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宗羲的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创作论文,论黄宗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文学家或诗人来说，黄宗羲的成就和地位，远不如在思想、学术尤其是史学领域来得重要。他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中经家国之难，迭遭名捕，九死一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70余种著作，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就学科性质而言亦几乎遍布当时所有的学术领域。17世纪那个天崩地解、海飞山立的时代，曾经造就了不少个性舒张、才华艳发的文化奇人，而黄宗羲又是这个群体中卓然特立的巨匠。其学识之渊博，笔耕之勤奋，著述之繁富，不仅在有清一代，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相形之下，他的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由于巨大学术成就的辉映，都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了。
然而必须指出是，对黄宗羲的诗歌成就感到失望或遗憾，乃是一种特殊心理背景下的观照结果。也就是说，这是我们面对一个国学大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巨人，预先持有的过高期许所造成的。摆脱这种心理定势，就诗论诗，黄宗羲至少不失为清初诗坛名家。另外，前人对他诗学的贬损或淡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尊唐黜宋的艺术偏见造成的。实际从清代近300年“祧唐祢宋”的发展史程来说，黄宗羲在理论建树与创作实践两方面，都具有导河积石、发凡起例的历史贡献。
一
明崇祯三年(1630)，弱冠之年的黄宗羲在南京，寓居于叔父黄尊素官舍，始从韩上桂、林古度、黄居中、林云凤诸人受诗法，时南京工部右侍郎何乔远举诗社，黄宗羲亦无会不与，这是他诗歌创作的开始。崇祯五年，黄宗羲将少作结为一册，由艾南英、罗万藻、朱际泰三人作序，这是他的第一个诗集。今三序附《南雷集》以存，而诸序中提到的《老孤行》、《铁琴》、《死战马》、《红闺》、《丽事》等篇，皆已佚。入清以后的20年间，黄宗羲累计作诗近千首，先后因年因事结为《穷岛集》、《老柳集》、《杏觞集》、《金垒集》、《匡庐行脚诗》、《露车集》、《心断集》、《吴艇集》等8个集子。另外还有诗文合编的《吾悔集》。
《南雷诗历》为其诗集总名，初编始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黄炳垕所编《年谱》载：是年六月“甬上门士万公择斯选过谒，见公诗稿零落，许写净本，公因汰其三之二，取苏文忠行记之意，曰《南雷诗历》。”黄宗羲自撰《诗历题辞》云：“余不学诗，然积数十年之久，亦近千篇，乃尽行汰去，存十之一二。”考《诗历》卷一所收诗至癸卯(1663)年止（甲辰年之诗仍另系之于《吴艇集》），凡122首。黄宗羲自崇祯初年为诗，至此已30余年，以“数十年”、“近千篇”、“存其十之一二”诸说相参，可知当时所编仅为《南雷诗历》卷一之诗，其后各卷乃次第选编续入。今存《南雷诗历》共4卷，收诗422首，连同别行之《吾悔集》、全祖望重编本《南雷诗历》所增卷五中诗，共602首。此外，如《后苇碧轩诗序》中所载断句“却恨一编苇碧稿，十年闲梦不销除”；《思旧录》各篇中所载断句如《赠林茂之》“痛君新恨犹然积，而我新冤那得平”、《别众香》“一榻藏书君寂寞，半年旅邸我糊涂”，又失题之作：“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剌血字横糊”等，新编本《黄宗羲全集》似尚未辑入。
黄宗羲编集时自持甚严，汰者良多，其创作生涯长达65年，即使后来并不一律坚持十存一二的比例，平生作诗想亦不下数千首。如今观《南雷诗历》编年，每年多则二、三十首，少则三五首，或竟至一首无存。慨叹之余，也许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黄宗羲诗之留存无多，是生活的动乱流徙使其散佚了呢，还是出于自我删汰的结果？从《南雷诗历题辞》来看，当时已是康熙初年，最动荡的时期已经过去，旧作诗稿“近千篇”尚存，看来答案应是后者。包括早期所编各集，毫无版本消息，似乎当时即未曾刊行，不过自定集名，使各有所归而已。研究者或于各集名下注为“已佚”，语亦未当。
另一个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是，黄宗羲删汰或存留诗作的标准，是出于艺术审美之优劣，还是出于时局政治之忌讳？两种因素可能都有。诗之好坏当然在考虑之列，而清初政治文化的箝制亦未始不是决定去取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黄宗羲自认为不好的作品固然不会留存下来，而某些确有价值的好作品，因为触犯时讳，亦未必能够幸存下来。当明清易代之际，浙中文士追随鲁王与郑成功抗清时间最久，当丙戍之年(1646)宣布弃其诸生、孝廉籍者亦最多，因而招来清廷统治者的忮恨，故清初数十年间，较大的文字狱几乎集中于浙江一省。就在康熙二年，即他编定《南雷诗历》的前一年，浙江乌程人庄廷
私修《明史》一案，以大规模的血腥屠杀结案，重辟70余人，内凌迟18人，庄廷已死，戮其尸。江浙诸名士，凡列名参订者皆死，其中包括为顾炎武所激赏的吴炎、潘柽章等青年才子。如此惨酷的现实，必然在浙省文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又本年三月，与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的孙奇逢受人告讦，说他在顺治九年写的《甲申大难录》有犯清王朝之忌讳，于是这位已81岁高龄的学者被逮赴京师，后因年老体衰，暂被监管于故乡。此事发生在三月份，因为是大名鼎鼎的孙奇逢，消息必然远播人口。而本年五月，也就是黄宗羲归家编选诗集之前，他刚刚与其弟黄宗炎以及高斗魁一起参加过灵岩山上的一次遗民聚会，其中包括著名的宏储和尚，以及黄宗羲所谓“人传徐昭法，可闻不可见”的徐枋。这么一群人物在灵岩山上纵谈七昼夜，孙奇逢之事应是话题之一。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黄宗羲于六月份返里之后即着手整理旧稿，应当不仅是出于万公择之请的偶然举措。为他的白发老母以及子百家、孙千人着想，黄宗羲急于要做的也许不是保存诗作的精华，而是删除那些可能贾祸的危险文字。
艺术性差者不愿存，有所干碍的思想性强者不能存，这两种因素构成一把双刃的剪刀，可知今存600首诗不过是剪伐之余而已。例如反映其追随鲁王抗清的《穷岛集》，在《诗历》中几乎已不见踪迹。黄宗羲曾反复称道宋季谢翱、郑思肖等遗民之诗，以为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必然发而为雷霆鼓荡，而这样抒发千古之性情的诗才是具有生命力的真诗，这自然是因为遭际相似而心有戚戚焉，然而他却把自己这一类作品悄悄地付之一炬，使之化为一片氤氲的历史云烟了。
二
黄宗羲既是清初宋诗派的开拓者，也是导引清诗走上“祧唐祢宋”之途的关键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诗史地位超过了他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
清初宋诗派之名目，最早是由邵长蘅提出的，邵氏《青门剩稿》卷三有一组论诗绝句，题为《病起拨闷十二首》，其九有云：“陈髯丽藻世无双，宋派同时竟长雄。”这里“陈髯”指阳羡诗人陈维崧。关于“宋派”，邵氏自注曰：“谓竹垞、孟举诸君。”其实朱彝尊一生尊唐黜宋，绝非宋派，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有辨（参见《谈艺录》新版107、429页），他与吴之振等人也绝无交往。故所谓“宋派”，当指以编选《宋诗钞》而轰动诗坛的吴之振、吕留良和黄宗羲等人而言。
《宋诗钞》的选编刊行，是清初宋诗派形成的具体标志，也是康熙前期由唐转宋诗风嬗变的重要契机。参与编选的除署名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之外，还有黄宗羲及其友人高斗魁（旦中）。吴之振所撰《宋诗钞凡例》云：
癸卯之夏，余叔侄与晚村读书水生草堂，此选刻之始也。时甬东高旦中过晚村，姚江黄太冲亦因旦中来会，联床分檠，蒐讨勘订，诸公之功居多焉。按《宋诗钞》选编之初，是在吕留良家进行的，而黄宗羲馆于吕家并参与选编，始于康熙二年四月，至康熙五年十一月与吕留良反目离开，前后凡四年。诸人相互唱和之作，曾编为《水生草堂唱和诗》。吕留良《寄晦木次太冲韵》诗云：“闲抄宋律还时派，自刻方书恼俗医”，上句即指选编《宋诗钞》而言。三人之中，收罗宋人别集，以吴之振出赀最多，而《宋诗钞》中诗人小传，多出于吕留良之手，故二人之功为多。然而黄宗羲年长学富，吴、吕二人待之在师与兄之间，故《宋诗钞》虽不列其之名，而其功自不可没。
清初宋诗派中的主要诗人，大都是黄宗羲的及门弟子，这是他与宋诗派的又一层关系。吴之振虽未曾执弟子礼，但对此种关系是默认了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门高足郑梁曾到吴之振的黄叶村庄小住，相与唱和论诗甚欢。郑梁有《答吴孟举次韵》二首，其二云：“何幸门墙同骨血，得怜风雅不云泥。”自注曰：“孟举诗学得之姚江，与余论诗最契。”（《寒村集·五丁诗稿》卷三）其他如作《苏诗补注》并宗法东坡的查慎行、编集《宋十五家诗选》的陈訏，都是黄宗羲的及门弟子，也是清初宋诗派的主要诗人。直到雍正三年，查慎行已是76岁老翁，仍念念不忘其师与同门关系。其《次韵酬陈宋斋阅拙集见寄之作》中云：“师门昔多士，存者今才五。”自注曰：“同邑受业梨洲先生之门者凡十五人，今唯宋斋、廷益、梅溪、余及德尹在耳。”宋斋为陈訏之号，德尹即慎行之弟查嗣瑮。同诗又云：“如余走流汗，仅可籍、湜伍；传业君庶几，后先朝踵武。”（《敬业堂诗续集》卷四《余生集》）这是比黄宗羲为韩愈，而以张籍、皇甫湜自拟，至于陈訏，查慎行大概是把孟郊的位置留给他了。
黄宗羲的论诗文字不算很多，但在清初诗论中亦自成一家之言。他主性情以反摹拟，主个性以反家数，主学问以反技朽，联系当时诗坛背景以及他的创作实践来看，这几个方面都含有反对尊唐黜宋，为宋诗辩护的意识。《张心友诗序》中云：
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伪耳。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扬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
《天岳禅师诗集序》云：
诗自齐、楚分途以后，学诗者以此为先河，不能究宋、元诸大家之论，才晓断章，争唐争宋，特以一时为轻重高下，未尝毫发出于性情，年来遂有乡愿之诗。
又《南雷诗历题辞》云：
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所从耶？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这就是黄宗羲面对唐宋诗之争的基本态度。在清初诗坛上，如此明确地为宋诗辩护，黄宗羲是较早的，也是较为有力的一个。南宋以还，为宋诗辩护的人，往往只是消极地防守招架，承认唐诗为正格，非唐诗则为别调，故曰宋诗亦有能唐者，亦有声调高华浏亮者，不尽可废云云，一副自处劣势、呐呐申辩的样子。黄宗羲则是从诗的本质立论，以性情为本，以声调技巧为末，故有师直为壮、堂堂正正之气。当然，黄宗羲既反对言“家数”，反对“一之以唐”，自然也不会主张“一之以宋”，合理的理论延伸应是唐亦可，宋亦可，不唐不宋亦可。但在尊唐派尚占压倒优势的清初诗坛，反对独尊唐诗即往往被视为宋诗派，而且黄宗羲之诗亦明显为宋调，故目之为宋诗派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除个人诗论之外，黄宗羲还通过整理文献的方式，间接表现了他推重宋诗的态度。他晚年编选的《明文授读》，实际是前此所编《明文案》或《明文海》的一个简编本，其中就保留了不少为宋诗翻案的篇什。如该书卷37何乔远《郑道圭诗序》云：“今世称诗者，云唐诗唐诗云尔，余恨不宋，又乌唐也！且夫一唐矣，自分初、盛、中、晚，而何独宇宙之间，不容有一宋也？凡前辈今日所以不喜宋诗者，目皆未尝见宋。”又同卷载何氏所撰《吴可观诗草序》云：“子瞻诗出于陶、白，鲁直诗出于杜，世之人谓宋而不好焉，甚哉耳食也！”按，何乔远，即黄宗羲《思旧录》中所忆及的何匪莪，此人于崇祯初年在南京主诗社，黄宗羲自称“无会不与”（《思旧录·黄居中》）。《红叶本事诗》云：“昔年曾上凤凰台，红叶纷纷扑面摧；多少名流齐作赋，司空品定始归来。”此所谓司空即指何乔远。由此可见，黄宗羲心好宋诗，非至清初始然，其在晚明已受影响。又《明文授读》卷36叶向高《王亦泉诗序》、卷37曾异《徐叔亨山居次韵诗序》等篇，皆力斥尊唐黜宋之失。明代为宋诗辩护的文献并不多见，黄宗羲如此珍重收入，实际反映了他心好宋诗的主观态度。
黄宗羲对于宋诗的肯定与提倡，不仅影响到诸多弟子及宋诗派中人，而且对后来以厉鹗为首的浙派、以钱载为首的秀水派，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钱钟书先生论及清初诗学时曾说：“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黄宗羲诗则宋诗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宗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谈艺录》新版144页）钱钟书先生评说古人，眼孔特大，持论或不免近苛，黄宗羲诗是否为宋诗之下劣者且当别论，而他在清初诗坛上率先为宋诗翻案，于三百年诗史宗风实有领异标新之功。
三
清初人论唐宋诗，有时理论标榜与创作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先有名唐而实宋者，后亦有名宋而实唐者，即使不是口是心非，亦可谓心手相左。黄宗羲则不然。他不仅在理论上为宋诗辩护，其创作从诗法渊源来说，亦主要从黄山谷一路来。其诗中所谓“吾家诗祖黄鲁直”（《诗历》卷二《史滨若惠洮石砚》），原不是因黄姓而拈连的套话。同时因为遭逢桑海，地老天荒，又每入于荒寒犷怪之境，从而形成高老生硬、颓唐横恣的诗风。此与当时流行的唐体诗或稍后的神韵派相比，正所谓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学唐者刻意求好，求美，求可爱，黄宗羲诗则求个性，求力度，哪怕到人不爱处。相形之下，唐体诗如时女步春，流丽娟妙，然有风韵而乏骨力；黄宗羲之诗则如老夫曳带，不修边幅，潦例中偏饶男子汉气度。在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看来，这才是浙东诗人的本色。
此种作风是黄宗羲人格个性与时代氛围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个性气质而言，黄宗羲乃带性负气之人，即钱钟书所谓豪杰之士，故其重风骨气象而不喜雕琢。如《同张书乘、陈简庵、陆冰修、家晦木郊外观菊》诗云：“件系小签真琐碎，略观大意只青红”；又如《题唐在湘湖海楼》云：“海阔天空无芥蒂，晨钟暮鼓变云霞；近来世论多拘束，蚊睫中间欲放衙”云云，都展示了他崇尚宏阔而不耐琐屑的性格气度。此种个性再加上国亡家破的遭际，就形成了他那独特的抒情风格与审美精神。他在为其弟黄宗会所作的《缩斋文集序》中写道：
泽望之为诗文，高历遐清。其在于山，则铁壁鬼谷也；其在于水，则瀑布乱礁也；其在于声，则猿吟而鹳鹤钦且笑也；其在平原旷野，则蓬断草枯之战场，狐鸣鸱啸之芜城荒殿也；其在于乐，则变徵而绝弦也。这一段话大至可移于黄宗羲自评，如果说要略加修正的话，那就是他的诗中更突出地浮现着诗人偃蹇横放的人格形象，更具有气势和力度，虽有变徵之音而不掩其浩然正气。
具体来说，黄宗羲诗的艺术个性，主要有以下几种构成要素：
一曰下字重拙。如《饮酒》“归来省旧业，狠茅覆芒糯”。此诗为黄宗羲拟陶之作，用陶诗旧题，诗中若干字句还能看出陶诗的印迹。然只看“狠茅”二字，便非田园诗气象。昔庄子写春草曰“怒生”，犹只是壮其茁壮之势，而“狠茅”二字则有狞恶气象。此可谓韩昌黎或梅圣俞字法。夫糯苗如芒而“狠茅”覆之，见得故园荒败，亦如世事之不堪闻问了。《寄周子洁》“过去年华方转瞬，同游伴侣已多芟”。芟，本意为除草，此指同辈凋谢，有“零落同草莽”之意。然“芟”字下得奇崛而险重，仿佛不是人老自然衰亡，而是造物生憎而有意除之。《书年谱上》“八尺血光开鬼路，三商日影破琴心”。此为黄宗羲47岁时题其自编年谱上卷之作。是时他一家死夭将半，心情极度苦闷，当然无法预料自己还有近40年的岁月。此联虽然言血言鬼，乃至不无绝望之感，但读来仍觉雄魂毅魄，遒警过人。又《与道传闲游因至江北》“天意假游子，晴光照老顽”。“老顽”显系自指。此诗作于康熙二十一年，黄宗羲已73岁，称“老”固无不可。然此处以“老顽”组合成词，乃从韩孟、欧梅、苏黄一路来，故作老气横秋之状，自嘲中亦有自赏，对媚世善变者的睥睨之意言外自见。又如康熙十二年所作《老母八旬谢祝寿诸君子》其四“盲风恶浪近扶桑，故国飘零只数航。惟有东林老寡妇，手裁红绢寄娥皇。”黄宗羲之父尊素为东林党中名士，明天启六年(1626)以劾阉媪魏忠贤、客氏而被逮，死于诏狱，是年黄宗羲之母姚太夫人才33岁。后国事家事丧乱频仍，将近50年过去了，姚太夫人依然健在，故以“东林老寡妇”自称其母。初读颇觉刺目，以为用语不逊，然其母作为蒙难忠臣之妻、“东浙三黄”之母，一方面如鲁殿灵光，负海内人望，巍然独存，一方面饱罹艰难，教养子孙，竟至耄耋，其中沉冤凝结，悲慨万端，又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发之。
二曰造语生新。如《蚤发东明禅院同芝儿》“钟声破山霭，绳床卷余梦”。此为早期作品，铸语稍觉用力，盖彼时尚有意与时人争胜；但后句言“余梦”可卷而似可续，洵为诗家能事。又《病虐》二首其二“老境无味蔗”，或可与苏轼《守岁》诗“欲观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相媲美，奇在比喻，新在炼意。又《至中村访郑君接》“夕阳鸟矍铄，乱石水踌躇”，“矍铄”与“踌躇”均为写人之连绵词，此处用于状物，把薄暮时群鸟啁啾争枝，溪流遇石顿挫之状，写得亲切如在目前，而又拟人得来不觉。梅尧臣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苏轼所谓“以灯取影”、“随物赋形”，此二语皆足以当之。又如《万杉寺》“兴废一堆野烧火，凄凉数个纳头禅”，本是与和尚围野火谈兴废，而句法组接，情景虚实交错，颇有奇趣，炼意造句，亦非苟得。
三曰取境荒寒。黄宗羲诗中意象境界，如荒山古寺、枫林鬼车、寒食野火，风饕雪虐之类，在在有之。摘句如《答何令见讯》“深山雪合无人迹，终夜风来只虎声”、《别众香》“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刺血字模糊”、《山居杂咏》“老人咳笑寻群麂，寡妇呻吟吼虎鹰”、《申山人自然》“死友孤儿收画值，无家馁鬼集僧筵”、《三月十四夜梦万履安及亡友陆文虎·冯跻仲》“簟溪有骨随流水，环堵无人泣稗花”等等。更为集中的完篇如《岁尽出龙虎山》其二：
乱石围墙乱草分，一庵只当一孤坟。焦芽生意人间世，漆火光明太古文。日下老狐来乞食，天寒怪鸟哭离群。安居亦谓应偷得，岂意犹烦别暮云。此诗以焦芽、漆火、老狐、怪鸟诸意象，周匝渲染，营造了一个不类人世的荒野世界。而他却在这样一种孤独郁愤的精神状态下，写出了《留书》和《明夷待访录》等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
黄宗羲此种诗境与作风，与其说是受韩愈或李贺等人的影响，不如说是真实心境的外化。这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一个恍若太古洪荒又仿佛人世末日的境界。它不象韩愈的《陆浑山火》、《赤藤杖歌》之类，刻意把平常的景物写得惊怍可怖，而是形象地展示了一个亡国士大夫的千古大哀；它又不象李贺诗中那么充满凄凉衰飒的情韵，因为黄宗羲笔下那荒寒险怪的境界，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对立的或外来的压迫，而是他坚忍不拔的人格形象赖以存在的典型环境。他本人似乎就是一个蛰居于荒山古寺里的老头陀，一个徘徊于山间水涯的不死精怪，一棵历经雷击劫火、偃蹇虬屈而不死的古柏，这是在六朝、三唐诗中很难看到的诗人自我形象，即使和宋末的谢翱、郑思肖相比，也显得更加坚忍而成熟了。
四曰句法拗折。如《临海石佛寺度岁》“吾亦好奇曾夙昔，奚为勇往未全能”，语意当为“吾夙昔亦曾好奇，奚为不全能勇往”，此处颠倒出之，颇有波磔奇古之感。也许黄宗羲有意于取法老杜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吧。又如《次徐立斋先生见赠》“虽章句细微，而无言不酬”，用一、四节奏，且以虚词为领字，几纯乎文句。黄宗羲颇喜以虚字入诗且以应对，如《赠僧智端》“孤峰千载君赢得，波路千重我只曾”、《十二月二十二日梦汪魏美》“湖海故人将尽矣，风波此老尚巍然”、《十六夜次前韵》“霓裳久矣烟云散，清话悠然环佩鸣”、《过史嵩之墓》“墓林遗秽何心也，石椁鸣琴是礼欤”，此种句法技朽，常被视为宋诗作风。每见论者曰某人学宋，即搜罗此类句法数例以实之，仿佛宋诗家数尽在于此。实际宋诗之为宋，初不在是；若仅有此，不过劣得宋人短处。黄宗羲此类诗句，难得的是既得虚字顿宕摇曳之神，又能兼顾或不斫伤诗的节奏之美。假如锐意走过火一路，以前人之不屑为不能，变本加厉，则不免两失。清人学宋而入此歧途者正复不少。
五曰以俗为雅。黄宗羲诗中，颇多俗字俚语。如《三叠泉》：“屏风叠中一叫路”，自注：“江右土语以相望间为一叫路。”实际意思当为此呼而彼能闻之。又《山居杂咏》其五“去舍原无一顿时”，“一顿时”亦是言距离之近，犹言吃一顿饭的工夫，亦为方言俗语。又《至孙郎埠山庵》“山僧能办蹲鸱饭，老子且听磨斧头”，自注：“磨斧头，鸟声也。”蹲鸱，即芋头，盖以其叶形若鸱之蹲立而得名。此虽曾见诸典籍，但与“磨斧头”之俗语同其风味，拉来作对，固其相谊。
黄宗羲诗有时故意插科打浑、煞风景。如《七夕梦梅花诗》“……梅花独立正愁绝，冰缠雾死卧天阙。孤香牢落护残枝，不随飘堕四更月。新诗句句逼空檬，嫣然一笑隔林樾，有如高士白云表，牛矢烟消山雪合……”前半写梅花甚美，空濛之境，嫣然之态，几如空谷佳人，表明黄宗羲亦有锦心绣口，不独宋广平可作《梅花赋》。“冰缠雾死”句下笔重拙，已似昌黎作风，下面更扯到“牛矢烟消”，更让人觉得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当然，苏轼也写过“但寻牛矢觅归路”那样的诗句，但那是情与景会，适见其乐天安命之致。若是写梅花，定然着“牛矢”不得。黄宗羲此类诗与此种作风，就诗本位观点来说是不足肯定的，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助成了他横放颓恣的诗风，而且推原本心，这也许不是无意间形成的败笔，而是出于有意追求。黄宗羲对自己的诗反复删汰，断不至于把敷衍成篇的东西拿来凑数。以他的学识才力，调换成一些文雅的词句并非难事，故其之所以如此，乃是正要如此。黄宗羲仿佛有意亵渎诗歌美学传统，以一“老顽”遗民身份，唾弃一切规矩，以呈显其横放杰出、偃蹇不群的人格形象，仿佛“礼法岂为我辈设？”或“老子要如此，便怎的！”此亦是渲泄其牢骚不平之气的一种手段。
四
就古近律绝各体诗来看，黄宗羲古体少而近体多，近体中五言不如七言，其所长尤在七律，七绝次之。据初步统计，各体数量如次：
五古 64首 七古 17首
五律 61首 七律 231首
五绝 2首 七绝 208首
因为《南雪诗历》是经过黄宗羲自己拣择而编定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集中各体诗数量的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对诸种诗体的喜好程度与自我评价：一般说来，唐以后诗人集中，七绝数量相比较多，而象黄宗羲这样，七律在各体诗中数量最多，却是较为少见的。自清初以来的各种清诗选本，选黄宗羲诗亦以七律为多，这也说明作者的自我感知与读者（选家）的客观评价，基本是相吻合的。
黄宗羲七律之佳，当分别观之。就一般读者来说，虽亦如钱钟书先生所云，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或少年时多爱唐音，中年后或喜宋调。然而就多数言之，由于幼时习诵唐诗者为多，耳濡目染，先入为主，不免造成以唐诗风调为正格的审美倾向。就研究者而言，亦往往口称唐宋诗各有佳处，可言正变而不可分优劣，实际低回吟赏，仍然偏好唐诗。故观宋以后诗，亦每择其“能唐”之作。此不独古人为然，今人亦多如此。所以一般人读黄宗羲诗，亦犹在《山谷集》中选佳篇，往往偏爱那些轻快流利、语意明畅的篇什。由是而观之，可以举出如下作品：《卧病旬日未已，间书所忆》二首其一、《饮洋溪》、《九日同仇沧柱、陈子棨、子文、查夏重、范文园出北门，沿惜字庵至范文清东篱》等等，这些诗音节浏亮而不喑哑，韵味浓郁而不枯涩，有沉郁气象而不乏秀色远韵，颌联颈联多用流水对，尤足助成流动、飘逸的风致。虽然首尾二联每欠精警，亦堪称好诗，置于名家集中而无逊色。
然而更能体现黄宗羲的人格风采与创作个性的，是集中那些高老生硬之什。黄宗羲虽是大儒，然而经术湛深，不掩其豪侠气象，有孟轲式的圭角英气，而未曾点或朱熹式的冲粹和悦。这种性情中的侠气与盛衰之感相激发，便形成了其诗苍坚古硬的风骨气象。如《山居杂咏》六首其一：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
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
《寻张司马墓》：
草荒树密路三叉，下马来寻日色斜。
顽石呜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开花。
夜台不敢留真姓，萍梗还来酹晚鸦。
牡砺滩头当日客，茫然隔世数年华。大致说来，黄宗羲写景诗犹存唐音，而抒情诗每作宋调。上引二诗或言志，或悼亡，字面如芒角争出，突怒偃蹇；音节则顿挫坚挺，气势兀傲；总之不求雅驯而求力度，虽有时变徵之音，而奇崛之气终不可没。应该说，这一类诗在黄宗羲集中更具代表性。
黄宗羲七律，往往于一篇之中，以颌联或颈联为诗眼。或超越时空，大笔振迅，两句写尽平生经历，如《十一月二十八日大雪》：“长安貂帽旗亭酒，樊榭芒鞋古寺诗。”《壬寅元夕同泽望、道传、万贞一、芝源二儿至郭姥庙次去年韵》：“两京旧事三生梦，一钵空山再世身。”此类句法似从东坡《龟山》“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黄山谷《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而来。又或即事生感，突破物象琐事，由诗情升华为哲思，如《喜邹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书到老来方可著，交从乱后不多人”、《山居杂咏》其五“始知天地骞崩甚，还仗山村朴鲁持”、《哭沈昆铜》三首其二“盛名自古为身累，大厦真思一木扶”。黄宗羲仿佛有意以全篇为背景，铺垫缭绕，营造氛围，衬托得这一联跳脱警醒，如奇峰突起。我们也许不必惜乎全篇不侔，因为单凭这些“摘句图”，已足见黄宗羲胸襟气度，使得那些止以雕章琢句为能事的“诗人”低首敛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