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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近期股市讨论的焦点，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A股大涨是否具有合理性，经济是否能持续增长以支持股市上涨；二是股市是否出现泡沫，泡沫的性质与程度如何，它究竟是否会引发金融风险；三是市场与政府应建立何种关系，如何防止股市造成的金融风险及社会稳定问题等。
一、A股持续大涨是否有合理性
针对A股大幅连续上涨的质疑，其实是怀疑股市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实际联系，也是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对日益改进的金融市场表现出的股市繁荣产生怀疑和担心。显然，这种认识夸大了中国在资源和环境及社会保障、人口老化上的压力，无视中国在制度改进、技术、资源及新能源开发上的努力，或停留在那种认为中国股市只是圈钱的赌场，对经济没有实际意义的老眼光上。
应该说，近两年来股市的上升源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的背景，如全球性流动性过剩造成普遍的资产泡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通过上市公司反映在股市中、人民币升值导致股票等资产价格上涨、大部分公司的非流通股基本获得场内流通权、公司治理绩效有所改善等等。简言之，是事出有因，绝非凭空炒作，赌场一个，也绝非危及全球金融稳定的罪魁祸首，而是迅速成长的区域性、开放式金融市场的一部分。
其中，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消除了非流通股上市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的市场微观制度有所改善，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等。而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大股东与流通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更是促使其将优质资产置入上市公司，减少和消除以往损害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等行为，从而提高市场的估值水平。
这并非就否认某些股票被高估，市场出现非理性的投机现象。但客观、正确地理解市场的上述实际情况，有利于理性评估A股市场发展的基础，也为下一阶段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监管政策提供重要参照。各类情绪化的判断、别有用心的评论和不当干预都将无所裨益，也无损于市场本身的内在发展，只会造成短期的震荡，损害市场信心。那些所谓权威如格老一再声称中国经济增长无法持续，故股市上涨难以延续的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就当是一面之词，姑枉听之。
二、股市泡沫是否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各方就对A股是否形成泡沫产生分歧。事实上，对泡沫的评估一直是难以量化的。加上指数设计的不合理，使得对市场整体股价水平的判断产生偏差。而所谓结构性泡沫的说法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优胜劣汰作为股市的基本功能，通过价格反映出好的和差的股票，也是市场的永恒规律。结构性泡沫如何?全局性泡沫又如何?二者的危害又有何区别呢?如果市场反映的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成为问题，如前些年那样，强弱倒置，必为大患。因此，与其说是结构性泡沫，不如说个别股票被不合理地高估，造成价值扭曲。
众人之所以如此担忧泡沫，是因为新兴市场多次为金融危机所害，且传统上国人对投机的风险存有疑虑。那么A股的风险究竟何在?真的如某些人夸大其词的那样，股市崩溃会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吗?
从金融系统来看，第一，由于缺乏做空机制，也没有指数期货加以平衡，大部分交易资金没有利用财务杠杆融资融券，万一股市持续大幅下跌，交易损失将局限在入市资金之中，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不至于造成系统性风险。
第二，在财富效应的作用下，部分交易者将股票、房屋等质押贷款，利用证券公司、商业银行、典当行等拆借资金，某些企业则将信贷资金通过关联交易加以中和，以混淆自有资金及信贷资金的性质达到入市目的。在缺乏风险意识和防范手段的情况下，这才是目前股市对金融系统造成的真正隐患。近期，银监会等部门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查处说明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但目前市场的融资活动还限于少数机构，其规模总体上还是有限的，因此，不至于出现全面失控的现象。
第三，某些地区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房屋维修资金等公共用途资金投入股市，在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和有效的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股市风险有可能传导到各项社会保障的支出及各级财政上，造成财政风险。由于此类资金规模有限，其潜在的损失和冲击也是有限的。
第四，一个影响颇大其实似是而非的概念是夸大全民炒股的规模、性质及影响。且不说一亿不到的证券账户中的实际交易账户，也不说该数量在全民中的比例，均无法达到所谓全民的定义。即使是全民参与，又如何呢?无非是参与者众多，全社会参与证券交易的时间成本较大，股市的社会影响扩大而已。一方面反映拥有一定闲钱的居民表现出对证券交易的兴趣和参与意识；另一方面，则说明金融产品的匮乏，居民对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管理机构管理仍抱有疑虑。因此，如果不是事先假定炒股并非少数人的权利，那么是否全民炒股就不是问题的关键。政府之责在于让参与者充分了解到股市如水火，玩者需自负的道理，加快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建设和风险教育，重点打击内幕交易，改善信息披露，加强对非正常交易的监管。证监会在此问题上的表现应该说还是有所进步的，虽然仍有反应迟钝，手法单一之嫌。
虽然股市波动造成投资者之间的财富转移对金融系统本身影响不大，而随着投资者参与范围及规模的扩大，股市波动对投资者及其家庭的收入预期、消费心理的影响则会越来越大；但是，这并不说明出于稳定社会的考虑，政府应将指数波动作为监管目标，人为地替代市场，做出是否调整的判断，甚至费尽心机，不遗余力地打压市场。此类非经济的公共管理目标似乎并非监管政策本身的职责，否则，政府就可能偏离其在市场中的定位，容易为人所用。过度的股市泡沫诚然有害，但在银行信贷仍然主导金融格局的条件下，股市对现今中国金融体系难以造成实质性的系统冲击。
三、政府如何处理与股市的关系
近期股市上涨与暴跌引起的争议再次反映出市场的非理性与政府部门的不成熟。也许的确如某些辩解者所言，印花税的实际作用的确并没有那么大，它是普遍用来对投机性交易进行平抑的财税手段。长期内，它对遏制泡沫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无效的，正如水上打一棍，起着扬汤止沸的作用。但此次印花税税率调整短期内之所以造成市场巨大震荡，是因为它出台的方式打破了市场原来对政策的预期，从而改变了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其调整成本又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多年来，我所说的围绕股市的各类市场规则及监管制度的制定方式、程序的规范化、透明化，比起融资规模、上市公司数量、投资者账户多少、入市资金大小、交易量、指数高低等更能衡量A股市场的成熟与否。在市场中，随意改变规则制定或执行的方式，都会导致不必要的震荡甚至市场效率的损失，损害一方的信誉。
既然承认，股市上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决定股价的主要因素是供求关系，那为何不利用这一战略良机，大量增加股票及公司债券的发行，加快融资结构的调整，改变对银行信贷依赖的格局?近几个月股市加速上扬，而新股及增发、配股等增加供给的活动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急剧减少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多年来，各方期盼利用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结构，调整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现在，银行储蓄资金增幅刚刚有所下降，就惊呼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居民刚刚形成对证券投资的兴趣，就大叫全民炒股。似乎这些都是洪水猛兽。除去相关机构出于利益加以遏制的缘故，主事者若叶公好龙，则势必延误金融结构调整的绝好战略机遇。这也说明虽然金融结构的调整达成表面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上仍存在思维的惯性与利益的干扰。至于通过QDII分流市场流动性的设想，固然可嘉，但在人民币升值和A股高速上扬的情况下，恐怕其实际效果并不会太理想。
因此，在股市这个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领域，最好是少些政策及信息披露上的出其不意与诡异，多些程序的公开与透明，以便市场参与讨论、充分理解、形成预期，并自行决策。这既是对上市公司的约束，也是对交易者的敦促，更是对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要求。股市的这种规则不能仅仅具有单方面的约束力，它的制定与维护决定着市场理性预期的形成。
对政府而言，规范市场制度的建设远比直接干预市场的波动更为重要和有效。事实上，提高股市的市场化程度，就是要减少政府主导金融资源的比例与方式，增强市场自我配置资源的能力。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不仅是增加或减少政府进行行政干预，而且还需加强体制与机制的建设。
当今，对内幕交易的打击仍需加大力度，加强调查和起诉的工作，并及时予以公布，重点监控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与上市公司高管及相关人员的行为，尤其要严密监控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业务经营变动及股价的异常变动情况，将监管的重点由对公司转向对相关个人账户。严格限制银行资金入市，各监管部门要相互协调，细化对大额账户异常交易的监管。在确保市场所有相关的信息及时、正确披露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各种机构投资者在信息提供上的监管与约束，停止资本利得税的无谓讨论。至于B股的前途，它只有与A股合并，才能提高中国股市的国际竞争力，继续其与A股并存且分割的格局则无所裨益，而扬言将其做成大的说法实在是既可笑，又自闭、又无知。对于日益膨胀的私募基金，即使短期内不能要求其登记备案，也要建立对其账户的统计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