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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外资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所指的“外资”，并“不尽指金钱”〔2〕， 而指为“资本”。“何为资本？世人多以为金钱即资本也。此实大谬不然。夫资本者，乃助人力以生产之机器也。”〔3〕这就是说， 利用外资不仅要引进国外资金，更重要的还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即生产力。引进外资，必须坚持维护国家主权这一最高原则，主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以后中国存亡之关键”〔4〕。总之，孙中山的外资思想，就是指在保持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敞开国门，对外开放，努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资，包括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技术人才，其目的就是为了进行伟大的国家经济建设，努力在较短时期内，赶上或超过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建立一个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中国。
那么，孙中山外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孙中山外资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极富生命力的产物，其形成必然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孙中山认为，革命成功后救国救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国家经济建设。从事经济建设，就必须解决建设所必须的资金、市场和劳动力等问题。然而，摆在孙中山面前的严峻现实却是：帝国主义早就垄断了中国市场，侵入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许多重要部门，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垄断，中国民族工业陷于困境。加上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苛政暴敛，中国社会积累的财富大部分被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所吞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要想在国内筹措巨款进行经济建设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劳动力问题上，由于农民、手工业者日益破产，社会上确实储备着一支产业大军，但由于中国教育落后，他们却不具备从事现代化事业所必需的科技知识和技能。因此他感慨地说：“我国所欠缺者，资本也，才能也。”〔5〕
为解决资金严重短缺，人才匮乏的实际问题，孙中山也曾在国内积极地作过努力，一是通过平均地权，实行单一税法，使国家变成一个极为富足的大业主，并借以杜绝土地投机业，扭转社会资金流向土地，“以资本尽投资之于工商”，于是就可以解决国内资金不足问题，“各税可免，外债不举，息款不需”〔6〕。二是实行工兵计划， 全国实行裁军废督，集中人力和财力用于“恢复和平，共谋建设”〔7〕。 三是把发展国家实业、挽回利权、普遍使用机器、增加收入，作为新的财源。然而，这些设想因受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而落空。因此，唯有利用外资，才是可行之路。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他悉心考察了西方的经济、政治、历史等，所见所闻，收获颇多。这一时期孙中山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思想更趋成熟。
孙中山在对西方社会进行一番考察后指出，世界上因利用外资和科学技术成功地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乏先例，美国和日本等国即是如此。美国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惨淡经营，历时百余年而雄居世界第一富强之国。而美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经验是利用外资〔8〕。再如日本，却以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40年间一跃而跻身列强之林，亦得外债之力。 近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国外资金，即便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必要的，而对于经济落后之国，更是赶超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科技都很落后的国家，建设资金只靠内部积累，技术人才只靠自己培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美国以前“其贫弱与我国相同”，但“向外国借债兴路，刻已收效”，因而强调“为完成伟大之工作起见，自非利用外资不可”。〔9〕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迫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从国家民族的和平统一大局出发，毅然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着手国家经济建设，他认为这是救国救民的首要任务。因此，他号召“四万万同胞应同心同德，力图建设，以谋富强”〔10〕。而从事经济建设，就必须首先解决资金、技术和人才问题；而我国资金严重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几亿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这不能慢慢来。要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在短期内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11〕。
这一时期，他的外资思想得到深入的阐述和发展。他强调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救治”，关键在“用外国资本及专门家发达工业以图全民之福利”，指出“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12〕
利用外资发展实业，赶超世界强国，是孙中山着手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方针。他说：“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资源，处今日之社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3〕
孙中山外资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目的是要发展国家资本，建设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中国。在此期间，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述了有效利用外资的原则和利用外资的方法，这就更加丰富和完善了其外资思想的内容。
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为了让政府和国人接受自己的外资思想，孙中山引用大量事实，据理力争，深入阐述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利用外资的必要性
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因为：
（1）中国贫穷落后，资金匮乏，难以集中巨资进行经济建设
孙中山主张积极全面利用外资，认为这是由中国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以铁路建设为例，“若全用本国资本筑路，则一年筹一千万，亦须六十年，始达六万万之数，而已精疲力尽。一切流通资本，悉归之铁路建筑之上，金融机关必全停止。则铁路告成之日，即为国家灭亡之时”〔14〕。如此巨款，从何而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薄弱，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经济所需的大量资金。他曾设想在实行土地国有化后，国家依靠土地涨价和土地税收入，投资经营铁路、矿山、冶铁等实业，但辛亥革命后，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化都没有实现。1912年1月， 临时政府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为一万万元，十足发行，年息八厘，并以各省田赋钱粮担保。结果，认购者寥寥，据统计，实际发行金额只有737 万元〔15〕。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13年，他又在致蔡锷的信中谈到修建滇桂铁路时说：“以普通每英里之建造需八万元计之，此路共长八百九十英里，约需款七千二百万元。若分六年筑之，每年需款一千二百万元，以普通借债利息五厘半计之，第一年须息银六十六万元，以后逐年增加。此七千二百万元之资本，将取给于本国乎？抑取给于外国乎？……今当革命之后，国内之财力大蹶，而欲以最短之时间成甚长之路线，其不能专恃国内之款明矣。”〔16〕由此，孙中山得出结论：“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外资之一法。”〔17〕
（2）中国人不能只算金钱帐，更重要的是算时间帐， 只有赢得了时间，才能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孙中山指出，中国人不能只算金钱帐，更重要的是算时间帐。利用外资，发展生产，社会财富就会迅速增加，多耽误一天就减少一天财富。他以每年美国铁路收入为例，平均计算，如果美国晚修铁路一天，即减少收入四百万元。因此，他感慨地说：“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张之洞办汉阳铁厂以造铁轨，不肯用外资，结果延误二十年，“所失不知几何？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是”〔18〕。列强利用外资，“进步之速，一日千里”，而我不用外资，修筑二十万里铁路，“非百年不可”，列强“岂能待我百年？”〔19〕只有利用外资才能赢得时间，赢得了时间就是最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他还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只有普及了教育，人民知识完备之后，才能开发资源、振兴实业的观点〔20〕。
（3）机器设备简陋，技术工艺落后， 不能为现代化提供必要装备 旧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已有的企业机器设备过于简陋，技术工艺陈旧落后，要振兴实业，就必须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这一切都需要用大量的外汇去购买，中国哪来外汇？因此“惟有借助外资”，如果“排外资，则我自造一切生产之机器矣！然自造之，亦当需机器乃能造机器，此机器之母必当购之外国矣！以其高利之金钱而购此机器，不如以低利而借此机器之为愈也”〔21〕。总之，在自己既无技术设备又无资金的情况下，排除外资，就难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
（4）技术和管理人才严重奇缺 1912 年孙中山在安徽的一次演说中指出：“款既筹不出，又时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22〕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历尽万般辛苦，我们大可不必亦步亦趋地追寻当年哥伦布的足迹，而要采取直线航行，直抵美洲，因此，“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就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23〕。
（5）“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中国的资本家是弱小的，但又要预防他们发展到垄断“国计民生”，因此要利用外资，“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24〕。
（6）利用外资“直接有利于民，间接有利于国” 孙中山认为，借外债“以营生产”，利多害少。借用外债固然必付利息，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但不如此，就办不成实业，自己也赚不到钱。“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25〕。再如“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则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26〕。又如中国广东省每年就有30多万人口输出，“为人作牛马”，为外国资本家创造财富，若中国借用外资发展生产，既可解决这些人的生计，又可为国家增加财富，岂不两全其美。所以利用外资办实业，是“直接有利于民”，“间接有利于国”的事。因此“今人犹持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27〕。
2.利用外资的可能性
利用外资是时局所需，势在必行。利用外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1）利用外资的国内环境有所改善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建立民国，借外债的历史环境大为改善。清政府借外债往往以各种权利作抵押，致使国家主权受到严重损失。民国政府一改这些弊病，在“不碍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当时，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人物认为应把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作为一项建国方略，梁启超、张骞提出了“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口号，这些主张冲击了当时的闭关自守思想，为孙中山提倡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扫清了思想障碍。
（2）利用外资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 战后， 大量工业设备和资金闲置，是利用外资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输出已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的工业设备和资金闲置无用，急于对外寻找投资场所。“倘我中国人能利用此机会，借彼将废之工厂以开发我无穷之富源，则必为各国所乐许也。此所谓天与之机”〔28〕。中国应趁此机会利用外资，振兴实业。
（3）利用外资可给输入国和输出国共同带来利益
中国天然资源的开发，实际上为世界各国开拓了一个广阔的中国市场，它能大大缓解欧美各国投资场所、销售市场的困难，他们必然愿意为中国振兴实业而“效力”。而“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利也，而世界必同沾其利”〔29〕。如中国利用外资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资本和物资开拓活动场所，使得“各国公司工厂，皆有利益”，而各国资本家则“惟恐我不借他之款”〔30〕。
因此，孙中山主张全面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早日实现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伟大目标，造福于人民。
全面利用外资，维护国家主权，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孙中山外资思想的主要内容，其核心就是力倡中国对外开放。开放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中山由于久居国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对世界大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清廷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荒岛孤人”政策深恶痛绝。因此，在武昌起义胜利后不久，孙中山就大胆地提出“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盖此乃所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当视中国利益为本位”〔31〕。他认为只要民主政府励精图治，讲究方法，维护国家主权，就能利用外资给本国带来好处，加速国家经济建设，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孙中山利用外资的开放主义理论，指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航向，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了精辟的理论指导，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解决办法。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是孙中山一生所追求的伟大目标。但由于个人、时代及阶级的局限性，孙中山开放主义理论未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国家。
孙中山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建国方略虽然落空了，但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及其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始终鼓舞和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奋力挣脱封建保守思想的束缚，勇敢地走向世界；这一理论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近代工业化体系，加速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理论丰富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宝库，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辛亥革命以后实业潮流的向前发展，其影响至今，意义深远。
注释：
〔1〕 见拙著《孙中山利用外资的原则及其影响》，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5期。
〔2〕 《复李村农函》，《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五卷第121页。
〔3〕〔5〕 《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全集》，第五卷第133 页。
〔4〕 《实业计划》（自序），《全集》，第六卷第248页。
〔6〕 《国父全集》第二册，1973年台北版，第798页。
〔7〕 《国父全集》第一册第847页。
〔8〕〔13〕〔19〕〔20〕〔28〕 《建国方略·心理建设》， 《全集》，第六卷第224—228页。
〔9〕 《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全集》，第二卷第490页。
〔10〕 《在神户华侨欢迎会的演说》，《全集》，第三卷第47页。
〔11〕 《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全集》， 第二卷第480—481页。
〔12〕 《实业计划》（第五计划），《全集》，第六卷第378页。
〔14〕〔27〕 《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全集》，第二卷第498、499页。
〔15〕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66页。
〔16〕 《致蔡锷函》，《全集》，第三卷第31页。
〔17〕 《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全集》，第二卷第431 页。
〔18〕〔25〕〔26〕 《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全集》第二卷第322页。
〔21〕〔23〕〔29〕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293、145、521页。
〔22〕 《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全集》， 第二卷第533页。
〔24〕 《实业计划》（结论），《全集》，第六卷第398页。
〔30〕 《总理全集》，第二集第86页。
〔31〕 《在欧洲的演说》，《全集》，第一卷第5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