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可贵的纠“左”之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山论文,夜话论文,之声论文,可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9年邓拓平反至今，先后正式出版的邓拓传记有七部：王必胜的《邓拓评传》、顾行、成美的《邓拓传》、王必胜的《邓拓》、庞旸的《邓拓和他的家人》、朱秀清的《书生豪情：邓拓》、李辉的《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张帆的《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关于邓拓的回忆文章结集为《忆邓拓》和《人民新闻家邓拓》两部，《人民日报回忆录》中也收录了多篇对邓拓的回忆文章①。近年来，苏双碧、王均伟、王彬彬等又先后发表了富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到目前为止，邓拓评价富有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他忠诚品格的价值评价；二是对他书生气质的争论。而这两方面都牵涉到对邓拓杂文《燕山夜话》的评价。
邓拓是一个忠诚的人，这是邓拓的亲人、战友、同事和学者们的共识。人们往往在两个层面上阐述邓拓的忠诚品格。一个层面，是强调邓拓对共产党对领袖的忠诚，从而为他的冤屈击节叹惋；另一个层面，是强调邓拓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抵御种种极“左”思潮。这种抵御不仅包括对江青、姚文元等人的斗争，而且包括对毛泽东建国后错误的自觉或不自觉修正。胡绩伟、曾彦修、王必胜、苏双碧、王宏志显然都侧重于在这后一个层面上肯定邓拓的忠诚，从而使邓拓研究蕴含深厚的历史之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自我使命的探索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思想界对个人崇拜乃至于对激进革命本身进行了深入反思之后，学者们对忠诚这种品格进行了重新审视。李辉虽然理解了“对于他们这代人，革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对领袖的无比忠诚，也是历史形成的，是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但是，他对邓拓的赞美已经转为对邓拓书生气质的赞美。他认为：“他是以书生气质投身革命的一个类型，一个范本。书生气质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为他带有书生气质，他才能够与众不同地在现实世界中呈现他独特的东西，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才会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创造。”② 李辉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一些学者在他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包括在一些问题上与他对话。甘竞存认为：“由于毛泽东本人也提倡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别有用心的人趁机起哄，使个人崇拜之风愈刮愈烈，像邓拓这种有头脑的老干部也在其中起过作用。且不说他在《人民日报》当总编辑时写的社论、文章，从他去世前写给党组织的两封信便可以看出个人崇拜是相当明显的。”③ 王均伟注意到了从邓拓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江南吟草》等作品中“感觉不到日益严峻的形势和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能够看到的是，对领袖英明的颂歌，对‘大跃进’的赞赏”，从而认为“邓拓曾经是个书生，而且是个很出色的书生”，但是后来“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他对这些粉饰现实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同时也追问：“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他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④ 王彬彬纠正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毛泽东传》等海外著作夸大邓拓思想中自由主义成分的错误，同时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邓拓政治化的人生追求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邓拓写《燕山夜话》是为顺应新的中央‘口径’，是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写《从天安门到全国》和《江南吟草》时自不待言，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也仍然是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在主宰着邓拓，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⑤
笔者深受各位先行研究者的启发。在吸收他们的思想资源的同时，既不赞成无视当下时代文化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仍然一味赞美邓拓包含着盲目服从成分的忠诚品格；也不赞成无视当时时代文化的历史限制，用自由主义标准从整体上否定邓拓及其作品的价值。笔者不赞成把邓拓杂文尤其是其中《废弃“庸人政治”》、《伟大的空话》等篇章的批判意识拔高到自觉否定领袖崇拜的高度；也不赞成仅仅由于邓拓杂文中富有思想锋芒的篇章都是在党的高层做出自我反思的语境中写作的就否定它的思想意义。笔者认为，对当时的时代文化状况、对《燕山夜话》的思想特质，都应该有更为细致的辨析；认为评价杂文思想的尺度只能是，它所思考的问题、它的价值判断，是不是有利于纠正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不是有利于建构正确的政治文化观念。以此为尺度，重新衡量《燕山夜话》，笔者认为，《燕山夜话》是那个年代可贵的纠“左”之声，是17年杂文的菁华。《燕山夜话》中的重要篇章和邓拓1957年写的《废弃“庸人政治”》等，代表了邓拓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传统
《燕山夜话》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建议人们利用夜晚的时间多读书。邓拓把“夜晚的时间”看作是“生命的三分之一”。他引用古书中的例子说明“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
紧接着，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中又陆续发表了《杨大眼的耳读法》、《不要秘诀的秘诀》、《从三到万》、《不要空喊读书》、《一把小钥匙》、《共通的门径》、《有书赶快读》、《“半部论语”》等多篇提倡多读书的杂文。这些文章介绍了各种读书方法、评价了不同的读书态度。这些杂文扣紧现实中的读书问题，又总以古人为例娓娓谈开去，格外引人入胜，且文字又十分简洁明了，达到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完美结合，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在《杨大眼的耳读法》中，他说：“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在《不要秘诀的秘诀》中，他说：“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他还介绍了宋朝陈善读书的“出入法”、宋朝陆九渊的“未晓不妨权放过”的方法、齐国轮扁的“反对读古人糟粕”的观点，最后总结说读书“不要秘诀就是秘诀了”。《不要空喊读书》中，他批评了“空喊读书”的人。《有书赶快读》中，他劝人，“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千万不要等着找秘本来读。《“半部论语”》中，他以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阐述自己对精读的看法。他说：“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在《一把小钥匙》中，他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此基础上，他又详细介绍了积累资料的方法。
邓拓提倡读书的动机与时代政治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三家村札记》责编李筠回忆说，1960年下半年全国饥荒十分严重，“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报纸要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算。他指示新闻单位说：乔木同志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⑥。《北京晚报》副主编顾行和晚报副刊《五色土》的编辑刘孟洪听了这个传达之后很兴奋，便想如果能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杂文，那该有多好呢⑦。这正是《燕山夜话》的缘起。
从这些回忆材料来看，判断邓拓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判断邓拓提倡读书是“在为现行政治服务”⑧，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出于为当时政治服务的行为在历史评价上是否就必然是负面的？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是或者否，而应该深入探究这种为政治服务的行为是否同时还有超越于为时代政治服务的思想文化价值，因为文学创作还普遍存在文本价值远远大于作家创作动机这样的可能性；还应该深入探究这种为政治服务的行为是为政治的哪一种理念服务的，因为即使是最严酷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可能是多重性的，政治家为了巩固自己认可的意识形态权威可能压制人民也可能尽力做对人民有益的事。这样，我们就不应该简单地从邓拓当时提倡读书的动机上来判断《燕山夜话》这些杂文的价值，而应该回到《燕山夜话》文本本身探究这些杂文所蕴含的思想性质。
在这些谈读书的文章中，邓拓表现出两种可贵的价值取向：一种是尊重知识，一种是尊重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始终有一条反智主义的逆流，秦始皇焚书坑儒，民间笑话中大量嘲弄酸秀才，20世纪的革命意识形态也一直以劳动人民本位的观念睥睨知识分子阶层。把知识分子划归为资产阶级阵营，长期以来对之实行改造，是执政党所犯的极“左”错误之一。否定了知识分子，也就否定了知识，否定了人类的智慧。邓拓一生嗜书如命，内心中是深知知识的价值的。这时候，他在杂文中提倡读书、肯定知识的价值，而且在所举的例子中超越阶级斗争的偏见，肯定历史上诸多先贤的读书经验，固然与“大跃进”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松动这一政治大环境有关；但是，邓拓提倡读书并不仅仅是一种跟风行为，而是意识形态环境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一个投身革命的书生政治家内心中对知识的迷恋、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国历史的尊重这些难能可贵的正面价值观，便能够自然地在心中伸展、在笔下喷发，给时代文化提供可贵的启迪。
《燕山夜话》专栏开设以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带动了社会上的读书风气。这对于极“左”的意识形态固然绝不是一种反叛、一种质问，甚至于在主观动机上还带着“帮忙”的面罩，但客观效果上确实是一种疏离。还原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我们显然无法否认邓拓提倡读书的一类杂文在时代文化精神的建构上是起了正面作用的。
这种尊重知识、文化的观念，还体现在邓拓谈“博”与“专”关系的杂文中，体现在他的《欢迎“杂家”》、《少少许胜多多许》、《颜苦孔之卓》等杂文中。
二、反对主观主义，强调实事求是
《燕山夜话》中最有思想锋芒的篇章，应是《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放下即实地》、《三种诸葛亮》、《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围田的教训》等一批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大话空话的杂文。其锋芒直指前一时期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也直指还留在许多人身上的极“左”作风。
1961年3月29日，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限定了公社、大队占用农村劳动力、占用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邓拓就提笔写了《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强调“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这篇杂文，展示了邓拓关注民生艰苦的务实的立场。针对当时流行的围水造田之风，邓拓在《围田的教训》中引用宋代的多个例子证明：“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后来曾彦修高度评价这篇杂文说，正是因为“他大量掌握了历史上围湖造田的深刻失败教训资料，所以才能做出这么大胆而肯定的、远远超过一些地方领导人和某些主管经济的领导人的正确判断。邓拓写此文时，正是在‘大跃进’中大搞‘围湖造田’一类盲目的‘跃进’之后，这就更加令人钦佩了。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在经过‘文革’时期的更加乱来之后，就显得更加严重了。‘文革’时期，昆明市围滇池造田，简直是愚蠢至极的自杀行为，至今滇池的一切仍大受其害，难以挽救。安徽的枞阳县、霍县等处的围湖造田，也造成了极大的灾难，遗患至今。至于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周围的‘围湖造田’的祸害之严重，那就是国家的一个长期的严重问题了。这类问题可以举一反三，如环境污染、滥伐森林、胡乱开矿、捕尽小鱼……等等，今大都还在不断地扩大(当然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治理，令人佩服)，因此，《围田的教训》这篇文章的意义，就显得特别巨大”⑨。
邓拓批评最多的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盲目态度。在《一个鸡蛋的家当》中，他引用明代江盈科《雪涛小说》中一个人捡到一个鸡蛋就空想能够发家的故事批评说：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这里，对“用空想代替假设”的批评，不能不让人想起“大跃进”中各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计划的荒唐性。邓拓主张，凡计划就要有“可靠的根据”的踏实态度，客观上与“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写计划”的“大跃进”作风形成直接对峙。尽管这篇文章还批评了人物的“投机买卖”行为，其现实针对性是指向“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⑩，表现出思想的局限性，说明邓拓在对待自由市场、买卖行为方面仍然有“左”倾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对脱离实际、盲目计划的批判却是可贵的时代之声，不应被抹杀。“将此文看成是对‘大跃进精神’的否定”，实在并非是“今人善意的一厢情愿”(11)。
邓拓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强调是多方面的。谈“王道”和“霸道”的时候，他用“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重新阐释这一组古代政治文化概念，从而指向对领导者、决策层工作作风的现实反思。在谈大胆放手问题的时候，他尖锐地指出：“所谓大胆放手是以了解实际情况为前提，这是非常明显的。”(《放下即实地》)追究主观主义的原因时，他强调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从而强调虚心的重要性。在《三种诸葛亮》中，他嘲笑了那种事前吹大牛说大话、遇事哭泣没办法的“带汁的诸葛亮”。
邓拓在《燕山夜话》中集中批判主观主义、批判不切合实际的盲目行为，外因是中央领导层对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有所反思，时代大环境暂时较为宽松。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提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从内因上看，这既源于邓拓深入研究历史之后获得的一种冷静、深刻，更源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感受。如果仅仅看到时代环境这一个外因，而忽视邓拓自身的内在思想动力，那是片面的。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反思的时代里，领导层的思想方针都是错综复杂的。
邓拓抓住主观主义这一思想方法来批评，显然把反思的锋芒直指各个决策层、领导层。他一般总是从古人的故事中找例子，并不直接举“大跃进”的事例。这既是一种使批评委婉化的方式，也是对杂文艺术规律的尊重。但委婉并不降低这些杂文的思想力度，因为例子虽然是过去的，而作者的分析却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总能透过现象直指思想方法。邓拓以古讽今，从古代典籍中生发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从而给现代人以有益的启示。由于毛泽东是“大跃进”的总决策者，那么，邓拓杂文对“大跃进”中主观主义态度的反思、批评，显然在客观上就必然包含着对包括领袖在内的决策层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绝不是反对毛泽东，而不过是珠峰或泰山上拿走几吨土、东海里拉走几车水(12)。这种批评仍然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前提下对党的工作所做的内部反思，是以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为前提的，是站在革命主体内部的位置上所做的反思，并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执政党进行批评(13)，更不是对使得错误政策能够通行的政治体制本身进行质疑。而且，邓拓把反思限定在思想方法上，不去触及中央仍然肯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本身。所以，《燕山夜话》虽然深刻，但邓拓写作时的谨慎心态也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这种以忠诚、谨慎为前提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阻力、没有危险的。“庐山会议的事实就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14)。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在肯定毛泽东英明的前提下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的，次日就遭到陈伯达的诘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以感人的态度做了自我批评，并建议大家在传达的时候不要隐瞒，中共中央也严肃纠正了前一时期的“左”倾错误，彭真的直言并没有立即给自己带来直接的麻烦(15)；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为开端，又岂不与他这一时期的直言、反思有关？1961年、1962年，虽然毛泽东带头检讨，但其他人对党前一时期的工作进行如实反思、批评，仍然需要不计个人得失的勇气。投机的林彪选择的就是一味吹捧毛泽东，他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泽东的思想去做”。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他由于善于吹捧最终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后来成为钦定的接班人。“同林彪的讲话相反，少奇同志在讲话中，用‘一个大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5年、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做出结论’；他还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16)。此时，邓拓历经延安整风和50年代的党内外斗争(17)，自然是明白吹捧比批评更安全、什么都不说比反思更安全。但是，他提起笔来，辛辣地批评、讽刺了各种主观主义以及盲目吹牛的做法。促使他这么去做的，是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的责任心，是心中的那一股追寻历史正义的理想之光！
当政治环境十分严酷的时候，邓拓只能闭上关心民生、关注现实的那一扇心。“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饭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18)。当政治环境变得宽松一点的时候，邓拓便又恢复了他那敏锐的知觉、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善于深入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几十年后，人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了更清晰的审视之后，不禁评价这些代表了《燕山夜话》思想高度的杂文“都是最精彩、最深刻，也最有历史意义、值得永存的好文章”，都是“可以称得上是解放后特一流的好杂文”(19)。
三、区分想象事物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提倡辩证思维
《燕山夜话》杂文中，邓拓还写了《粮食能长在树上吗？》、《金龟子身上有黄金》等科学小品。在这类杂文中，邓拓既展开想象以探索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又严格区分想象事物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以表现出思维的辩证性，从而与“大跃进”式的胡思乱想划清了界限。
《粮食能长在树上吗？》中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到来。那时候，不但树上能够长出粮食，而且到处都可以长粮食。无论高山、平原，麦子象野草一样，年年自己生长；甚至种庄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许多在现时看来如同神话一般的事情，到那时候都将变成极其平常的普遍现象。这样的日子距离现在大概也不会太过于遥远了吧。
这到底是富有想象力的科学展望还是“大跃进”式的呓语呢？科学的发展往往是以貌似荒唐的想象为起点的。人类能够飞翔的奇思妙想，是莱顿兄弟发明飞机的基础；人类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愿望，是计算机飞速发展的前提。“大跃进”败坏了想象力的名声，但是“大跃进”的祸根并不在人类的想象力本身上。人类如果没有想象力，就成了没有活力的衰亡物种了。“大跃进”思维的毛病主要有两条：一是不讲究科学依据，把想象的事情与现实的活动混淆起来，忽视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必要阶梯；二是没有时间观念，把未来生产力充分发展时代追求的可能性当作现实生产力落后时代的任务。邓拓这篇文章谈粮食种在树上的可能性时，强调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前提条件，而且明确把这件事归为“在现时看来如同神话一般的事情”一类，强调了它在当时条件的非现实性，强调了它只有在将来而不是在现在才“将变成极其平常的普通现象”。这篇文章还谈到：“外国人往往把巧克力当作高级的干粮，殊不知我国古代人以栗子为干粮，其好处决不下于巧克力。”这个说法显然是符合事实的。邓拓希望“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种植栗子树和枣树，让这些树林长满了富有营养价值的粮食，该多么美妙啊！”这个憧憬更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几十年之后我们大量种植果树，走的正是这一条路。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邓拓对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严格区分的，邓拓是强调事物发展的科学依据的。他并没有陷入“‘大跃进’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大跃进’式的浪漫狂想与弱智短视”(20)。把这篇文章与邓拓那些强调实事求是原则的文章结合起来看，恰恰可以看出邓拓思维的辩证、深刻。他既有务实的精神，又有开放的思想。
这种思维特点还典型地体现在《燕山夜话》中的《茄子能长成大树吗？》一文中。在该文中，他说：
现在假定有人说，某处的茄子长成了大树，你听了一定不会相信，以为这个人扯谎。但是，我劝你首先要表示相信他，因为在一般的茄子中完全可能出现特殊的品种。这样，你才能够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和研究其中的道理。同时，假定有人提议要按照某处种茄子的经验，马上在你的菜园里实行起来，你也许很热情地接受这个建议。但是，我却劝你不要急于实行它。因为你的具体条件也许很差，照别处的经验实行起来有种种困难，不如慎重一点为好。
他既不武断地否定奇异的东西，又尤其注重事物的条件，劝人“不如慎重一点为好”，劝人不要“急于实行”与具体条件不符合的建议。这不仅和“大跃进”思维完全两码事，而且还和“大跃进”思维直接对立。
《不怕天》一篇，邓拓肯定“天不可怕、人能胜天”的思想。在邓拓笔下，“天”是指天命。他说：“怕天，这是人类的一切神鬼观念的根源。因为对自然现象不了解，原始的人类才以为在冥冥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由于怕天，结果对一切神鬼都害怕。因此不怕鬼神的人，也一定不能怕天，也决不可怕天。”因为对“天”的阐释并没有像“大跃进”思维那样指向“客观规律”，因而“不怕天”主要就被限定在不要害怕一些无稽之物上。因而，这里，强调“解放思想”，就不同于“大跃进”思维中对客观规律的蔑视。
总之，在一些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舒展人类想象力的杂文中，邓拓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总是特别强调这些超前事物的客观条件，充分考虑事物的复杂性，注意下判断的分寸感，从而避免了“大跃进”思维忽视客观规律的片面性、偏激性，显出思想的深刻、辩证。这种思维特征还典型地体现在《堵塞不如开导》、《胡说八道的命题》、《人穷志不穷》等优秀的杂文中。
四、推广科普知识，提倡人文趣味
邓拓《燕山夜话》杂文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他还集中谈论了对练习书法问题的见解，介绍了许多农业生产的知识，评介了许多古代书画家，介绍了许多日常生活知识、民俗趣闻、地理知识等。
谈论书法的杂文有《大胆练习写字》、《讲点书法》、《选贴和临池》、《从红模字写起》等。邓拓认为：“因为很难找到各方面都很完美的字帖。无论颜帖、柳帖、欧帖、赵帖等等，如果死学一种总不是好办法。”所以，“最好在开始学字的时候，只教一些最基本的笔法，然后练习普通的大小楷。等到笔法完全学会、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随着各个人的喜爱，自己选择一种字体，同时尽量多看各种法帖墨迹，融会贯通，就能写一手好字”。至于，“初学书法的人如何练习写普通的大小楷呢？我以为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描红模字”。他还热心向读者推荐自己早年练习书法的经验：“你可以随便找到一块方砖，用一束麻绑成一枝笔，放一盆水在旁边。每天早起或者睡前，用麻笔蘸水在砖上写字，随写随干，极为方便，又可以省去笔墨纸张的消耗。”
评介古代的书画艺术的有《评〈三十三镇神头图〉》、《艺术的魅力》、《南陈和北崔》、《宛平大小米》、《米氏三园》、《昆仑山人》、《保护文物》、《古代的漫画》、《书画同源的一例》等。
邓拓在评介古代书画家的时候，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评论中人品与画品互相印证的传统。他特别关注北京历史上的书画家，尤其喜爱那些既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又有一身傲骨的艺术家。
《南陈与北崔》中，他介绍了明代画坛上与陈老莲齐名的崔子忠，说崔子忠“要算是十分孤僻高傲的人了”“具有幽燕豪侠的气概”“学问还很广博”。认为他的《葛洪移居图》，“人物的衣褶和姿态刻画，充满着一家骨肉亲切动人的生活实感。这比起陈老莲笔下的和尚、道士之流，不食人间烟火，拉着一副长脸的那种怪样子，显然要高明得多了”。
在这些评介中，邓拓展示了他深厚的艺术画鉴赏力，也体现了他的人格评价尺度。他总是特别赞赏那类坚贞不屈、傲视俗佞的艺术家。这表明邓拓在品藻人物的时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人格操守，说明邓拓在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书生外表下，内心中始终保持着“白眼何妨看俗伧”的孤高与刚烈。
介绍农业生产知识的杂文有《姜够本》、《种晚菘的季节》、《甘薯的来历》、《养牛好处多》、《大豆是个宝》、《多养蚕》等。这些杂文中，邓拓从丰富的典籍中寻找资料，总结前人的经验，既普及了农业知识，富有指导实际生产生活的意义，读写起来又饶有趣味。《姜够本》中，他从俗语“姜够本”说法出发，到古代典籍中查找这个说法的依据，认为元代农学家王祯的《农桑通诀》的说法最确切，又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进一步介绍种姜的方法，最后说明姜对于人的健康大有益处，提倡适量种姜。这类杂文，科普知识与文人趣味相结合，十分吸引人。邓拓的知识面非常广，他还在杂文中谈论“养生学”知识、中医药知识、民俗知识、地理知识。正是如此丰富的知识和层层深入的思维、简约生动的语言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这类知识杂文的魅力，吸引住了众多的读者。
《燕山夜话》中的这一类知识性杂文，不涉及时代政治主题，不直接与“左”倾思潮短兵相接，但也无意迎合任何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人的生活是多面的。除去追问意识形态是非之外，生命还有多种色调，人还有多层次的需求。这类杂文，关怀了人在政治之外多方面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必然受到读者的欢迎，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在那个政治企图渗透、控制一切领域的时代里，它们不愧是“酷暑中吹来的一丝丝清风，或者说是在沙漠中偶然遇见的一片片小小的绿洲”(21)，尤其可贵。那种从政治标准出发，把这类杂文斥为“帮闲”文学的观点，显然是犯了把政治泛化、权力泛化的思维偏执病。正确的评价标准应该是，政治问题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农业的问题用农业的标准衡量，艺术的问题用艺术的尺度衡量，各安其位。邓拓1960年在北京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强调的“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的观点，对于我们现在仍有启发意义。
邓拓杂文无论在谈论思想方法问题，还是谈论古代艺术问题，还是谈论日常生活问题，大都表现出思想的深刻、辩证，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只有到谈论西方现代艺术问题时，他因为隔膜，不理解其来龙去脉，不知道其存在的内在根据，就简单地把他们都归为“反动资产阶级用以自欺欺人的”“玩艺儿”(22)。这类杂文有《燕山夜话》中的《“无声音乐”及其他》和《三家村札记》中的《“电子音乐剧”原来如此》。在《“无声音乐”及其他》中，他简单地下判断说：
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界自欺欺人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演奏以及对音乐欣赏的水平，已经降落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
这类文章“从对西方现代艺术试验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批判”(23)，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偏见。
这类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杂文在《燕山夜话》中并不多，邓拓总是更愿意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进行深入的思辨。因而，就总体而言，《燕山夜话》是微瑕不掩其瑜的，是那个时代中能够穿越时空而熠熠生辉的明珠。
五、自觉维护“百家争鸣”方针
《燕山夜话》栏目开设以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许多人每天都剪贴收藏，许多人给报社写信，把自己有疑问的问题提出来，希望马南邨帮助解答。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如山东《大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名为《历下漫话》的专栏；《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也开辟了名为《滇云漫潭》的专栏(24)。
邓拓许多文章中的观点和论证，得到了读者的共鸣。可贵的是，他在《燕山夜话》的传播过程中以身作则带头维护“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人写文章表示不同意邓拓关于选字帖问题的观点，于是就有人问邓拓：“为什么近来有个别问题，分明有不同的意见，却不见你们正面交锋、互相辩驳呢？这种态度你以为是正确的吗？”邓拓就在结集出版《燕山夜话》第四集的时候写了《编余题记》回答说：
我认为这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问题。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大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即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的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这里可以看出邓拓对前几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武断批评、乱扣帽子是非常反感的。这时，他特别注重维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发展学术、活跃思想。他在自己的写作中是身体力行的，丝毫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权威判断强迫读者接受。
六、小结
1962年9月4日，《燕山夜话》这个坚持了一年半且深受读者喜爱的栏目停笔了。这是因为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新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左”倾思想重占上风，邓拓只好不再写这类与高压的政治形势不相协调的反思性、知识性杂文了。作为一个“党员作家”，邓拓是“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25)。《三家村札记》还一直坚持到1964年，但是1963、1964年的“三家村”杂文，已经改变了原来从古代典籍谈起的书卷气，也较少直接反思“大跃进”的错误，而越来越多地引用毛泽东的话，主题也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了。这是外部政治形势使然，亦是邓拓的政治身份使然。
政治家的身份使得邓拓在领袖明确走向极“左”的时候不可能站出来与领袖唱反调。政治家身份，造就了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忠诚思路，也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意识——这种明哲保身并不是苟全性命，而是保住自己是革命主体一员的身份不变，使自己免于被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所抛弃，哪怕这个事业因为“左”倾而与自己最初投身其中时所理解、想象的越来越不一样了。但是，可贵的是，当领袖进行反思的时候，邓拓对时代、历史、人民负责的使命感便压倒了明哲保身的功利选择。他义无反顾地以清醒务实的态度对时代的政治文化做出深度反思。尽管这种反思仍然相当谨慎地限定在不直接批判极“左”的“三面红旗”上，并没有直接指向意识形态专制的体制弊端，但是，在1957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已经全面覆灭、体制问题属于政治“雷区”的情况下，时代的主要思想交锋便是极“左”狂热与务实辩证这两种体制内思想之间的交锋消长，而邓拓《燕山夜话》倡导的正是务实辩证、关注民生的思想方针，反思批判的正是极“左”狂热的思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消解了领袖崇拜的光环。《燕山夜话》不仅从思想方法上全面否定前一历史阶段的“左”倾狂热，而且与当时虽然受到批判但实际上仍然远没有真正退场的“左”倾思想相对峙，更与政治生活中的投机取巧作风格格不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燕山夜话》是当时时代政治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最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代表了时代思想资源的最高度之一。《燕山夜话》是可贵的纠“左”之声，是17年杂文创作中的熠熠明珠。它积极建构时代正面文化的贡献应该得到历史的肯定。
针对近年围绕《燕山夜话》以及邓拓本人的不同评价，笔者认为，对待历史人物、历史文本，必须坚持当代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原则。如果不能汲取当下时代的思想资源，有时就难以看清历史人物由于历史文化所造成的固有局限；但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仅仅用我们当下的文化态度去衡量历史人物，又很可能把历史问题简单化，造成评价上的偏颇，难以做到“同情之理解”。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文本，应该看其在当时的历史文化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不能单单看其是否符合我们当下的文化立场。
注释：
①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顾行、成美：《邓拓传》，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王必胜：《邓拓》，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庞旸：《邓拓和他的一家》，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朱秀清：《书生豪情：邓拓》，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张帆：《才子邓拓——一个蒙冤者的血泪人生》，海天出版社2003年版；《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人民新闻家邓拓》，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人民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②李辉：“书生累——关于邓拓的随感”，载《书生累——深酌浅饮“三家村”》第40～41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③甘竞存：“书生从政，如临深渊——陈布雷、邓拓死因剖析”，未刊稿。
④王均伟：“书生之外的邓拓”，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⑤⑧(20)(23)王彬彬：“邓拓的本来面目”，载《粤海风》2004年第6期。
⑥李筠：“我和‘三家村’”，载《中国党史资料》编辑部编：《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5卷)第72页，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⑦顾行、刘孟洪：“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载《忆邓拓》第11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⑨(19)(21)曾彦修：“九州忍泪读‘燕山’”，载《邓拓全集》(第3卷)第489、485、485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⑩邓拓：“遗书”，载《邓拓全集》(第5卷)第429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11)王彬彬认为：“邓拓写此文确是为了批判当时‘投机倒把’的：剥削行为’，甚至不妨说，它是后来‘四清’运动的先声。将此文看成是对‘大跃进精神’的否定，实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厢情愿。”载《粤海风》2004年第6期。笔者认为，王彬彬指出邓拓此文有批“投机倒把”“剥削行为”的左倾错误是正确的，但认为王彬彬否认该文批判“大跃进精神”这一主题则是偏颇的。
(12)彭真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曾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水，还是那么多。参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2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3)王彬彬的文章《邓拓的本来面目》，批评了在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邓拓简直有点儿‘持不同政见者’的色彩，甚至有几分‘自由主义者’的味道”，认为这种评价是不确切的。这个批评有道理。
(14)(15)(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76、1026～1027、104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7)(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因“河南党”冤案牵连曾受到审查。50年代中后期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受到毛泽东“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并于1957年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位，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社长岗位。1959年，邓拓的妻子丁一岚在形势讨论会上坦率地表达了对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疑问，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一年。
(18)王均伟：《书生之外的邓拓》。
(22)邓拓：“‘电子音乐剧’原来如此”，载《邓拓全集》(第3卷)第502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24)邓拓：“奉告读者”，载《邓拓全集》(第3卷)第371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25)周扬：“《邓拓文集》序言”，载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人民新闻家邓拓》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