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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02；D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2)02-0027-05
西部，囊括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六省一市三区，国土面积占全国2/3，人口 占1/4，钢铁、煤炭和有色金属资源储量极其丰富。西部地区与西南亚国家接壤而形成 的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西部地区成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西部大开发意味着国家资源配置战略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必然引起西 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动，使得这一世纪性的战略国策必将产生重大的国家安全和 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一、西部大开发蕴涵的重大安全意义
西部开发不只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发展战略，更是一项综合了政治谋略与历史经验的国 家安全总体战略。无论从历史的、现实的还是长远的角度看，西部开发所蕴涵的国家安 全意义都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西部开发决非一地一域之举，而是牵动大局、关系整体的国家安全长远之计。
中国是一个背靠亚欧大陆腹部、东濒太平洋的国家，边患问题始终是困扰历代中国王 朝的大问题。自古以来，草原的民族的南侵就是中国外部安全的主要威胁。随着近代西 方海洋霸权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从陆地转移到了海上。从18 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中，外国侵略者从海上发动的对 中国的战争不计其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期，来自北部和西北部的威胁并 没有丝毫的减弱。正是在同一时期，中国背靠大陆的领土与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特 别是蒙古国的独立)，而这些变动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才完全显露，苏联从北面到西面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腹背 受敌，甚至连首都北京也处于闪击战的打击范围之内。
一般来说，到苏联解体时为止，来自西、北的安全威胁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从公元前即已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其间，中国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北方游 牧民族的不定期入侵。第二个阶段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来自西北的安全威胁发生了质 的变化，一是俄国人取代游牧民族成为北方边疆的主要入侵者，领土的扩张对沙俄帝国 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二是无论在沙俄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其统治集团都忍不住要 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入侵和军事打击；三是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不定期南下和变化无 常的侵扰不同，俄国人对中国所形成的安全压力是压倒性的和持续性的[1]。
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威胁使中国常常感到有压力，西部的 平安与否，历来关系中国的国家统一与版图完整。西部的经济政治态势，也是测定中国 国势强弱的关键指标。西部开发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民族进步、社会发展以及地区实力 的极大增强，为实现中国几十代人长治久安的梦想，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必将打下坚 实的基础。
第二，西部开发决不仅仅具有经济、政治双重意义，也是突破东部美国围堵，拓展我 国安全空间，改变被动局面的战略举措。
中国沿海经济的初步发达，尚不足以让我国从容应对21世纪的外部威胁和挑战。相反 ，近年来，台湾岛内政局突变，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两岸关系紧张，太平洋局势云谲波 诡，日益暴露出我国东南沿海易受攻击和要挟的脆弱性。甚至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国家 防卫态势，仍未从根本上摆脱19世纪末的被动局面[2]。
目前我国沿海200公里范围内，已经集中了全国41%的人口，50%以上的大中城市，70% 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84%的外来直接投资，生产着90%的出口产品。这使得这一地区呈 现出产值高、城镇人口比例高、人口构成的文化程度高、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比例高 等特点，成为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精华地带，但因为台湾问题的存在和短时间内 难以解决，台湾成为高悬于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与此同时，从 朝鲜半岛、日本、台湾，到东南亚诸国，美国在我国东南沿海已构筑起一个孤形包围圈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将未来战争准备的重点日益转向亚太地区，台湾海峡是其重 点之一。所以，国家这一精华地带实际上长期在一个缺乏整体屏护、易受攻击和易被摧 毁的环境中发展。我国东出太平洋的战略要道基本被堵死，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或中美 爆发军事冲突，我国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在这一背景下，开发西部，不仅可以摆 脱我国当前的战略态势受制于东部的困境，打破美国在东部对我国的围堵，也可使我国 在战略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牵制美国的行动，把美国的战线拉长，使美国处于顾此失 彼之中。
第三，西部开发不仅是改变西部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关键一着，也是增强国家总体实 力，改变国家安全战略结构弱势的根本途径。
目前，我国与美、日、欧盟的国力比较，只及它们的1/4或1/3。这一基本弱势，显然 与我国西部地区的欠发达状态直接相关。而且，它不只是一个数量和质量弱势，更是一 个安全战略结构弱势。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由1978年的4237亿元 上升到2000年的87000多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4%以上，人均国民收入800多美元， 但是，国家经济总量中的绝大部分是东部地区所作的贡献。在东部地区已经实现了工业 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情况下，西部地区贫困落后面貌却没有根本的改变，近年来的经 济、社会发展差距甚至还不断扩大（注：参见谢明干《中国经济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西部地区大开发》一文中根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及《1999年中国统计摘要》所编 成的一组数据，《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第7—8页。）。这是造成我国总体安 全弱势和安全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它增加了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的难度。这种情况如 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和改善，不仅有害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样也有害于 东部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一个经济上不能崛起的西部，对21世纪中国 经济的持续发展，对西部多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稳定，以及国家整体安全都将产生严重的 不利影响。所以，西部开发对增强国力，改变国家安全的不平衡状况和结构性弱势都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四，西部开发决不单是经济、技术开发，也不仅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军事经济 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巩固边防的难得契机。
经济是军事和战争的物质基础。西部的经济状况，对于国防建设至关重要。长期以来 ，由于经济发展缓慢，交通设施十分落后。西部地区铁路少，且多为单线，边境地区基 本没有铁路，运输能力十分有限；公路等级低，路况差，“卡脖子”地段多；航空运输 不发达，机场少，航线少，空运能力滞后，成为制约军队战略后勤设施建设的重大“瓶 颈”，与军事斗争的新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3]。西部开发的重中之重是交通建设。随 着西部地区机场、铁路、公路的大发展，交通网的空白处将大幅减少，军事交通条件将 会明显改善，军队后勤保障的现代化步伐也将大大加快。
二、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安全挑战
21世纪，我国西部开发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西部的安全状况。 确切地说，主要取决于西北、西南的安全环境。
1991年苏联的解体以及中亚国家的先后独立，标志着中国西、北安全环境进入了另一 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苏联的瓦解，消除了中国陆地边界的最大 军事压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不存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甚至发 生边境冲突的可能性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中国不仅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等国解决了大部分的边界问题，而且通过对话和平等磋商就边境裁军及建立信任 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特别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成为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 进行合作的典范。这为我国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安全基础。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西北的安全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外部来看，西北、 西南“两头热”的局面将可能始终伴随着我国的西部开发过程。从内部来看，社会动荡 和民族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挑战和难题主要来自于以下五个方 面：
一是，“三股恶势力”合流的趋势已经显现，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 端主义活动的加剧是我国在该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
总体说来，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是有利于伊斯兰极端思想和民族分 裂思想传播的。从国际层面来看，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挫折不仅为各种政治、 宗教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以科索沃战争为标志，美国和北约的新干涉 主义理论逐步成型。美国和北约对“科索沃解放军”这样一个极端派别的支持，以及随 后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都对各种分离主义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刺激作用。“9·11”事 件和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在自身面临国际恐怖主义重大现实威胁的背景下，开始 调整政策，建立国际反恐联盟，这在今后一段时期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遏制中亚 地区的三股恶势力的发展似乎比较有利。但是，由于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至今没有形 成广泛的国际共识，各主要国家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对此作出了不同的阐释，人们有 理由担心，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继续采取双重标准。所以，从长期的角度看， 这场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主要目标的阿富汗战争最终结果怎样，对中亚地区三股恶势 力的作用如何，还有待于冷静观察，起码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从地区层面来看，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在中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市场 ，一方面是一些国家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刻意进行的鼓吹和兜售，另一方面是这些思潮 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后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真空，为人们提供了某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 和真实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巴尔干到高加索，从中亚到阿富汗和克什米尔， 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进入了空前活跃的阶段。概括起来 ，在这一地带活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其一，他们几 乎毫无例外地将宗教、民族和政治等问题混为一谈；其二，在不断宣扬高尚的宗教和政 治目标的同时，毫不犹豫地把劫机、绑架、暗杀、制造爆炸事件等恐怖主义做法作为实 现目标的重要手段；其三，为了获得可靠的资金来源，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实际上成了生 产毒品的工厂。有证据显示，我国的新疆不仅已成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渗透的主要目标，也成了极端宗教派别、恐怖主义和毒品贩子觊觎的对象。新疆的安 全与稳定已引起了我国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是，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其主要目标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但这场战争的实际 后果必然是“一箭多雕”。无论如何，这场战争为美国涉足中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美国的影响可能推进到我国西部的家门口。
毋庸置疑，美国的战争行动主要是针对本·拉登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塔利班政权的， 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官员在不同场合都发出了美国无意在阿富汗和中亚久留的信息， 以便消除有关国家特别是中俄两国的担心。但考察二战以后的美国历史，几乎没有一场 重大的战略举动只局限于一个特定目标，只达成一种战略目的，冷战结束后更是如此。 中亚地区被布热津斯基称之为“黑洞”，是战略真空地带，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和纽带 ，地处俄罗斯的后院，中国的西大门，是北约“全球化”“亚洲版”的重要目标，俄、 美等大国角逐的新战场，且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觊觎已久。处在欧亚大陆中心的 阿富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北与中亚相接，南与巴基斯坦相连，西与伊朗为邻，东 通过90多公里长的瓦罕走廊与中国接壤。所以，不管美国政府官员如何表态，阿富汗战 争的实际后果将具有“一箭多雕”之战略目的。美国通过建立反恐联盟和打击国际恐怖 主义的军事行动，可以实现其一系列附带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概括起来就是“当头、 制规、洗牌、布势”。所谓“当头”就是在反恐的旗帜下，通过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构 筑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制规”即在后冷战世界中，由美国主导制定新的“国际反 恐怖游戏规则”，并让其他国家遵守；“洗牌”就是以反恐划线，把复杂的世界划分为 两大营垒，要么同美国站在一起，不同美国保持一致就是同恐怖主义站在一边；“布势 ”即通过反恐战争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中亚地区谋局布势，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地缘安全环 境，对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中、俄等国形成预防性的隐形包围态势。有国际舆论认为， 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将在欧亚大陆中心打入一个楔子，北牵制中亚，南控制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和印度，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西看住伊朗和中东，东可以制约中国。把 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时部署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后院和家门口，完成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 包围，并借此机会把北约扩大到中亚等国，并把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扩大为类似北约的 多边同盟，建立亚洲版的“小北约”，实现北约的全球化[4]。当然，这样的前景能否 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的一些政治家，甚至不完全取决于美国，它将受到美国国 内方方面面的国际社会的制约。但是，为了保障西部大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我 们必须做好准备，以防止我国安全环境东西夹击被动局面的再度出现。
三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时紧时缓，大国在该地区的关系调整正在引起地区力量 的严重失衡，我国西南安全环境逆转的危险不能排除。
围绕着克什米尔的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持续了50多年。在南亚地区，印度是 绝对的主导力量，它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平衡之所以能够维持半个多世纪，主要是由于美 苏等大国的力量制约。苏联的解体，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已严重打破了 南亚地区的脆弱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印度在谈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时找到 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这种局面有可能使印度产生错觉，以为它已获得了在南亚地区 行动的足够的自由和实力，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巴基斯坦持续数十年的争端。与以前 不同，这种争端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核对抗；处于劣势的巴基斯坦可能会拼死一搏，而 占尽优势的印度也可能先下手为强，对巴基斯坦作一次“外科手术”。克什米尔正在成 为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地方之一。对于中国来说，一场失去控制的印巴冲突将会使中国 的西南边疆出现紧张与混乱，甚至会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四是，有关大国围绕着里海石油资源的争夺和竞争日趋激烈，可能引起我国与一些国 家新的矛盾，成为我国西部安全的潜在隐忧。
里海地处欧亚大陆的接合部，位于中亚、外高加索和伊朗之间，周转海岸线长7000多 公里，水域面积37万多平方公里。里海海底油、气资源丰富，石油储量一般估计在150 亿至290亿桶，被认做是“第二个波斯湾”。苏联解体前，里海沿岸只有苏联和伊朗两 个国家。它们根据1921年的俄罗斯—波斯条约和1940年的苏联—伊朗条约共同管理里海 ，并在各自认定的区域内进行捕捞和其他经济开发，几十年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过大的 争执。1991年苏联解体后，里海沿岸国家由两个变成5个，即伊朗、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里海法律地位和归属问题随之而生。由于沿岸各国所处的 地理位置、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不同，它们对里海地位和水域划分的立场和主张大相 径庭，甚至严重对立。美、欧国家凯觎里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能源资源和地缘战略位置， 竞相插手，并试图左右形势，使问题更加复杂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俄和中亚国 家展开了对里海石油资源控制权的激烈争夺。
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对石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种种迹象表明 ，我国石油增产的空间已经很小，如果不在石油勘探上取得大的突破，石油产量再上新 台阶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节奏不断加快，经济的飞速发展使石 油的需求量连年攀升。据资料表明，我国石油需求年均增长6.57%，国内石油生产年均 增长率仅为1.91%，石油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目前中国石油进口 的比率已超过警戒线，约占总消费量的20%—22%[5]。今后数十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 还将进一步加大。
如此巨大供需缺口需要靠进口石油才能弥补。而在当今世界，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是 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
从目前来看，中东石油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还是有限的。然而，中东石油终将成为 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的最重大的因素。应该说，中国的决策机构和学术界已充分认识到中 东石油对满足中国需求的重要性，也充分意识到过分依赖某一来源的石油对中国能源安 全的危害性，因此，在继续加强国内石油勘探和生产的同时，中国把进口来源的多样化 作为分散风险的主要战略。从统计上来看，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中东之外中国原油 的另外两个重要的进口地。但是，由于战乱频仍，或由于本地需求旺盛，或由于增产和 出口量已到极限，这两个地区都很难对缓解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看来，中亚，特别是里海的石油应该在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多样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但从长远的角度看，由于该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有关国家激烈争夺的趋 势，随着我国同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关系的加深，很可能引起美国甚至俄罗斯等国的警惕 ，并对我国进行限制，从而引发我国与有关国家新的矛盾，给我国西部安全带来隐患。
五是，西部开发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应，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关系将趋于复杂 。
2000年，我国政府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后，国际舆论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就总体反映看，积极的评价占多数，但也有少数媒体和政界将西部开发战略与“中国威 胁论”的主张联系在一起，认为，西部开发将给周边国家带来新的威胁。美国、日本、 印度的一些媒体认为，西部开发标志着“中国战略的西移”，“届时中国的辐射力、影 响力将西扩至黑海，南到达印度洋，而这正是俄罗斯和印度的战略腹地，中国与印、俄 这两个强邻的关系将变得极为紧张和不稳”。加拿大一位国际问题学者(平可夫)明确讲 ：“中国开发西部，经济上必定为西亚和南亚诸国带来好处，在该区的政治影响力也会 随之猛增，对印、俄而言这是很可怕的，届时对俄罗斯高度依赖的哈萨克、蒙古等国， 以及印度邻邦孟加拉、缅甸等都有可能倒向中国，中国在西部崛起将成为印俄的心腹之 患。”
这样一种议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是公开挑拨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的。但是，也要 看到，近两年来，俄罗斯不断加深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2001年，俄同印度签 署了高达10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协议，并准备同印度一起研制开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举动“一箭多雕”，既有拉住印度，抗御美国的真实目的，又 有提高俄罗斯地位和恢复俄传统势力范围的企图，同时也有“预作准备”平衡中国的长 远战略考虑。西部开发可能将使我国与俄、印等大国的安全关系更加复杂。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安全战略选择
在中国传统的安全战略中，始终存在一个“先向西还是先向东”的战略抉择问题。这 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总体实力的弱小，另一方面也是“封闭、被动防御、孤立自足观念” 的某种体现，使得我国安全战略长期在“东、西”之间犹豫徘徊。在近代历史上，来自 西部陆地的威胁和东部海上的威胁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中国的安全战略处在顾此失彼 的被动选择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被动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20世纪70 年代以后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所搞的“三线建设”，也只是一个仅考虑防御战争而没有 兼顾和平时期发展的战略，虽然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西部大开发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伴随着西 部开发的启动，21世纪，中国安全战略应该适应西部开发的新形势和国家统一的高要求 ，实施“东部为重点，西部为靠背，东西贯通，防御和发展并重”的纵深型、全方位国 家安全战略。
(一)构筑以中俄关系为核心的欧亚大陆战略，以稳固西北
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中俄结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 战。北约东扩和美日“防卫合作”范围的南扩，就是力图从外部完成对中俄的围堵，支 持中俄内部的分裂势力和西化势力，力图从内部牵制中俄影响力的上升。中俄签署友好 合作条约，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出自两国内部的需要，又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
对中国来说，亚太地区是战略前沿，欧亚大陆则是战略腹地。不论是国家的统一问题 ，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国承受的压力和解决问题的方向都在东面。当我们面 向东方解决这些问题时，西面即背后的安全与稳定必不可少。要发展我国与中亚国家的 良好合作关系，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保持我国西北和西南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都离不 开同俄罗斯的密切合作。2001年6月，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基础上，我国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建立了“上海合作 组织”，使得中俄在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以中俄关 系为主要环节，中国同印度等南亚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以色列等中东国家都有可能 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在欧亚大地的西部形成一条广阔的友好中间地带。这条 战略空间地带的形成不但有助于打破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我国的围堵，而且将对美国形成 巨大的战略牵制。
(二)改变我国在南亚地区的被动处境，经营好西南
我国在西部地区面临着“两头热”的安全处境，一是西北的“三股恶势力”，二是西 南的印巴冲突、中印边界争端以及斯里兰卡的内部争斗。如果说，中俄友好合作条约的 签订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西北地区的安全有了机制上的重大保障的话，而 在西南目前则还没有类似的、比较可靠的安全机制作为保障。在西南地区的印巴冲突、 中印边界争端牵制着我国西南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而台湾海峡局势的严峻、南海争端 的升温又迫使我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东南。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高超的谋略，重点做 好印度的工作，以保证东部重点方向问题的解决。
(三)实现西部地区的综合安全，以利长治久安
西部大开发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大壮举，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西部大开发应该 包含多重战略目标，必须坚持以下原则：既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率，扩大经济规模，更重 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西部区域经济的整体素质，顺应国内外大市场和科学技术进 步的走势，对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增强在国 内外大市场中的竞争力；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经济建设同人口、资源、环 境生态协调发展，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生态效应，综合决策，以增强西 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既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又高 度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凝聚、 激励各族人民协同努力完成西部大开发历史性任务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既要努 力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又要注重社会稳定，特别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既要 突出经济大局，又要关注国防需求；既要注重内部的协调发展与稳定，又要利用西部开 发的机遇，加强与邻国的外交往来。
总之，经济开发要以基础建设为先导，社会发展要以环境保护为背景，加快改革要以 地区稳定为首要，社会进步要以民族团结为根本，物质文明要结出精神文明之果。我们 应把西部大开发看做是国家的一项综合安全战略，从一开始就要有强烈的综合安全意识 ，并按照综合安全的要求去设计、规划。在开发过程中，要竭力避免只注重经济安全、 科技安全，不注重政治、文化、社会、资源、环境保护的倾向，尤其是要抓好经济、国 防、环保的建设。
(四)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加速驻军现代化建设
西部大开发给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对西部驻军的现代 化发展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军队建设也步入了新的发展 轨道。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快速发展与国防建设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实施西部大开发，从一开始就必须着眼于国家安全，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经济建设与国防 建设协调发展的路子。紧密围绕军事斗争准备和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在支持和参与地方 经济开发的同时，积极协助国家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物资生产储备、产业结构 调整、经济动员准备等方面的工作，在满足国防建设需要的同时，逐步实现后勤保障社 会化和建立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保障体系。把国防建设规划纳入国家和地方开发规划 之中，确保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西部地区军事建设目标。
收稿日期：200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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