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堂论文,北魏论文,遗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同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位于城南近郊，1995年5月发现，同年6月至9月对西侧夯土台基进行了发掘，1996年对南侧夯土台基进行了部分发掘，目前尚未完工。郦道元《水经注》对北魏平城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多年来平城范围虽曾发现不少遗存，然而文献与地面遗迹一直难以对应，致使平城研究难有突破。明堂遗址的发现使这一工作柳暗花明，它成为《水经注》所记诸多平城建筑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坐标点，因此，它的发现对北魏平城的研究，以及整个中世纪中国都城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明堂、辟雍、灵台的关系及遗址的定名
《水经注·
水》记载：平城“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目前钻探及发掘结果证实，在直径达294米的环形水沟内侧共有五座夯土台基建筑，其中心建筑的夯土台基规模最大，达42米见方，四周临水处，东、西、南、北分别发现四座凸字形夯土台基。显然，此中心建筑为明堂所在，那么其上层就应该是灵台了，周围的环形水沟就是辟雍。灵台本是古代观测天象之所，其名始见于周。《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汉长安之灵台，位于长安西北（注：《三辅黄图》卷五《台榭》。），已经发掘的汉魏洛阳城灵台，位于汉魏洛阳城南郊明堂之西（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灵台与明堂本是功用完全不同的两种建筑，且各代多不建于一处，北魏平城明堂与灵台建在一起的作法，极可能是独有的。当然，古人也有将明堂与灵台混为一谈的说法，卢植说：“明堂即太庙也；天子太庙上可以望气，故谓之灵台；中可以叙昭穆，故谓之太庙；圆之以水似璧，故谓之辟雍；古法皆同一处，近世殊异，分为三耳。”（注：《诗·大雅·灵台》孔颖达疏引卢植《礼记注》，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是缺乏依据的。魏孝文帝将明堂与灵台建在一起，除受古人的影响以外，更多的应该是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太和以来，虽然北魏王朝的经济有所发展，然而连年与萧齐和柔然的战争，使军备开支大大增加。太和三年（公元479年）柔然的十万骑兵一度打到塞上，就在孝文帝刚刚下诏建明堂五个月后，柔然就曾“犯塞”，其间南、北两边境战争都时有发生。太和以来土木工程的建设，又是整个北魏王朝工程量最大、项目最集中也是耗资最巨的。一方面是都城的建设，如太和殿、安昌殿、永乐游观殿、坤德六合殿、乾象六合殿、皇信堂、圆丘、朱明门、思贤门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另一方面就是方山永固陵整个陵园区的建设，此工程始于太和三年（公元479年），直至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建万年堂后工程方才结束。整个陵区包括永固陵、万年堂、永固石室、思远佛寺、鉴玄殿、御路等。其永固陵即文明太后冯氏之墓，现存封土东西长124米，南北长117米，高达22.87米（注：大同市博物馆：《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陵园位于方山顶上，交通不便，施工难度可想而知。山下建有灵泉宫与灵泉池，这是一处规模巨大的皇家行宫。另外还有云冈石窟的建设，其工程量及所耗资金远远大于以上两项。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其中大型洞窟共17座，除昙曜五窟（16-20窟）开凿于和平六年（公元465年）以前，14、15窟开凿于迁洛以后，其余10座大型洞窟均开凿于献文与孝文时期（其中第三窟虽然有初唐雕像，但洞窟应该是这一时期开凿的），而献文在位不足六年，这些洞窟大多数是孝文居平城期间开凿的。以上诸因素，使政府耗去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之连年旱灾又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将灵台建于明堂，以便节省诸多开支。当然，把灵台建于明堂之上，建筑“上圆下方”效法天圆地方之说，也形象地反映了孝文帝天人合一，皇权神授的思想。
辟雍一般释为周王朝所设的太学，文献对其形制多有记载。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大戴礼记·明堂》：“明堂外水曰辟雍”，《礼记·明堂阴阳录》：“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注：《隋书·牛弘传》。）汉代以前的礼制建筑制度，到汉武帝时已模糊不清了，所以有“（汉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注：《汉书·郊祀志》。）的说法，此明堂图亦有辟雍。从大量文献看，辟雍并没有其他建筑形制，也无独特的功能，只是一条环形水道而已，即使是公玉带奉上的“黄帝时明堂图”，也是“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注：《汉书·郊祀志》。），可见辟雍只是明堂建筑中的一部分附属性建筑，一种象征性建筑，就是一圈水道。正由于此，古今都有人认为辟雍只不过是明堂的另一名称而已（注：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考古》1963年第9期。），将二者混为一谈。汉代大儒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就认为明堂、辟雍“异名同实”。但汉代以后不乏独立的辟雍建筑，如汉魏洛阳城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的北京国子监辟雍（现首都图书馆院内）（注：王秋方：《〈孔庙、国子监全图〉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1期。），正是由于对文献的不同理解形成的。由此看来，北魏平城的这座礼制性建筑，其名称应称之为明堂。
考《魏书》、《水经注》、《隋书》、《资治通鉴》等史籍，古人对平城的这一建筑群也多只称明堂。罕见有明堂、辟雍并提的。如《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夏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冬十月……明堂、太庙成”。《魏书·礼志》记载，同年十月，太尉丕奏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魏书·尉元传》：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陛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魏书·李冲传》：“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道光十年《大同县志》称“州有魏故明堂遗址”（注：黎中辅：《大同县志》，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二、关于太和十年的诏书
明堂工程动工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夏四月，成于同年十月，历时半年告竣。《魏书·高祖纪》则有太和十年（公元486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的记载，之所以下诏后五年才动工，可能一则是前述影响孝文帝时中央财政的诸多因素，此时方山永固陵刚刚建成，但整个陵区的工程尚未结束，万年堂则是太和十五年才建成的；云冈石窟工程正值开窟的高峰期。以上两项工程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在当时也远比明堂工程重要，这些因素自然都会影响到明堂建设的进度。二则作为一项重要的礼制建筑，当然需要精心规划与设计，这包括明堂本身的设计与周围整个景区的勘察与规划。三则是备料，尤其是水道两侧打制十分规整的石条，用量是相当可观的。仅此一项，初步估算，其石方量当在三千立方米以上。其开采、加工、运输都颇费时日。何况平城地势高寒，冬季又无法采石。四则是明堂在动工前其附近有大量其他工程要做，如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孝文帝“观筑圆丘于南郊”（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水经注》记载，平城南郊明堂附近“河干两湄太和十年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依《李冲传》记载，明堂与圆丘的设计者为李冲一人，看来平城郭南的建筑是由李冲统一规划、设计，分别先后施工建设的，明堂工程是在这些外围工程完成后才动土兴建的。
三、石料的来源
《水经注·水》记载，明堂“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与发掘所见一致。就目前发掘所见及钻探推测，在外围直径294米的水道两侧，从底部直至地面，原来是砌有两道完整的内外石堤的，迁洛之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整个水道底部铺有一层碎石片，另外，临水的四座夯土台基底部外围也砌有大石块，以上石料全部是呈灰黄色的中砂岩和细砂岩，与云冈石窟山岩石质相同。云冈石窟开凿于侏罗纪长石石英砂岩层中，依岩石学分类，砂岩按其粒度不同可分为砾岩、粗砂岩、中砂岩、细砂岩、粉砂岩和泥岩六种，云冈石窟多中砂岩与细砂岩，少量粗砂岩及粉砂岩，明堂遗址所见的石料全部为中砂岩和细砂岩。1995年夏，在笔者负责的该遗址首次正式发掘中，在西侧夯土台基西边沿下端，叠压于夯土层底层的一排基石中，我们发现了一块长65厘米，宽35厘米、厚为17厘米的石料，其一侧边沿呈内凹的弧形，与我馆1993年云冈石窟三窟前室地面发掘所见到的取石方法如出一辙。三窟是云冈诸大型洞窟中唯一未完工的洞窟，其洞窟内部空间之大在云冈石窟乃至全国石窟中位居第一，开窟于迁洛前。1993年我们在该窟进行发掘时发现，洞窟在自上而下开掘窟内岩层时，有计划地将岩石取成圆形、方形等不同形状的料石，以便加工成石磨盘，方石等以作它用，成为开窟过程中的副产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明堂所用石料全部来自正在开凿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北魏时称武周山石窟寺，其时距国都平城四十余里。因武周川水（现称十里河）水量充沛，当时陆路就在河北岸的石窟前，傍山临水而行，并不方便。推测明堂所用大量石料，应该是在春、夏、秋三季石窟施工期间开采下来，冬季待武周川水冰冻后由河道中运送的。据《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凿渠引武周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将武周川水与如浑西水接通。冬季由结冰的河面运输，可从云冈石窟直接运抵明堂，十分便利。
这些石料也可能就出自三窟，若此，则为第三窟开凿的确切年代提供了佐证，这不失为云冈三窟研究的重要线索，应该引起石窟研究者的注意。
四、辟雍的水源问题
环形水道内引水，是为辟雍的主要特征，历代文献屡有提及，前文已有所引，兹不赘叙。汉长安明堂遗址的发掘已经证实，其环形水道北“与一条宽21米，深3.8米的由西向东的河渠相通，圜水沟的流水出入于该河渠”（注：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平城明堂的环形水道内也确曾蓄水，这从水道内沉积的淤泥层中已得到证实。1995年10月，在整个遗址面貌已全部清楚之后，我们对遗址北端，特别是环形水道外围进行了普探，探孔呈东西或南北直线分布，已经钻探过的地方没有发现引水河渠的遗迹。由于该区域已是楼房林立，或无法钻探，或地层已经扰动，此问题只能留待今后的进一步工作。依《水经注》记载，明堂位于如浑西水之西。按今天大同城及外围的地貌来看，其北部、西部为山区，东、南为平原，整个市区及近郊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这种大的地形特征，古代与现代似乎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明堂遗址所处的地形也不例外。那么，如浑西水的走向则应该是在明堂北，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朝明堂的东南流去，这与《水经注》所描绘的整个北魏平城的布局也是吻合的。如此看来，环形水道的水源来自如浑西水当无异议，引水处也只能在明堂东西中轴线以北。由于地形的原因，平城明堂的辟雍与汉长安明堂的辟雍不同，平城的辟雍应该在地势较低处设一出水口，否则只能是一潭死水。已探明的水道最低处在东南角，假如辟雍设有出水口的话，应该就位于此处，但这里恰好是一煤场，目前仍无法钻探。
五、中心建筑
位于遗址中心部位的建筑遗迹，是一处东西、南北各42米的方形夯土台基，夯土厚2米左右，规模远远大于四周的四座凸字形夯土台。我们在发掘过程中，见到一位88岁的老人李万祥，他从小在大同南关居住。据他说，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此修建飞机场时将此土堆推平，此前土堆高出地面两丈多，顶上建有“子房庙”（注：子房，大同方言，指一种庄稼害虫，头红色，无翅。），周围有大量碎瓦，可见当初建筑的高大。《水经注·水》记载，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则以上文字所记即是此中心建筑。文中对中心建筑的形制所言极略，仅知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室，不为重隅。所幸郦氏《水经注》在叙述位于如浑东水之东的大道坛庙时较为详细。它对我们了解中心建筑会有所帮助：“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少室道士寇廉之所议建也，兼诸岳庙碑，亦多所署立。其庙陛五（或作三）成，四周栏槛上陛之上，以木为员基，令干相枝梧，以板切〔砌〕其上，栏陛承阿上员，制如明堂，而专室四户”。依《隋书·宇文恺等传》记载，“其室皆用
累”，明堂建筑是用砖坯砌成。灵台建于明堂之上，以观天象。灵台之下，在“室外柱内、绮井（注：绮井，后世亦称藻井。[宋]沈括《梦溪笔谈》一九《器用》：“屋上覆橑，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唯宫室祠观为之。”）之下”设有大型天象演示仪器——浑象，随着季节与时辰的变化而转动。这里还装饰着蓝色天幕，画有北天极的星宿，俨然一座中世纪先进的天文馆。
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大同县志》“明堂”条下记：“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云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时享祭。州有魏故明堂遗址，即于其上立庙。”这里所说的魏孝文帝祠堂，列于“明堂”条目之下，则可能就建于明堂遗址附近。后一句“州有魏故明堂遗址”，接续前句“唐开元二十一年”，显然也是指唐代，但其上所立之庙已无从稽考。李万祥老人所说的“子房庙”可能是一清代庙宇。此处已在明堂遗址发现前几年盖起了一栋楼房，遗址已遭严重破坏，但经仔细钻探，夯土台的边沿都已找到。
六、与已发现的另三处明堂遗址的比较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并发掘的明堂遗址共四处，除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以外，其余三处分别是汉长安明堂（注：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汉魏洛阳城明堂（注：正式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资料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和唐东都洛阳明堂（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3期。）。汉魏洛阳城明堂、辟雍、灵台都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位于东汉洛阳城南不足一公里处，为三组各自独立的建筑，与平城明堂明显不同。辟雍平面呈方形，四面筑围墙，四面门外有水沟。明堂平面亦呈方形，中间有一直径为62米的圆形台基，为中心建筑所在。显然，东汉初建明堂、辟雍时，光武帝是采用了明堂与辟雍是两个不同建筑的观点而分别施工的。这里的明堂与辟雍，除了辟雍外围的水沟以外，二者并无大的区别。据文献记载，东汉洛阳明堂是参照长安明堂修建的。《水经注·谷水》则记载东汉洛阳明堂“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引水于其下，为辟雍也”，似乎并不存在独立的辟雍，而与汉长安明堂一样。看来文献记载是错误的，不过由此也可看出郦道元对“辟雍”一词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由于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我们尚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东汉建造的洛阳灵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高大而坚固，历经汉魏晋三朝，延续达二百五十年，是我国目前唯一正式发掘的古代天文台。它独立一处，紧邻明堂，明堂与灵台的关系似乎紧密相连。
唐东都洛阳城明堂，建于宫城之内的中轴线上。初为隋之乾阳殿，焚毁后依旧址造乾元殿，武后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又毁，在此造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高三丈，号万象神宫”（注：《唐两京城坊考》，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中华书局1985年版。）。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注：《通典》卷四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该明堂与《礼记》明堂建于都城之南的规矩明显不同，而且辟雍也非环形水道，代之以“铁渠”。此“铁渠”虽没有在发掘中发现，但推测可能是一种比环形水道更为简单的象征性的设施。唐武氏明堂从位置到建筑形制，已与古礼相去甚远。
汉长安明堂遗址，位于汉长安故城南约1公里余，外围是一环形水沟，直径349-368米，水沟内宽92厘米，两壁皆砖砌。内有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辟四门。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心建筑位于一圆形夯土台基之上。纵观这几处明堂遗址，平城明堂与汉长安明堂基本相似，是按《礼记》的制度规划、建设的，较为传统。《礼记正义》：明堂“在国之阳”（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太平御览》引《礼记外传》曰“明堂……在国南十里之内，七里之外”（注：《太平御览》卷五三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平城明堂的位置是严格按照传统作法选址的。其中心建筑“上圆下方，十二户九室”，也十分符合传统礼制的规范，即郦道元《水经注》所说“事准古制”。因为平城明堂的中心建筑已难以发掘，所以无法进行更确切的对比。平城明堂的围墙设在辟雍外侧，《隋书·宇文恺等传》载：“后魏于北台城（平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逈立不与墙相连”。按“圆墙”的说法，围墙是循着辟雍的走势而建的，平面亦呈圆形，类似现存北京天坛的围墙，但其遗迹目前尚未找到。辟雍露天无盖，四门设在临水的渠边，从而使整个建筑群的布局更为疏朗、优美。汉长安明堂的辟雍则不同，不仅水道很窄，而且在东、西、南、北四边与一长方形水道相通，水道上还盖有石板，因此辟雍内又另设一道围墙。平城明堂的环形水道构造简洁，只有一环形沟，宽达8-23米。较窄的部位，是因为四周的四座凸字形夯土台突出于水道中，占据了部分水道所至，而且水道是露天的。平城的南郊，有高耸的永宁寺七级浮图，又有宏伟的圆丘，明堂东为籍田与药圃。这里“弱柳荫街，丝杨被浦。……长塘曲池”（注：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小桥、流水、农田，辟雍像一枚晶莹的玉环，镶嵌在绿树丛中，在幽美的景致中，明堂更显得神密。
七、明堂建设所揭示的其他信息
明堂建成于太和十五年十月，仅仅一年零十个月之后，孝文帝就陈兵百万南伐萧齐（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实际上已迈出了都城南迁的步伐。从此后孝文帝的一系列举动判断，由平城出发时他已打定了迁都的主意，只不过没有宣布，不便于在平城宣布，南伐不过是一种计谋而已。然而，从明堂这样耗资巨大的土木工程的建设来看，说明至迟在太和十五年时，孝文帝还并不想迁都，这一年，他不仅建了明堂，又在方山冯太后永固陵北端不远处为自己建了寿陵万年堂。早在平城建都初期，太史令王亮、苏坦就曾于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因缺粮问题而向明元帝拓跋嗣提出南迁都城的问题，事实上迁都问题此后一直困扰着北魏历代帝王。自孝文上任以来，柔然经太武帝的重创之后，势力已渐渐恢复，太和三年（公元479年），“柔然十余万骑寇魏，至塞上而还”（注：《资治通鉴》卷一三五。）。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残暴好杀”的豆仑即位，号伏古敦可汉，魏与柔然的关系更趋紧张。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八月“魏以怀朔镇将阳平王颐，镇北大将军陆叡并为都督，督十二将，步骑十万，分为三道以击柔然……，军过石碛，大破柔然而还”（注：《资治通鉴》卷一三七。《魏书·蠕蠕传》作“七万”。）。这一战役的胜利，使孝文帝最终下定了南迁的决心。“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注：孝文帝诗，见《魏书·郑道昭传》。），孝文帝怀着对中原汉文化的无限崇敬和一统华夏的雄心壮志，终于跨过了黄河，进入了中原腹地。
明堂建设所揭示的另一信息，就是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孝文帝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明堂作为都城重要的礼制建筑，历代都倍受重视。汉代以来，从地望、建筑形制、建筑规模等诸方面都已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在都城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成为都城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礼制文化的重要内容。明堂的修建，反映了孝文帝对汉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认同，也反映了这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建都平城近百年，经过与汉民族文化的不断交流中，自身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高度。由此去看待孝文帝不久之后的迁都洛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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