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会议论文,史学论文,工作者论文,青年论文,第二届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第二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于199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合肥市安徽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和安徽大学主办，安徽新闻、出版单位及有关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协办。
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80余篇。会议邀请了部分知名史学家与青年学者切磋交流。青年学者中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26岁，其中博士和硕士占90%，教授、副教授占70%，担任系、所、教研室领导职务的约占50%，会议代表大多由各地历史学会讨论推荐，少数由会议特邀，他们都是活跃在历史学各专业第一线的教学和科研人员。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会议分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几个小组，围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的回顾、中国史学在21世纪应有的地位和贡献、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迎接21世纪，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修养、使命和责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在开幕式后组织了大会发言，并在闭幕当天就各组讨论情况作了汇报。
在为期4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围绕着会议主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商21世纪中国史学建设之大计”（安徽大学副校长汪汉卿语）。与此同时，代表们交流了各自所在单位的科研状况，并结合各自的专业和论文，就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课题展开了争鸣。会议气氛热烈，内容丰富，与会者情绪饱满，态度认真，充分展示了当代青年史学工作者优良的职业素质和精神风貌。
自从1991年在西安举办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以来，已经过去了5年。这次会议的召开清晰地记录了青年史学工作者前进的脚步。与会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反对将其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强调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并用之于研究实践的重要性，反对生吞活剥，从概念到概念；强调对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的解释应从文明发展的多元性角度出发，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统治；强调拓展知识面，潜心研究，厚积薄发，反对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强调历史学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价值，反对为了迎合时尚而对历史任意剪裁，等等。可以预计，会议传递的这些信息，将会对本世纪及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
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学走过的道路，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在开幕式的发言中提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四次浪潮形成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即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时代，史学家将深厚的国学功底与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相结合，取得了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第二个时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创时代，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使中国史研究从整体上达到一个新水平，并改变了历史研究与现实脱节的缺陷。第三个时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个时代既继承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的传统，也继承了第一代理性主义实证史学的成果，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与世界史学研究隔绝，同时具体研究不够，缺乏精密性。第四个时代，由“文革”结束至今，相对而言是探索的时代，经过“文革”，史学工作者深刻反思历史学研究为什么会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改革开放加强了与世界的接触，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使思想更加活跃，研究更加深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他认为，现代化建设的资源开发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没有精神资源的开发是不完整的，中国文明必定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中国历史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
刘毅（南开大学历史系）认为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其运用范围，不应仅局限于中国上古史，而应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邢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历史进程同一性（求同）与特殊性（辨异）问题的探讨各具特色，但将两者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制约着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过程。历史学走向辉煌的实质内容应当是史学新体系的创立，但新体系创立决不只是引进新理论，套用新名词，而是以充分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为基础的。章清（复旦大学历史系）认为，20世纪中国与世界一样，面临一个知识转换问题。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构成了20世纪知识的框架，专业性强，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处于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建立何种知识样式，值得深思。历史作为知识是可以积累的，但每一代人都有新的解读方式。就历史研究的范式而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技术变革的发展较快，而基本价值的变化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则小一些，因为重视证据（史料）和严格的历史主义是史学家都认同的。
对于80年代以来史学思潮的评价，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许多代表在论文和发言中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一问题。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提出了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5个误区，即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理解或干脆摒弃，引进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只是形式主义地占有，对待传统史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思想，引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忽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异，史学理论探讨与史学实践。他认为走出误区没有捷径，首先要真正回到马克思，学习马克思；其次是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有益的部分，并与中国史学传统结合。许多代表的发言对新时期史学理论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及缺陷作了与此意义相近的表述，但不少代表对“回到马克思”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容易引起误解，似乎我们的史学研究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研究实践中各个层面和角度的不同方法的运用也有不利影响。蒋大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发言中说，“回到马克思”是我在80年代中提出的，当时主要针对的是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僵化理解，例如，把阶级斗争看作唯物史观的核心，这就限制了史学家的视野。要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必须首先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开始，弄清其真正涵义。唯物史观并不会为具体的历史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它是我们考察历史的指导原则。对此，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但回到马克思，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结合新发现的历史材料，发展马克思。蓝勇（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所）对80年代以来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原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研究中国史的思潮作了评价。他认为这股思潮有着使中国史学走出传统束缚而形成史学界思想解放的意义，为随后的“跨学科研究”的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它的昙花一现并不说明用其思维方式和手段研究中国历史就没有前景，只是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支持使它难以为继。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认为，对待新方法应当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恰当使用，对史学研究很有帮助。但不要夸大任何一种新方法的作用，似乎只有它行，其他的都不行，这种偏颇之见不能成立。使用新方法，应当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见解，而不是仅用新名词来论证老课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着力引进二战以来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健康发展，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三
关于中国史学学科建设，也就是走向21世纪历史学的前景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
不少代表强调了中国史学应当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学派问题。李向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认为，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20世纪已经结束，以西方现代化文明史观为标准的20世纪将为多元发展的新时代所更替。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传统，大抵上是西方式的理论曲解为呈现形式的，与此相应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诠释模式，无一不是成为西方学人思想学说的注脚。下一世纪的中国史学，决不能再去印证西人某些思想学说或是某些有关近代化社会的理论模式。中国史学不仅仅要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的相对特殊性之中去寻找并阐明中国历史的人类学普遍性。李学功（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我们应当反对以欧洲历史模式为正宗来规范中国历史的“欧洲中心论”，从事实出发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中国一开始就与其他民族走着不同的历史路径，它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和独立的价值系统，其赖以建立的基础正是毗连于野的村社结构。王大良（河南社科院历史所）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史学越来越受到海外各国的重视，世界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面对来自海外的挑战，中国学者应正视了解，打好基础，加强沟通，实现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的目标。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世纪之交，世界史将成为真正的世界史，视野更加广阔，内容更加广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将在目前国别史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并与世界展开对话。世界史学科将在我们自身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显示中国特色，创立中国学派。
关于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研究范围和方法，与会者结合自己的专业，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新看法。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认为历史研究要兼顾宏观规律的探究和实证考察。他指出，在西方史学史上，历史哲学缺乏实证研究，武断架构历史规律，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将实证研究同理论解释对立起来，原则上放弃历史学对人类历史本体和现实与未来所应负担的功能，两者最终难免陷入危机。中国未来史学的发展，恐怕要更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这里所说的理论，既包括史学的本体论，也同时包括史学认识和方法论。在具体的研究中，无论微观研究、中观研究或宏观研究，都要比以往更强调实证性。单强（苏州大学历史系）则强调了中观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经过老一辈史学家的努力，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宏观和微观研究都取得了许多成果，也很深入，但中观研究、区域研究，应当加强。他介绍了江苏在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的状况，认为中观研究不宜过于强调近、现代之分。他认为，21世纪的历史研究者应当是主动人格，把研究历史当作一种乐趣，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功利色彩很重。徐秀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千差万别，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别尤大，在探讨历时规律时，开展区域研究十分必要，它常常能使我们别开生面，得出更深入、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结论。李颖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则从史学功能的角度提出目前应更注意微观研究。张文德（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认为史学探究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往的史学研究过分注重社会发展演进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状况、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研究。史学是人学，应当以人为本。
历史学研究和何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关系到史学研究领域拓展的成败，因而是许多代表关注的。李金铮（河北大学历史系）认为，目前我们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缺乏，分工过细，阻碍了历史学研究的深入，有必要补上这一课，至少要做到研究什么问题，理解掌握这方面的相关理论，如教育学对于教育史，经济学对于经济史，社会学对于社会史等等。焦润明（辽宁大学历史系）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已形成多元化格局。目前历史学有些领域被其他学科抢占，如经济、思想、人物传记等，史学应当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更好地结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社会学的课题作为主题，给我们很大启发。陈春生和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介绍了他们近10年来与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以及海外（美、日、欧洲和港台）地区学者进行社会调查，与人类学者合作进行乡村社会研究的情况。他们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同一问题的分析、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历史学家在研究乡村社会问题方面比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是文献分析能力，二是乡村社会历史与王朝典章制度有关，而人类学家对仪式的调查方法、思维方式，对解释、分析材料很有帮助。宝音德力根（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目前我国的民族学主要用来划分民族，有很大的缺陷，民族学应与历史学结合。他同时指出，西方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形成的背景和条件，我们在使用时，应当坚持历史学的本位。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结合他自己研究寺庙文化和民间语言的课题，介绍了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样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是与传统观念和说法不符甚至对立的情况，有助于研究的深化。皮明勇（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认为，随着研究专业化趋势的加强，以及课题的深入，研究者想要精深，必须广博，比如研究军事史，光有朝代更替历史知识不够，还必须了解军事史知识，甚至工程学，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一些代表在会上介绍了自己或所在单位的研究课题，引起了讨论。如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系）根据新旧《唐书》列传等资料关于人物地域分布的记载，研究唐宋时代文化重心的巨大变迁，由林文勋（云南大学历史系）介绍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转型而引起的关于“商人参政”的争论，由范玉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提交的关于“军事移民”的论文而引起的有关移民史、土客家文化的讨论，由宋三平（南昌大学历史系）关于家族史的话题而引起的有关宋元明清家族制度的讨论，由王立新（南开大学历史系）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问题而引发的有关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的讨论，等等，都从一侧面反映了青年学者在研究中的思索的角度和关注的重心。从有的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如陈剩勇（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关于礼制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陈伟明（暨南大学历史系）对古代华南少数民族农业生产方式的考察，景永时（宁夏自治区社科院历史所）关于西夏学研究状况的介绍，刘庆（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关于中国古代战神演变及战神崇拜的研究，王振忠（复旦大学历2史地理所）、卞利（安徽大学历史系）和周晓光（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关于徽州地区商业与文化的研究，汪丰敢（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和王颖（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分别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探讨，李德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关于传统农业如何现代化的研究，武菁（安徽大学历史系）对于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制约因素的分析，易建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关于古代东方非专制政治的研究，颜海英（北京大学历史系）关于托勒密时代埃及奴隶制度的分析，等等，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青年学者立足现实、不囿成说、踏实求证的研究取向。
四
讨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不会不涉及到历史学的功能。会议期间，不少代表就此发表了意见。
姚继荣（青海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认为，尽管古人对史学功用的认识倾向于“资治”的现实政治方面，然而“经世”的眼光使这一认识几乎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全部，因此古代史学不仅是当时的显学，也是有用的实学。当代史学家仍须高擎“经世致用”的大旗，但不必过分夸大史学功用，过满则招损，也不必过分追求学问“经世”，过誉则声毁。瞿林东从继承史学遗产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历史学的本质是求真，但同时有其社会功能，中国古代史学有“求真”的信史原则和“经世”的功能信念，如《通鉴》的考异，但《通鉴》是致用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是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楼劲（兰州大学历史系）认为，史学功能关系历史教育，目前一般讲四点：一是素质教育，即国民应当对国史的了解；二是历史研究，帮助人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三是总结历史，这属于个人对历史的判断，如何总结经验，梳理材料，这是史学的天职也是其本质的价值；四是史学本身构成的价值，如是否要为史学而史学等，反思过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各个层面上的发展，会有互相涵盖的可能性，各个层面上的问题，会因时代的关系而个别突出，所以，不能因某些价值的突出而忽略了其他价值的地位和作用。崔淑霞（国防大学科研部第一编研室）认为，民众关心与现实相关的历史，史学工作者应注意一些社会关心的问题，并予以回答，如加强民族意识，唤起全民的爱国情感，最好还能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霍继洮（宁夏大学历史系）认为，史学有现实的功能，同时有地区的差异，比如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从古到今都存在，史学研究可以为调整民族关系提供历史的依据。张清（贵州大学历史系）认为，现在要对世界史研究正确定位，建议一部分人专心研究，提高研究质量；一部分人把已有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部分人从事宣传普及工作，大多数人将从事国民素质提高的工作。
史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史学认伍的建设，而史学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正是关键。在这次会议上青年史学工作者对此问题高度重视，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面向21世纪，中国史学要塑辉煌，有待于年轻学者潜心研究学问。从现在队伍状况看，没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好多问题有知识性的缺陷，知识准备不够，所以还得提倡“厚积薄发”。江沛（南开大学历史系）表示，面临新世纪，我们以什么姿态来发挥作用，客观原因不应多讲，主要在自身，要练“内功”。在经济大潮冲击下，史学工作者要坐得住，心理要平衡，要有一种殉道精神，横下心来读书读懂。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认为，这几年中国古代史论文重复的多，有新意的少，今后要注意考古新材料的发现，认真领会材料的新意，加强理论修养，对客观历史的分析，唯物史观还是深一个层次；还要和现实有点结合，提出并解决一些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闵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80年代以来引进了西方的史学理论，新的概念、名词、方法被广泛使用，这种情况在一开始难免，但现在应该沉下心来，读点史料，做点扎实的工作。丛日云（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世界史的研究至今仍不是全方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对有关哲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的需要，研究世界史甚至于研究中国史。他认为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正在成熟，应该有信心走独立的路。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认为青年学者应当放宽视野，把自己的研究起点建立在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标准上，以自己的成果提高中国历史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其他与会者在发言中也纷纷表示要克服浮躁心态，甘于寂寞，安贫乐道，坚守史学岗位痴心不改，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会议期间，无论年长的专家或是年轻的学者，都十分强调历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树立良好的学风，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陈胜粦（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多次发言中强调了研究、了解学术史的重要性，这包括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和各个学科、专业的学术史。开展研究工作需要做学术史的准备，前人已研究过的不要去炒冷饭，前人的失误之处不要重复。曾业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则在发言中强调了学风严谨和建立学术规范等问题。沈志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指出，史学发展应当注意史料的发掘，特别是世界史，我们直接引用外文资料做研究很不够，现在英美等国的档案文件开放，俄国档案也大量解密，这不仅对研究外国史有用，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也很有帮助。沈永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希望年轻的历史学家掌据新史料，运用新方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从史料研究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使研究更为深入。庄建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史料是最基础的工作，中国史学会50年代编的10套近代史专题资料用了50年，希望后50年也编一套。黄振南（广西自治区社科院历史所）和任云兰（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分别介绍了中法战争和天津商会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情况。
（本文写作参考了蓝勇、李向平、程民生、张照东、王继平、黄振南、皮明勇、江沛、丛日云、李宏图所提供的会议小结和讨论记录，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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