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能源政策对各自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比分析
李志远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能源作为当代工业的基础性要素与部门产出及国民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同时，它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国防战略资源，能源的可获取程度及获取成本都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发展。国家能源政策对于其开发和消费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国民经济发展。文章通过对中日两国不同制度及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能源政策与其国民经济发展的联系进行一些深入研究，目的在于为能源政策及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日比较分析；经济增长；能源政策
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人民生活的必要消耗。当经济处在发展初期，支持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制度与政策，能够较好地保障工业发展进程，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而当能源的供应不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时，尤其是在当今民众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环境下，各国的能源政策逐渐倾向于考虑节能与环保之上。而相较之下，日本作为我国的邻国，在工业发展状况等方面与我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将两国能源政策进行一定的比较，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制度决策上的借鉴与收获。
1 模型构建和理论假设
(1)模型构建。因为每一个行业的能源消费水平及对应的消费结构大不相同，尤其是一、二、三产业间的能源消费作用机制也完全不一样。由此建立一个计量模型能够更加形象地体现变量间的关系以及相关作用机制。
（6）在遇到波折如感情转移、争吵、分离等情况时，少数早恋中的人可能产生偏激行为，如殉情、恶性报复、离家出走、患抑郁症等；
而现目前的能源制度主要集中于节能和环保领域，节能的意思是指降低单位GDP的能耗，环保意思是指开发、运输及使用能源时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强化环境治理。能源制度不但严重地制约着经济增长，也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2)理论假设。文章将经济增长根据产业来进行一定的切分，因为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水平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时大量的节能环保政策也都是针对第二产业的。因而，能源政策在三大产业中的影响力度出现不同，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力度将明显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所以，文章通过以下假设来体现能源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是，中国单位GDP及能源消耗的波动相对较大，20世纪60年代能耗在逐渐减少，推测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内处在一个停滞阶段，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此后经历过数十年的波动后，最终随着GDP的飞速增长，相应的工业技术逐渐成熟使得我国的单位GDP能耗逐渐下降，尤其是2002年之后，单位能耗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多年来中国农村的性别秩序一直践行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在家庭领域，女性负责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男性负责外出挣钱。在这种性别分工的影响下，家庭中妻子一直承担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的角色，成家的男性显示出婚姻生活的优越性。在这种模式下，老年男性丧偶之后，由于婚姻的解体，子女忙于生计，丧偶老年男性比丧偶老年女性显示出老年生活的凄凉。出于对生活照顾的需求，农村的丧偶老年男性比丧偶老年女性显示出更多的对再婚的需求。
2 变量设计和数据选择
(2)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情况。通过调查，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与日本基本相同，都是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GDP与能源消耗两项指标双双上扬，并以惊人的速度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并最终于2010年中国GDP首度超过日本，并在此后的几年间拉开巨大差距。
3 实证结果分析
日本单位GDP能耗的变化趋势和其在不同阶段能源制度密切相关：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持续推动工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相应陡增，此时期也很少兼顾节能措施。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不断加大的能源需求和第一次石油危机所带来的供应短缺，使得其节能环保势在必行。在日本政府相应产业政策的指导下，不论是一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还是以先进炼钢燃煤技术为代表的节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都大大增强了其能源的利用率，因此单位GDP的能耗开始慢慢减少。
(1)日本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情况。通过得到的一些数据，日本的能源消费量与GDP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出现了如下几个发展节点：在1973年之前GDP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在此后逐渐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而能源的消费量趋势和GDP变化吻合，能源消费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也同样出现在1973年前后，当日本GDP在20世纪90年代提速时，能源的消费量也随之提高。
虽然中日两国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差距，且两国在不同时期能源政策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对中日两国与能源相关的制度进行的总结归纳，不难发现能源制度的大趋势皆是节能和减排。文章利用虚拟变量，并通过有关数据可以得出一些能源政策的相关变量，并将其引入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中，由此来推测结果。能源政策和经济增长的模型相关的数据可以从世界的一些银行网站、我国近年统计年鉴或者是一些数据库中得到。节能政策主要通过GDP单位能耗来度量。最终笔者选取中日两国在1960—2017年作为两国的样本区间。
在整个试验期间，每天8∶00记录各组别鸡的采食情况，并在第1天、第7天和第14天，测定各组别鸡的体重，计算平均增重量和料重比。
(3)中日能源政策和经济增长实证结果。通过整合得到的中日两国在1960—2017年的资料，同时对于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与估计，最终发现中日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在未来较长时期都会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但能源消耗的年均增长量逐渐下降，甚至远期来看不排除能源消耗总量降低的可能性。
(4)中日能源政策和产业经济增长实证结果。虽然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超越日本，但中日经济发展尚处于不同时期，尤其是在钢铁、造船、化工等高能耗行业中，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单位GDP能耗仍存在较大差距。不过即便如此，两国在能源政策上均为扶植绿色能源产业和提倡节能环保技术。
第一，相应的政策会降低能源消费水平，同时也会提高企业节能技术的开发投入，增加其运营成本，因此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第二，制定和实行环保制度会带来相应的制度变迁成本，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第三，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大多是高耗能产业，中日两国的能源政策也多是针对此类产业，通过增税、限产、提高排放指标等诸多方式来减少该类产业的能源消耗，而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产业的增长，但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并不清晰和直观，因此文章将主要分析其对第二产业的影响。
如果把中日两国政府不断密集的节能政策的变量考虑在内，我们也不难看出虽然该政策短期内非但不能推动经济增长，甚至还给企业造成了一些“负担”，但远期对能源消耗总量的下滑也有着越发明显的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目前所获得数据趋势来看，这一现象也是越来越显著的，这也说明中日经济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从高能耗增长逐渐转向绿色发展轨道。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第二产业的预计结果说明，环保政策在我国对于经济存在较明显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因为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高效发展模式的转变之中。而且由于我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这与以石油为主的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直接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量。此外，我国现代化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发展初期环保观念不足，也使得单位能耗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改善。
过去对资本市场伦理性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大股东的诚信等问题上，而未将正义性纳入伦理性范畴。这使得某些讲诚信却非正义的行为对资本市场造成了搅局式的损害，其损害结果远远超过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带来的后果。因为诚信的缺失具有外观表现，能够及时发现。而正义的缺失具有隐蔽性，只有发生实质性后果时才会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诚信的缺失损害的对象多为中小股东，不会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恶意收购者直指企业控制权，企图取代企业家的地位，甚至是利用杠杆资本获得差价，这直接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4 结 论
第一，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与日本50余年的发展中是大致相同的，能源消耗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了巨大的能源需求。根据计量模型的推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速和单位GDP能耗都开始显著下滑，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了更加绿色节能的轨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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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的能源政策来看，两国主要侧重的方向是一致的，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节能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但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严格的能源政策势在必行。未来各国政府会愈加收紧对于能源消耗的管控，因此各国也应做好经济增长受此举的严重影响。当然计量模型并不能量化出环境改善对于人们的正向效应，所以为了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即便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各国的产业政策也会倾向于绿色和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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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939/j.cnki.zgsc.2019.22.006
[作者简介] 李志远 (1998—)，男，汉族，河南人，山东大学，研究方向：比较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