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解读中国人的十月革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8)02-0067-07
十月革命是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对这种影响的认识总是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立场或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观察十月革命的角度不相同，从中摄取的内容也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就有所差异。这些多种多样的看法背后蕴涵的是不同的人对中国该向何处去这样关系道路选择的重大问题的不同思考。因而，中国人在不同时期对十月革命的各种看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中国社会在矛盾中不断前进的曲折历程。
一
1917年11月10日，即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民国日报》、《申报》、《时报》和《中华新报》等便刊登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其内容大体上是相同的，主要包括：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推翻了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新政府提出尽快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解决新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等三大任务。此后，中国的报刊一直在跟踪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例如，《时报》在第二版的显著位置开辟了“俄国革命消息”专栏，刊载有关十月革命后俄国状况的“专电”和“通信”。但是，由于这些报纸的消息来源主要是英美等国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怀有敌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如路透社、东方通讯社等，还由于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和马列主义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刻，这些报道对十月革命的性质难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从所持的立场看，它们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均持否定的态度，称十月革命为“政变”，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状况称为“乱况”、“乱事”、“无政府”，把布尔什维克党称为“乱党”、“过激党”、“激烈党”、“暴烈党”、“极端派”等。从内容上看，这些报道向国内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中失真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地方很多。例如，1917年11月11日《民国日报》说：“俄京激烈分子突起骚扰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之报告所怀意见皆谓不过激烈派暂时掌握政权，然俄国之中等社会及哥萨克团必将互相联合而与之反抗，故激烈派之天下仅为一时之现象。由此以观俄国大局断不致因此次之改变而有根本上之动摇也。”[1]11月12日《大公报》的一篇题为《俄国纷扰之现状》说：“俄京现无政府亦无议院，若数日内社会党首领不能组织稳固政府俄京不免大乱云。”[2]该报11月14日又报道：“克总理率军讨逆……俄国叛党之势力如临风之烛，持久有限，俄国人民无不钦仰克伦斯基总理。”[3]
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的消极报道一直持续到1918年5月底。
1918年5月16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的报刊开始出现了大量报道日本侵略中国消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披露日本政府与沙皇政府1916年签订的《日俄密约》的报道。正是这篇报道将许多中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向了俄国，使他们注意到布尔什维克政权倡导对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与沙俄时期旨在侵略扩张的外交政策的明显区别，开始改变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态度。“到1918年5月27日，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其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4](P4)。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宣传和赞美十月革命成为当时中国人“时髦”的话题。
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早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并且决心要遵循俄国人的道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本质不同，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二十世纪的革命的先声。中国人应当热情地欢迎由十月革命开启的20世纪的革命潮流，而不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5](P573-575)。之后，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中更明确地指明十月革命的本质。他说，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5](P599)，“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5](P608)。
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在1919年4月20日撰文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著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6](P384)。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也成为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在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7](P4)。自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为在中国实现俄国人的道路而奋斗。
与此同时，一些追求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也对十月革命表示了欢迎。孙中山在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希望中俄两党能够团结互助，“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8](P500)。此后，他逐渐确立了联合中共、联合苏联的政策，并在苏共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一批国民党理论家们也称十月革命已经引起了“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一股与法国大革命引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潮流不同的新潮——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它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人应当顺应世界新潮，“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9]。他们还开始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0]。不仅如此，甚至陈炯明和蒋介石也都曾对十月革命大加赞美。陈炯明在1920年5月8日的《致列宁函》中写道：“俄国人民及其领袖，为了全人类的解放，用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来消灭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建立在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的新的俄国，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的时代。”[11](P457)根据蒋介石的回忆，他在十月革命初期也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其始并无丝毫成见。”[12]
从对十月革命的咒骂到赞美，到决定在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十月革命认识的逐渐加深。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与追求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政治家都对十月革命持肯定态度，但二者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认为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于制度取代，即用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制度代替了俄国落后的制度。走俄国人的路，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奋斗的目标。后者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么不能从制度取代的层面体会到十月革命真正的历史含义，只是认为它仅仅提供了一条救亡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党只是中国救亡道路上的一个值得信赖和获得帮助的伙伴；要么尽管也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宣传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区别是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区别，但只是空喊口号，而没有勇气在中国实践俄国人的道路。
二
国共两党对十月革命普遍欢迎的局面随着1924年列宁的去世和1925年孙中山的去世发生了变化。
首先，国民党不再对十月革命持赞赏态度，拒绝在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右翼力量上升，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可行性、敌视共产主义逐渐成为国民党的主调。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民党》，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1929年4月25日在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话中，蒋介石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不同以及中国不能走俄国人道路的原因：第一，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革命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在沙皇专制的统治下，俄国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怨恨，共产党正是利用了人民的仇恨心理，发动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国民党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全体人民，是由于爱，“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第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革命性质不同。十月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十月革命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中国革命“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第三，革命方法不同。十月革命的革命方法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方法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只要“服膺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的人”，无论他的阶级出身，都是团结的对象[12]。尽管蒋介石的说法严重地歪曲事实，当时国民党舆论界对他却是普遍赞赏。国民党的报纸，如《中央日报》等依照蒋介石的意图，开始大肆鼓吹十月革命的道路不适合中国的论调。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将反共防苏主张付诸行动。1925年11月，国民党的右派邹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自行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了国民党一大时聘请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排挤出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此后，国民党政府将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阻止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作为它一贯的政策。
其次，中国共产党内，在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为争夺苏共最高领导权展开了斗争，最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托洛茨基则成为苏共政权的尖刻的批判者，指责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违背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认为这是苏共内部的官僚特权阶层维持自身既得利益、不思进取的表现。苏共高层内部的争斗，也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尽管在中国革命应当走城市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的道路等革命的具体方式上并不认同俄国人的做法，却更进一步地认定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即后来被称作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样板，就是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苏联的样子建设自己的革命政权。在中共的农村根据地，他们把自己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苏维埃”，这在1927年之后“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4](P41)。最典型的例子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全国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它是完全按照苏联的样子建立起来的，因而有些历史学家称其为“苏联的翻版”[4](P40)。另一方面，每年的11月7日前后，中国共产党都会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题就是通过宣传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成就来证明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鼓足中国无产阶级为实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心。例如，1927年中共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纪念十月革命的一篇文章写道：“苏维埃的政权（劳农政府），在俄国存在了十年，这件事当然有世界史上极重大的意义。俄国无产阶级十年来艰苦的斗争，战胜俄国国内的反革命以及国际帝国主义，而且现在苏联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很发达，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全世界劳动民众的好榜样，大家都应当学一学这种无产阶级的勇猛精神和创造的力量。”[13](P41)
然而，有少数中共党员并不赞同主流的观点，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先是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共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冒险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中国党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指挥错误，是苏联党抛弃了作为十月革命的灵魂——“不断革命论”的结果。陈独秀认为，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为了“适应党内党外新生的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之安富尊荣及其畏难苟安避免革命暴动的心理”，不思进取，放弃了“不断革命”，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宁主义战术之主要的教训”，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14](P108-136)。据此，他号召各国共产党重新审视现在苏联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恢复托洛茨基等人在苏共内部的职务，用“不断革命论”来代替斯大林等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和“阶段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拥护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脉相传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是十月革命的灵魂，同时必须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诺维埃夫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阶段论’，因为这是伤害十月革命的魔鬼”[14](P183)。
1937年，经过几年牢狱中的反思后，陈独秀宣布脱离托派。在1937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等的信》中，他说只注重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所发表的言论也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14](P432)。实际上，在十月革命的道路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陈独秀的确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共产党主流，又不同于托派的观点。
陈独秀反对托派的“跳跃论”，认为十月革命过早地跨越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这是苏联种种问题的最终根源。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有许多罪恶，但是，它“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人类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14](P517)。俄国工人是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十月革命的发生只是政治成熟，而不是经济成熟，如今苏联“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14](P519)。
陈独秀反对托派所说的斯大林等人背叛了十月革命的观点，认为苏联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十月革命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由于布尔什维克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才产生了斯大林的专制统治，是制度产生斯大林，不是斯大林产生专制制度。“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14](P555)。陈独秀认为，苏维埃民主应当像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有它的具体内容，否则“一文不值”，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还不如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14](P555)。
陈独秀提出，尽管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但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不适合中国的。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的发生是由客观的经济条件决定，不取决于人的喜好，因而资本主义不能跨越，人类只能减轻它带来的痛苦。中国不能走俄国人跨越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他呼吁中国人不要怕资本主义，“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因为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觉悟的提高，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会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14](P517-519)。
国民党右翼也好，共产党主流也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少数中共党员也好，他们对十月革命的不同态度，实际上承载的是他们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和希望。然而，实践才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现实对各派的观点做出裁决，中国该走何种道路自然有了结论。
三
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确信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继续”[15]。然而，取得政权后中国将向何处去？一个合理的选择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6](P1481)，“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17]。向苏联学习，就是学习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东西，是十月革命必然的产儿。“在伟大列宁的旗帜下，苏联人民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开始从腐朽的资本主义旧世界，走进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四十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打败了一系列的敌人，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把自己的祖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显示出，苏联所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进步、最优越、最合理、最有生命力的制度”[18]。
因此，新中国建立后掀起的庆祝十月革命节、学习十月革命精神的热潮，实际上就是更好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更好地在中国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如郭沫若在1949年为庆祝十月革命32周年的撰文《十月革命，普天同庆》中所说，“我们在纪念这个伟大的人民的节庆上我们应当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加深并扩大向苏联各方面的学习。苏联三十二年来的宝贵的建国经验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环宝，在今天我们正在用尽全力来加紧建设的时候更是我们当前的范本，我们是应该尽量吸收的。向来我们在学习苏联上，对于文艺和社会科学，比较有些成就，但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便有很大的隔阂。在今天我们是应该打破这种隔阂的时候了”[19]。当时，在全国各个行业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都是与学习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都热烈庆祝十月革命，号召学习苏联经验。张澜在1949年写道：“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距今已三十二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今日的苏联，不但是世界的和平堡垒，也是引导世界人类走向光明的灯塔。”[20]九三学社提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真正的和平民主、自由和幸福，鼓舞全世界劳动人民，斗争前进，而且苏联劳动人民在列宁斯大林党的领导之下，三十三年来为和平、民主、自由、幸福而斗争的许多宝贵经验，也都是很值得我们虚心学习的”[20]。
庆祝十月革命、学习苏联当时也是各行各业的主导思想。全国总工会提出：“苏联工人阶级的伟大胜利，不仅鼓舞了我们的信心，而且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我们在今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更只有好好地学习苏联的各种建设经验，得到您们苏联工人阶级更大的帮助，才能够胜利地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的目的。”[21]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科技领域这样本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领域也利用庆祝十月革命来学习苏联模式。例如，为了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全国科联所属40多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将陆续举行一系列的学术活动[2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通过庆祝十月革命、学习十月革命精神的活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才在中国安家落户并不断强化。
然而，苏联模式是具有一定的时空适应性的。在空间上看，由于它具有自上而下统一控制的特点，政治上高度集权传统越强的国家就越适合采取这种模式；从时间上看，由于苏联模式具有超强的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在短时期内可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几件大事，因此，经济上越是落后而又急于赶超先进者的国家、在战争中损伤越严重又急于恢复的国家就越是适合采取这种模式。它的适用性是逐渐减弱的。在实施初期的正面效应比较大、负面效应比较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两种效应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不同国家政治上的专制传统与经济上的落后程度并不相同，改变政治上的专制传统与经济上的落后过程也并不一致，所以不同的国家实行苏联模式时间的长短也不一样。苏联模式的这种时空适应性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各国对苏联模式的认同程度。
苏联模式时空适应性差异的表现具体到中苏两国就是：当1956年后苏联模式在苏联已经弊端暴露、急需改革的时候，苏联模式在中国却方兴未艾，绘制着中国社会主义的美好图画。因此，当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试图改革苏联模式时，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等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这直接导致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最终在1963-1964年爆发了一场以究竟谁坚持了马列主义、谁坚持了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质的全方位的公开的大论战。到1965年底，随着国内“左”倾思潮的进一步泛滥，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也成为维护苏联模式、批判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背叛十月革命道路的重要方式。苏联改革苏联模式的措施成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被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十月革命的叛徒”，苏联对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则是修正主义者的“丑剧”。例如，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以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疯狂地反对世界人民革命，公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这是对十月革命的大背叛。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背叛。这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背叛。”[23]《人民日报》评论员也称：“勃列日涅夫之流这一伙叛徒，打的是‘纪念’十月革命的旗号，干的恰恰是反十月革命的勾当。他们‘纪念’十月革命的‘提纲’和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通通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大毒草。”[24]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大肆贩卖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三大和‘苏共纲领’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是一个疯狂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疯狂地反共、反华、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黑文件。它是苏修领导集团背叛十月革命道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推行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维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自供状”[25]。
无论是通过庆祝十月革命学习苏联经验，还是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其中蕴涵的都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肯定，在毛泽东心中中国社会主义就应当是苏联模式那个样子。
四
到了1976年，中国领导人积建国27年的经验开始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由此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诸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6](P261)。
如果说毛泽东是用革命家的浪漫情怀来构想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话，那么，邓小平及其之后的领导人则是用建设者的务实态度来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比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邓小平及其以后的中国少了情绪化，多了理性。他们对待十月革命也不再如20世纪50年代那样着力去推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纪念十月革命的热潮，也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用把十月革命当作的利剑去挖深“反修防修”的战壕，而是把空间留给了学术界，让学者们去探究事情的曲直黑白。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苏东剧变后，有关十月革命的学术作品数量增多。其中不乏一些排除意识形态干扰、纯学术性的作品。然而，由于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由于中国有着近30年的推行苏联模式的历史，因而大部分学术作品仍旧是将十月革命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通过对十月革命、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探讨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道路。正因不同学者对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的不同认识，关于十月革命的观点也出现了多元化。
一些学者通过纪念十月革命来推动中国去斯大林模式的进程。他们认为，传统的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照搬来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许多说法不符合史实，因而也就不利于总结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只有客观地研究十月革命事件本身，才能弄清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什么；只有客观地分析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关系，才能弄清苏联模式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只有科学地看待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才能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他们的研究正是围绕着这些方面展开的。
首先，对十月革命事件本身的研究。一是关于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有学者提出，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合力”的结果，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互相交错在一起，最后产生了一个合力。但是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同样重要，不能等量齐观，而应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7]。有学者从俄国的村社传统来探讨历史因素对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研究十月革命的发生要注意作为俄国传统要素之一的农村公社，“俄国农民为冲破村社的宗法束缚而进行的斗争为十月革命创造了经济与文化条件”，“农民为维护村社原则而反对地主所有制乃至一切土地私有制的斗争为十月革命创造了政治条件”[28]。还有一些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了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认为十月革命是继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的俄国向现代化新一轮冲刺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在沙皇所推行的现代化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通过政治革命来推动俄国的经济革命和工业化，以一种崭新的模式取代了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开创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使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跳跃发展的趋势”[29]。二是关于十月革命中其他政党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发起和组织并最后取得胜利的，“参与领导起义工作的有两党的众多领导人，而斯大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历来宣传得那么大”[30]。有的学者指出，“更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加了推翻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非常注意社会革命党内部各派系的区别，对占大多数的“左”派革命党采取的是争取团结的政策，对那些完全倒向资产阶级一边的派系实行揭露和孤立政策[31]。三是关于什么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有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体现着人类追求解放、自由、平等的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十月革命理想的实现，“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革命行动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制度，也并非只有苏联一种模式。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十月革命道路的目标必须继承和坚持，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方法、体制模式，则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不断变革和超越”[32]。有的学者则明确地提出，十月革命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十月革命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十月革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朝着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它的实现方式不是单一的，“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各国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采取符合本国具体条件的战略策略和方式方法，不存在统一的模式”[27]。
其次，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体制形成过程中体制设计上存在着的诸多缺陷为斯大林掌权以及苏联模式埋下了隐患，但这并不意味着十月革命必然会导致苏联模式的产生。苏联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33](P342-381)。有的学者对苏联的联邦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研究后，认为苏联模式是“在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又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是在列宁逝世之后经过多年的斗争和实践而逐渐形成，这种模式的成功和失败之处都不直接属于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本身[34]。还有学者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新经济政策，一种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在抛弃新经济政策模式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35]。
最后，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简单重复，但归根到底是遵循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而取得的。中国的经验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它证明“只要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本国的问题，落后国家也能顺利地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恰恰是十月革命向人类发出的信息”[36]。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坚持和创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和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是对苏联模式的超越。“这条道路，实践证明，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纪念十月革命继续赞赏苏联模式。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开启了俄国社会主义的进程，苏联模式正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应当承认和强调苏联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有人提出，十月革命和苏联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体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基本上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推动了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苏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较十月革命前有了显著提高，在二次大战中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显然，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引下取得的胜利”。不仅如此，苏联模式在东欧和亚洲国家的确立，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胜利[37]。还有学者用详细地数字更进一步地来证明苏联模式在俄国现代化中的作用，提出“苏联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此时苏联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38]。在强调苏联模式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推动俄国现代化进程方面”与十月革命继承性的同时，这些学者指出“对于苏联模式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在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没有什么区别”[39]。
学者的研究尽管是他们理性思考的结果，但仍旧属于主观的层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所走的去苏联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历史必然性。学者们能做的只能是通过他们的学术研究推动或减缓这一趋势。
结语
历史的发展是“多线”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人类生活的时空越来越小，各个“线”之间的影响也就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的，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社会很可能继续是王朝的更替，正是在中国走出王朝更替循环，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时，十月革命传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注入了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引领中国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其他“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十月革命仍旧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每当中国处于需要作出重大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人们总是回首路的起点，而中国人将社会发展道路锁定为社会主义正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
收稿日期：200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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