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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1-0014-07
金王朝于1115年建立后，经过四五十年的巩固与发展，至世宗、章宗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此后，由盛转衰。公元1234年，终因不敌蒙宋军的联合进攻，金朝灭亡。自金末以来，就不断有人探索金国覆亡原因，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拟对前人诸说略做梳理和评议，以期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金亡诸说评议
1.天意、天命说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1190-1257)在他写的丧乱诗中，有的述及他对金亡原因的思考。如，“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已陆沉。”[1] (卷8，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是说朝廷对北方来犯者毫无戒备，而金兵又缺乏战斗力，导致金国败亡。元好问有多处把金亡原因归结为天意。如：“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1] (卷8，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废兴属之天，事岂尽乖违？”[1] (卷2，《学东坡移居》)都是说国家兴亡本由天定。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这里不作探讨。元好问一生坎坷，对家亡国破有切肤之痛，立志以修史为己任，对金亡原因应有深刻的见解。然而，由于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观念，也许囿于这种故君故国之思，所以在论及金亡原因时，把它归结为天意。
后来，明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国之兴亡，天也，人力不与焉”。女真起自黑水，不数年，北灭辽，南蹙宋，西破夏，并至吴越荆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
“是岂金人之能哉，天方相之故也。”传之子孙百余年，敌国已服，境内已宁，文恬武嬉，将骄卒惰，失去昔日的强盛。“天方相之，则举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命去之，则合天下之师不能抗。”[2] (卷7，《金主如蔡州》)明人虽无元好问的故君故国之思，也把解释不清楚的国家兴亡说成是天命。
2.“分别蕃汉”、非“尽行中国法”说 稍晚于元好问的刘祁(1203-1250)在《辩亡》一文中集中表述了对金朝衰亡的分析。他认为，贞祐南渡后，宣宗“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又说：“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3] (卷12)在他看来，女真与汉人的矛盾、对立及女真汉化不彻底是导致金国最终土崩瓦解的根源。其实，刘祁说的“分别蕃汉”之弊，是历史上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大都存在的问题，有的王朝确实亡于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引发的农民起义，然而金朝不是。
至于说金国不能“尽行中国法”而导致亡国，更难成立。就辽金元清而论，女真、满族的汉化程度远远高于契丹、蒙古，这是不争的事实。刘祁还批评哀宗说：末帝(指哀宗)“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又说哀宗“用术取人”，“闇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因此一遇劲敌而亡国。[3] (卷12)刘祁对哀宗的指责也嫌苛刻。金朝后期，颓势已定，哀宗无力回天，元人修撰的《金史·哀宗纪》说，哀宗“图存于亡，力尽乃毙，可哀矣”。还有清人论哀宗说：“古今人主无可以失天下之諐(愆)而不幸而失之者有三主焉，曰梁简文帝，曰唐昭宗，曰金哀宗。”[4] (卷15，《哀恼来山辞》)同样表达了对哀宗的同情。
3.“金以儒亡”说 《元史·张德辉传》载，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曾问张德辉：“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答：“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其责者，儒者何咎焉！”世祖然之。看来，金元之际社会上流传“金以儒亡”一说，而金亡仕元的张德辉则持不同看法，并据理说服了忽必烈。
近来看到有文章批评张德辉是答非所问，认为“金以儒亡”的含义是指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并非说金国亡于儒生之手。张德辉显然误解了“金以儒亡”的意思。尽管目前我们尚未找到当时和后来论者对这句话的诠释，不过从“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句式来看，是把辽金亡国的原因分别归结为崇佛和尊儒，这里的儒就是指儒者、儒学、儒家思想，似不能理解成汉化。尊儒与汉化有联系，却不等同。张德辉反驳“金以儒亡”的说法不无道理。
4.成吉思汗伐金(1211)说 《金史·承裕传》载，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率兵南伐，与金军战于宣平的会河川，大败金军，入居庸关，金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于是役”。这是就一个具体战役所引发的后果而论的。
5.“金以坏和议而亡”说 清人赵翼在《金以坏和议而亡》一文中说，金朝末年，蒙古围汴，哀宗遣使出质乞和，蒙古已退兵，而飞虎军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时势，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后转以不和自误”。[5] (卷28)因此，金以和议而亡。这也是一个具体事件，恐难说它是构成金亡的根本原因。
6.贞祐南迁说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的《归潜志》一目中，有两处批评刘祁的金国因分别蕃汉而亡的说法，认为“国势所趋，人习便安，即使得志，亦恐不能尽革其旧，故此不足为金人讥”。并说，“惟宣宗一败之后，即迁汴都，为大失计耳”。又说，刘祁“辨金之亡，不咎宣宗轻弃燕都，而摭拾浮谈，亦为非要”。[6] (P984-985，《归潜志》)李慈铭认为，金国因宣宗轻弃中都、南迁汴京而亡。
贞祐南迁确是金朝的一个重大转折，金国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宣宗在南迁后，倘若对内坚持拨乱反正，励精图治，选贤任能，整顿吏治，对外与南宋、西夏和好，或许不至于衰落得那么快。南迁后，吏治腐败、文恬武嬉、苟且偷安、上下无恢复之谋等诸多弊端的存在，加速了金国走向覆亡之路。
7.哀帝用人不当说 《元史·李冶传》载，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曾问李冶(仁卿)说：“完颜合达及蒲瓦何如？”李冶答：“二人将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这两个人，《金史》分别作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是金蒙三峰山之战的金方主帅。三峰山之战是蒙古灭金过程中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蒙古军在金国境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金军在这次战役中惨遭失败，其精锐力量丧失殆尽，标志金国的覆亡已成定局，作为主帅的完颜合达和移剌蒲瓦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一次战役的胜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当时蒙古正处于上升时期，而金朝已从鼎盛阶段衰落下来。在这次战役中，又遇到偶然因素，连降三天三夜大雪。对于这样的天气，蒙古军比金军更能适应一些，这就进一步加速了金军的败亡过程。接着，哀宗又急令金军撤回汴京，两帅只得遵旨北上，疲于奔命。而且这时蒙古军已经做好准备，用伏兵夹击，使金军一败涂地。完颜合达战死，移剌蒲阿被俘，蒙古军招降蒲阿，蒲阿说：“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不屈而死。[7] (卷112，《移剌蒲阿传》)
金元人对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的评价并不坏。刘祁说，完颜合达“为人勇敢忠实，一时人望甚隆”。[3] (卷6)《金史·完颜合达传》载：“合达熟知敌情，习于行阵，且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有俘获即分给，遇敌则身先之而不避，众亦乐为之用，其为人亦可知矣。”左丞相张行信称赞说：“完颜合达今之良将也。”《金史·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传》赞曰：“天朝(指蒙古)取道襄汉，悬军深入，机权若神，又获天助(指三天三夜大雪)，用兵犯兵家之所忌，以建万世之俊功，合达虽良将，何足以当之。蒲阿无谋，独以一死无愧，犹足取焉耳。”《金史》修撰者对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的评价是宽容而公平的。三峰山之战注定了金国的败局，然而当时金军一方是否有比完颜合达更杰出的统帅，或者换了别的主帅就能避免失败，都很难说。因此，李冶据此提出的哀宗用人不当说，也不尽妥当。
8.亡于钞法说 宋人吴潜说：“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增创皮币。或一楮而为三缗，或一楮而为五缗，至于为十为百，然人终不以为重。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易一面，而国毙矣”。① 是说金国之亡虽由于鞑靼，但是金末的通货膨胀也是导致覆亡的重要原因。近人邓之也说，“宋金元皆亡于钞法”，[8] (卷4,P451)未作具体论述。书中摘录了《金史·食货志三》关于钱币的史料，作为论据。他也是从金朝后期社会经济中币制紊乱、通货膨胀的弊端所引起的恶果而言的。
9.汉化说 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② 清朝皇帝多持此说。清太宗说：“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9] (卷3，《太宗纪二》)清高宗(乾隆)《金章宗》诗云：“乃祖嘉习国语，为孙宜守旧物。服御渐染华风，疏忌那闻吁咈。付托却喜柔弱，驯致金源道诎。惜哉大定规模，直使章宗衰讫。”诗末夹注云：“章宗即位以后，未尝不知治体，然偏以典章文物为急，而诘戎肆武之道弃之如遗，遂尽变祖旧风，国势日就孱弱。又因无子疏忌宗室，以卫绍王柔弱毁智能故□之，遽而传住，不复为宗社计。渐至沦胥，金源之业盖衰于章宗矣。”[10] (卷49)乾隆皇帝将金国衰亡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章宗时“渐染华风”，亦即汉化。近来有文章说，女真人的彻底汉化导致了大金帝国的覆亡，为汉化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二、金亡原因之我见
金元之际以来有关大金覆亡原因的诸说中，天意天命说、分别蕃汉说、金以儒亡说及汉化说等，是就宏观而言的，其余则是就某一具体事件或战役所引起的后果而论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些说法、特别是金元人诸说的提出，大都与本人的经历、立场、政治主张等有关，难免受到一定的制约。如，元好问囿于故君故国之思，从其诗文中反映出他对金亡原因的思考有局限性。刘祁祖父、父亲世仕金朝，自己“平昔所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3] (卷14)却没有中第，难免有怀才不遇之憾。李慈铭则称他“以其不得位为恨”，[6] (P984)所以刘祁批评金朝“分别蕃汉”和不能“尽行中国法”。
由于论者政见不同，往往会对同一事实得出相反的观点。比如，金王朝共存在120年，它是短是长？刘祁为了说明金亡原因是未“尽行中国法”，“此所以不能长久”，[3] (卷12)谓其短。而元初士人许衡为阐述行汉法的必要性，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11] (卷13，《时务五事》)称其长。金元之际距金亡时间不久，论者对其覆亡原因本应比较熟悉，但因受种种制约，其看法反倒不易做到全面、客观。
及至清朝，距金亡已历四五百年，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金亡原因的思考应该更趋理性。清太宗、高宗的金亡于汉化说，有其合理性，得到较他说更为广泛的认同。于是，许多人便把金国衰亡的轨迹归结为：儒学传播——女真汉化——国势孱弱——金国覆亡。如此，儒学便成了误国、亡国的学说。显然，这不仅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而且在理论上也十分有害。儒学不应是金国覆亡的根源。金源一代，由于儒学的传播，学校的兴起，科举的实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金世宗虽然极力主张毋忘旧风，保持女真风俗，而儒学却在金国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大定、明昌间，金朝社会出现“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12] (卷58，《浑源刘氏世德碑铭》)以及“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7] (卷8，《世宗纪下》)的兴旺局面。世宗的一系列举措，大体上是遵循西汉以来的儒家治国之道。大定、明昌间鼎盛局面的出现，是同儒学在金国的传播分不开的。
再就金朝后期的一个严重社会弊端——吏治而论，也否定了儒者、儒学误国的说法。一个政权的吏治如何，关系到政道的兴废。大定初，张浩建议恢复皇统间选进士以充令史的措施。他说：“省庭天下仪表，如用胥吏，定行货赂混淆，用进士也，清源也。且进士受赇，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节也。”议者皆以为当。[3] (卷7)大定二十三年(1183)，金世宗说：“女直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此也。”[7] (卷8，《世宗纪下》)由此可见，儒廉吏贪是当时君臣的共识。
贞祐南渡后，金朝政治腐败，吏权大盛，“因循苟且，竟至亡国”。[3] (卷7)而这一局面恰与排斥儒士有一定的关系。宣宗性格猜忌，奖用胥吏，任用以护卫出身的术虎高琪为相。术虎高琪本无勋望，每战辄败，反而不断得到升迁。他“喜吏而恶儒”，[7] (卷106，《术虎高琪传》)与进士为仇。当时吏员升迁之快，远胜进士，以至“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3] (卷7)术虎高琪“妒贤能，树党与，窃弄权威，自作威福”。被宣宗称为是“坏天下者”。[7] (卷106，术虎高琪传)刘祁称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涣等酷吏，是“胥吏中尤狡刻者”，“陷士大夫数十人”，“亦亡国之政也”。[3] (卷7)元好问也曾指出金朝后期胥吏当权之弊，他说：“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渔，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权脧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1] (卷32，《寿阳县学记》)可见奖用胥吏、排斥士大夫实为南迁后加速金国覆亡的一大弊政。
再谈汉化与金国覆亡的关系。那种认为女真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及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的说法，也值得商榷。金朝中期以后，女真懒惰奢靡作风的养成和尚武精神的销蚀，是客观存在。然而，这一存在是否即女真汉化的结果，或者说女真汉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客观存在？尚待考察和探讨。清人在论及金亡原因时即有人说，金章宗“婢宠擅朝，而金源氏衰矣，非习汉人风俗之过也……金源氏可谓负汉人之法度矣”。[13] (卷4，《读金史世宗本纪》)明确指出金国衰亡与汉化无关，是有道理的。
女真从“内地”迁往华北以后，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世宗、章宗两朝“治平日久，宇内小康”[7] (卷12，《章宗纪四》)局面的出现，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必然发生变化。因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变化”，[14] (卷1，P270，《共产党宣言》)这是一条根本的规律。不仅如此，人们处在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他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因此，女真人的懒惰奢靡作风的形成和尚武精神的销蚀，不能简单地归咎为汉化的结果。
海陵王、世宗、章宗朝，金国的政治文化重心在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一带。这里的民众向有慷慨、劲勇、吃苦耐劳的性格。如《隋书·地理志中》载：“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唐人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15] (卷7，《送董邵南序》)宋人苏轼说：“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16] (卷48，《断策下》)又说：“劲勇沉静……燕赵之俗也。”[15] (卷156，《燕赵论》)《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南京(今北京)“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力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17] (政宣上帙20)由此可见，懒惰、奢靡、怯懦并不是汉人性格的主流。一般来说，懒惰、奢靡、怯懦等品行，是已过上升时期统治阶级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点，而来自外部的影响，只是起了某些助动、催化的作用，所以无须把女真汉化的消极面看得那么重。至于对少数贵族、宗室、高官以外的阶层来说，如何看待他们的所谓奢侈趋势，也要仔细分析。当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观念有时相对滞后。大定二十七年(1187)，世宗说：“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非大会宴客，未尝辄烹羊豕。”[7] (卷8，《世宗纪下》)其实，金初风俗淳俭，是与那时生产力低下相一致的。社会财富增加了，消费相应地发生某些变化，未必就是奢靡。
再就个案来说明女真奢靡之风与汉化关涉不大。贞祐南迁后，金国上层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奉御、奉职之类的皇帝近侍构成的贪腐群体。“奉御、奉职皆少年不知书”，[7] (卷16，《宣宗纪下》)属于吏员。虽然他们的职位不高，却深得皇帝委信，其地位反在士大夫之上。这个群体，“皆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以逸乐导人主安其身，又沮坏正人招贿赂为不法。”他们多“以贵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职，士大夫不与焉”。[3] (卷7)这是一个典型的女真贪腐群体。完颜白撒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人物。白撒，奉御出身，“目不知书，奸黠有余”。[7] (卷113，《完颜白撒传》)他“以内族位将相，尤奢僭。尝起第西城，如宫掖然，其中婢妾白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然为将相无他材能，徒以仪体为事。”白撒从哀宗东征，方渡河督战，就劝哀宗回奔睢阳，“众以其误国，归罪请废”。哀宗不得已，将其下狱，死于狱中。[3] (卷7)从完颜白撒和前面述及的术虎高琪之类的贪腐、怯懦、误国行径中，同样看不出他们受儒学、汉化的影响，反而他们都是儒学、汉化的反对者。
以上就金元以来有关金国覆亡诸说作了简要的梳理和评议，并着重对流行较广并带有全局性的“金以儒亡”说和汉化说作了辨析。至于成吉思汗伐金(1211)说、“金以坏和议而亡”说、贞祐南迁说、哀帝用人不当说等，多是极而言之，就某个事件或局部而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使金国一步步走向衰亡，但是都难说成是金国覆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金国究竟缘何而亡？应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唐朝诗人孟浩然有一句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至理名言。人事也好，民族也好，政权也好，都会有兴有废，有盛有衰。女真始见于唐五代间，经过二百年的繁衍、生息、壮大，于1115年建立金王朝，并在10年间，一举灭辽克宋。金国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6朝，从建立、巩固、发展到鼎盛，此后逐渐走向衰落，而这时北方的蒙古则正处于上升时期。卫绍王时，宋人已经看出金国必亡。大安三年十二月，南宋真德秀所说：“今之金国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乡之金国也。以垂亡困沮之势，既不足以当新胜之锋，而众叛亲离，安知无他变乘之者，此其必亡者……”[18] (卷2，《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二》)一个已经走向衰落的民族和政权，遇到了正在兴起又极富掠夺性、而且能够适时调整策略的民族和政权，金国的迅速覆亡是已经注定了的。
其次，章宗后期、特别是宣宗南渡后的军政腐败加速了金朝的衰亡，这是内因。
章宗朝后妃参政，宰相擅权，武将跋扈，导致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章宗钦怀皇后死后，中宫虚位，章宗欲立李师儿，因大臣反对，进封为元妃。元妃李师儿“势位熏赫，与皇后侔矣”。[7] (卷64，《后妃传下》)并与经童出身的佞臣胥持国互为表里，管擅朝政。民间流行“经童作相，监婢为妃”之语。[3] (卷10)章宗诛郑王永蹈、镐王永中等事，都是起于李师儿和胥持国。武将专恣跋扈，朝廷政令不能顺利推行，虽谏官屡有弹劾，却被章宗偏袒，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其继任者卫绍王柔弱无能，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加剧了金国的衰落。
宣宗南迁后，金朝军政腐败日趋严重，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吏权大盛，吏治腐败；二是上层统治者无恢复之谋，侈靡腐化，苟且为安；三是军无斗志，丧失尚武精神，缺乏战斗能力。
关于前两个方面的史实，上文略有涉及，这里就第三个方面作点说明。早在章宗时，因世宗以来承平日久，武备废弛，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7] (卷92，《徒单克宁传》)而且风俗侈靡，失去了女真昔日骁勇善战的传统。章宗虽采取一些旨在提高猛安谋克战斗力的措施，却收效不大。及至宣宗南迁后，这个问题更趋严重。太常卿侯挚在谈及女真将帅时说：“从业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7] (卷108，《侯挚传》)这时的猛安谋克军户已成了坐食阶层，毫无战斗力可言。南迁后的军政腐败和尚武精神销蚀，使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虑，纷纷建言。如贞祐四年(1216)，监察御使陈规上书条陈8事：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三曰崇节俭以达天意，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7] (卷109，《陈规传》)应该说陈规所言，切中时弊。然而，宣宗阅后却龙颜大怒，宰执也说陈规多事，不久将他左迁外地。又如，监察御史许古因宣宗信任丞相术虎高琪，无恢复之谋，上书谴责高琪等执政者：“方时多难，固不容碌碌之徒备员尸素，以塞贤路也”。他还劝宣宗说：“愿令腹心之臣及闲于兵事者，各举所知，果得真材，优加宠任，则战功可期矣”。[7] (卷109，《许古传》)可惜这些忠言也未得到重视。
对于金朝后期日趋严重的军政腐败等弊端，大臣屡有奏议，皇帝也并非一无所知。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遏止，除了归根到底要从那个社会制度找原因之外，一些具体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比如，金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姑息和从容。宣宗既乏拨乱反正之材，又拒忠臣之谏。兴定五年(1221)，御史乌古论胡鲁弹劾陕西元帅完颜赛不纵将士掳掠，不符合主上除乱救民之意，请正其罪。宣宗却以“赛不有功，诏勿问”了事。[7] (卷16，《宣宗纪下》)缺乏强而有力的监察机制也是吏治腐败愈演愈烈的原因。海陵王时，为了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御史台的职权和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世宗、章宗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得到发挥，对官员的管理、考核制度也逐渐确立起来。然而，到了宣宗、哀宗时，监察制度同金国总的政治形势一样，走向衰落。尽管御史台依旧存在，其地位和作用却不断下降，形同虚设。
最后，对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误，蒙宋联盟形成，决定了金国的覆亡，这是外因。
金国在其存在的120年间，中国境内有多个政权并存，如何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对于维护和巩固本国统治是至关重要的。金朝中期以来，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的蒙古，因此，金国应该把联合南宋、西夏，对抗蒙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点。然而，金朝后期对外政策上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早在章宗时，成吉思汗向金供纳岁币，金使卫王允济受贡，成吉思汗“见允济不为礼”，十分不悦。允济即位后，成吉思汗鄙夷地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也？”[19] (卷1，《太祖纪》)从此加紧侵金的准备。大安元年(1209)蒙古进攻西夏，西夏乞援于金，金国群臣说：“西夏若亡，蒙古必来加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可以进取而退守。”卫绍王却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③ 放弃了金夏结盟的时机，也是金国对外政策的失误。正如清人评论说：“夏弱则蒙古强，于金亦有不利焉。乃金主以两国相争为福，是岂唇亡齿寒之义哉！不特启夏人之构怨，而金之亡于蒙古亦于是决矣。”[20] (卷40)南迁后，金国北有蒙古的威胁，内有红袄军起义及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的割据势力，宣宗却“南开宋衅，西起夏侮”，[7] (卷16，《宣宗纪下》)分散兵力，加剧了金朝的社会危机。兴定元年(1217)，宣宗以宋岁币不到为由，遣乌古论寿庆、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六月，宋宁宗下诏伐金。十一月，宣宗又诏唐、邓、蔡州元帅府举兵伐宋，从此金宋连年搆兵不止。
哀宗即位后，为了全力对付来自蒙古的进攻，改变宣宗时的策略，与南宋、西夏修好。虽然取得某些成效，却扭转不了整个局势。而这时的蒙古势头正猛，南征西讨，所向披靡。正大四年(1227)，西夏灭亡。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行宫，死前留下联宋灭金的遗嘱，他的继任者在后来的灭金过程中，基本上是遵循这一战略进行的。天兴元年(1231)七月，因金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蒙金关系断绝。在蒙古加紧实施蒙宋联合灭金战略时，哀宗曾幻想联宋抗蒙，向宋借粮，并通过使臣对宋晓以利害：“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合，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7] (卷18，《哀宗纪下》)南宋拒绝借粮给金，对哀宗之言根本不予理睬。天兴二年十二月，蒙宋定盟，共同伐金，蒙古答应事成之后，以河南地归宋。金国后期对外政策的诸多失误，促进了蒙宋联盟的形成，导致金国最后覆亡。
三、余论
在金国覆亡后七八百年来诸多议论金亡的诗文中，“青城”这个地名频繁出现，令人关注。青城在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南。金初天会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许宋议和，将宋徽宗、钦宗及后妃、皇族解至青城，押往金国。事隔107年，金国南京(汴京)留守崔立以城降敌，蒙古军也以青城俘虏金国后妃、皇族北去，解往和林。历史是多么无情，又如此耐人寻味。金元之际有人咏汴京青城诗云：“百里风霜空绿树，百年兴废又青城。”[21] (别集上，北客诗)元初郝经《青城行》诗云：“天兴初年靖康末，国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22] (卷11)明清之际钱谦益论及金亡时说：“呜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灭辽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则亦化为弱主谀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终，可不鉴哉！”[23] (卷23，《向言上》)都表达了他们对金国覆亡教训的深刻思索。在历史上探讨金国缘何而亡的人群中，既有皇帝、臣僚，也有学者、诗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立场观点各异，却共同表达了对这个题目的极大兴趣。无论他们是出于资治，还是意在怀古，无疑说明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
注释：
①《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建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见李埏、林文勋《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②以往关涉本文主题中之女真汉化研究，主要有姚从吾《金世宗对于中原汉化与女真旧俗的态度》，《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期，1952年；姚从吾《女真汉化的分析》，《大陆杂志》6卷3期，1953年；陶晋生《金代初期女真人的汉化》，《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7期，1968年；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第1期，1990年；宋德金《金代女真的汉化、封建化与汉族士人的历史作用》，《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1991年；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国学研究》第7卷，2000年，等等。
③见《大金国志》卷21《章宗皇帝下》，系于泰和八年(1208)，中华书局，1986。此从《西夏书事》、《西夏纪》，系于大安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