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一：实践哲学（笔谈）（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笔谈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 （2000）02－0005－16
实践哲学：超越与升华
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评价，需要一定时间间隔之后的审视、反思和检讨。千年世纪转换为我们提供了回顾与检讨20世纪人类理性演进的难得的良机。20世纪是哲学理性异常活跃的世纪，此起彼伏的哲学流派和思潮使哲学领域成为一个自由的开放性的学术论坛。其中，有关实践哲学的争论构成了一条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它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之中，而在20世纪最后20年它无疑成为中国哲学界全部理论争论所环绕的中轴线。因此，站在新千年的开端，反思与检讨20世纪末中国哲学界关于实践哲学的讨论，对于我们理解世纪之交全部中国哲学的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国际上，关于实践哲学的探讨和建构主要是由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进行的。1923年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问世，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此后由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构成的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无疑是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的基本构想是奠定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理论基础之上的。卢卡奇强调用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去超越物化意识与物化社会结构，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战略，即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其理论基础是著名的“实践一元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心理机制的文化批判，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本主义为直接的理论基础的；而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南斯拉夫实践派直接打起了实践哲学的旗帜，对实践哲学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表述；科西克则以著名的《具体辩证法》提供了一种关于实践哲学的独特而又深刻的表述形式。
中国哲学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展开的关于实践哲学的研究起始于1978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更为直接和深刻的推动力则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在1979年的问世，及其在80年代初展开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过去20年间中国哲学界对于实践哲学的热情一直没有减退，从最初在认识论范围内突出实践的地位到后来在哲学体系高度上建构各种不同理解的实践哲学，人们对实践问题和实践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粗略地概括起来，争论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1）关于实践范畴和实践问题本身的探讨， 如关于实践的要素和内在结构，基于对目的、对象、手段、结果、过程的不同理解，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关于实践的形式，有创造性实践与重复性实践、对象化实践与非对象化实践、直观性实践与变革性实践、劳动性实践与交往性实践等；关于实践的运行机制、实践观念、实践理念、实践标准等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 ）关于本体论层面的争论，主要有实践本体论、实践超越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同物质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的争论。（3 ）关于哲学体系的争论，主要有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虽然争论依旧持续与开放，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的确形成了比较大的发展势头。
毫无疑问，关于实践问题和实践哲学的讨论和争论还将持续下去，而且也不应期待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在所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哲学的发展主要地不是体现为统一的体系的形成，而主要体现为理性的不断超越与升华。因此，我们在这里回顾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界关于实践哲学的争论，决不是要对争论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给出评判性的结论，我们所要做的是尝试着从总体上估价中国过去20年实践哲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发展所带来的积极的成就，同时检讨实践哲学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以探索在新世纪推动实践哲学研究走向深化的途径。
1.中国实践哲学研究的成就与价值
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国哲学界关于实践哲学的研究还很难说已达到十分深入的水平，很多探讨和理解还具有初步的和表面的性质，但是，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甚至关于实践哲学的研究本身对于中国哲学的变革与发展已经具有一种巨大的价值，已经起到重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实践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缺陷，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突出地位。众所周知，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其突出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了客观必然性对人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对此，即使依旧坚持这一体系的人们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而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哲学强调，要根本转变研究世界的视角，把事物、现实和感性都“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的理论要求，同时也是人类实践和历史发展的实践要求。我们发现，无论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我国，实践哲学的兴起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一般说来，新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践哲学，一方面是出于确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人们摆脱和超越普遍物化和文化危机条件下人的“无主体”状态的要求。而在中国，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深刻的社会转型呼唤这种新的主体性文化精神的生成，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理性经济、契约经济和主体经济。
其次，实践哲学的兴起超越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理解范式，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确立了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曾批评旧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没有突出改变世界的本质特征。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传统哲学（无论传统唯物主义还是传统唯心主义）不懂得实践的超越本性和革命本性，往往把事物和世界当成给定的存在加以静观，把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都当成给定的、二元对立的存在，然后从其中的一极出发，形成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实践哲学的变革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实践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性活动所具有的超越性和革命性，认识到主体和客体都不是现成给定的，而是在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在外在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因此，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与人的统一。这种主体与客体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的辩证统一的原则，是现代哲学的根本性原则。
再次，实践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和主客体统一的原则，奠定了过去20年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基础。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界兴起的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人学、价值哲学等，实际上都是在实践哲学研究所开辟的哲学领地上生长与展开的，它们的主导倾向的确体现了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
2.中国实践哲学研究存在的局限
如前所述，我国哲学界关于实践哲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局限性。认真分析这些局限或缺陷，有助于我们推动实践哲学的研究走向深入。
首先，实践哲学的研究者并没有在实践哲学的基本范式上达成一个基本的理解，没有真正确立起主体性原则，因此，存在着实践哲学研究“泛化”和杂乱的问题。例如，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名下，实际上集聚着许多哲学价值取向迥异的哲学理解，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学者坚持以实践本体论为核心来建构实践唯物主义；有的学者出于对唯心主义的恐惧而对实践哲学加以限定，提出“物质”和“实践”二元本体的折衷的实践唯物主义，等等。显而易见，在这里，实践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实际上，实践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并不会导致所谓的唯心主义。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人类发生学的意义上谈论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而是在确立一种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方式。的确，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产生于或来自于自在的自然，但是，人现实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通过人的理性活动和现实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角度才能深刻地理解人和世界。
其次，抛开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些折衷观点和表面化理解不谈，人们在主体性原则的理解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其主要的问题是人们在谈论主体性时，更多地关注以经典劳动形式所展开的“主体－客体”结构，而忽略了交往实践中的“主体－主体”结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有意识地把“主体－主体”结构降格为“主体－客体”结构。其结果，很容易把个体主体性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同人们所批判的导致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技术理性主义有很大牵连。这也正是实践哲学招致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批判的原因所在。
再次，实践哲学的宗旨是建立起人的超越性和批判性维度，从而实现变革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目的，但是，在实际的建构过程中，实践哲学并没有非常理想地解决这一问题，而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其实践性的特征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在这方面，我们发现，过去20年实践哲学研究基本上没有根本性的超越，这也是实践哲学研究难以走向深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3.推动中国实践哲学研究走向深化的途径：超越与升华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我们的实践哲学研究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它在当代人类理性和人类社会运动中的巨大价值是不可否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深刻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和存在物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入手，即从人特有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入手，来确定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的根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实践首先是人与自然分裂和统一的根基，其次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分裂和统一的基础，也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分裂和统一的基础。一句话，人通过自己特有的本质性的实践活动来展开自身的存在和历史的内涵，也通过创造性的、革命的实践来超越人的现实的生存困境，改变现存的世界。应当指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仅代表着19世纪哲学理论的高度和实践理性的导向，不仅对于批判20世纪人类的文化危机和现代人的文化困境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新世纪中这种发自人类实践本性的哲学理性依旧将成为人类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坚持实践哲学的立场，而在于如何克服目前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局限，使之走向深化。对实践哲学的“超越”是实践哲学的一种自我超越，是实践哲学在新的人类文化背景下，在新的层面上的一种重建与升华。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实践哲学至少必须在两个方面上作出改进。
第一， 实践哲学的基本视野应当从个体主体性过渡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换言之，在当代历史条件下， 实践哲学的研究应当同交往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传统哲学或传统实践哲学更多地关注“主体－客体”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是过分强调客观必然性的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立场，二是过分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强调人对自然征服的技术理性主义立场。现代实践证明，在人类存在中，“主体－主体”结构，即主体间性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不应当从属于人对自然的征服，“主体－主体”结构不应当降格为“主体－客体”结构，异化为不平等的阶级关系、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新世纪将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人与人的交往、主体－主体结构的状况将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因此，通过引进主体间性来丰富实践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不仅有助于主体性原则在理论上的重建，而且有助于平等的、和谐的、自主的主体性在现实中的生成，有助于社会结构的优化和人性的完善。
第二，实践哲学的研究层面应当从理论理性层面向实践理性层面拓展，换言之，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实践哲学的研究应当同文化哲学的研究合流。在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实践哲学的实践性品格应当表现为文化启蒙功能，这是因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实践作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应当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这种本质活动的发达程度，即自由自觉的程度在每一时代都体现在该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这也就是文化。因此，实践活动、实践本性本身的发展要体现为文化的优化，在特定的社会变革或社会转型时期则体现为原有文化模式的转型和新文化精神的建立。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同现代市场经济、同信息时代的接轨已经把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摆到哲学研究者的面前，呼唤着一种理性的、创造性的、契约性的新文化精神的生成。在这种背景中，实践哲学一定要同目前方兴未艾的文化哲学研究合流，回归生活世界，把实践的超越本性同新文化精神的生成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依旧相信，马克思对哲学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实践哲学构想。这是一种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以实践总体（人的世界）的分裂与统一的运动为本体的本体论；是关于主体与客体在实践总体中生成与创造、建构与重构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本体论结构）的人本学。同时，我们依旧相信，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新的世纪中非但不会过时，反而会随着人类实践内涵的丰富而展现出更大的生命力。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我们能否超越和改造传统实践哲学的研究方式，推动实践哲学同交往理论、文化哲学等研究领域交汇，在更高的层次上使实践哲学走向重建与升华。
实践观念、实践哲学与人类学实践论
自从实践标准大讨论以来，实践问题一直是近20年哲学研究之绵延不断的内在意识和聚焦点，几乎可以说，近20年哲学研究虽经历了几次较大的主题转换，但就其内容和实质而言，无不与实践问题有着内在联系。这种较为集中的研究，无疑使实践问题的内涵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现。然而，深思之下，这些研究仍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在实践观念上甚至存在某些根本性的误解。
1.实践内涵的经验主义误解和实践观念的泛化，消解实践的超验维度。一般说来，哲学概念的接受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一种哲学语汇很少能够直接进入日常语言领域中。然而，实践概念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实践已成了一个司空见惯、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用的词语。人们习以为常地把实践等同于技术性的、技巧性的、实验的、试验的等具体活动，乃至于衣、食、住、行等日常活动。似乎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可以直接等同于实践，人们无所不在实践。这种实践观念把实践降低到技术层面，甚至直接等同于简单的本能和功利性活动，正如H·G·伽达默尔所说，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实践观念的最可怕的歪曲。这里，应当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实践是否可以等同于琐碎的日常活动？实践的意识究竟是一种经验层面的本能意识和功利意识，抑或是一种内涵超验维度的完整的自为意识？失去这种总体性的片面意识是否是实践意识？由此，在这种片面意识支配下的人类活动能否代表实践的本质内涵和丰富内容？
2.把实践的客观性绝对化，贬低甚至否定实践的主观性。与上述对实践内涵的经验主义误解相关连，人们在关于实践的理解中，还存在着把实践的客观性绝对化的客观主义误区。这种理解按照一般唯物主义原则，在一切研究之先，首先必须确定实践是客观的，至于实践中的主观理念则是一种客观反映，至多是一种“拼结”性反映。在这里，既然“主观性”的全部内涵都是一种反映，那么，主观性实际上就只是一个没有独立内涵的空概念。这种思维习惯不止表现在实践问题研究中，还表现于很多问题的思考中，甚至成为一种日常的思维的潜在范式。这种思维范式往往把“客观的”当作“真实的”、“好的”等真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同义词，把“主观的”当作“虚假的”、“谬误的”、“坏的”的同义词。判定某人主观就等于说某人是错误的，这实际上已经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我错故我在”的命题走到了一个思路上。其实，主观性并不是人的错误，而恰恰是人之区别于物的根本特质之一，是人相对于万物之尊严和高贵性所在。贬低或者否定主观性，我们就无法理解实践究竟是如何超越自然和现实、创造出自然和现实所没有的存在的。而这种所谓的“实践”已和一般的生物行为相去不远了。
3.把实践庸俗化，忽略甚至割断实践与人类根本存在困境及其终极关怀的联系。实践在古希腊哲学以及以后绵延数千年的哲学传统中，一直是与“人的完善”、“自由”等人的本真存在相关连。然而，对实践的经验主义误解、实践观念的泛化以及对实践之主观性的贬低和否定，则割断了这一哲学传统，导致了实践的庸俗化。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把实践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的赢利活动，对此，马克思早在150 多年前就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实践观念的庸俗化，使得各种各样的实践哲学和现实的实践活动不再是人之本真的存在方式及其理论形式，不再关心人类根本的存在困境，不再指向人类的终极解放，而是好高骛远、贪新骛奇和自行其是。这种漠视人类根本存在困境及其终极解放的实践观，只能导致一种非人道的实践活动，导致实践活动的异化从而导致人的自我异化。这已经是现代世界的一种不可否认的现实。
近20年的实践哲学研究可以总结为四种理论，即实践认识论、实践本体论、交往实践论和实践唯物主义。其中实践唯物主义包含了一些十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一些理论偏于传统，接近实践认识论；另一些理论偏于激进，接近实践本体论。所以实践认识论、实践本体论和交往实践论基本可以概括近20年的实践哲学研究。
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传统实践理论。它的经典表述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众所周知的论述。这一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实践问题的典范。实践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于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本要素，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中介，其基本宗旨在于使主体更好地匹配于自然。实践认识论把实践仅仅当作一种认识工具，强调人对自然的服从，看不到实践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看不到实践作为人之本质的存在方式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在西方哲学史上，F ·培根就是在认识和实验的意义上来看待实践的。这种实践理论自然而然地成为唯科学主义思潮和实践运动的哲学根据之一。实践本体论是在批判传统的物质本体论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的实践哲学。它本自于马克思关于实践是整个现实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的经典论述。因此，实践本体论认为实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世界的“本原”、“基础”和“统一者”的含义，具有本体论意义。实践本体论的主旨在于强调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的征服，强调自然对人的匹配。近代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自我创造非我”的行动哲学之内在涵义就在于此。实践本体论在强调实践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过分膨胀了实践的主观性。因此实践本体论虽然和实践认识论在理论上互相反对，然而在实践上却共同导致由对自然的无限制攫取而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这已在世界现代化实践中得到证实。交往实践论是近十年出现的一种实践理论。它的提出从理论上说是由于传统实践理论只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忽略了在实践中结成的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从现实原因来看，是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传统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交往关系在整个社会背景中被凸现出来，于是便进入了实践哲学的视野之中。但是，在交往实践研究中，许多论者由于思维的惯性，把交往研究的目的看作是达到主体间认识的客观性，把这一研究囿限于认识论范围里。这就贬低了交往实践在马克思思想中所具有的关于人的终极解放的人类学意义。
总之，这三种实践哲学理论都未能充分体现实践的完整性及其本质，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甚至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降低到培根和费希特的水平上。我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既不是实践认识论，也不是实践本体论，而是把它们扬弃为自身内在环节的人类学实践论。在人类学实践论看来，实践是一种总体性。实践的总体性既意味着实践意识的总体性，也意味着实践行为、实践活动的总体性。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起，人们一直坚持实践的二元论。亚里士多德严格区分了实践和制作，前者是以自由为基础的指向“善”的活动，后者则是建基于知识基础上的“技术”（techne ）和生产， 它以外在的功利结果为目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把实践理性区分为经验的与先验的，前者以经验为条件，后者则服从“绝对命令”，因而是无条件的。现代西方一些学者试图在语词上把两者区别开来，用“practice”说明人类一般的经验活动，用“praxis”标志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二元论的区分符合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把完整的世界一分为二——分为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实践二元论就是这一哲学传统的逻辑引申。这种区分使得哲学家们各执一端，一些人把实践理解为纯然的理论活动、超验玄思以及脱离现实的恣意妄为；另一些人则把实践理解为庸俗琐碎的日常活动。它把人在不同领域的各种活动彼此对立起来，割裂了实践的总体性，也消解了人的完整性。H·G·伽达默尔曾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全面地看待人的整个领域——从死者崇拜和什么是正义的关心，到战争——以理解人的实践的真正意义。”[1] 实践具有总体性。因此，实践意识理所当然地内涵着本能意识、功利意识，也内涵着超验理念乃至于终极关怀；实践行为相应地既包括日常本能的、功利性活动，也包括伦理、艺术、审美等文化活动，更包括着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现实的历史运动。这里的总体性不是行为的机械堆积、观念的杂然并陈，而是有机的统一体。其中人类的终极关怀作为人类追求的最终意义，理应融会人类实践的全部内容，成为编织人类实践全部内容的意义“纤维”。只有在这种意义之光的普照下，人类的本能活动和功利活动才成为属人的活动，从而才成为实践的。诚如H·G·伽达默尔所说，人纯粹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活动与其作为人的活动是有区别的，但是，一旦这种行为具有了有意识的意向化了的目的性，就超越了效用性和功利性，“所以人们根据那种有意识的意向化了的目的性，可以把自己理解为具有人性化的理性。”[1]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对象，成为意识到的本能[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批判历史上的某些哲学家，把实践局限于道德活动的思想，但是，这只是相对于人类实践的总体性批判道德实践理论的狭隘性，并未否定其中所蕴涵的实践之自由和超验关怀的维度。当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实践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的赢利活动时，实际上即蕴涵着这样一种预设。简言之，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融入这种总体性之中才可能是实践的——没有这种总体性的规约，没有一种超验维度、自由维度，一种终极意义的综合统一，这种活动就仅仅是活动，甚至是单纯的动物性活动而不是实践。所以practice与praxis都是实践总体性的一部分，它们是统一的。
这样一种人类学实践观使实践拥有一种历史维度。在它看来，在原始状态中，实践是与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能够从事实践的所有环节，因而具有一种“原始的全面性和丰富性”（马克思语）。由于社会分工的产生和发展，个人片面化了。实践的各个环节必须由不同的实践主体来承担，这虽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全面关系、全面需要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但是实践却“类”化了——实践失去了在个体那里的全面性，变成了类的实践，实践的总体性成为类的总体性，片面的个体活动已不再等同于实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最终将消灭强制性的分工，实现类本质的复归，使实践重新完整地体现在个体的全面活动中，实现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可见，实践的总体性意味着人的总体性、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意味着重建完整统一的生活世界的理想。
于是人类学实践论便把实践同人的本体论分裂的根本困境联系起来，同人的终极解放联系起来。它所说的实践既不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手段，也不是人类占有自然的手段，而是克服人的本体论分裂状态，解决生活世界基本矛盾的现实途径。在人类学实践论看来，人的本体论分裂状态的根本改变、生活世界基本矛盾的解决、人的完整性与人的自由解放是同一个问题。马克思曾从各个角度规定了这一理想：在文化范围里，它是对立的文化价值（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在哲学上，它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马克思语）的综合；在社会形态上，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个体立场上，它是完整人的实现。我认为，人类学实践论是适合于21世纪总体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实践观和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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