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衍诗学的理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理性论文,特征论文,论陈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5-0065-09
晚清学术，实有一种内部紧张。一方面，乾嘉学派的求真求实的学问态度，精深严密的考据功夫，作为传统学术研究富于成果的理性化努力，渐趋成熟化内在化，渐成为一种新学统。另一方面，与乾嘉时代相比，嘉道学风从考据又转而为经世，尤其咸同以来，统治者文网稍疏，敢言之士渐起，而今文经学复兴，经世致用，以学术问道问政之风蔚起。这是极富于创造性活力的学术张力。求真求实的理性化取向与求善求好的人间情怀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晚清新学风。即将学问领域的知识理性，与求善求好的道德理性结合起来，转移而为政道领域的实践理性，亦即将王国维所说的“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之来之学新”统一起来，为传统学术思想转变而为现代文化思想写下重要一笔。
受晚清学风影响，陈衍标举以近代宋诗审美特征为主的诗学范式，分明也颇有些思想张力。即：是诗、是抒情写意，又是思想、是人生实录；是语言的精准、学问的功夫，又是忧生忧世，知识人的人文修炼。此举也是为了救诗学衰颓之势。由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加速发展，陈衍诗学连同他所反对的诗学一起，都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不过，其中流露出的理性精神，一方面通过求真、求实的语言功夫，以达到诗歌对人生真实的表现，另一方面又不失为一种抒情写意以及个体修炼生命的诗学。这不仅成为古典诗学传统最后一道颇有特色的风景线，而且是被湮没的本土现代性努力之一种，仍值得一番整理再认。本文重点即从陈衍诗学（注：陈衍诗论主要见于《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旁及《宋诗精华录》、《诗品平议》、《石遗室文集》，汇于《陈衍诗论合集》（钱仲联编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陈石遗集》（陈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1]疏理其理性化取向的具体表现，并描述其中紧张，探讨其形成原因。
一
1.以写实取代性灵
妙悟、兴趣、性灵、神韵，是陈衍以前传统诗论的主要语汇，要求对生活作感性把握而非写实把握，体味其玄虚空灵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有直觉、感悟思维的特征，有愉悦人生与唯美追求的名士格调。陈衍把真实（注：在侧重情感、表现，以气、神、韵、境、味为基本范畴的中国古代诗论中，“真实”不占有醒目地位，而且“真”与“实”分开，直到近代，受外来文化影响才构成“真实”这个合成词。在史书传记中，“真”与“实”要求不随意增减事实，符合事实本身，以达到实录的程度，与陈衍的真实相近。如《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王充《论衡·艺增篇》：“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出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但在诗论中，倾向于单独使用“真”，“真”指不加雕琢的自然状态，如庄子“法天贵真”的真，陶渊明的“真”与之类似。也指真性真情，这是伴随缘情论而来的对情的要求。要求诗歌抒写真实情感。清代从钱谦益到袁枚，很多人都有此观点。中期宋诗派何绍基、郑珍强调真，侧重真人真情，真人是从主体人格的角度，要求多读书，修身养气，建立不俗真我，真情即诗歌要反映真实情感。这种真实性的要求，是一种主体优势的真实观，指向的是孤独高洁的精神世界的美。应该说陈衍关于真实的诗论包含了要前人真人真情的内涵，但他的真实更倾向于事与理的客观标准把握，讲求客观真实性，但是他又不是仅仅停留在客观真实上，而是试图以客观真实的价值世界，再回向士人的人格世界的建构。此观点在以往诗论中还是少见的。）[2]作为他诗论的中心词，不仅是试图改变诗学传统的非理性思维特征，使诗歌具有与生活中事与理对应的客观真实性，而且更是企图改造传统诗学的名士气，使诗歌品质厚重结实，成为能够表达现实人生的士人文学。
陈衍对真实的要求严肃、不含糊，甚至近乎苛刻。写景须是逼真、逼肖。他说：“任是如何景象，写得字字逼真者，惟有老杜”（《石遗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卷一），又说郑震写君山“颇得真相”（《宋诗精华录》），程俱《望九华》“写得逼肖”（同上）。“逼真”、“逼肖”即说诗歌所写景色要和实际景色尽可能相符，经得起踏勘的实证。写情也要真实，要写真情。他说：“侯雪农，不必深意，而真情自见”（《诗话》卷十五），“师曾屡有作，无不真悲哀者”（《诗话》十九），没有真情不必勉强，“劝年少者不宜无病呻吟”（《续编》卷一），即便是真情，如果强烈至伤人地步，也须节制，他曾劝导“芷青诗......暂置哀乐，勿使伤人也”（《诗话》卷八）。真情而有节制，说明他把艺文与人生适当分开，从古典讲，这是节制、中庸、合乎情理；从现代讲，这正是一种区分的理性。
如何作到真实？一是由虚而实，转换刻意表现的性灵崇尚。孟浩然的“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诗话》卷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即兴灵感之作，尤其被王渔洋奉为神韵派诗的经典之一。但陈衍只是平实说来：“当时实有微云、疏雨、河汉、梧桐诸景物，......并无一字虚造，但写得大方不费力耳”。这就表明，他的诗学性格，是由虚转实，认为只有尚真爱实的态度，从生活取实景，才能作到“伫兴而就”；而渔洋的造作，反而觉得费力不讨好。这样就转换了神韵派的思维取向，把用力的重心不是放在机巧轻灵的名士气上，而是放在大方自然的士人品格上。
二是要真实表现，也就是“能与称”。
“余于诗文，无所偏好，以为惟其能与称耳”（《诗话》卷十四）。这里“称”是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的确定性问题。有人作《咏庐山瀑布》：“力穿深潭九地破，对足或抵欧罗巴”，陈衍说：“对足当抵美利坚”，要求地点的准确。陈三立挖苦张之洞与陈弢庵诗歌有纱帽气、馆阁气，陈衍认为他们身份如此，就不必回避。这是将身份的真实，置于美学之上。而且，“称”不单是泛泛的真实，而是通过特定故实的客观性，以及人物身份的准确性达到寄予士人人格精神的目的，分析张之洞诗说：“东来温峤，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洲冠盖也，以及岘首之碑，新亭之泪，江乡之梦，青琐湛辈之同浮沈，秋色寒烟之穷塞主（以上皆广雅诗中所写——引者注），事事皆节镇故实，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诗话》卷一）“诗中有人在”，恰恰是陈衍诗学的一个目的。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道德的人，也不是虚构的人，不是妙趣的人，而是具体生活中的某某人。这就是说，诗歌真实本身只是一个手段，是为了达到诗歌成为士人生命存在本身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不是指向美感兴趣，不是指向情感生活，不是指向语言技艺，而是指向士人本身，就成为以诗来救文化，以诗来救士人精神，诗成为美善人生价值的真实证明。
总之，从生活到表现，从内容到语言，陈衍对于创作上的真实性要求是全方位的，这种真实是对夸张、想象、虚情、假言、浮词的杜绝，是对主观随意与非理性的排斥，符合生活中时、地、人的真实。陈衍所录诗歌往往能做到诗文互证、诗史互证、诗与人互证，诗与地互证。根据他的诗话所录，可以合成清代一幅最真实完整的历史，构出各种身份各种职业的诗人的生平传记，绘出许多名山大湖、小丘流水的真实图景，并可于地图上一一实指。这种追求生活全面实录的诗论在以往诗论中比较罕见，也显示陈衍诗论理性精神在近代诗坛的独特地位。
2.力求明析、落实的批评
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辨》），元代范椁说：“含糊则有余味”（《木天禁语》），王士禛说姜白石诗说“可以意会耳”（《诗友师传录》，传统说诗大都不主张分析与解释。更多认可的是，由于诗歌的妙处、含糊、余味，因而把握诗歌的方式是意会、兴会、悟入，结果得到的是不可言传的感受。清代神韵派与性灵派变本加厉，追求的根本不是对诗歌内容的清晰理解，而是对诗意诗味的模糊感受。
但陈衍认为诗意是明确的、可以理解的。诗歌批评的任务是清楚地认识并解释对象。陈衍多次批评严羽、王渔洋追求妙悟神会的批评，他说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作谜语索引书”，“故为可解不可解之语”；王渔洋的“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喻，是“梦魇”，是“大言不惭”（《诗话》卷十）。可见特别反对诗歌的不可理解、不可把握之论。
他的这种思想在卷二十三对钟惺、谭元春诗论的批评时得到集中表现。兹录二例：张九龄写瀑布，“天清风雨闻”，谭云“有可知不可言之妙”，陈衍说“天清本不应有风雨，而闻风雨，自是瀑布，有何不可言之妙”。王维诗“鹊乳先春草，莺啼过落花”，钟云“先字过字，幻妙之甚”，谭云“过字尤不可思议”，陈衍认为此指“草木未青而鹊已乳，花已落而莺方啼耳。有何妙幻？有何不可思议？”平心而论，谭元春的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过”，既是时间上的花落与莺啼的先后秩序，也未尝不可以是空间上的啼莺飞“过”落花，或落花飘“过”啼莺。诗语多义，此见一端。然而陈衍是不承认此多义性的。因为诗语多义性，说到底，是美感趣味而已，陈衍认为那只是小机巧罢了，诗之优劣高下，另有标准。如此列出近二十首诗，在钟、谭看来是奇、妙、神、幻，想不得说不出的诗句，在陈衍是无甚妙幻，原因就在于此。他不是不关心美感，而是更想使诗歌成为一个能够用明确的语言表述的对象，可以用清晰的思维条分缕析的对象，从而使诗歌批评具有了理性思维的品质，其实还是为了所谓“诗中有人”、“诗中有事”这样的理性价值（注：陈衍毕竟还是说过竟陵派的好话的，卷六大段引录前人对竟陵的表彰，最后说：“钟、谭好处在可医庸俗之病。”接着又赶快补说：“若谓究心经史，或未敢信。”）[3]。
即使与同时代人比，陈衍的理性也是突出的。《简学斋诗》中一首友情诗，同时代有四个人分别用“各自入妙”、“有真味”、“其和在神”、“有......诗意，有......诗格”这样的话语评论此诗，而陈衍批评晋人名士风度的名典“雪夜访戴”，认为那样去访友却半途而返，不免诚意不足，至少“非十分交情”（《诗话》卷十），以此来反衬出此诗的好处，因而更理解了诗中友人不顾江上风大，仍然行舟访友的至性真情。从这一例子不仅可以体会到陈衍论诗有一种自觉地使诗歌内容真实化、明晰化的意识，甚至以水落石出的精神，直探诗意的根底而论之，而且那种味外之旨与某种伦理态度有关，多少有点离开生活的常理与情感的真相。
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的进境，正在于善疑、求真，以及分析、归纳、比较等学问理性之自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P105)分析、归纳、比较是现代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陈衍诗学的理性精神体现在他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陈衍论诗，喜欢分析，尤其是有点文章学的层次分析法，通过分析，诗歌层次清晰，意涵显出，不再神秘。有一次改诗，把罗掞东诗中“蘼芜”改成“平芜”，分析道：因为前四句都说各种花草，第五句把蘼芜（也是花草）改成平芜，可与前四句构成近景远景层次感，又与第八句“太行”相接，更为妥当（《诗话》卷九）。通过他的修改与分析，诗歌内在的肌理一一呈现。也有许多诗歌，涉及典故和史事，陈衍以经师的训解几乎逐句笺释，或交代背景，或分析句意，力求使这样的典故、史实有现实着落，凡经过他的努力的，皆能成为能够经得起生活检验的作品。
陈衍论诗，也常用比较与归纳的方法。梁启超认为比较法是“胪举所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113)，陈衍的比较法用得灵活广泛，有字与字，词与词的比较，也有句与句、联与联的比较，有古人与今人的比较，也有同时代的比较，甚至一个人前后期的比较，诗话最突出的是这样的现象，即喜欢集中论某种类型的诗歌，悼亡、写景、咏池、赏花、听雨，陈衍或搜寻历史上同类名句，或罗列同时代诗人诗作，在比较中，见出感情之深浅，诗功之优劣。归纳法往往用于对事实的罗列陈述之后，作一归纳总结，见出观点，如卷十三，列举冯梦华十数首诗后，归纳道：“余谓明清两代诗人，墨守唐贤者，往往坐此。声音激越，是其所长，差少变化耳。此数首结联多用莫字，中间寒潦、寒潮、荒城……未免迭见，然如空江……皆能推陈出新”。通过归纳，指出诗歌优缺点，并表明自己观点。
诗歌是可以明确认识的对象，诗歌批评的目的是把诗歌当成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在分析中，缕事索情，还原生活真实；在比较中，谈优说劣，明乎艺术真谛；在归纳中，烛隐显幽，洞见诗歌事理。明确认识诗歌，不见得是为了逼近某种生活真实，而是为了通过实在的语言锻炼，以及思理绎解的功夫，去修炼士人的才情与胸抱。这是陈衍诗论的意义所在。
3.以考证入诗
真实、明确是陈衍对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思想与要求，考据则是追求真实，体现理性的一种手段、方法。考证即根据资料进行考核证明，包括确凿的证据与缜密的推理。英人H·P·里克曼把“只应接受经过彻底地、批判地考察的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注：（英）H·P·里克曼.理性的探险[M].商务印书馆，1996.11.）也作为构成了理性哲学的四个原则之一，证据与推理是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考证原本是文献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清代朴学治经史求本源使训诂考证成为一代风气，考证方法渐扩张于诸子学、辞章学等，成为时代学问主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谈朴学特征时，前四条特征均围绕“证据”二字，可见证据是清代学术不可或缺的要求。此学风影响到诗歌，即出现了大量以训诂考证为内容的诗歌。陈衍对以考据入诗是认同的，这也是陈衍理性精神的体现。陈衍提倡“学人之诗”，便以考证为其中之一内涵。陈衍“学人之诗”，往往以清代中期宋诗派的长于考证为例证。他说：“郑、莫并称，而子偲学人之诗，长于考证”，祁ｊùｎ
藻诗因有地名考证，被陈衍称为“证据确凿，比例切当。”（注：郑、莫，即郑珍（字子尹）、莫友芝（字子偲），清中期宋诗派诗人。）陈衍对同时代诗人的考据诗也倍加关注，他说李莼客惟遇金石题目，往往精碻（《诗话》卷十一）。卷十六述樊樊山出所藏唐麟德殿砚，周沈观遂赋长歌，引据详确，不留余地；又评左芴卿继之，更能议论风生，穿穴处无意不搜。对于考据诗，他不仅不反对，还觉得真有才思。这里，我们似不能用形象思维之类后起的诗歌认知图式来批评陈衍，因为中国诗学史上，有关什么是诗，并无本质主义式的定义可以笼住一切诗歌。而陈衍本人也精通经学考据，卷十一讲述了朱竹垞《风怀诗二百韵》相传为其小姨作，而陈衍以考据加以证明。他的诗如《鼓盘歌》等即以考据入诗，他的《石遗室诗话》大量收录以考据为内容的诗歌，可见陈衍的确是重视考据的。陈衍之前，朴学兴盛，凡经史、音韵、典章制度、地理、金石、校勘、辑佚等考据各学完备，陈衍时代，“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134)，金石、地理、辑佚更是大盛，陈衍诗话涉及多种考据，全是时风之流披。他介绍各类考据家，收录各种考据诗歌，并详析之。在中国历代诗话中，似乎还没有像他这样以考据之学大举入辞章之学的。考证依赖于确凿的证据，需要进行严密的推理，不能有半点含糊和虚假，是科学、理性的行为，陈衍诗学对于考证的接纳态度见出他诗学的理性精神。考据也是一种思维与态度，陈衍对于诗歌的创作与批评的真实性的要求其实融会了考据的思想。所谓逼真，所谓称，所谓时间、地点、身份的准确，其实都体现了陈衍对于诗歌的考据式的要求。也可以说，正是这种考据式的思维与要求，使陈衍的诗论更加走向了真实，更加接近了生活，诗歌内容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
4.用事用典讲雅切
陈衍认为宋诗与唐诗不同，在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区别。“学人之诗”，指“学有根柢”、“长于考证”、“证据精确”、“比例切当”一类。“诗人之诗”与重“性情”、“写景言情”、“兴味高妙”密不可分。陈衍提倡合“学人之诗”、“诗人之诗”而为一，认为这样才是“真诗”。既如此，“学有根柢”便是陈衍心目中诗歌重要的内涵。“学有根柢”不仅泛指有扎实的学问，而且重点在经史之学。从清初开始，不少学者就已提出诗歌中的学问问题。钱谦益说诗“茁长于学问”（注：钱谦益.有学集·题杜苍略自评诗文[M].），黄宗羲说：“多读书则不期工而自工”（注：黄宗羲.黄梨洲文集·诗历题辞[M].），道、咸间的宋诗派更是在创作中实践了这点，把学问当成了创作之源。陈衍时代宋诗兴盛，陈衍又是宋诗派诗论家，在提倡宋诗方面颇为用力。所以非常重视学问，他对严仪卿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不敢苟同，认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注：瘿唵诗叙，陈衍诗论合集[M].1057.）(P1057)。又说：“余生平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注：聆风簃诗叙，见陈衍诗论合集[M].）(P1076)。可见“学问”是“学人之诗”的最重要特征。
学问体现在诗中主要是议论的精到、词语的提炼、以及典故的运用。相对于议论、语词，典故的运用更是学问的重要标识。典故是诗料诗材，诗人借之在诗中逞才显学，陈衍不反对诗人此举，但是他对用典又有严格的约束，这就是“切”。“切”字在《诗话》中出现时，多半指用事切，用事就是用典。从诗论的许多用例可以归纳出，用典切主要指运用典故在表达主题、对象、情感时的准确、贴切、深入。由于学养深厚，熟稔典故，陈衍对于用典是否恰切，目光锐利，且态度鲜明。用典恰切，他由衷称赞。他赞赏陈季咸“写出岑寂况味，用事雅切异常”（注：聆风簃诗叙，见陈衍诗论合集[M].）(P167)。沈爱苍一首诗“全首隶事稳切，惟同谷句与题目无涉”（《诗话》卷三）。陈逸儒用典故准确，用鼎革的梅福、阮籍比喻自己，用文人所为的门卒、步兵借代自己，用阮籍的狂描述嗜酒的自己，可谓“字字雅切”（《诗话》卷十五）。但是对于用典不切的诗歌，他又毫不留情批评。卷十一指出程春海用典故有误，如“袖易瓠本称宋初”一句，陈衍说瓠本不是《周易》，而是葫芦中《汉书》。卷十讲明清易代之际遗民诗人为了倾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用了东周的“黍离麦秀”、汉代的“荆棘铜驮”、东晋的“义羲甲子”之类典故，但陈衍认为，用典不切，因为清代时局与以往不同，“都城未有战事，铜驼未尝在荆棘中也。义羲之号虽改，而未有称王称帝之刘寄奴也”。因此不能随便乱套。中国文学的一个缺点，即由于长期的历史而形成一些代代相传的现成词语，可以作为表达的方便，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新鲜的生命力，变成空洞的符码、似是而非的能指。这时，陈衍这样返回具体与个别的做法，正是一种使文学语言去腐生新、避人扬己的努力。另一方面，要返回活生生的现象本身，返回具体与个别，又必然有赖于区分的理性和对事物清醒的认知。
二
如上所言，陈衍以近代宋诗审美特征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许多与唐诗审美特征不同的概念范畴，试图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诗话中大量呈现真实、称、切、当、证据、比例、学问等富有实证理性精神的语汇，这在已往几乎没有。这些语汇内含着对作家、创作、评论的全面要求，自成一种格局，足以构成一种新的诗学范式。这是一套沉淀着理性精神的诗学范式。把它置入中国古代诗话长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独特性。
从诗话的代表语汇来看。北宋诗论的高峰是黄庭坚及江西派，纯粹追求艺术上的新、奇、拙、僻，目的是避开前人常用语，却并不要求改变思维方式，本质上还是较为主观化的诗论。
南宋严羽以禅喻诗，主张妙悟、兴趣，反对江西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吟咏性情”为目的，追求含蓄蕴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开启了后人效法唐人的模拟复古风气。如元代以尊唐为主，强调情性、性灵、才性、德性，主张诗味，含蓄，言有尽意无穷。明代最著名的前后七子也提倡诗必盛唐，主张格调说，之后，格、调、才、思、神、韵、悟、情、气成为明代诗论中触目皆是的诗学话语。后来由清代的王士禛、沈德潜、袁枚分别把神韵、格调、性灵发展成更成熟的理论形态。由上可知，从严羽开始至清代，妙悟、兴趣、神韵、格调等尊唐话语几乎占主宰地位，陈衍所标举的诗学话语在清以前是罕见的。
在清代，尊唐、尊宋并行，但从诗话来看，宋诗派虽多创作，并无系统诗论。王士禛、沈德潜、袁枚不论，其它几个大家，如冯班、王夫之，虽明言反对明七子，却并不取宋诗。叶燮强调理、事、情，作为宇宙本体的物质和精神的性质，但艺术的理、事、情是以幽渺、想象、惝恍为特征的，所以很难用理性精神去审视他们的诗学语汇。
真正可以与陈衍比较的是翁方纲，翁方纲与陈衍有许多相似之处：洞察唐宋诗的差别（注：翁方纲说：“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虚而不实。“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有义理，有学问，有史事，有实在内容。《石州诗话》卷四。）；提倡“学人之诗”，反对严羽、王士禛的诗论；甚至在要求景物有客观真实性上，与陈衍如出一辙（注：翁方纲说：“切已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复初斋文集》卷八。）。与陈衍相比，翁方纲以“肌理”（注：“肌理”即义理、文理，一切之理，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词语。）说统领诗学，以义理、文理救格调、神韵之虚，在学理上颇为周密，因而更为系统，理论色彩更强。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格调、神韵“似涉空言”，“欲以肌理之说实之”（注：翁方纲.神韵论[M].），就是不否认诗歌的神韵，只不过需要用“理味”、“事境”使之实化。因而翁方纲的“理味”、“事境”等诗学概念并未完全落到实处。而陈衍真实、切、称等概念是坚决排斥神韵等虚而不实的东西的。而且由于翁方纲以唐宋金元四朝为对象，所以诗论中并没有满目出现陈衍所使用的充满理性精神的词汇。通过以上表述，可以得出结论，陈衍之前，标举唐诗审美特征的诗话占主导地位。以宋诗为对象，全面建立以宋诗审美特征为主的诗学范畴的唯陈衍一人。（注：零星地也会有一些强调真实性的诗论，如《渔洋诗话》75条借陈伯玑语说了“然亦诗与地肖故尔”.）陈衍所提倡的新的诗学范式以追求真实为旨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量的具有理性精神的诗论语汇，其诗话因此所呈现的理性风貌在古典诗话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可见陈衍的理性精神是强烈的，独特的。
三
陈衍诗学理性精神的产生原因，可概述如下：
1.濡染清代学术思想
清代学术“以经学考据为中坚”（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当时训诂、音韵、校勘、地理、天算、名物制度，为乾嘉学派最盛之支派.）(P114)，考据目的是辨伪经，求真经，这其中就有一种“求真”的理念存在。晚明学术流为“狂禅”、“猖幻”，成为浪漫人生，不能经世致用；乾、嘉之间，又大兴文字狱，严禁结社讲学，清代学人只好“仅寄诸烦琐之考据”，“骈辏于说经”。清代学者之沉浸于学问，其范围之广，态度之虔诚，实为历史上所罕见。于是证古书之伪，纠地理之疏错，引证祥博周密，断案准确犀利成为清一代学者的学术追求。
考据之风至陈衍时期亦未为衰。在清代总体的学术氛围、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影响下，陈衍亦醉心朴学。他21岁始治小学，“阅严铁桥、段懋堂、王菉友先生书”，三先生皆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精通《说文》，陈衍学习他们，可谓于朴学颇为用心，事实上，陈衍“雅不喜治举业”，多次应试，亦无长进，但于朴学却自觉经营，也多收获。唐文治《石遗室丛书总序》（注：唐文治.石遗室丛书总序.见石遗室诗论合集[C].2155-2159.）对其朴学成就有所介绍，说陈衍《尚书举要》一书针对梅赜伪古文，纠出大而显者四条，所论皆明辨以晰。《考工记辨证》三卷，揭示郑注未精于细算，后来贾疏多失郑旨，使郑误增多，陈衍辨郑8条，辨贾9条，辨清儒84条。付梓过程中还有所勘正，非常矜慎。《礼记疑义辨正》四卷，辨注疏诸家之失。《说文解字辨证》十四卷“于字形字声字义，有可疑而未经前人辨证者，有前人辨之未当者，或系许书原误，或系二徐传误，悉加辨证。”可见陈衍治朴学，重在考镜源流，辨证本经，纠注疏错厄，以绝以讹传讹之危害。梁启超说清代学者治学的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5)。又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所谓科学的精神，在梁启超看来，一是善怀疑，善寻问。二是分析证明推理。三是创新。四是善用比较法（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当时训诂、音韵、校勘、地理、天算、名物制度，为乾嘉学派最盛之支派.）(P113)。他认为这些方法，是近世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但是清代学说掌握了科学方法，由此可推陈衍善治朴学，也必然具备这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其实也就是现代理性的思维与方法。陈衍治朴学使他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科学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反过来强化了他的理性精神。陈衍在学术上培养成的理性精神对其诗学有极大影响。陈衍“取辞章考据之学杂治之”，表明他兼考据家与辞章家于一身，陈衍《复章太炎书》中说“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辞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此“兼”不仅是说具备两种独立学问，而是说两种学问的互融（注：在乾嘉时出现学术整合化的倾向，段玉裁、钱大昕、翁方纲都认为义理、考据、辞章可以三者统一。厉鹗《绿松野屋集序言》说“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两途”.）。就是说朴学文章可以有文采，辞章（即文学，包括诗歌）中可以运用求真求实的学术思维，以追求真实与确凿的考据效果。事实上陈衍也是这么实践的，在诗话中，他对诗歌所作出的要求，真实、逼真、切、称、考据、证据、比例近乎是对学术的态度和要求，有的直接就是考据的要求。他的学术的理性精神直接影响到了诗学的理性精神，反过来说，他的诗学的理性精神与清代尚实、求真的学术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2.近代宋诗派理性诗歌的影响
《石遗室诗话》大量记载近代诗作，特别是近代宋诗派的诗。宋诗派主要指道、咸至同、光年间提倡学宋的诗人团体。由于宋诗派诗歌充满理性精神，陈衍以其为论诗对象，自然也会形成充满理性精神的眼光。近代宋诗派本身的学诗路径主要以宋诗为主。陈衍《近代诗钞述评》论道、咸间宋诗派时说祁ｊùｎ藻、程春海“诗宗杜、韩”，何绍基“出入苏、黄”，郑珍“私淑昌黎、双井”。杜、韩是宋诗之祖，也应归入宋诗一派。钱仲联把清末“同光体”分为三派，除沈曾植为首的浙派无所不学，以陈衍为首的闽派和以陈三立为首的江西派虽各有偏重，但俱以宋代各大家为学习对象。近代宋诗派以宋代诗人为学习对象，但是又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近代宋诗派诗歌比宋人诗歌更重视描写生活的客观真实，更具有理性精神。严羽曾经概括宋诗的基本特征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说宋人好讲道理，好发议论。黄山谷《答王复观书》就教以“但当以理为主”。严羽《沧浪诗话》有“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之说。钱锺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的理是哲理，也是理趣、玄理。看起来宋诗反映的是日常化的生活，迎来送往，茶、食、花、酒，绘画、书法、音乐、服饰，皆可入诗，但宋诗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升华了对历史、社会、人生、政治的见解。宋诗描写客观事物，客观事物只是诗人表现哲理的中介。随着明末清初宋明理学的衰落，清人对宋诗的接受重在学问，而摒弃了玄理的成分。考察近代宋诗派诗歌，他们往往把反映生活本身作为目的，着重对历史、社会、人生、景物，作真实地呈现。多呈现少议论、多事理少道理是近代宋诗特点。所以，陈衍诗话很少以理作为评语，相反像“质朴不作躲闪语”（《续编》卷五），“能状余寂寞远游情景”（同上），“一穷老书生通常写照”（《诗话》卷三十）等评语随处可见。“以文为诗”，是说宋诗散文化，即宋人往往采取直叙和铺陈的赋的手法去写诗。吴乔说：“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围炉诗话》）。近代宋诗不仅继承了这点，而且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综观陈衍诗话所录，许多诗歌无疑就是韵文化的叙事文或传记文（如石铭吾写陈石遗诗），写事成了历史事件的讲述（如卷二黄秋岳感事诗一首，等于是清代历史事件的讲述），写景成了游记（说诗社许多记游诗便是如此）。散文化的直叙手法导致许多诗歌成了生活的实录。黄胥庵赠陈衍诗歌，除第三句稍过，其余“却是实录”（《续编》卷四）。圣禅诗“语皆实录”（同上）。散文化的手法，叙述、铺陈的运用，使许多诗歌成了生活的模拟、报告，因而获得了真实性、准确性、可证性的效果。翁方纲云，“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卷四）正是近代宋诗的写照。
“以才学为诗”，是说宋人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典故。受清代学风影响，近代宋诗更重学问，更多用典，许多诗歌以典故为诗材。而典故的运用也使诗歌少了点感性内容，而多了点沉潜的理性气质。
总之，近代宋诗派继承了宋人诗歌的特点，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有所变化发展，相比宋代诗歌，近代宋诗派诗更大幅走向了生活本身，追求对生活原生态的反映，倾向于生活的实录式效果，从诗人角度论，比较多一点客观认知的常识理性。
陈衍以近代宋诗派诗为总结对象，宋诗派诗本身具有的理性特征与气息，自然影响到陈衍的诗学话语。
3.对风雅传统的继承。
陈衍诗学的最终目的是使诗歌更真实、有力地介入现实人生，使诗的生命力回到风雅传统。在诗经时代，诗人歌咏性情，发表对社会政治的意见，统治者通过采诗、观诗来了解民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发挥诗歌的政治批评功能和政治教化作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文艺与社会最良性的互动时代。一直被视为风雅正源。后来汉儒释《诗》，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变风变雅更是在乱世表达强烈的社会关怀，表达对时代政治强烈的忧患意识（注：《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时代动荡不安、社会混乱无序谓之”变”。国史则要及时反映时代政治社会人伦之兴衰变迁，以风其上，最终发生扶病起衰、拔乱反正的目的。）。但是近世以来，虽然时事纷杂，丧乱云膴，诗坛却风雅不兴，所谓：“风雅业堕地”（苏勘语），“风雅久悼丧”，（石斋先生降神诗），“风雅衰于嘉兴末”（樊山语），“我言诗教微”、“风雅道殆丧”（陈衍语）（注：以上四句分别见.石遗室诗论合集[C].10、21、33、7.）。陈衍的“风雅道丧”主要针对格调、神韵、性灵等审美风尚盛行而言。这些风格或者作“百里万里天地江山”等大言、空言，“空廓取厌”，或者“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使人堕入虚而不实境地，对社会危机视而不见，根本没有现实人生的关怀，起不到诗歌应有的作用。批评王士禛的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沈德潜（主张格调说）只谈温柔敦厚（注：近代诗钞述评叙.见石遗室诗论合集[C].875.），言下之意，他们都没有关注动荡变化的时代与社会。不能作时代历史的良心，对社会的盛衰变化情况漠然不见。作为“三十年主诗坛”、“诗盟主建安”的诗坛领袖，对于诗道衰败的现象，陈衍焦虑而悲哀，他有责任去恢复诗经风雅传统。正如他的学生说：“吾师擅风雅，薪传火未断。救衰虽已迟，振靡或未晏”（《诗话》卷八）。他在拯救风雅传统上如此用力，诗话中大量诗歌记载了他与友人谈诗到深夜的勤勉情状，而“一灯说法悬明月，五夜招魂向四围”（注：赵熙.读石遗室诗话记慨.见石遗室诗论合集[C].231.）更是精准地刻绘了他的谈诗形象。他如佛家高僧大德大般说诗，企图在政教衰微时际，存亡继绝，招回风雅之魂。两句诗将老人对传统诗歌的深厚感情和拯救诗道的拳拳用心及使命感描写殆尽。
正是有感于诗歌与时世密切相关，他立足于“所见之世”，编选《近代诗钞》，来纪史实、申事理、传人物、正人心。同时通过众多诗作的录载绍介，来传递近代社会大变化之际诗人贤士的人生命运与精神苦痛，此亦为对变风变雅传统的继承。陈衍认识到仍用神韵、格调的手段来写，讲性情、兴趣、妙悟、神韵，虚构一种盛唐气象，根本无法反映现实，不能真正发挥诗歌反映时代盛衰变化的作用，只会远离真实，导致诗歌以及诗歌所承载的士人精神，与时代社会的日愈疏离。发挥风雅传统，则能通过如实地反映历史、社会、人生，通过明得失之迹，观风俗之盛衰，使诗人贤士重振文化使命与道义关怀。这就是风雅传统最实用的理由。陈衍之所以在诗学中提倡理性，是试图标举富于客观真实的价值世界，富于风雅精神的救世传统，再着力于新型士人的人格世界的建构，以此回应三千年变局之危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