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重要人物研究述评（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人物论文,西路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1－0144－05
西路军人物研究是西路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是可为西路军和党史、军史、甘肃地方革命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性资料；二是有助于丰富、充实红军革命精神的内涵；三是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认识革命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复杂性，受到启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上，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具体可靠的史料，为相关纪念场馆提供帮助，充实爱国主义教育内涵，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并满足西路军将士后代及各地群众的殷切期望，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对西路军重要人物研究的相关著作和文章有几十篇（种），专题研究过的人物有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彭德怀、陈昌浩、董振堂、陈海松、孙玉清、张琴秋、熊国炳、曾日三、李特、张国焘，以及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将士而牺牲的牧师高金城烈士等。
一、周恩来与西路军关系之研究
专题文章有三篇：拙作《周恩来营救西路军》①、《周恩来与西路军》② 和袁树勋等人的文章《周恩来与红西路军》③。《周恩来营救西路军》影响较大，缺憾是无评论，所述也并非周恩来与西路军关系的全部。《周恩来与西路军》是规范的学术论文，克服了上述两点缺憾，较全面地论述了周恩来与西路军的关系：（1）周恩来是“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最早提出者和重要实施者之一。1936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最早在致张国焘等的电报中提出，红军“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时，周是“受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是红军北渡乌江后中央决定的“全权指挥军事”“三人团”的第一负责人，对上述战略方针的提出，无疑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周恩来参加过的沙窝会议、俄界会议、瓦窑堡会议，都重申坚持这一方针；而红军先后东征山西、西征甘宁边区，也都贯穿着这一方针；并且，他和毛泽东共同制定了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的《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与毛泽东、彭德怀共同制定了《西征战役计划》。从6月6日到9月19日，在有周恩来签名的电报中，至少有6封明确地指出过红军有“打通苏联”的任务。（2）西路军的形成、命名和基本任务的规定，周恩来是主要策划、部署和批准者之一。例证除1936年10月4日、5日、9日、25日、30日及11月3日等有其签名的电报外，最重要的是他10月8日参与制定了《新作战计划》，该计划明文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为任务，准备一年完成；而且，紧接着他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正式批准了西路军成立及其领导机构的名称和成员。（3）对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毛泽东、周恩来最初曾有过担心。毛、周的担心体现在11月11日及稍后的两封电报中，主要怕西路军缺冬衣等困难较多，打不过敌人，无法单独接近新疆。徐向前、陈昌浩复电：有把握消灭“二马”，完成任务，现不利于东返；朱德、张国焘复电称：“西路军已再无东返可能”，“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打通远方得到接济”，并要求策应他们。毛、周这才于11月17日第一次明确电示徐陈“直接打通远方（苏联）”。紧接着，周与林育英、朱德、张国焘于19日电示徐、陈，以一部出民勤，造成策应河东红军西渡黄河的假象，以策应山城堡战役。周曾一度反对将西路军主力置甘州（张掖）以西，12月6日他才与毛、朱、张国焘电报又指示西路军“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酒泉）”。这是因为11月24日徐、陈给6名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称“难以在甘东地区灭敌”缘故。（4）从12月中旬到1937年3月中旬，因忙于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与西路军无直接电报联系，但曾转达过张学良亟盼西路军东返策应西安的要求；与南京政府谈判中，也曾多次提出保护西路军的要求。（5）从十个方面概括了周恩来对西路军的大量营救工作，并指出：“他对西路军是同情和理解的。”可以说，对西路军与周恩来之关系的研究中，到目前为止，此文仍是最全面详实的一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8年全文转载，但也有缺憾：未涉及周恩来对西路军路线是非的看法。这主要因为看不到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有关政治局会议的记录。
《周恩来与红西路军》作为学术论文，虽欠规范严谨，但仍有参考价值。如该文认为，西路军在永昌时如按周恩来意见东返，当损失较小；周恩来首先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学友施奎龄时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马家军的参战人数等，皆可资借鉴。
二、陈云与西路军关系之研究
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当首推《陈云年谱》④ 和《陈云传》⑤，因体例不同，两部著作各有千秋，互补性很强。前者首次披露了与西路军相关的重要文献和陈云行迹，但较简要；后者较详尽，不但有前者所没有的文献资料，如陈云在迪化（乌鲁木齐）写给共产国际王明等人的信，回延安后就西路军左支队到新疆后的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汇报等；也有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情节，如陈云一行从莫斯科出发的情况，在霍尔果斯口岸滞留的情况及亲眼所见的援助物资，接应西路军左支队的情况，不同意左支队解除武装进迪化的交涉，左支队在迪化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等。两者的共同贡献是：（1）真实地记述了西路军西进新疆的国际背景，以及共产国际物资援助和派代表团接应的情况；（2）由于陈云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的代表团团长，其中的文献和记述有极强的权威性；（3）由于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几乎无法再在西路军头上戴下去了。
相关的其它文章有四五篇，大都是在上述两部著作基础上的阐释、补充和推演，亦有各自的意义。首先应该重视的是朱佳木发表的《陈云与西路军》⑥，该文至少有三方面价值：（1）作者曾任陈云秘书，对《陈云年谱》中相关文献的背景作了说明；（2）对《陈云年谱》中两处少欠严谨的话语作了合乎逻辑和情理的解释；（3）披露了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陈云的准确评价：“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这些都很可贵，他人难以取代。其次是林蕴晖的《〈陈云年谱〉披露“西路军”问题真相》⑦。该文以《陈云年谱》披露的相关证据为主，结合其它相关证据，集中论述了三个问题：（1）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决定的；（2）四方面军一部过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3）西路军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并引用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11月7日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肯定西路军的功绩。该文缺点是，缺少学术论文应有的注释。再次是冯亚光的《陈云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原委》⑧，该文用历史事实阐释陈云肯定西路军的原因，有助于对陈云相关意见的深入理解，相关资料可资参考。最后是拙作《陈云对西路军和西路军问题的贡献》⑨，该文优点是全面、系统、规范，较严谨，亦有点新证据，缺点是无突破性的拓展。
三、李先念与西路军关系之研究
最早发表的是我的短文《李先念对西路军的独特贡献》⑩，该文从两个方面概括了李先念的贡献：一是他当年任西路军第30军政委和左支队主要负责人时的三大贡献：（1）西路军滞留永昌、山丹时，李先念曾及时建议自己率30军打先锋东返或西进；（2）他率领的30军始终是西路军的主力，最能打仗，多次给马家军以打击，保存的有生力量最多；（3）他带领左支队430余名指战员到达迪化（乌鲁木齐），经学习培训，几乎全都成长为我军各兵种的创建者、领导或骨干。二是他晚年对正确评价西路军问题的贡献。由于他：1983年2月25日给中央呈送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50多份相关电报，得到邓小平、陈云的赞成、支持和其它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后来又给负责党史研究的领导写信，对继续加在西路军头上的不实之辞表示强烈不满和批驳，西路军才终于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西路军研究得以深入，相关宣传也多了些。遗憾的是，该文只是提纲，没有展开论述。朱玉主编的《李先念传》(11) 则全面详实地记述了李先念在西路军中的事迹，并体现了编者的鲜明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西路军研究、创作和宣传不可或缺的著作。遗憾的是，作为传记，不允许有更多的论证。朱玉的论文《李先念对西路军和正确认识西路军问题的贡献》(12)，不但克服了传记的局限，以翔实的资料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李先念对西路军的三大贡献，而且增加了李先念对正确认识西路军问题的贡献。该文2.3万字，有三大优点：（1）视野开阔，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大背景，从共产国际的态度、敌军的态势变化、友军（东北军）的统战关系和要求、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出发，来考察论证西路军的形成、西进、东返，几度走走停停，乃至最后失败，清晰、自然、有说服力；通过对西路军之全部三个军的比较，说明李先念任政委的30军的骨干支撑作用，以此论证李先念对西路军的贡献，更有分量。（2）资料丰富详实，且新颖。这不但使文章厚重扎实，更有说服力，而且新披露的根据弥足珍贵，使我们认识到要纠正一种习惯了的错误认识是何等艰难曲折，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以科学态度和方法深入正确地研究和认识历史。新资料有少数相关专业研究者已知的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陈云、邓小平的相关批语，以及李先念就西路军问题于1991年7月8日写给“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信的全文，之外，有些根据是笔者第一次见到，诸如李先念1988年11月13日写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徐向前同年11月5日写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以及毛泽东在“文革”中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等；有的则透露了新的资料线索，如1937年3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相关议题和意见，1986年2月和1988年8月杨尚昆、胡绳对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徐向前”“王树声”及与西路军有关的条目的批示等。（3）有己见，有深度。该文对西路军为何几度西进、东返，走走停停的论证，尤其深刻、有说服力。认为中央指示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创造根据地，是为了与南京谈判争驻地，并相机东返夺取甘南文县、武都、成县、康县的需要，这见解是独到深刻的。美中不足的是，因用大量篇幅论证全局形势的变化、中央的指示和西路军的行动，对李先念对西路军的贡献有所冲淡。
还有三篇涉及李先念的文章值得关注：一篇是马长虹的《李先念关于西路军的一封信》(13)，另一篇是袁晓伦的《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14)，第三篇是张佩荣的《李先念关于西路军的信与西路军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5)。马文较早引用阐释李先念1991年7月8日致“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的信，且在《北京日报》发表，影响较大。袁文较厚重，既简要准确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又较客观地评述了西路军研究中的不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对现代史研究的感悟和见解。作者“一方面理解李先念信中对那篇坚持原来观点的文章的批评，另一方面认为这样的争鸣文章应该允许其存在”，是符合学术研究和百家争鸣精神的。张文从李先念的前述信件说起，观点鲜明地讲了四个问题：（1）“西路军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不实事求是”；（2）“西路军败责，中央责任是战略责任，西路军领导者的责任是战役指挥责任，二者不能混为一谈”；（3）西路军失败不能和张国焘及其路线挂钩；（4）对“中央偏师”说的分析：说中央命令组成西路军伊始就是所谓“偏师”，目前并无实证，确实是一种臆测；但之后中央对西路军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中，确实存在军事指挥以外的指责；在西路军失败之后的几十年中，很难说不存在歧视现象。张文的缺点是论述不充分，未按学术论文的要求加以规范。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李先念同志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问题的谈话要点》(16)。该文根据1982年11月到1986年5月间李先念的多次相关谈话，由其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录整理而成，并经李先念“阅改定稿”。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发表时将其作为“历史文献”排在头条。其中共谈了十个问题，都很重要，水平高，党性强，有鲜为人知的资料和线索，有发人深思的理解和思路，堪称指导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的纲领性文献。该文第六个问题专门谈“关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和西路军的情况”，十分珍贵，是研究西路军及李先念与西路军的关系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所谈其他的问题中，也有许多研究西路军及西路军人物应该重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特别是“要正确评价重要领导人”、“关于张国焘的错误和罪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有利于加强党的团结和军队的团结”等问题，对西路军及其人物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用历史事实说明，陈昌浩“有功有过，而且应该说功大于过，要一分为二，讲得恰当”等；“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一节，则提供了陈昌浩长征在甘南期间就已坚决向中央路线转变的具体言行。这些都弥足珍贵。顺便指出文中的一个错讹：多处记载和考证，西路军左支队到迪化共430人左右；该文说“我们到了迪化还有800人左右”，显然不确切。对此，文章整理者应用注释加以说明。虽说瑕不掩瑜，但无瑕则更完美。
四、陈昌浩与西路军关系之研究
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长征途中关键时刻曾听命于张国焘率军南下，犯过路线错误，因此，对陈昌浩与西路军关系的研究极为重要而又稍显复杂。这一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3月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开始，到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为止，陈昌浩一直戴着“张国焘路线忠实执行者”的帽子，承担着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甚至被骂作张国焘的“忠实走狗”等。国内一些涉及革命史的出版物对陈昌浩和西路军讳莫如深，偶有提及，总是强加给陈昌浩许多不实之辞，没有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一方面承认，自己对西路军失败应负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同时又借他人之口说，如果他张国焘率领西路军就不会失败。言外之意是，陈昌浩指挥不当导致了西路军失败。张国焘的指责也并非实事求是，倒有抬高自己贬损他人之嫌。其实，只要认真研究西路军失败时给中央的电报和陈昌浩回延安后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就会发现，陈昌浩起初并不认为西路军执行的是张国焘路线。他和西路军的6名高级干部在1937年3月14日致中央的电报中称，“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坚决否认西路军执行的是张国焘路线，只承认西路军“原力不能单独战胜二马”。1937年9月30日写完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他虽然承认自己“脑筋中保存的国焘路线之退却观念”，但却一再强调，西路军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西进和打通国际路线是有意义的，西路军重要行动都有中央的指示；并充分肯定“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旗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近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还是比较客观、符合实际的。然而，这些当时并不被重视和强调。被重视和强调的，是陈昌浩第一份检讨的“上纲上线”不够。写于1937年10月15日的《陈昌浩第二次报告书》，就是证明。这份报告实际内容很少，主要是上纲上线，一方面承认中央对西路军指示正确，同时承认：“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17) 这种潜藏着内在矛盾的说法，显然有其不得已的历史原因。遗憾的是，第一阶段对此无人关注，更无人分析研究。
第二阶段，1980年至今的整整三十年。陈昌浩的悼词，对他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评价；随着对西路军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对陈昌浩与西路军关系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拓展，有研究性的著作和回忆录，也有学术论文和评介其是非功过的文章，总体上更加客观公正。
（1）《悼词》的总体评价。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的悼词》，对陈昌浩的一生作过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拙作曾将这一评价概括为“两个忠于”“两大贡献”和“一个拥护”(18)。“两个忠于”，即“忠于党忠于人民”。“两大贡献”，即“不畏艰险，以身作则”“不怕流血牺牲”“对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作出了贡献”；“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对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贡献”。“一个拥护”，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自己在革命斗争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能够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拥护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这些评价基本中肯，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直接涉及对陈昌浩与西路军问题的公正评价。
（2）徐向前对陈昌浩与西路军关系的客观分析及颠覆性意见。1980年代初，对西路军的路线是非尽管在党内高层有了不同意传统观点的意见，但影响有限，许多人还坚持和宣传传统观点，有的回忆录甚至依然妄称陈昌浩是张国焘路线的“忠实走狗”，直到胡耀邦在1982年3月16日批示“不妥”(19) 之后，一些偏激不妥的提法才逐渐绝迹。对陈昌浩与西路军的关系最早进行客观分析并得出公正结论的，是徐向前1988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该书通过大量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西路军失败并非由于陈昌浩忠实执行了张国焘路线，而是另有原因：陈昌浩因曾一度支持过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路线，并为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因此在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他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之后，当断不断，“迫不及待地表白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于上级指示，奉为金科玉律，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地步”，不敢结合实际情况决定科学的行动方针，势必给西路军的行动部署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建立河西根据地问题上，在西路军西进或东返等问题上，陈昌浩都有突出的表现。这虽然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至少是原因之一(20)。因徐向前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曾与陈昌浩共事合作多年，其著作不仅是个人回忆，而且引用大量历史文献作为依据，因此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影响很大。
（3）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应负的具体责任。对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拙作《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曾概括为三条：“一、全局战略的要求，使西路军滞留在河西走廊地区，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二、河西走廊地区当时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三、西路军在军事行动处置上的失误。”(21) 拙作《陈昌浩与西路军》则将陈昌浩的具体责任归纳为四条：“（一）因轻敌而赞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二）未能及早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是分兵进击，分兵抢占要点，分兵防御，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三）不顾实际情况，坚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失去迅速摆脱困境的时机。”“（四）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第一次突围东返后，又坚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致使西路军进一步陷入困境，并迅速失败。”“上述4项失误中，因轻敌而赞成西进，和未适时地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两项，应由陈昌浩和徐向前共同负责。坚持建立永凉根据地和重返倪家营子的责任应由陈昌浩负主要责任。”(22) 这些见解，在表述上虽有尚可斟酌之处，但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
周忠瑜在其后发表的同题文章《陈昌浩与西路军》(23)中，对陈昌浩的责任则增加了一条，认为陈昌浩应负的“最主要的责任是没有客观地分析作战对象、作战环境，因而没能给中央、中央军委、红军总部以客观真实的汇报，从而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央、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给西路军指示、命令的科学性。”“如果西路军从一开始就很客观地看待对手，很客观地汇报自己的处境，那么，中央就不可能给西路军下达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见解，对陈昌浩个人的分析而言有一定道理；但就中央对西路军指示、命令的总体考虑而言则有失偏颇。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央的相关指示包涵对河东红军主力的策应因素；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央一切指示的出发点、着力点都放在策应西安事变方面，对西路军的承受力估计不足。这些是不应由陈昌浩个人负责的。
研究、宣传陈昌浩的著作和文章还有几种。《陈昌浩的革命生涯》(24) 是一部传记性的著作，其全面性及资料的详实，目前尚无出其右者；对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的客观分析，尤有可取之处。《陈昌浩的是非功过》虽非学术论文，但较客观，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有可取的见解，诸如：陈昌浩是一个独立的红军指挥官，而非什么“张国焘的人”；不能否认陈昌浩维护团结的作用，他并无加害毛泽东之心；“西路军失败并非陈昌浩执行张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等；缺点是分析论证不够。
总体看，新时期以来研究宣传陈昌浩的论著和文章较多，越来越客观公正，也越有深度。但随着西路军研究的不断深入，陈昌浩研究的不足也日益彰显。这主要体现在对陈昌浩包括西路军在内的历史功绩及应该肯定的优秀品质研究不够，相关资料不完善，强加给陈昌浩的一些不实之词未彻底澄清等。
五、李特与西路军关系研究
李特是西路军参谋长，对他的研究较薄弱，以1996年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无专门评介，偶有提及，也都是负面的。读者知道最多的，是长征途中，他曾带人追赶北上的毛泽东等，并与彭德怀吵架，说了些过头话；也有回忆录说，西路军左支队错打安西县城，是李特坚持的(25)。后一阶段，以1996年6月27日填发的总政治部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通知书（后文简称《通知书》）为标志，有了一些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1）肯定了李特对革命的贡献。《通知书》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出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26)（2）权威工具书设立“李特”词条，承认其被错杀。1996年12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物分册》和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刊登的“李特”词条中，简要介绍其一生，承认其“1938年初在新疆廸化（今乌鲁木齐）被错杀”。（3）否定了李特是托派的不实之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三册（下）中说：“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廸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张国焘当即对此表示极大不满。刘士洪在《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被错杀案追踪》(27) 中说：“笔者通过查阅，全国托派的名单上，根本没有李特的名字。何况，即使在‘名单’之内的，也并非个个都是托派，例如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李特被追认烈士，在各种权威书籍设立词条，都说明：李特所谓托派问题已被否定。（4）肯定了李特主要的一面：基本品质和工作。因李特长征途中奉命追赶毛泽东、与彭德怀吵架的言行，他过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鲁莽粗暴，是张国焘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然而，看过他的全部历史和其战友们对他的全面评介，就会改变看法，不但信服他对创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及红军建设的贡献，也会肯定李特的基本品质和工作。徐向前、李先念、师哲、程世才、杜义德、徐深吉、宋侃夫等，都很肯定他。徐帅说：“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师哲说：“他（李特）是政治上有一定的修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的。”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徐深吉中将说：“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原中顾委委员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李先念说，李特“当时（指长征途中）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28)。（5）查清了李特的身世和简历。这主要得益于其家乡安徽省霍邱县干部刘士洪近十年的受命调查。根据其调查，可将李特的身世和简历概括如下：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冯井子乡牛庙村徐家老楼东院。兄弟妹五人，排行第二。其父徐裕亭系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随柏文蔚讨袁。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1924年秋，受党组织选派进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被选为支部书记；1926年师哲入党，李特是介绍人之一；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夏毕业，同年秋回国，不久，被周恩来派到鄂豫皖苏区，历任彭（湃）杨（殷）学校教育长、二十五军副军长、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1936年4月，任四方面军参谋长；同年11月，经中央批准，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和西路军参谋长；1938年初春被错杀；1996年6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可以说，对李特的调查和认可，能到目前这个程度很不容易，颇令人欣慰，但还有缺憾：一是对李特被错杀的地点、准确时间和细节不清楚；二是对其被杀的真实原因不清楚。对于后者，《李先念与西路军》(29) 一文提供了一点思路。该文写道：“那是在西路军惨败以后。有人问：‘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去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假思索地答道。”“后来的历史告诉李先念，那次问话，曾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如果他要去苏联，将是另一番情景。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将领，都被暗暗处决了。”这就明显地透露出，李特、黄超要去苏联，是他们被错杀的重要原因。那么，研究者还可以深入探究：为什么要去苏联就被杀呢？
六、董振堂与西路军关系研究
董振堂是西路军之红五军军长，在高台战斗中战死。他因领导过宁都起义，担任过红五军团军团长，长征路上担任中央红军的“铁流后卫”，与张国焘作过斗争等原因，而颇具知名度。在政治上对他的评价，没有异议，但有些具体问题尚需考订和分析。（1）董振堂没有参加遵义会议。1982年出版的拙作《董振堂》曾根据对李卓然的采访，写董振堂“参加遵义会议”，是不对的，应予订正。因为后来发现的文献（如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和相关研究，已经证明董振堂没有参加。（2）董振堂奉红军总部命令西渡黄河西进时情绪不好。这有两个方面的证据：其一，西渡黄河前夕，董振堂曾派警卫队长高志忠率人给朱德送信，申述自己的见解，不赞成西进。笔者虽未查到此信，但采访过高志忠，并在军事博物馆看到了董振堂临别时送给高志忠的望远镜和银筷子，拍摄了照片；其二，1936年11月12日，朱德、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该电报指示：“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将来有机会时，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30)（3）董振堂战死的细节：是负重伤后牺牲，而不是负伤后自杀。拙作采用了“负伤后自杀”说，这虽是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但无证据；前一种说法是死里逃生的董振堂身边勤务员林炳才所言(31)，更可信。因此，拙作应该修订。（4）董振堂是不是“英雄战死错路上”。叶剑英元帅曾有诗云：“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拙作《董振堂》借用叶帅的诗句，写了一节“英雄战死错路上”，这标题显然不妥。因为叶帅所说的“错路”主要指错误路线。因近些年的研究已较为充分地证明，西路军失败不是因为张国焘错误路线，而是另有国际国内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对此，拙作亦应修订。（5）董振堂牺牲的具体原因。董振堂与高台共存亡，英勇战死，其献身精神和英雄壮举令人敬佩！但如果从当时的战况分析，亦可总结某些经验教训。其一，兵力部署配备不当，信息不灵，援应不力。高台是西进新疆的咽喉要塞，只让董振堂率2800人死守，兵力十分薄弱；唯一的一部电台掌握在远在临泽老城的政委黄超手中，造成了信息不灵；待总部从截获敌人的电报中得知高台危机时，只派刚组建的骑兵师200余人马前往支援，显然是杯水车薪，只能有去无回。其二，董振堂未及时果断地命令突围，也是不明智的。从调查材料可知，董振堂对突围作了充分准备，方案是可行的，只因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封死守高台的信件，就改变主意，决心与高台共存亡。若能守住高台，再大的牺牲也值得；但明知继续坚守只能城毁人亡，及时突围以保存有生力量才是上策。这里，我只是想总结点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借鉴，不知对错可行否？（6）个别时间、事件、人名需订正。拙作《董振堂》出版27年后，郝成铭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中收录了他写的文章《坚决革命的董振堂将军》(32)（后面简称“郝文”）。郝文参考了二十多年来披露的一些新资料，基本准确，较之拙作有进步，但仍存在缺点：一是个别事件需说准确，如打赣州，中革军委在后期令五军团参加，是为了策应三军团安全撤出援敌的反包围，而不是郝文写的“参加攻打”；二是董振堂三个子女的名字是：儿子董光楹、董用威和女儿董光苔笔者亲自采访过，《董振堂》后记中明确写了，郝文却错写成了“他的儿子董光猛、董光祯，女儿董光芬”，须订正。
注释：
① 原在《中华儿女》第三期、第四期连载，缩写成1.7万字后被《新华文摘》1996年第6期转载。
② 《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③ 中共张掖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红西路军史料》第7辑。
④ 朱佳木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⑤ 金冲及、陈群主编，2000年6月第1版。
⑥ 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⑦ 载《百年潮》2002年第4期。
⑧ 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⑨ 载《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
⑩ 载《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1)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12) 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3) 载《北京日报》2004年8月23日。
(14) 载《搜史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5) 尚未公开发表，已收入董汉河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
(16) 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7) 本段引文分别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2页，及其下卷第168—19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8) 董汉河：《陈昌浩与西路军》，载《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19) 胡耀邦这一批示的全文是：“昌浩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了，并且是‘四人帮’迫害致死，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见《党史通信》1982年第7期。
(2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62—5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1) 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
(22) 载《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23)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10月第4期。
(24) 范青、陈辉汉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25) 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及李卓然的回忆录。
(26)(27)(28) 转引自刘士洪《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被错杀案追踪》，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29) 原载《春秋》1988年第1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6期摘转。
(30) 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0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1) 见《星火燎原》丛刊1983年第6期。
(32)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下册第155—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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