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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62(2010)10-0001-08
1 我国的城镇化进入转折发展时期
1.1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1.1.1 依赖高投资率保持经济增长面临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积累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因素，平均贡献率超过63％，拉动GDP年均增长6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国家工业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资率会呈现“先升后降并逐步趋于稳定”的轨迹特征，而消费率则会呈现“先降后升并逐步趋于稳定”的轨迹特征[1]。因此，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维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投资率来支撑发展具有合理性。然而，长期过度依赖高投资率保证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追求GDP诉求的迭合，形成了与政府任期高度相关的“投资短周期波动”，在强化行政区经济的同时，还加剧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强化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延缓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升级。因此，尽快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均衡推动的机制刻不容缓。
1.1.2 出口驱动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后，我国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廉价丰富的比较优势，抓住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建立的契机，最终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定位，深刻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将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从世界十大经济体2008年数据看，只有德国的出口占GDP比重(39.9％)高于中国(33.4％)。其它国家，如美国(8.4％)，日本(16.3％)，英国(15.7％)，法国(21.6％)，意大利(23.4％)，西班牙(7.4％)，加拿大(29.2％)，巴西(12.2％)等[2]，都低于中国。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由东亚生产、欧美过度消费、能源资源输出国供给原料的全球增长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进入艰难的调整过程。要恢复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平衡，中国生产能力“去库存化”、欧美消费水平“去杆杠化”的调整必不可少。无论其它国家是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我国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无法长期延续。
1.1.3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我国高强度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长方式长期没有改变。2008年，我国在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费市场中所占比重达到17.7％，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中国钢材消费量占到全球的46.4％，水泥消费量占到全球的54.1％，但创造的GDP只占全球的7.2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给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①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高度关注，我国面临减排的国际压力不断加大。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实现，未来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合理增长是实现发展目标的基本条件。但由于维持高强度的排放规模大、时间长(预计2033年前后才能实现绝对排放量的减少)，我国已经没有多少“先污染后治理”、“先排放再减排”的道德资本。而且，以发展方式的转型来应对气候变化和自身的能源资源瓶颈，是基本国情约束下的必然选择。
1.2 传统的城镇化模式难以持续
1.2.1 非市民化的城镇化道路已经难以持续
在金融危机中，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再次凸显了我国农民工非市民化的城镇化模式之困。全国1.3亿农民工中有8000多万人已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有55.14％的农民工希望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但目前只有10％的农民工具有转化为市民的基本经济能力[3]。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高达5861万人，60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1800万人，留守妇女高达2000万人(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农民工普遍处于家庭分离的现实状况，极不利于家庭单元和社会结构的稳定。
非市民化的城镇化道路，还使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虽然城镇化创造的就业机会对农民增收意义非凡(农民4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非农收入)，但被普遍忽视的是，有高达50％以上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由于缺乏融入城市的公平机会，农民来城市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攒钱回家，普遍选择了节衣缩食、维持温饱的生活方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广州、南京、兰州四市调查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之间，按照收入划分为5组来看，收入最高的20％群体是收入最低20％群体的5倍，但消费差距只有3倍，其中食品消费差距只有2.2倍，带回老家的现金差距则高达6倍[3，4]。这表明，缺乏市民化通道的农民工，即使收入明显提高，也不会积极扩大消费支出，这成为制约我国扩大内需、实现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
1.2.2 过于倚重沿海的城镇化布局缺乏空间弹性
“我们可以创造历史，但我们无法改变地理”(辛格，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沿海地区，特别是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为代表的三大城镇群，充分发挥其门户优势，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城镇化的主要基地。但过于倚重三大城镇群，也已造成很多负面作用，突出表现为：(1)国家发展重心过于沿海化，不利于在国家层面形成有弹性的城镇空间结构，也不利于国家的战略安全；(2)沿海大规模的产业空间扩张，使国家优质耕地资源迅速减少，生态空间退化，历史文化资源的破坏也由城市走向区域；(3)粗放发展的路径依赖强，惯性大。近年来随着国家土地管理政策的收紧，这些地区普遍采取围涂造地，蚕食太湖、杭州湾等岸线资源实现城市扩张，造成区域防洪、排涝、近海海域环保等问题；(4)只看到大城市要素聚集产生的高效率，忽视了这些地区的“城市病”。由于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大城市普遍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空气污染。就业、定居和生活成本的高门槛，形成对大部分外来人口的排斥，经济和空间资源占有的巨大差异，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悬殊。
1.3 基础性制度已经在加速构建
经济危机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非常时期。顺应民众强烈要求变革的呼声，国家加快基础性的制度构建步伐，遇到的阻力较小，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3.1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新政”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只关注了美国罗斯福“新政”以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失业，忽视了基础性的制度构建才是新政的核心内容。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推行了一系列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影响深远的制度，为实现战后持续30多年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新政”时期，政府强制性地规定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以立法形式承认工会的合法权利，使工人能通过工会组织与资本家争取工资和获得其他经济福利；禁止雇用童工，致命地打击了“血汗工厂”；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国家紧急救济制度，使失业者家庭、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加强了对电力、铁路、海运、航空等公用事业的管治，打破垄断，推动竞争；推行了累进税制，加强社会的公平和平等[5～7]。因此，在新政过后50年，著名学者Paul K.Conkin深刻地指出“新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是现代美国的基础”。
1.3.2 我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制度创新
在1998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制度创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那段时期，国家推行了国企改革，加大了重组力度，提出了“三年脱困”目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给予许多民营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停止了福利分房，从而启动了巨大的房地产市场；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国有银行的1.4万亿不良资产，为国有银行改革打下了重要基础；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成立了全国社保中心；推动加入WTO，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概括起来，当时的经验就是改革、开放，外加扩大内需，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扩大政府投资规模来带动内需，从而迎来了新一轮高速发展[8]。
1.3.3 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的制度创新措施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起，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几乎涵盖了涉及消费和民生的所有环节。其中与健康城镇化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有多项，表1中列出部分主要内容(表1)。
1.4 高速铁路网络将改变中国经济版图
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资中，铁路成为投资的重点，规模高达1万亿。国家中长期铁路规划的提前实施，特别是国家“四横四纵”客运专线和以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城际高速客运专线，将使我国时速200km/h以上的高速铁路里程在2020年时超过1.8万km，我国的经济版图也将得到极大改变[9]。
高速铁路网络的实施，可以使更多的普通铁路网的运力投入货运，国家铁路运力紧张矛盾将得到根本缓解，中西部地区将从物流成本降低中更多受益，增强企业选址的灵活性，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空间吸引力将大大增强；高铁网络使中东部区域中心城市两小时商务圈连绵一体，加速区域服务职能向核心城市集聚，推动中心城市服务职能扩散，新的区域中心城市和新的城镇发展空间的出现成为必然；高铁开通有利于铁路沿线形成走廊式产业、城镇密集地带，有助于扩大地区之间的分工，使得国内市场的统一性提高，加速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扩大城市规模；高铁带来的时空距离改变，还使得环渤海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黄海经济区由“图景”走向现实，有利于国家核心经济圈的调整和重组，推进核心经济区的合理布局和综合开发。
1.5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细化
近两年，一系列区域规划出台，对以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为代表的“四大版块”的区域战略进行了深化和细化。同时，注重了对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城市群、都市圈)、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地区和边疆地区等不同类型区域采取分类指导，希望采取不同政策，发挥各自优势和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政策区的不断增加，发展的多极化趋势逐渐明显，中央政府层面的宏观干预会对人口的流动产生影响，市场力与政府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引发新一轮的空间互动。
图1 中国高速铁路网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绘制
图2 国家城镇空间布局示意图
在沿海地区，通过对图们江流域、辽宁沿海、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海峡西岸、广西北部湾、山东黄河三角洲、海南等地区进行战略部署，刺激了沿海薄弱环节发展，形成了沿海开发开放更为完整的“链条”，拓展和完善了沿海发展布局。
在中西部地区，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两江”新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进入国家战略，中央援疆工作全面启动，必将在内地将形成若干新的极化经济地带②。
2 城镇化既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2.1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带来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生产投入资料共享和产业内竞争形成了地方化经济；三是产业多元化促进创新推动了城市化经济。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间的定量关系，虽然结论不一，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得到公认。世界银行在1997年时曾估计，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贡献约1个百分点，劳动力从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国有部门的贡献率为0.5个百分点，两者合计为1.5个百分点；蔡昉等(2000)估计，1982-1997年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白南生(2003)认为，“十五”期间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达到3个百分点。最近10年，我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在3.6％左右，其中市场化和城镇化贡献率超过1％，基础设施的完善贡献率超过2个百分点(王小鲁等，2009)。
2.2 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内需本身可分为投资性需求和消费性需求(含政府消费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两大类。我们通常所说的内需不足，更确切的是指居民的消费不足。城镇化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更多的是体现为间接性和参与性，而不是直接的拉动。
城镇化引发的城市基础设施及房地产建设过程，对内需的拉动更多的是体现为投资性需求，它与其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均体现为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能够直接扩大资本、材料、生产设备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市场需求，有利于经济复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在投入运营后，会加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聚，改变生产、生活和消费环境，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投资增长，扩大就业规模，拓展市场范围，引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该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是全程参与物质生产过程和人民生活消费过程，外在表现是刺激了经济增长。
在我国，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归根结底不是城镇化水平不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如：
一是分配格局的高度不合理，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已从2001年的51.5％降至2007年的41.4％③。此外，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弱。从1988年到2007年，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秦晖，2009)。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职工月人均工资只有1422元，只相当于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8.38％(国家统计局，2009)。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长期以来，政府公共财政在医疗、保险、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不足，使大量本应由公共产品承担的支出压在城乡居民身上，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防范性储蓄动机增高，抑制了当期消费的增长[1]。
三是消费缺乏信心保障。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没有根除，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流通和上升通道，公民对自身的未来缺乏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大波动和财产性收入锐减，降低了安全感，企业家和居民的信心恢复需要时间；消费环境不佳，商业信用缺失，食品、药品缺乏安全保障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制约了消费规模的扩大。
因此，解决居民消费需不足的矛盾，治本之策在于打破体制障碍，推动分配政策的合理化，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仅仅依靠城镇化“难以承受之重”。
2.3 城镇化与结构调整的关系
城镇化的实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调整，大变化，不仅带来上亿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而且也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城镇化能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和功能互补，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并提供技术支撑、服务网络和营销市场；城镇化促进人才、技术、资本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镇聚集，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为重点而不是以产业项目投资为重点，是改革国家投资体制、拓展投资领域、推动公共财政转型的主要切入点，是整个国家完成由“建设型”向“服务型”战略转型的必由之路。
我国史无前例的旧城更新、新城培育、基础设施投资和开发建设的规模，为扩大内需、激发自主创新、推动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创建中国自主的标准体系和规范，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大规模进城务工人口所带来的巨大潜在市场，为开发适应低收入人群消费特点和承受能力的本土生产和服务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 城镇化进入转折时期应该关注的几个问题
3.1 在“后危机”时期重启改革议程
由于使所有民众受益的“普惠式”的改革早已结束，进一步的改革由于缺乏社会各阶层的共识，目前我国改革陷入了“改革疲劳期”。近20年政府虽然也做了几次重大的改革，但改革的重点不是政府功能的转换而是行政效率的改进。因此，需要尽快走出“改革疲劳期”，构建出一个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改革议程”[10]。这些基础制度层面的改革，对促进健康城镇化意义深远。
3.1.1 转变政府职能
“发展主义政府”的道路，使政府功能转变不完全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如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寻租，过度管治增加市场交易费用，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压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政府工作重点的偏离削弱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等。因此，需要加快政府功能的调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心。
3.1.2 增加经济体的弹性
经济体的弹性主要包括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商品劳务的顺畅流通，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以及自由的价格机制等。如果说政府的能动性在危机中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杠杆效应以及保证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经济体的弹性[11]。
要增加经济的弹性，从宏观政策层面看，需要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并做出及时准确的政策反应，这取决于宏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就业看，就是要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特别要对城镇中的非正规就业给予高度的包容，从而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在经济下滑时期尤其如此。在经济表现欠佳时，正规就业往往会出现负增长，但是非正规就业此时会加速增长，一定程度上会弥补正规就业的损失，支撑总就业的正常增长[12]；从行业看，要取消国有垄断力量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如金融、能源、电信、公共服务等)准入限制，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鲇鱼效应”，激发经济活力，改善利益分配格局；从价格机制来看，要推进土地、能源、原材料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障碍。如地方政府对产业的正常梯度转移设置种种障碍，或人为压低资本(为投资提供各类补贴)、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用地效率的提高。对用地指标按行政层级进行分解的结果，往往造成资源向行政等级高的城市集中和倾斜，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权利受损等。
3.1.3 近期改革的重点
首先，要发展多渠道的金融服务，使中小企业、一般农户能够得到相应的服务，因为他们才是创造就业的源泉。如果他们发展不足，即使刘易斯拐点来临和人口红利消失，工资收入依然会因就业岗位的不足难以增长；其次，要增加对垄断性、资源性行业的税收，以财税收入的增长为依托，逐步提高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范围、水平和保障程度，改变城乡居民的边际储蓄，增加消费支出；最后，改变产业政策偏好资本有机构成比例高的重化工产业倾向，产业政策要充分考虑对转变发展方式、增加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的促进作用。
3.2 要高度关注城乡统筹和社会公平问题
3.2.1 要加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国早已经进入移民时代。一方面，国家鼓励农民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另一方面，人口向超大型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可逆转。“向发达地区的移民是接近经济密集区、实现生活水平趋同的重要手段。不要试图阻止移民和集中，阻止集中就是阻止发展；政府应该致力消除居民离开家乡的因素，如安全、教育、医疗和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缺失导致的移民”[13]。因此，适应人口迁移的特点和趋势，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网络，让所有居民享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是当务之急。
从现实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累积了巨额财富，已经具备了强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实现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要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结合。这样，农村土地有效流转才有了前提条件，农民也才有可能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市民化的初始资本④。我国独有的以土地而不是国家财政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发展保障的制度设计，虽然起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稳定器”作用，但也强化了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应该明确的是，社会保障的供给主体应是政府，农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基本权利，“土地换社保”否定了政府理应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虽然政策的实施会面临极大的困难，但它们都不应成为维持现状或拖延改革的理由。为迁移人口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居住与子女教育安排，推进农地产权的稳定、保护和流转等问题本身就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然，在整体性推进改革的同时，仍然要充分利用已有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既有制度安排中合理的成分，避免过激的利益调整并实现平稳转型(陶然等，2005)。
3.2.2 正确处理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开展新农村建设，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轮并举，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城乡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应明确的是，新农村建设只是国家城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在及将来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在城镇中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在农村的发展和改革问题。无论中国的城镇化程度达到多高，总有相当部分的人口要留在农村(预期到2020年，我国仍将有43％左右的总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为了不让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与城市人口拉得太大，让这些农村人口也能逐步提高生活水平，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真正的现代农业也具备了基础和条件。因此，新农村建设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可以说，这部分农民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是息息相关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决定中国不可能还存在有世外桃源般的原始农村了(谢扬，2008)。
3.2.3 展开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据国家计生委估计，我国在2015年将迎来劳动力供应的峰值。人口红利快速消退，中国劳动力供给虽还有水平效应，但对劳动力资源过度粗放的使用已经没有了继续维持的基础。要将劳动力转移、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技能的培训、职业资质的认定、干中学等)结合在一起，从而改变劳动力粗放开发的机制，推进中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就业竞争力的增强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改变命运的最根本途径，也是推进健康城镇化的重要基础。这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培训体系、打通社会各阶层顺畅流转通道、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调整和改革。
3.3 要优化国家城镇空间布局
国家城镇空间布局和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长期渐进过程。世界银行(2009)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只有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之后，城镇空间剧烈变动的时期才会结束，全国层面的城镇空间布局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我国人均GDP刚突破3000美元，国家层面的城镇空间结构仍处于调整变化的关键时期。预期在2030年前后，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国家层面的城镇空间布局和结构才能进入稳定和优化期。因此，要抓住城镇空间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构筑国家层面具有弹性的空间结构。
从历史看，我国不乏对城镇空间格局干预的成功案例。在计划经济年代，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均衡发展的深切关注，国家在财力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依然实施了“一五”重点项目、大、小“三线”建设等战略性工程，培育发展了绵阳、十堰、兰州、贵阳等一大批中西部城市。这些城市为促进国土资源开发、保证国家战略安全、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发挥了突出作用，至今仍在国家和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现实看，在国内构建雁阵转移梯度发展格局已经初具条件。我国是个大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巨大，这是小型、外向型国家经济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内外的贸易壁垒不断降低，地方政府分割市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不断提高；国家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将有效地减少地理分割，推动中、西部及东部欠发达地区融入全球及国内经济一体化网络中，为产业和城镇空间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行，全国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根据我们在劳务输出大省江西所做的调查，江西全省有680万农民工，金融危机高峰时返乡210万人，但截止到2009年6月，只有2％留在当地就业，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已返回工作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农民工就业集中的行业，劳动力市场已经具备较强的灵活性。从劳动力素质来看，高达2.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职业培训，在城市中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本，即使部分回流，也将成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湖北，近3年回归创业投资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1.7万家，投资总额达到140亿元，吸纳劳动力达到50万人。
当然，在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避免过于倚重政府力量导致干预的高成本。因为从世界各国大规模干预空间的案例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英国1940-1968年的新城计划、法国1965年新城计划)还是发展中国家(埃及为征服沙漠的65座新城计划)，都乏善可陈，前苏联更被认为是大规模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新城建设投入，加剧了联盟经济的恶化[1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空间干预政策更为有效，需要站在国家战略安全、经济效率、环境保护、城乡关系等的角度，对空间政策进行综合权衡，避免过度干预带来高额成本。
3.4 发挥根植性优势，走特色城镇化道路
从宏观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根基深厚的大国，内生性的、文化性的和基于各地差异性的要素必定是带动城镇化长久的动力，未来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当地根植性的优势。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继高素质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外，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各地独特的资源、契约意识的强化、自主创新的力量、政府强有力的执行力等，将不断成为新的竞争优势。当然，这些新的发展方式的实施，需要获得足够的体制支持。这些新兴的竞争优势与各地城乡内生性的要素有机结合，必定会创新各地的发展模式，走出适合当地特色的现代化和城镇化道路。
从微观看，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包括地理特性、自然景观，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传统、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具有特色的文化氛围等等。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时，要重视和充分利用这些可贵资源。要把对资源的深刻理解整合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以取得经济的健康成长，并提升整体城市形象。这些资源以及对资源的态度和利用方式最终将决定一个城市对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当然，地方特色不应成为城市多元化发展的障碍。一味固守原有的特征，甚至固步自封，只能损害多元化发展的动力⑤。
本文若干观点受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总规划师在院庆55周年演讲稿“2008，中国城镇化的转折点”的启发，并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①根据网络上相关报导的数据进行整理。
②陈锋：对我国区域规划的几点思考(内部讨论稿)。
③根据全国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自算。
④广东省社科院：广东扩大内需战略研究分报告之一：“城市化：广东扩大内需的核心战略”(内部讨论稿)，2009年。
⑤李迅、王凯、陈明等：关于建立创新型城市的建议——美国匹兹堡城市转型的经验启示(内部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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