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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辽代货币的窖藏发掘、年代考略、文字释读以及对辽钱铸造上限的探讨，目前钱币学界业已取得颇大成果。但是对于终辽一代的钱币源流、通货使用及其特征，迄今尚缺少综合性认识。辽朝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比较强大的政权， 曾与南方汉政权（主要是北宋）鼎足并存200余年。作为少数民族国家，其货币源流、通货使用则受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因而呈现出较复杂的货币特征。总体上讲，辽代货币源流有两种途径：其一，自铸钱币，并将保护钱币政策附诸于法律；其二，积极争取外来钱币，并全部投入辽朝国内外市场中。由于辽代钱币的通货使用庞杂多变，辽钱风格独特，故此，笔者拟就上述问题做一综合性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辽代的铸币、使用及其特征
辽代自铸钱币始于何时，目前尚存有三大分歧，（注：参见乔晓金《契丹铸钱上限议》。）本文以辽史为准。据史载，辽朝“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注：《辽史·食货志》。）这说明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父撒拉的时，便已开始铸造钱币了，到耶律阿保机做夷离堇时，他审时度势，迅速统一契丹各部，并于916年， 仿照中原政体，建立契丹国。接着，在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下，遂于922 年自铸了“天赞通宝”，这是辽朝第一次出现的年号大铜钱。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起，至天祚帝耶律延禧辽亡止，辽代共历九帝，达210余年。 这一期间每朝皆铸年号钱和少量非年号钱。为了便于分析，现将各朝钱币列表如下：
图表一 “辽代年号钱币”
钱币名称帝号及帝名铸造时间
天赞通宝 太祖耶律阿保机 天赞元年(922年)
天显通宝 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元年(926年)
天禄通宝 世宗耶律源 天禄元年(947年)
应历通宝 穆宗耶律臻 应历元年(951年)
保宁通宝 景宗耶律贤 保宁元年(969年)
乾亨元宝 乾亨元年(979年)
统和元宝 统和元年(983年)
开泰元(通)宝圣宗耶律隆绪开泰元年(1012年)
太平(兴、通)宝
太平元年(1021年)
重熙通宝 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元年(1032年)
清宁通(元)宝清宁元年(1055年)
咸雍通宝 咸雍元年(1065年)
大康元(通)宝
道宗耶律洪基大康元年(1075年)
大安元宝 大安元年(1085年)
寿昌元宝 寿昌元年(1095年)
乾统元宝 天祚帝耶律延禧 乾统元年(1101年)
天庆元宝 天庆元年(1111年)
钱币名称 文献注录书说明
天赞通宝 《辽钱考》 制记年钱之始
《西清古鉴》
天显通宝 《辽钱考》传世极少
《辽史·食货志》
天禄通宝
《古钱大辞典》
风格迥异
中原宋钱
应历通宝
《古钱大辞典》
真品出土
《辽钱考》
保宁通宝 《辽钱考》 分大小钱
乾亨元宝 《钱汇》 仿唐开元钱
《辽史·食货志》
《辽钱考》
统和元宝 《钱汇》 仿唐开元钱
开泰元(通)宝 《古钱丛话》 少经传
太平(兴、通)宝 《西清古鉴》辽钱风格
《辽史·食货志》
重熙通宝 《辽钱考》 面文有大
小字之分
清宁通(元)宝 《锺官图经》 古朴
咸雍通宝 《辽史·道宗纪》
大康元(通)宝 《辽钱考》 出土颇多
大安元宝《古泉汇考》
仿唐开元式
寿昌元宝 《辽史·食货志》 制作精细
乾统元宝 《辽钱考》 仿唐开元
天庆元宝《西清古鉴》 钱式
图表二 “辽代非年号钱币”
钱币名称帝号及帝名铸造时间
天赞通宝 太祖耶律阿保机 天赞元年(922年)
天显通宝 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元年(926年)
天禄通宝 世宗耶律源 天禄元年(947年)
应历通宝 穆宗耶律臻 应历元年(951年)
保宁通宝 景宗耶律贤 保宁元年(969年)
乾亨元宝 乾亨元年(979年)
统和元宝 统和元年(983年)
开泰元(通)宝圣宗耶律隆绪开泰元年(1012年)
太平(兴、通)宝
太平元年(1021年)
重熙通宝 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元年(1032年)
清宁通(元)宝清宁元年(1055年)
咸雍通宝 咸雍元年(1065年)
大康元(通)宝
道宗耶律洪基大康元年(1075年)
大安元宝 大安元年(1085年)
寿昌元宝 寿昌元年(1095年)
乾统元宝 天祚帝耶律延禧 乾统元年(1101年)
天庆元宝 天庆元年(1111年)
钱币名称 文献注录书说明
天赞通宝 《辽钱考》 制记年钱之始
《西清古鉴》
天显通宝 《辽钱考》传世极少
《辽史·食货志》
天禄通宝
《古钱大辞典》
风格迥异
中原宋钱
应历通宝
《古钱大辞典》
真品出土
《辽钱考》
保宁通宝 《辽钱考》 分大小钱
乾亨元宝 《钱汇》 仿唐开元钱
《辽史·食货志》
《辽钱考》
统和元宝 《钱汇》 仿唐开元钱
开泰元(通)宝 《古钱丛话》 少经传
太平(兴、通)宝 《西清古鉴》辽钱风格
《辽史·食货志》
重熙通宝 《辽钱考》 面文有大
小字之分
清宁通(元)宝 《锺官图经》 古朴
咸雍通宝 《辽史·道宗纪》
大康元(通)宝 《辽钱考》 出土颇多
大安元宝《古泉汇考》
仿唐开元式
寿昌元宝 《辽史·食货志》 制作精细
乾统元宝 《辽钱考》 仿唐开元
天庆元宝《西清古鉴》 钱式
图表二 "辽代非年号钱币"
钱币名称大致年代 文献注录书 说明
开丹圣宝 太祖前
《辽钱考》
大丹重宝 辽初钱,或撒拉的时造
《古钱大辞典》
非行用品
百帖之宝 当百钱
巡帖千宝辽初铸钱 《辽钱考》 当升钱
大泉五铢 异文大钱
通行泉货 辽代试铸钱 《言钱别录》
千秋万岁1.太祖以前钱 《辽钱考》有大小之分
2.兴宗时所铸
天朝万顺(岁) 不详
《卫表》 非行用品
巡帖拾掷不详 《辽钱考》 存疑待考
丹巡帖宝
综析上述两图表，可寻出辽代自铸钱币的某些特征。
第一，终辽一代自铸钱币大致分为三类：首先是制铸开国钱。如开丹圣宝、大丹重宝、百帖之宝、巡帖千宝等，均属早期草创之币。据《辽钱考》记载：“契丹国太祖前曾铸钱，惟此时尚未分部落，仅有一人为长，文曰开丹，乃自视之辞做简章，盖其制度曾未完备时。”“……大丹，而制作奇古，必撒拉的之泉无疑”。由于契丹建国前期铸钱罕少，但又必须拥有本民族钱币，故铸百帖之宝“乃当百钱也”，巡帖千宝“而当千钱也”。从中反映出辽建国前夕自铸钱币之珍贵。其次是名目繁多的祝语、赏赐等压胜钱币，如千秋万岁钱、天朝万顺大银钱、大泉五铢等。《辽钱考》中说明甚详：“国未统一，制度未备，且未立年号，故以千秋万岁为文，取永久通用之义也。”天朝万顺亦是“不作流通钱币而是用作某种盛典的压胜钱”。像存疑待考的巡帖拾掷、丹巡帖宝等若定为辽钱，亦属此类。再次是行制年号钱，从天赞通宝到天庆元宝等钱大致有十七八（或二十余）种。从辽钱三个分类中，其制作过程由简入繁演变之迹遁此可鉴。
第二，辽代年号钱的铸造有其特殊规律并且受中原汉族钱币影响极大。
（1）契丹建国后开始铸造年号钱，其后大凡新皇帝继位改元， 皆铸新钱，这一制度贯穿整个辽朝。几位统治时间较长的皇帝，大约是每隔十年左右铸造一次新钱。如景宗曾铸保宁通宝——乾亨元宝（969 年—979年）；圣宗开泰—太平钱（1012年—1021年）； 道宗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寿昌钱（1055年—1065年—1075年—1085年—1095年）；天祚帝乾统一天庆钱（1101年—1111年）。另外，辽朝自天赞以来铸钱仅有通宝之称，如天赞、天显、天禄、应历、保宁通宝等；从景宗起，便模仿唐朝开元钱式铸钱，故称元宝。后乎此者，或“通”或“元”宝。唯圣宗“开泰”“太平”，道宗“大康”钱，“元”、“通”并用。
（2）辽钱中除“天朝万岁”为契丹文钱， “大泉五铢”为异文钱外，其余均著汉字隶书，而多为仿唐开元式。其钱形制大小、轻重，均较稳定，与中原汉钱几近统一，差异甚微。仅有太平元宝等极少量钱纯属辽钱风格。辽钱铸造是集秦朝圆形方孔钱、西汉标准五铢钱、唐代元宝钱、北宋年号钱于大成，辽钱币完全具备上述特点，可以反映出辽钱铸造深受中原汉钱影响，同时也说明契丹人民很早就与中原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联系。
第三，辽代钱币铸造数量较少，通货量也不大。
关于辽钱铸造的数量及其应用，史载不甚清楚，但也可探寻出其特点。从天显元年（926年）起，“太宗置五冶大师，以总四方钱币”。 景宗朝“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由于旧钱不足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圣宗时曾“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泉，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垂至天祚之年，“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线，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注：《辽史·食货志》。）为何辽代自铸钱币如此紧张？原因有二：其一，辽代非年号钱币几不流通，绝大部分作为“纪念币”用于庆典、赏赐或镇库。（注：《古钱大辞典》。）目前考古发掘的窖藏货币已经证实。其二，辽代年号钱作为流通货币，其铸造量仍不充裕。《辽志》载，辽初“岁铸钱五百贯”，中期尽管大有增加，但较之宋代年铸币六百万余贯，相差甚大。因此，为了保护辽朝极少的钱币，辽朝统治者制定钱币政策。首先用法律行文规定禁止辽民熔钱作器，违者处于严刑。如南京（北京）三司曾下令：“销钱作器皿三斤……者处死”，重熙元年（1032年），法律稍有放宽，但“毁铜逾三斤……以上”仍处死刑，大康十年（1084年）又重申“禁毁铜钱为器”。（注：《辽史·食货志》。）法律之严苛，使辽民几乎不敢违之。其次辽朝颁布法令，严禁铜钱外流。开泰年间，诏令“禁铜钱卖入回鹘”，清宁九年（1063年），又“禁民鬻铜于夏”，当时“灵夏产铁少铜，凉祚遣人私与契丹民市场，契丹主下诏禁之”，（注：《西夏书事》卷20。）甚至连辽民“持钱出南京十贯……者处死”。辽朝“禁诸路不得货铜钱”之目的，是为了“以防私铸”。（注：《辽史·食货志》。）因此，“禁铜钱出境”法令始终贯彻于终辽一代。这样，既保证了钱币的正常流通，同时也反映出辽境货币紧缺的具体情况。为了促使辽代货币经济繁荣发展，仅仅依靠自铸钱币则远远不够，故辽代货币的另一特征是大量地争取和使用中原各朝代（特别是北宋）的钱币。
二、辽代外来钱币的争取、使用及特征
契丹族发源较早，自南北朝以来，就与中原各族交往密切。中原五代十国时期正是契丹迭刺部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由于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战祸连年，使大批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逃入契丹境内。为了让“汉人安之，不复归”，辽太祖“治城郭、屋邑、廛市如幽州制度（封建制度）”。（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尤其是太宗时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契丹族与中原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已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辽朝通过岁币、双方互市以及民间交易等渠道，致使中原各朝代可以通用的货币大量流入了辽境。
其一，契丹国通过多次的对外战争，曾先后向四边夺得数目可观的岁币银和绢帛（见图表三）。
图表三
国名时 间
岁币数目 文献注录
后晋936年—946年
岁币、帛30万《中国通史》三册
后汉947年—950年 输银千斤 《契丹经济史稿》
北宋1004—1121年 银绢30万 《宋史》
西夏986年—11世纪初按列八节贡献《契丹经济史稿》
吐番953年—1104年 纳贡《契丹经济史稿》
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岁币数目予辽最多，年限最长。据当时人记述，“自宋辽‘澶渊和盟’以来，岁与三十万者四十年，五十万者十年，契丹所得银币凡一千七百万矣。”（注：《宋祁景文集》“御戎论”。）后来因“关南地界又增银绢各10万，前朝凡39年，岁币银780万两， 绢390万匹；后期凡79年，岁币银2370万两，绢580万匹，总计岁币银3150万两，绢1970万匹”。(11)若加上后晋、后汉等岁币银总额，将逾4000万两。大量的岁币银，等于凭空为辽增加了巨大财富，可以大大弥补辽朝的财政支出，连辽统治者也承认：“至于邻国岁币，诸属国岁贡土宜，虽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注：《辽史·食货志》。）
其二，双边贸易使中原钱币大量北流。契丹200余年的商业活动，归综起来相当繁荣，尤其是对外贸易。早在太祖、太宗时期，就曾与后唐规定了经常的互市地点和条例。（注：《州府无龟》卷999。 ）后晋借助契丹力量取代后唐，割燕云十六州，岁输币帛，双方关系更密切，契丹设有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开封）”。（注：《通鉴·后晋纪》天福八年。）北汉曾依靠契丹支持掌权，故岁时馈献，双方往来亦很频繁。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形成宋辽对峙局面。这一时期，除少量战争外，长期维持着岁币、聘问馈答和贸易关系。其中合法的榷场交易是双方贸易的主要方法，非法的边界走私活动也十分普遍。
首先是辽对边界榷场设置数目众多。其中对北宋设置的榷场最多。北宋初期，两国便在“沿边市易而未有官署”，997年， 又规定在宋境的“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澶渊和盟后，双方市易频繁。辽先在涿州新城设置榷场，并派有榷场都监，后来又在振武军、朔州南等地再置榷场。宋也在雄、霸、安肃军、广信军置四榷场，“综仁宗、英宗之世互市不绝”。（注：《宋史·食货志》。）另外还在州军城寨、飞狐茭牙、火山军、久良津等地设有时停时续的榷场。（注：《宋会要·蕃夷一》。）辽宋双方榷场商品互市种类很多。总体上看，辽输出多是以牛、马、羊等为主的原料品，而输入的则是以茶叶、丝织、金属、铜钱等手工产品为主的必需品。双方进出口总额几乎对等，但大量宋钱流入北方。面对这一严重现象，1122年，宋代名臣宋昭上书云：“盖祖宗时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后以予虏，中国初元毫发损也，比年以来，榷场之法寖坏，遂耗内帑”，“今悉以物色估充，榷场之法坏矣。”反映出宋吏对榷场日趋益北国的忧虑。
其次是非法的边界走私活动，甚是普遍。辽宋双方边境线很长，越界机会颇多，由于民间贸易发达，故走私商品数量很大。契丹人走私的主要项目是贩盐和牛羊交易。契丹境内盐湖众多，“有盐铁之利”，民间采盐之法简易，而采盐又无限制，因此，廉价的契丹盐品通过民间走私大量流入宋境，“边吏因循不能止”。（注：《文献通考·四夷考》。）《宋史·食货志》记载较详：“代州宝兴军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盐”，当时北盐南贩，“自海口载盐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曾引起宋朝君臣的反复讨论。与此同时，契丹境内蓄养着大量牛羊，并通过民间贸易输入宋境。史载“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公私岁费四十余万缗”。（注：《续通鉴长编》卷211。 ）沈括担心说：“京师百官之瓮饩，他日取牛羊私市者惟百货易之。……而牛羊之来于外国者（辽）皆私易以中国（宋）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注：《通鉴六编》第238。）1074年， 北宋王安石为相时曾取消钱禁，更使大量宋钱北流。1089年，苏辙使辽回来上奏说：“臣等窃见北边别无钱币（辽钱），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注：《滦城集》。）1094年，郑价出使契丹，见到“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宋廷采取措施，严禁铜钱出境，但收效甚微，始终未能制止宋钱北流。
总之，辽朝通过获取岁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使中原汉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北境，同辽钱一并投入市场中，形成了独特的各朝钱币并用的特征。近年来考古发掘也充分证明之。1981 年， 内蒙巴林族出土一瓮重180公斤的辽代窖藏钱币，（注：《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钱币上限为汉“半两”，下限为辽“寿昌元宝”（大致在1100年以前）。同年，西林县又出土大量铜钱，（注：《内蒙古金融》1985年“钱币增刊”。）达775.5公斤，29万余枚，上限自周末秦初钱， 下限于辽天祚帝天庆元宝钱（1120年），其中宋钱在此窖中品类较全。由于两出土地点皆属契丹腹地，数量之大，客朝钱币之多，说明当时辽境确实在广泛地通用各朝钱币，故其特征因迹可遁。
三、辽代货币经济特征综述
契丹立国200余年，经历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 就全国范围来讲，由于辽朝地域辽阔，民族复杂，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受中原先进文化影响程度不一，故在货币经济发展上也不等同。
第一，由于契丹统治者采取“胡汉分治”、“因俗而治”政策，使辽朝境内形成多种经济中心，各地区货币经济发展差别迥异。大体上讲，辽境南部居住着汉人、渤海人和部分契丹人，他们“耕稼以食，城郭以居”，工商业繁荣，货币广泛使用，属于货币经济发达地区；中部五京地区，曾经在商品交换中，由于“无钱而用布”，（注：《辽史·地理志》。）钱、币并行通用，后来南钱大量北流，也广泛使用铜钱，属于货币经济初步发展地区；北部居民则仍保留着“渔猎以食、牛马为家”的习俗，始终采取物物交易方式，属货币经济不发达地区。据《中国近代户口田赋统计》：辽朝人口大致有380万，其中契丹人75万，汉人、 渤海人达285万，其他民族20万，这些人口中有80%—85 %广泛使用货币，可以确认辽代结束前已进入了货币经济繁荣时期。
第二，终辽一代基本上是有规律地自铸一些钱币。但由于数量少，流通有限，于是便将争取来的大批中原钱币来弥补辽钱的不足，逐渐地形成了外来钱币作为辽朝主要流通货币的特征，反映契丹与中原人民在经济上已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第三，辽朝币值始终较为稳定，这固然与辽统治者保护自铸钱币，争取外来钱币政策实施的成功，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辽境内物价的低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据《辽史·食货志》记载， 辽圣宗开泰年间（1012—1020年），诸道典质贫寒男女计折工价“日以十文”，道宗初年，风调雨顺，春州粮价“斗粟六钱”，镇州地区多年丰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当时辽朝户部岁入余钱就达三四万镪（银贯）。正因如此，终辽一代货币，既没有像北宋发生过著名的钱荒，也没有像金朝出现过通货膨胀的局面。所以笔者认为，辽朝货币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亦是其政治安定、军事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于1998年6月2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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