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虽然反共坚决，但对“反共好是好，就是反不了”有所认识，曾提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救国的主张；拥蒋但不盲从，敢对蒋提出不同意见。上述思想与西安事变有很深的渊源。由此可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
8.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
王桧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一文中，考察了中共由与世界隔绝到融入世界，由激烈地反传统到转向传统，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总结了党处理两种历史趋向的成功经验，为在今天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的国际环境下，正确处理融入世界和发扬民族传统的关系提供了借鉴。文中的个别观点，如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按照共产国际和自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值得商榷。陈述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一书中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就坚决主张对日作战。在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方面，阎庆生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刘远柱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商业》，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9.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
长期以来党史界较为通行的看法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整王明的。李东朗在《王明到达延安之后》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以翔实的史料，再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关系的复杂演变过程，对长期以来党史著作中描述的王明从回到延安开始就与毛泽东关系紧张、始终对立的看法，作了驳议。他指出，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王明右倾错误作了不点名的批评，但对其本人则采取了与人为善、宽容和同志式帮助的态度。会后，王明仍然担任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六大以来》一书，也不是针对王明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编的。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又一次向毛泽东挑战。毛泽东等对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基本立场是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对王明仍十分宽容和爱护。只是当毛泽东得知王明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采取两面派手法搞小动作后，才对他进行了公开批评，并在1943年9月会议上把他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错误进行清算。
10.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
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关系，是在抗日战争中形成，并在解放战争中发展的。但这项制度是什么时候、如何确立的，并不十分清楚。一般认为自1944年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起，多党合作的思想是一贯的。《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封电报》的译介，使人们看到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在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确曾有过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中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的想法。但不久，党放弃了上述想法，明确应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政府。毛泽东电报中的思想与其在此前（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此后（194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和讲话的内部指示）的思想不衔接，使研究者困惑。
龚育之的《三谈两个电报之谜》，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从已披露的档案看，没有根据不承认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那段话的存在。在国民党宣布民盟非法，11月6日民盟已经解散，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个最主要、最活跃的民主党派已不存在的形势下，毛泽东也许一度考虑过是否就索性不再要民主党派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到了12月会议，毛泽东就更周密更系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透彻地说明了不要搞清一色，一定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派，以避免孤立自己，作出了联合中间派的决策，并于1948年1月14日就此发出了党内指示。在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报了准备成立中央政府，并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因此米高扬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收到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发出的复电后才改变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应当说，联合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2年，是2001年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展：
（一）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研究的概况
1.拓展了研究领域
(1)关于党领导的经济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并涉及到建国后各个时期的各个经济领域。主要有：江红英的《试析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及道路选择》、刘雪明的《1957-1966年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张湛彬的《非国有经济的演进路径和市场化改革》等文章。(2)关于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研究中较为突出的有：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的著作《论民主》、周忠瑜的《民族区域自治与联邦制的比较研究》、俞歌春的《新中国头七年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政治参与》等。(3)关于党领导的科技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也有较大进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发表的《党的领导和航天事业》，《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科技强国，永垂青史——“两弹一星”座谈会纪要》以及谢科的《奠定基础，促进发展、走向复兴——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抢占科技制高点战略思想演变》等文章披露了党对国防科技的重视和决策的大量史实，研究了党的三代领导发展科技的战略思想。另外，关于党领导的对外关系和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的研究、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也都是学者们感兴趣的内容。
2.注重党的指导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有较大进展。思想理论是人类历史的灵魂，历史研究的深入必然要进入思想理论的层次。所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仍然是2001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都有不同层次的新进展。值得提及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和专家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正式出版。这部经过3年多时间反复修改，先后修订6稿的教材，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此外，2001年度关于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有若干成果，如郭德宏的《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还有文章涉及哲学思想、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法制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外交思想等多方面。
3.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突破
历史是有延续性的，研究毛泽东、邓小平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扩展，必然要深入到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就成为2001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尤其是对江泽民“七一”讲话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研究是2001年度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全国主要的报刊及党史刊物都发表了大量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理论阐释与研究。如郑必坚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石仲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钟宣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正确认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等。其他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关于历史回顾方面的，如冷溶的文章《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十年回顾和新世纪展望》；关于治党治国方略方面的，如谢春涛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方略——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研究丛书》，容纳了《治国方略》、《理论方略》、《改革方略》、《经济发展方略》、《党建方略》、《文化方略》、《军事方略》、《国家统一方略》、《外交方略》等内容；另外，关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统一战线理论、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研究成果也颇丰。
（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专题研究
1.关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研究
对建国之初的研究有若干进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专门撰写了《实行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一节，用《共同纲领》来总揽这个时期，说明前三年党领导人民认真地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努力。主要做了如下工作：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政府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没收官僚资本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土地改革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进行文化思想建设以建立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等。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问题的研究。李格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发表的《1949-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及其变化》一文，认为1949-1954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与完善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国家采取的是“议政合一”的政府体制，即中央人民政府不但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与1954年后的历届政府在组织职能方面有许多不同。这时的政务院仅是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性质是“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这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与1954年后所设的“国家主席”性质不同，前者有实权实职，权力集中，后者则是虚位制的国家元首。
关于统一共和国和联邦制问题，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龚育之在《学习时报》上发文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纲领。这部建国纲领的一个重大贡献、重大创造，就是确定我们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多个民族共和国的联邦。这个重大决策，是经过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共同酝酿和研究，并且同党外人士协商决定的。周恩来1956年所作《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专门从国情上、政治上、历史上深刻论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搞民族共和国联邦，是党的领导人关于中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一篇论述。
建国初期前7年的研究还有一些新课题。如董志凯的《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对战争爆发前后财政金融方针的演变与实施，对外经济关系方针和策略的改变，基本建设投资结构的变化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王瑞芳的《新三反运动述评》论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的原因，即一是在此前的“三反”运动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没有得到满意解决；二是虽经“三反”运动冲击，现行党政基层组织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胡安全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文化政策》一文中分析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文化政策虽存有一些缺陷，但基本上是成功的。
2.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
过去的一年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有了一些新进展，研究者提出了若干新观点。
辛逸在《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农村人民公社是共和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农村社会制度。它为“工占农利”经济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并以低成本维持六七十年代我国农村的基本稳定。人民公社保障我国工业化初步实现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后，家庭联产责任制在人民公社的胚胎里酝酿而生，两者的此消彼长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研究也取得成果。张素华的《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和冲突，指出社教运动在加强干部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化现象方面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第一，基本上中断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僵化了人们的思想；第二，使人们的思维模式转化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定式；第三，使党内的不同意见演变成原则分歧以至冲突。
关于人口政策问题的研究。黄宏等的《50年代以来我国解决人口问题得失的再评价》认为：中国人口骤增数亿，主要原因不是毛泽东批马寅初。毛泽东是赞成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并且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人。他关于计划生育的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他对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提出、实施，都起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还有研究者认为：50至60年代我国人口的增长表现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定历史条件下死亡率剧降与人口自身增长规律相互推动而形成的综合效应，其主因不能归结为人口政策失误。
关于“两弹一星”问题。王素莉在《“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与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提出如下观点：研制“两弹一星”，是党中央在十分严峻的国际条件下作出的成功决策，其辉煌成就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这一成就既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积累了成功经验，也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精神财富。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了“两弹一星”座谈会，澄清了若干重要史实。
3.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研究
2001年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成果不多，但涉及了几个新问题，提出一些新观点。
关海庭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谈到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集权主义、注重伦理关系、强调道德至上的特点，其最大的优点就是注重人生的理想和精神因素的作用，而最大的弊端是重人治、轻法治。这说明传统政治文化对我们存在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时，要在重视精神理想的中国政治文化中，注入法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形成更科学的政治文化。
“三支两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邓礼峰在《“三支两军”述论》一文中认为：1967年初开始，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为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从1967-1972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了280万指战员担负这项任务，他们在艰巨复杂的情况下，努力维护局势稳定，制止武斗，保护了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安全，保护了一些重要单位和设施免遭破坏，维护了全国的交通、邮政、金融、财政、武器研制的相对正常活动，等等。“三支两军”既有积极意义，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接班人”问题也是党史研究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刘志男的《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这个问题蕴藏着复杂和深刻的内容，要想对此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察，需要人们去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接班人”的标准提出了哪些内容，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研究者用较翔实的史料研究了“接班人”问题的提出、人选的变幻、如何由刘少奇变为林彪或邓小平，后确定林彪，但在确定林彪时，毛泽东又从未让邓小平游离出他的视线的历史过程。
4.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研究
如何确定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是目前中共党史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2001年的研究成果仍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粉碎江青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标，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盖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简编》持这种观点；一种是坚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等的文章《建国后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四个大的方面论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中央党史研究室孙大力的文章也持这种观点。在坚持这种观点的前提下，龚育之还提出新时期以2001年为界，中共党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的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有一些学者如金春明、林蕴晖等参加了讨论。龚育之认为：新民主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首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两者的联系。两者有本质相同的一面，这是指从革命性质的大划分上看，都属于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有两点不同，一个是初级阶段有相当强大的国有经济，再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城乡已经确立。
四、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本身的进展
作为一个学科，中共党史学本身的建设也有较大进展，举办了若干次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研讨会，并有若干关于中共党史学内容的论著问世。
（一）中共党史学科本身的研究得到重视
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于2001年2月联合举办了“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就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中共党史学的评价标准、政治标准、功能与价值、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多数人认为中共党史学属于历史学范畴，但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共党史学其实是跨学科的，是一门综合学科。80年中共党史研究涉及历史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传播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等。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在会上提出：中共党史学有五个特点，即历史性、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中共党史学的体系包括七个方面，即：(1)中共党史学概论；(2)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3)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4)中共党史学史；(5)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6)中共党史编撰学；(7)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为指导的理论应包括五个方面，即：(1)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2)社会结构理论；(3)社会运行理论；(4)社会发展理论；(5)历史研究方法，包括从事实出发、历史主义、阶级分析、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温乐群提出中共党史评价标准为三个层次。(1)以是否符合党的各个时期的路线、政策及时代特性的需要为标准；(2)以人民利益为标准；(3)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标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人们的思想，正确地认识现在，预见未来，给人们的行动以正确的导向，是我们评价党史的根本目的。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价值、政治功能与价值等，中国人民大学齐鹏飞认为，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和理想境界。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能离开政治性、党性去抽象地谈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同样，没有学术性、科学性为基础和前提条件，也就谈不上这一学科政治性和党性。中共党史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党性与科学性这两对范畴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二）发展若干中共党史学的论著
这方面有周一平的著作《中共党史学史》和《中共党史文献学》，分别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张静如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陈述的《回眸80年中共党史研究》等论文。周一平和陈述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中共党史研究也进行了80年，并分别举出了1921年瞿秋白和张太雷的文章和报告为证。郭德宏发表了《关于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地方党史的几个问题》文章，对如何编写地方党史问题提出了见解。
（三）公布出版许多文献档案材料和口碑史料
文献档案的整理和出版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党的文献》在这方面继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杂志在挖掘口述史料方面也有较大成绩。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01年公布和出版了一批中央级的重要文献档案，如出版了《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江泽民的《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论科学技术》等，出版了《中共三代领导人谈台湾问题》以及《杨尚昆日记》等，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省、市、自治区及市、县级的党史资料和大事记等。
（四）学术评介工作有了新进展
学术评介工作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2001年中共党史研究的评介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这里值得提及的是，经过6年的努力，金春明主持的“九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于2001年问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是在西方颇受推崇的有全球性影响的著作，作者是西方研究中国当代史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群体。金春明主持的这项成果既充分地肯定了这部西方专著的学术成果和贡献，又实事求是、明确地指出其中的不足和偏差，就著作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如“王朝更替论”、“权力斗争论”等，理直气壮地阐述中国历史工作者的观点和意见，真正体现了客观平等的百家争鸣式的商榷。
总的来看，2001年中共党史研究取得成绩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没有问题。概括起来，问题主要有：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有创新的研究成果还不多，重复研究的情况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建党80年还没有出版一本权威的、有分量的、跨越80年的党史著作，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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