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情景分析——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关键词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日报论文,社论论文,为例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元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219（2008）05－0052－06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历经政治话语、经济话语两个阶段，现在正向人文话语转变。政治话语存在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经济话语存在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新世纪以来则出现了人文话语，并且大有成为主导性话语的趋势。中国当代传媒话语这一阶段性变化，正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由政治社会转向经济社会，再向人文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阐述功能，常常取决于“关键词”的选择和运用；若从情景分析的角度廓清其社会意涵，那么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语境”，或者说中国当代传媒话语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情景关系也就清晰可辨了，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对中国当代社会情景真实的阐述也会一目了然。为此，本文从《人民日报》1950年至1977年元旦社论的政治话语中选择了“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键词展开研究，旨在说明：在这10多年时间里，中国当代传媒的政治话语是如何反映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性的？它又是如何阐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的？虽然《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当代传媒都属于国家所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新闻宣传和信息传播活动，因此，《人民日报》的代表性还是可以确认的。
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2年到1966年，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话语中使用率最高的是“改造”。此前，即1950年至1951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用的是“改革”（或社会主义改革）一词；此后，即1967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偶尔提及“改造”，“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则成了常用词。但经综合考察，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政治话语系统中，无论是“改革”或是“革命”，都与“改造”的社会意涵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从它有时将这几个词混用或互换中可以得到证明。为此，本文把“改革”和“革命”都纳入到了考察“改造”这一关键词的社会意涵的视野之内。
“改造”，即“社会主义改造”，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它所阐述的社会情景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大的方面，是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指的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在论及“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时说：“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三者是互相配合的。”①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而农业合作化又是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因此，土地改革应当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民日报》1950年元旦社论指出：“在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废除的地方，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土地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残酷地剥削农民”，“这种封建土地关系及其由此产生的封建反动统治，是中国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酝酿复辟的社会基础。”这篇社论还援引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一段话：“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② 依这篇社论所言，土地改革就是废除封建土地关系和封建统治，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土地改革又是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减租减息和建立革命秩序的基础上展开的，据此，土地改革实质上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其社会意涵不仅仅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是政治的和经济的意涵兼而有之。正如《人民日报》1951年元旦社论所言：土地改革“将使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大为增强。”③
土地改革直到1952年春才基本完成。期间，土地改革几乎又是与国内经济恢复工作和国际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进行。在国内，经济恢复工作从1950年到1952年，进行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恢复生产”被视为“严重的政治任务”。因为，从短期来说，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是否有饭吃、有衣穿，粮食和棉花产量是否能够达到甚至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这直接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恢复生产”也是为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做必要的准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成效显著，这从《人民日报》1953年元旦社论列举的数据中可以得到证明：“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65％，主要的工业产品（除煤还略少外）和农产品都超过了战前年产量的最高水平。据初步统计，以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为100，则生铁为105，钢锭为170，煤为95，电力为114，水泥为153，棉纱为150，棉布为165，造纸为212，粮食为108，棉花为155。”④ 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大规模经济建设是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对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或目标，《人民日报》的这篇元旦社论有如下说明：“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而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贫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把实现工业化视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非常正确的，可惜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由经济战线转向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之后，这一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在10多年时间里都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国际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美国空军连续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轰炸扫射。对此，《人民日报》1951年元旦社论指出：在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大陆安全时，“我们不可能设想中国人民可以不问外事，‘埋头’建设”，中国人民“不能不以志愿行动援助朝鲜人民驱逐美国侵略军。”③ 朝鲜战争历经3年，直至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才告结束。至此，中国才真正有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家建设环境。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也告结束，中国自1953年起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因为有了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也就适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农业合作化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分。初级形式有“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三种，高级的则是农业合作社。根据《人民日报》1954年元旦社论所言，在三种初级形式中生产互助合作最为重要。因为生产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就是“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互助组，这种“互助组是逐步引导农民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初级形式，它们的发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农业合作化的高级形式，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它们“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适当形式”。⑤ 所谓“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非如同苏联的“集体农庄”，而是在1958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高潮出现于1955年秋，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大力提倡和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就说：“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根据在农村中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形势，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接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5年11月底的统计，全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经达到4940多万户，比1954年的229.7万户增加了21倍多，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以上。”①关于农业合作化之所以能在农村蓬勃开展，这篇社论也作出了如下解释：“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出来，但是仅仅实现土地改革还不能使广大农民富裕。农民很快就懂得了，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富裕起来。”①
其实，农业合作化并非一帆风顺，其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富农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1955年元旦社论指出，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无数事实证明富农是不会轻易放弃剥削的。只要这个阶级还存在，他们就会极力用来破坏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腐蚀农村干部，挑拨农民的团结。有少数农村干部放松了警惕、丧失了立场，已经受富农引诱而腐化堕落，帮助富农为非作歹。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富农破坏的严重性，百倍地提高警惕，吸取教训。对于有破坏行为的富农分子，必须依法给以惩罚。”⑥ 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之争。《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对毛泽东于1955年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进行了如下的阐释：“它的意义，决不止于一个农业合作化问题。它的更普遍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我们领导者中间有些人思想落后于实际，犯了右倾的保守主义的错误。”并且还指出，党内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同当时出现的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性质是不一样的，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敌我矛盾性质，而“抱有保守主义思想的人是有思想问题，是可以改正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是妨碍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①把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之争上升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去加以认识，这样做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它为此后极“左”思潮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
农业合作化于1956年基本实现。至于手工业合作化，则与农业合作化同步进行。手工业合作化就是建立手工行业的生产合作社。因手工业合作化的难度较小，所以进展较快，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以全行业的规模实现公私合营”。据《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所言，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议题即为“公私合营”。此后，“各大城市出现了动人现象：资本主义工商业各行业纷纷联合起来，请求实行公私合营，被政府批准合营的行业和企业，张灯结彩，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公私合营，庆祝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广大的工人、店员、工程技术人员、职员和绝大多数的工商业家热烈地欢迎社会主义。这又是一件大喜事。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是完全正确的。”① 对资本主义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虽然也有阻力，但因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项工作也在1956年顺利结束。至此，在经济战线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⑦
二、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所阐述的社会情景还表现在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随着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大的高潮，一个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有一个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又有一个过渡，就是1964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其实，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展开，只是与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人民日报》1952年元旦社论在谈到“为了准备经济建设，必须准备干部”时就说：“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以便使现有的和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人民。”并且还说：“思想改造的工作不但对于知识分子是需要的，对于全国各阶层人民都是需要的。全国人民都应当了解我们国家的今天和明天，了解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或不应当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或不可以做的，因而改造自己所有的不利于人民、其最后结果一定也不利于自己的错误思想。”⑧ 在建国初期抓经济恢复工作的同时，提出要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旨在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向社会主义，照这种思维逻辑，当时在思想和文化战线上展开对胡风和《武训传》的批判必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在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对于这场斗争的性质，《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阐述道：“这是继1955年和1956年基本完成了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里，社论并不像以往那样使用“社会主义改造”一词，而是改为“社会主义革命”，两词虽然在本义上并无多大区别，但后者作为政治话语的特色更加鲜明了。对于这场斗争的理论认识和引发这场斗争的社会政治原因，《人民日报》的这篇元旦社论也作了说明。其理论认识是：“在经济战线上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依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⑨ 而引发这场斗争的社会政治原因是，在当时国内条件下，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为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情况是比较少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的。而且，人民内部矛盾有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也有不属于或者不完全属于这种性质的。因此，在1957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接着又展开了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资产阶级右派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的义愤。因而整风运动就进入以处理敌我矛盾为主的阶段——反右派斗争阶段。”⑨ 其实，《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对1957年“反右”斗争的性质，以及对这场斗争的理论认识和引发这场斗争的社会政治原因所作的说明，解答了另外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我国从1953年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之后，经济建设常常受到一个接一个政治思想运动的干扰？其原因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改造（或革命）的重要性、必然性和长期性就必须得到确认，并且还要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去实行这种改造（或革命）。这样一来，经济建设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了。
因为存在如同上述对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判断，所以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就势所必然。
对于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日报》1964年元旦社论作过如下评述：“过去的一年，在广大农村和城市中开始进行的以阶级教育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亿万群众自觉参加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思想革命运动。这是一个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重新教育人、团结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所谓“以阶级教育为纲”，其实质就是要让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⑩ 这就为此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埋下了伏笔。所谓“思想革命运动”，这既承接了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同时又为此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奏响了序曲。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1964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没有见到“思想改造”一词，使用的是“思想革命”。这是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用“社会主义革命”取代“社会主义改造”所表明的政治意向的延续。此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使用“思想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这种表述更是难得一见。当然，这并不表明文化大革命与“思想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什么关系，恰恰相反，前者是对后者最为激烈的表述。因此，从情景分析的角度而言，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所使用的一些政治话语，都可看作是对“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内涵的扩展或充实。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春夏之交开始的。最初，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戏剧《海瑞罢官》受到猛烈批判。表面上，这批判的只是一部文艺作品，但实质上是有明确的政治指向的。这种政治指向，虽然在1966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却在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有了清晰的表述，就是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要开展一次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重点就是整党内一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由此就确定了文化大革命决不仅仅是一场思想革命或文化革命运动，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值得注意的是，1967年，《人民日报》罕见地以《解放军报》社论代替了自己的社论。此后，从1968年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日报》都没有单独发表过元旦社论，而是刊载“两报一刊”(11) 社论。这些社论都是用“革命”色彩强烈的政治话语去阐述政局。这里，本文似乎无须对文化大革命的全景作非常细致的阐述，因为仅从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所创造出的一些政治话语中就可清晰地了解文化大革命所经历过的三个阶段及每个阶段所出现的几场大的政治斗争。为此，我们不妨从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分别摘录出各具代表性的政治话语，用以简要说明它们是如何阐述各阶段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
从1966年到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民日报》于1967年、1968年和1969年刊载的三篇元旦社论使用了如下一些政治话语：“向红卫兵致敬”、“拥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要突出政治”、“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革命大联合”、“进行革命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展斗、批、改”等等。显然，这些政治话语大致勾勒了中国当时的政局，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所发生的几件大事，即红卫兵运动、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
从1970年到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日报》于1970年至1974年刊载的5篇元旦社论中又出现了如下一些新的政治话语：“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这个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吐故纳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三要三不要”(12)、“批修整风”、“批林整风”等等。同样，这些政治话语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阶段所发生的几件大事，即整党建党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叛国行径。
从1975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民日报》在1975年、1976年并且包括1977年刊载的三篇元旦社论中又有一些新的政治话语出现。比如：“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普及革命样板戏”、“进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除‘四害”’、“批判反革命黑帮”、“实现安定团结”等等。文化大革命第三阶段所发生的几件大事也在这些政治话语中得到反映。这几件大事就是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
其实，从情景分析的角度而言，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政治话语，似乎还不如以“革命”为中心词素的政治话语那样具有表述文化大革命本质的功能。仅以《人民日报》1970年元旦社论为例，这类政治话语俯拾皆是，比如，在阐述事实或观点的过程中，以“革命”作定语的就有：革命人民、革命导师、革命运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革命大批判、革命烽火、革命势力、革命警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传统；以革命作主语或宾语的就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人民革命、抓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化等等。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在于“革命”：如同前面所说，大而言之是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小而言之则是革个人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因此，可以设想：针对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不用如此众多的以“革命”为中心词素的政治话语去加以阐述，似不足以揭示其本质。
三、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方法和思想武器
无论是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必须遵守一条原则，运用一种方法，掌握一种思想武器。
一条原则就是坚持党的阶级政策。《人民日报》1955年元旦社论说，要使农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更大的发展，“最重要的环节是正确坚持和全面贯彻党的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因为，“贫农是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他们是最坚决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中农（即老中农）……都是劳动者，是革命的基本群众，历来都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农村中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⑥，当然如同地主阶级一样，是被革命的对象。此后，党的这一阶级政策，在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得到贯彻执行。《人民日报》1964年元旦社论就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发动和依靠贫农、下中农群众，团结全体农民群众。”⑩ 《人民日报》1969年元旦社论也说，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清理阶级队伍是必须的，但是应当听从毛主席教导：“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13) 这个政策，当然包括了党的阶级政策。
一种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说：“根据我们党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得出的经验，我们要做好任何革命工作，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进行阶级分析”。所谓“阶级分析，就是要确定那种社会力量——阶级或阶层——是可以依靠的，或者应当联合的，或者应当当作敌人来反对的。”并且还列举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分析的例子，以及他在1956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占农村人口70％的中农进行阶级分析的例子，认为“这些都是非常杰出的阶级分析的例子，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① 显然，阶级分析就是分清敌、友、我。这种方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都被广泛地加以运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一场批判“走资派”的大会，大都要唱这样一首“语录歌”，其歌词就是毛泽东语录中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见“阶级分析”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一种思想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早在1952年元旦社论就发出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⑧《人民日报》1963年元旦社论再次提出：“全党同志要加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4) 《人民日报》1966年元旦社论更是用热情洋溢的语言阐述道：“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形成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热潮。广大的群众和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觉悟空前提高。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已成为广大人民的自觉行动。毛泽东思想已经日益成为千百万群众自觉掌握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成为各项工作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15) 自1967年到1976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都要结合政治斗争新动向，用一定篇幅来阐述“活学活用”的必要性，或者介绍“活学活用”的经验。甚至《人民日报》1967年元旦社论标题就直接使用了这样的政治话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16)；而《人民日报》1969年元旦社论使用的标题就是当时亿万群众常呼的一句口号：“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13)
其实，从以上对“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键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当代传媒的政治话语就是对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政治话语的转述和复制，它深刻体现出了中国当代传媒的“喉舌”性质，同时也间接表明：中国当代传媒并没有、同时也不可能超越“党报时代”。至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分别表现出经济话语或人文话语特征，但是这种传媒话语特征的变化，并不表明中国当代传媒“喉舌”性质的改变和“党报时代”的结束。这从邓小平关于传媒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示中，江泽民和胡锦涛关于“要政治家办报”的强调中都可以得到证明。由此便引发出这样的问题：当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由政治话语转向经济话语及人文话语之后，它又是如何间接或直接体现中国当代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性的？它又是怎样阐述中国当代社会由政治社会转向经济社会或人文社会这一历史变迁的？对此，笔者将另文予以阐述。
收稿日期：2008－06－21
注释：
① 《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
② 《人民日报》1950年元旦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
③ 《人民日报》1951年元旦社论《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
④ 《人民日报》1953年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
⑤ 《人民日报》1954年元旦社论《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
⑥ 《人民日报》1955年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五年的任务》。
⑦ 《人民日报》1957年元旦社论《新年的展望》。
⑧ 《人民日报》1952年元旦社论《以高度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迎接一九五二年》。
⑨ 《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乘风破浪》。
⑩ 《人民日报》1964年元旦社论《乘胜前进》。
(11) “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12) 毛泽东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3) 《人民日报》1969年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14) 《人民日报》1963年元旦社论《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
(15) 《人民日报》1966年元旦社论《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
(16) 《人民日报》1967年元旦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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