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比较政治学发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政治学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政治学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可谓跌宕起伏：自20世纪60年代，随着发展主义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而进入黄金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因发展主义饱受批评而陷入低迷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比较政治学又得以重现生机。西方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代”以来，这一学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其发展过程具有哪些特点？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有什么启示意义？迄今为止，已有国内学者撰文作了一些介绍和评述。有的学者介绍了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历史演变和研究方法。①有的学者从学科史的角度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以及之前的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历史演变。②有的学者把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分为历史主义、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四个阶段。③这些评介对我们了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颇有裨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高速推进，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学科自身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以前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也有了不同的评价。这就需要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特点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以揭示其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和启示。
一、比较政治学：学科确立及早期研究的不足
追根溯源，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鼻祖。他的政治学著作就是通过对古希腊的150个政体类型的比较分析，来探求和建构他理想中的最佳政体。此后，比较分析的方法成为西方政治学中的一种常用方法。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等著名思想家，都曾经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但是，这时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而已，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还是后来的事。
有学者认为，西方比较政治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④，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比较政治学学科地位的确立时间应该要比政治科学的诞生更晚一些。19世纪末，当现代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在美国诞生之时，比较政治还只是政治学中一个不起眼的研究领域。虽然有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关注英国、法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制度，但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知识界中盛行的“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思潮的影响，当时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比较政治研究被视为一种“外来户”并受到轻视。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比较政治学才成为政治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一战后，包括德国、意大利等在内的欧洲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也受到美国的关注，比较的范围逐步扩大。从那时起，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上出现了单独的比较政治学座谈组，一些政治学家也自称为比较政治学学者。这是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中一门独立分科的开始。不过，当时的比较政治学实际上被称为“比较政府”，研究的重心是少数几个西欧国家的正式的政治法律制度。那时的比较政治学者研究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立法制度、政党与选举结构，追溯某些正式的政治法律机构与职位权限，研究宪法及其它重要的法律条文形成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演变过程等，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政治的动态过程，比如大众舆论、利益集团的行为、变迁过程、决策、政治行为或公共政策。⑤从一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内的比较政治学具有上述特点，这是早期的比较政治学。
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针对比较政治学领域持续关注政府正式的、法律的以及制度的层面这种现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1952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在西北大学举行比较政治学校际研讨会，这是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前身。在这次研讨会上，早期比较政治学受到了全面的抨击。批评者们指责它太形式化和法律化，说它过分关注于宪法和政府机构的政治行为而忽略了利益集团、政党的政治行为。1953年还据此写成了一份题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总结报告，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1955年，麦克里迪斯(Roy C.Macridis)出版了一本名为《比较政府研究》的著作，对早期比较政治学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批评。他认为此前的比较政治学：一是视线狭隘的——太过于关注欧洲而基本不考虑其他地区；二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真正分析性的；三是形式主义的、法律主义的，而不关注政治中非正式的动态过程；四是事实上并不注重比较，主要被个案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五是充满了零碎的事实，缺乏系统性。⑥麦克里迪斯的批评标志着早期比较政治学的终结和比较政治学的转向。自此之后，比较政治学不再是“比较政府”，而成了真正的“比较政治”，政治中非正式的方面成为研究的重心。
比较政治学之所以出现上述变革，与政治学学术知识的发展和全球范围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就知识发展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主张价值中立，注重经验分析，要求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察和揭示普遍性。行为主义革命使比较政治学从描述性学科变成了分析性学科，大部分比较政治学者也认为比较政治学应该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当然，其他一些学科比如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都对比较政治学的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政治环境的变化来说，二战后大批亚洲、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它们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些新兴国家为比较政治的研究提供了“活的实验室”，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是如何把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建设成强大的、民主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的国家。而这与仅仅关注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早期比较政治学是大不相同的。
二、发展主义范式与比较政治学的“黄金时期”
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主义范式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创立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开始发表一系列著作，试图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合成一个体系，他把政治过程分为输入、决策、输出、反馈几个方面。⑦阿尔蒙德借用了伊斯顿的研究框架，开始关注所有政治体系都会执行的功能，为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学者奠定了基础。⑧1954年，美国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CP)成立，阿尔蒙德担任主席。自此，比较政治学开始致力于更广泛的比较研究。阿尔蒙德及其同事们反对之前的比较政治学学者将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反对使用一种非常狭隘的概念化语言，并且致力于创造出一套理论和方法，能够同时涵盖和比较任何一种政治系统，无论它是初级的还是高级的，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在阿尔蒙德等人的努力下，比较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阿尔蒙德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1960年合编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阿尔蒙德在该书导言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分析的框架，把政治体系的一般概念应用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研究。阿尔蒙德采纳了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用来比较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这一框架下，传统社会是归属取向的，现代社会是成就取向的；传统社会是特殊主义的，现代社会是普遍主义的；传统社会是功能分散的，现代社会则实现了功能专门化。在阿尔蒙德看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阿尔蒙德认为，所有的政治体系，不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都要履行同样的基本功能，这就是他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型。阿尔蒙德指出，政治体系在输入端拥有四项职能：政治社会化、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政治交流；在输出端有三项职能：规则的制定、规则的执行和规则的裁决。⑨他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普适的模型。
阿尔蒙德的论证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全球分析框架，也使比较政治学有了一个明确的研究中心，即政治发展。很多著名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迈伦·韦纳(Myron Weiner)、约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列奥纳德·宾德(Leonard Binder)等都投入到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去，并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而很多年轻学者也受到阿尔蒙德范式的激励，动身前往亚洲、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研究这些地区国家的发展问题。整个20世纪6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内占据了支配地位，我们称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为“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
这是西方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它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几乎淹没了政治学的其他领域。这时的比较政治学，拥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即发展主义。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项目开始大量涌现，出理了以美国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成果为代表的一批经典式著作。在阿尔蒙德等人的领导下，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编写了八卷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发展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包括沟通与政治发展、官僚制与政治发展、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教育与政治发展、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政党与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的危机与时序以及欧洲在发展方面的历史经验。
与早期比较政治学相比，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有了很多实质性的进步。首先，比较的范围大大拓展。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超出了仅仅关注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界限，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比较，而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更多关注；其次，通过引入一些新的概念，超越了早期把正式的政府制度作为研究重点的局限。阿尔蒙德用“政治体系”代替“国家”，新的比较政治学把非正式的机构和政治过程也作为研究的重心，同时没有完全放弃对正式制度的研究；第三，超越了原来的静态描述和规范性质的研究模式，通过对政治发展的研究而把政治体系置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同时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而使比较政治学具有了分析性、预测性。
虽然，发展主义在一段时期内支配了比较政治学领域，但也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同发展主义的假设。特别是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军事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越南战事的升级，肯尼迪总统和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再加上大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经历了短暂的民主插曲后又重新恢复了威权主义的军人统治，等等，导致人们对发展主义假设产生了严重的质疑，进而出现了对发展幻想的破灭。与此同时，那些满怀热情前往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学者带着他们的研究论文回到了美国，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看到真正的“发展”——运转良好的政党和政党体系、独立工会、起作用的立法部门，等等。这些学者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国家缺少发展的必备要素而导致“功能失调”，而是由于发展理论本身及其基本假设的错误所致。⑩
在这种情况下，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在比较政治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发展主义范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早期的发展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期关于发展的著作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但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动员并不一定意味着稳定与民主，很多时候则是造成了无秩序和不稳定。(11)科尔曼批评了发展主义的目的论和现代化维度，认为它：(1)忽略了发展初期制度模式的多样性；(2)默认传统和现代两端之间的运动是必然的和直线发展的；(3)有种族歧视性的、西方为中心的狭隘偏见。(12)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发展主义范式隐含的一个内在倾向——种族中心主义。发展主义的基本假设来自美国和西欧少数几个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些经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很少具有甚至根本没有相关性。凡此种种，终于使发展主义范式失去了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支配地位，比较政治学从此不再能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下，而进入了一个分化组合阶段。
三、研究范式的多样性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发展主义范式由于受到诸多批评而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各种替代性的范式纷纷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兴起。
20世纪70年代初，最先兴起的是依附理论和法团主义(corporatism)，两者都强烈批评发展主义并有意识地要取代它。依附理论批评发展主义忽略了国际和“依赖”变量——第三世界无法控制的国际市场力量、跨国公司和美国驻外使馆的图谋，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阶级因素。与发展主义不同，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协调发展的，在很大程度上前者的发展是以后者的落后和欠发达为代价的。法团主义范式批评发展主义是基于欧美种族中心主义的。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除了作为发展主义根基的西方自由多元主义之外，还有一些非西方的替代性模式。法团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各种社会团体按功能被整合进政治体系之中，并在政府的指导、监护和控制下实现协调发展。虽然依附理论和法团主义内部以及相互之间有一些争论，但是它们对发展主义的批评颇有成效，从而也丰富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式。
接下来，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用中心与边缘的划分来解释世界上的国家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吉尔默·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等学者则用官僚权威主义来解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变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同时，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开始构建自己的本土变迁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主义模式主要依据欧美的发展经验，因此与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形并不相关，他们致力于探索符合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重新受到重视，罗纳德·奇尔科特等很多学者致力于探讨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变量如世界经济、阶级结构等，以打破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界限。
上述各种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出现打破了此前比较政治学的统一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比较政治学领域不再有一个统摄性的理论中心。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各自的提倡者、各自的理论和研究著作，在这一领域形成了所谓的“理论岛”，而且这时也只有有限的努力寻求在这些相互隔离的“理论岛”之间构筑“堤道”和联系。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甚至各个学派的内部由于缺乏基本的认同而争论不休。(13)与60年代比较政治学的黄金时期相比，7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似乎进入了危机与衰退期。
确实，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者在探讨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构成该领域基本概念的文献资料时，经常由于缺乏一个清晰的焦点而感到困惑。这个领域已变得如此庞杂且包罗万象，如此支离破碎且杂乱无章，以至政治学的研究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这个领域青睐有加，甚至怀疑比较政治学还是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研究领域。对于比较政治学领域的这种分裂局面，很多学者都抱怨并希望有一种统摄性的理论对该领域进行整合。
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是否真的如此让人悲观呢？很多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维巴认为，这种失望之情更多的可以用“未曾实现的诺言”来解释。与比较政治学昔日的宏伟抱负相比，70年代所获得的成就似乎比预期的要小得多。虽然学者们已经在比较政治领域创立了大量可观的、已被证实或可被证实的知识，但是对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或是诸多概念的有效性，学者们似乎越来越没有把握了。比如，人们对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达成以前那样的共识了。其实7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令很多学者感到失望乃至沮丧，只是与过去的期望相比而产生的落寞情绪，而不是根据比较政治学的真实情况作出的判断。7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虽然没有60年代那样引人注目，但是仍然取得了很多实质性进步，这些进步是不应该被忽视的。(1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学逐步结束了以往的“混乱”局面，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这时，一些新的理论范式开始应用到比较政治研究中，一些原来受到批判或忽视的范式也出现了复兴迹象。
首先是理性选择理论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发展出一种基于理性或自身利益之上的政治行为模型，从而塑造出一种像6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那样的普适的研究范式。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受到了很多质疑与批评，但是这一理论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其次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由于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对早期比较政治学的批评，制度因素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受到忽视。但是后来，学者们越来越发现制度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掀起了重新研究制度的热潮。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主张重新“恢复国家的地位”，制度和国家是第一位的相关因素，它们具有自己独立的影响，因此也是“真实”政治的组成部分。而且，制度对个人行为和政治输出具有实质性影响。
在现实政治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威权主义统治下的国家逐步迈向民主制。亨廷顿称20世纪晚期的这股民主化浪潮为“第三波”。(15)这一民主化浪潮使20世纪70年代一度非常盛行的依附理论、官僚权威主义、法团主义等研究范式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代之以“民主转型”范式的兴起。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民主转型”范式的兴起，发展主义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大量事实证明，对发展起作用的因素包括：民主、和平、开放的市场、社会现代化、稳定的制度以及和平适度的变迁，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罗斯托、利普塞特、阿尔蒙德等早期发展主义者那里找到原型。
应该承认，发展主义范式确实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但是，发展主义不可能再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它必然同其他范式并存。也就是说，不管是“民主转型”范式的兴起，还是发展主义的复兴，都不能排除其他理论范式的有效性。而且，“民主转型”范式和发展主义必须克服其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偏见，才能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数比较政治学者认识到，由于比较政治所要解释的这个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几乎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模式可以解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错综复杂且变幻无常的社会与政治行为。因此，对于比较政治学的多元性理论范式，理应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我们没有理由不利用发展主义的积极方面，也没有理由不关注世界体系中存在的依赖和相互依赖关系，同时也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同样，还应该借鉴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各种范式的可用之处。这就要求研究者综合利用各种理论范式。实际上，各种理论范式之间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某一种范式不可能适用于所有问题，而只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对某一问题更具解释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代比较政治学的三大特点是理论上的多元主义、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与价值倾向上的折衷主义。(16)
而且，比较政治学的每种理论范式并不是长盛不衰的，而是有自身的兴起与衰落的过程。事实上，比较政治理论范式的演变与现实政治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如前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大批发展中国家建立军人威权政权等政治事件，一举击破发展主义的基本假设而导致了发展主义范式的衰落。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大规模的社会与政治变迁以及深刻的国际影响，世界上很多国家实现了或正在经历着向民主的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主义开始呈现出某种复兴的迹象，而像官僚权威主义、法团主义等与民主相背离的范式则失去了吸引力。因此，我们不能迷信某种理论范式，每一种范式的解释力都是有限度的。
四、比较政治学：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选择
当今世界，伴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浪潮，比较政治学从原来主要关注“宏大理论”向更加关注“中层理论”转变。宏大理论通常指的是那种对重大问题甚至是终极问题的研究，而且范围涵盖世界上所有的政治体系，比如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层理论不关注根本的、终极的问题，而是关注那些更容易把握的、更加独立的问题，比如利益集团与政党比较、立法机关的比较研究、住房政策比较，等等。在研究范围方面，中层理论关注单一地区、某个地理区域或相互联系的国家集团，如拉美、东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亚、中东等。(17)
事实上，比较政治学领域早就存在着把研究重点放在宏大理论还是中层理论的争论。在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中，阿尔蒙德等发展理论家试图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一个宏大框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20世纪60年代，整个学科因此而被整合于一个宏大理论——发展主义范式之下，学者们广泛认同并接受这一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研究工作。这时的比较政治学是高度整合的，学者们也据此认为这代表了这一学科的繁荣。
毫无疑问，这种宏大理论为比较政治学者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研究工具，它使学者们能够识别他们不熟悉的政治现象，同时向学者们展示了不同的体系是如何完成各自任务的。然而，宏大理论最初的成功也造成了研究范式的缺陷。宏大理论的应用产生了一些新的假定和信息，而这些假定和信息只有一部分可以被整合进宏大理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严格坚持理论框架似乎就需要把各种复杂的情形均质化以使之适应既定的模型。这样，可以预测的期望就变得不可能了。因此，很多学者认识到了宏大理论的缺陷并开始从宏大理论上退却。(18)有学者甚至认为，阿尔蒙德等发展理论家对比较政治学的整合效果被过分夸大了，在比较政治学中构建宏大理论的设想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19)当然，20世纪6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在发展主义范式下确实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当前全球化的新形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层理论的研究。而且，在中观层次上，比较政治学确实有很多意义深远的研究议题：
第一，虽然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是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理论基础和制度安排。
第二，如前文所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制度的重要性被再次重视。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官僚机构、选举制度、联邦制度、地方政府等制度和制度安排重新成为比较政治的研究重点。再度强调制度也反映了比较政治学中对发达国家(北美、欧洲与日本)研究的复兴，在这些区域中，政治制度似乎更加重要。当然，复兴的制度主义与此前的制度主义已经大不相同了。除关注立法程序、法律结构外，新制度主义更加关注政治行为，如政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结盟等问题。
第三，当前，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所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成为比较政治学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有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可能更为自由放任，而有些国家的社会计划更多。这就关系到公共部门的规模问题。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缩小公共官僚机构的规模，精简人员，分散权力，实行私有化；但是也有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项目不断扩张，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更加强化，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带有法团主义(社会法团主义而非国家法团主义)的结构特征。这些显然是比较政治研究中饶有兴趣的问题。
由此不难看出，上述问题都是相对具体的问题。实际上，从宏大理论到中层理论的转变，也是比较政治学从更注重普遍性到更注重特殊性的转变。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倾向于将重点放在普遍联系上，阿尔蒙德等学者要求在很高的层次上进行抽象，所形成的概念可以推广到所有案例中去。而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全球范围内的比较研究，甚至跨地区的比较分析也不多见，普适主义不再是比较政治学者的目标。有学者指出，比较政治学在发展中远离了普遍化的模型，重新强调对具体案例或国家进行深度分析，评估经常是归纳性的，定量、背景数据越来越多，可以把特定的制度环境或政治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这样，就出现了特定文化研究、特定国家研究甚至是特定制度研究。(20)因此，与以前的比较框架相比，现在的比较模式在范围上要小得多，这种模式更适合于解决中层理论问题。
当前，学者们发现，比较政治学领域已经没有一个支配性范式。面对这一状况，比较政治学应该何去何从，学者们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这对基于经济学灵感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一个机会，它可以成为一个支配性范式；而有的学者认为应该避免出现像理性选择理论这样的单一范式的霸权，主张多元范式之间的竞争；还有学者认为是时候结束毫无结果的范式之争而代之以中层的理论建构了。(21)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比较政治学领域不太可能出现像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主义那样的支配性范式，也没有理由证明一定会出现一种支配性范式。比较政治学在理论、方法和议题上的多样性或许正是这一学科发展的源泉。
总之，西方比较政治学自诞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对个案国家的研究更加深入，新的技术性研究方法大量应用，各种理论和范式丰富多彩。(22)与此同时，当前的比较政治学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缺乏确定的研究对象。目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过于广泛，很多研究彼此无甚关联也不在同一层次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第二，比较政治学内部分化有余，联系沟通不足。各种理论范式仍然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还没有做到取长补短，把各种范式有效地整合起来，这就使当前的比较政治学缺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因此，比较政治学者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加努力，促进比较政治学不断向前发展。
注释：
①丁珊：《比较政治学述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
②张小劲：《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③宁骚：《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总序，北京失学出版社。
④丁珊：《比较政治学述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
⑤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第42～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Macridis,R.,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Government,New York:Randon House,1955.
⑦Easton,D.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World Politics,Vol.9,No.3.(Apr.,1957),pp.383～400.
⑧Almond,G.A.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18,No.3.(Aug.,1956),pp.391～409.
⑨Almond,G.A.& Coleman,J.S.(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
⑩Wiarda,H.J.Is Comparative politics Dead? Rethinking the fie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Third World Quarterly,Vol.19,No.5,1998,pp.935～949.
(11)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2)Coleman,J.S.The development syndrome:Differentiation-equality-capacity.In Binder,L.,Coleman,J.S.,Lapalombara,J.et al.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73～100.
(13)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第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西德尼·维巴：《比较政治：鉴往知来》，第46～48页，载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的新趋向》，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版。
(15)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6)吴清：《本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在美国的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17)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第212～2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Gilbert,I.A.Comparative Politics:A Retreat from Grand Theory.Polity,Vol.7,No.3.(Spring,1975),pp.361～369.
(19)Blondell,J.Then and now:Comparative politics.Political Studies,Vol.47,No.1.(Mar.,1999),pp.152～160.
(20)彼得·梅尔：《比较政治学：综述》，载《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第46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21)Munck,G.L.& Snyder,R.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1.(Jan.,2007),pp.5～31.
(22)程同顺：《比较政治学：走向没落，还是再度辉煌》，《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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