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百炼铸丰碑——欧阳山重校五卷全书《三家巷》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论文,千锤百炼论文,述评论文,丰碑论文,三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山将他的五卷长篇巨著《一代风流》重新校改，定名为《三家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审定重新出版发行，引起文坛广泛的瞩目。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都应视作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无可否认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现仅就校改的情况、得失谈点意见。
（一）
校改之后，不再使用《一代风流》原书名，并把原来的二、三、四、五卷的《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的分卷卷名也全部删去，只保留原来第一卷的《三家巷》的卷名，作为贯穿全书的书名。为什么要改书名为《三家巷》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据我所知，个中缘由，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原采用《一代风流》为书名，虽然比较高雅，也有时代的主流气色，但似较为宽泛，难以体现书中的地域特点，而且也容易引起误解，不能涵盖书中所有阶级、所有阶层的典型人物。周炳、胡杏尽展时代之风流，而陈文雄、何守仁、张子豪之类怎么能说是风流人物呢？而采用《三家巷》为总题，则可以把各阶级、各阶层的典型人物包括正面的、反面的、中间的全都囊括进去，概括面更广，更符合作品的实际，也更真实一点。第二，作品里的主要人物周炳、胡杏、何守礼等都是生长在三家巷，并由三家巷出发走向社会，最后又回到三家巷。因此，三家巷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地名或地域的名称，而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它与各个人物的命运、际遇息息相关，血肉相连，能深刻地折射出他们人生的丰富历程，所以采用《三家巷》这一书名，不仅具有一种具体的可感性和亲近性，更具有一种质朴之中蕴藏着丰富内涵的典型性。第三，以《三家巷》为书名，取消各卷卷名，就鲜明地突出全书是由各部分有机组成的统一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消除过去某些读者和论者把全书的前两卷和后三卷分割开来看待的误解。第四，《三家巷》这一书名，自第一卷《三家巷》为卷名发行之后，流传广远，几乎家喻户晓，得到读者的普遍称许和接受，而《一代风流》相对而言似乎不够通俗，知道这一书名的读者远远不及知道《三家巷》的那么多，两相比较，最后作者确定《三家巷》为书名，我认为这是智者的正确选择，相信会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和欢迎。
（二）
当然，校改的真功夫、校改的重点在于内容。这内容又是如何校改的呢？欧阳山说：“至于全书的大背景、大脉络、大骨干、大关节都跟原来一样，没有变动：全书描写了广州三家巷三代人的许多男女典型性格以及他们在30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中的悲欢离合。——这些内容都没有变动，也不能够变动。”（注：欧阳山《校改全书〈三家巷〉序——〈广语丝〉第一百一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6 期）。）在此之前，欧阳山曾向笔者透露过校改全书时的“四不变”的原则，即主题思想不变，整体构思和发展脉络不变，人物的主要性格不变，作品的主体风格不变。既然如此“四不变”，还有什么必要花去整整一年时间去校改呢？坚持“四不变”，因为原作是作者长期酝酿、深思熟虑、呕心沥血铸成的文学丰碑，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或应时应景的文章，因而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已达到成熟的高峰，现在校改所要做的一是去玼瑕，二是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以臻更加完美。
据我粗略的统计，这次校改总共增删大约有1039处之多，其中改动、增删最多的是原第三卷，最少的是原第一、二卷，有些地方整段整段的删去，如原第三卷“清明会”一章，便一笔删去了15大段，重新增写了13大段，共增1552字，是全书增写最多的部分。在整个校改过程中，连一些细微之处，也不轻易放过，进行认真的校正、修改：书名符号、标点符号错了或不准确的，一一订正；错字、别字、漏字以及一些人物的称谓一一校正或补上；描写或叙述的具体时间、地点或方法不确切的，具体内容和事件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和特点的，具体人物的相貌、表情、对话、服饰等等不精确的或与当时特定环境、气氛不相吻合的，都作了认真的校改，一丝不苟，务求达到完善和精美。这样严格要求，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堪称一代楷模！校改得如此精细，便成为这次重校全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校删杂芜的方言土语和古奥的句子，从而使全书的语言更加精粹，更加口语化，更加符合标准普通话的规范。笔者于1985年在《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简论〈一代风流〉》一文（注：李天平《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一代风流〉简论》（《文艺新世纪》1986年第6期）。 ）中曾指出欧阳山在汲取方言土语方面的“四不采用”之原则，即广大读者看不懂的，不采用；要加注释的，不采用（极个别的例外）；不是群众口头上的熟语、富于表现力的，不采用；不是表现民俗、指称方物、有利于刻画特定人物性格的，不采用。这个“四不采用”原则，如果把它同其他颇有文学语言成就的周立波等作家相较，更突现其独到的贡献，正是欧阳山把广州话、上海话、河北话、重庆话、延安话按照“四不采用”原则进行筛选、提炼而后融进普通话的文学语言里，从而使自己的文学语言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气派，形成自己特有的“欧阳山式”的语言风格。难怪当代散文大家秦牧生前曾称赞欧阳山是我国当代的语言大师（注：《〈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一书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1版）。）。欧阳山这次重校，就是在保持已有语言风格的前提下进行的。从高从严要求，该改的，一定改；可改可不改的，反复推敲选择最佳，坚决改；务求达到精、准、鲜明而又更加口语化。例如原文第27章的“这时候，周炳独自坐在院子外面一张靠背竹椅里”，改为“这时候，在河南济群生草药铺的后院里，周炳独自坐在一张靠背竹椅上”，这样一改，准确交代周炳躲避敌人搜捕的地点、方位，显得更加真实，合乎情理。原文写他在“院子外面”不是自我暴露了吗？也不符合当时白色恐怖的氛围。 又例如第8章写陈文婷对人“好也好不了好久，恼也恼不了好久的”一句，属可改可不改的，但作者还是改成“好也好不了多久，恼也恼不了多久的”，将“好久”改成“多久”，使这句口语更加符合普通话的标准，从而使语言更加规范。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第三个特点是关于人物描写方面的，用欧阳老自己的话说，是“对典型性格增加一些心理描写，使他们的性格更加固定，更加成型，更加准确，更加明朗，也更能提高他们的真实性”。（注：欧阳山《校改全书〈三家巷〉序——〈广语丝〉第一百一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6期）。）这方面确实是作者校改的重点，在这重点之中， 笔墨又集中在周炳、胡杏、何守礼、陈文雄、周泉等几个人物的身上，从而增强了他们典型性格发展的合理性和丰富性。
在《三家巷》中周泉的性格所具有的多重性，令人难以解开笼罩在她身上的迷团：怎么她既然那样爱她丈夫陈文雄，又那样爱她的孩子，又那样爱她的弟弟周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怎么又当了人民政协的委员？等等疑窦。这些都是她的特殊经历和特殊的家庭环境（周家和陈家）所铸成她这种特殊性格。这次校改增加她性格发展合理性的描写，就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她复杂性格的一把钥匙。例如特地增加一段内容：①描写她在陈家所处的无足轻重的地位；②对她弟弟周炳所从事的革命和抗日活动的深切同情和支持，并捐款给周炳作为抗日活动的经费；③不赞成她的丈夫陈文雄及其他老爷、老总们的所谓抗日的高论，认为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一段的增补，对于周泉性格的刻画，可谓一字千金，读者就能较好地理解她为什么爱她已经参加革命的孩子，为什么又当上了新中国的政协委员。而重校之前原作因为缺少这一段内容，难怪读者对她后来一些进步的言行感到唐突又觉得不好理解。
而对陈文雄也增加一段文字，描写这位省港大罢工中的罢工委员会的委员是如何“善待”他的工人——被何家打致重伤、留医刚出来的胡杏的。陈文雄打胡杏的身边经过，“胡杏低声叫道‘董事长！’陈文雄有礼貌地应了一声，还做出上面人慰问下面人的样子，问她身上所受的伤复原了没有，也不等她的回答，就匆匆走了过去。”这一笔，把陈文雄如何“做样子”的伪君子心肠维妙维肖地刻画了出来，哪有一丝一毫、一点一滴的同情心？另外，还给陈文雄零星补了不可或缺的几笔，写他矢口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还反诬这是中共的“编造”，他认为“阶级斗争那个玩意儿，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是共产党编造出来骗人的”，还装模作样地质问别人“根本不存在阶级嘛！三家巷总共有几阶几级，你都点数来着？”这些歪论，今天来看十分幼稚可笑，可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正是陈文雄之徒的典型心声，有力地展现了他们政治理论上的虚伪性。至于陈文雄大发国难财，原作已写得淋漓尽致，这次校改又予以“点睛”，就更深刻、准确了。补写他陈家的家业是“国难越深越重，咱们陈家的基业越厚越实，根本说不上什么灾难”。因而陈文雄“他一味子想抗战，同时也一味子想发财，抗战得越长，他财发得越多；抗战一刻钟，他发财一刻钟，抗战三十年，他就可发财三十年；所以，他是永远不会闲下来的！”这就是当时中国抗日的现实；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周炳们的浴血奋战，一方面是陈文雄之流的发国难财式的抗日！鞭辟入里地把陈文雄之辈的所谓抗日的高帽子彻底摘下来了。
对于周炳和胡杏形象的塑造，过去许多论者都曾给予充分的肯定。笔者对周炳也发表过三篇长篇论文（注：李天平《也谈周炳》（《作品》1981年第6 期）《普通人中的先进典型——评〈柳暗花明〉中的周炳》（《作品》1982年第3 期）《气质·风度·美及其他——论欧阳山〈一代风流〉中的周炳》（《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 进行过专门的论述，认为他是我国新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成功典型。现在要在原来这个基础上重校、增删，以使这两个典型形象的塑造锦上添花，达到更高的典型境界。作者的添花之笔，主要落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填漏补缺，使他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更加合乎情理，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力量，增强其可信度和说服力；同时也使其思想和性格的变化更加多彩，有更强的感人魅力。另一方面，是把周炳和胡杏两人既是“兄妹”，又是战友，更是情人的关系修饰得更加动人、深刻，更充分展示他们纯净、高尚的情谊和独具韵味的恋情。
这次校改，对周炳增加的笔墨最多，主要是改写或补充他对抗日的认识和抗日的斗争以及与胡杏思想感情的交流和爱恋。对“七·七”事变之前的周炳，作者增加两大段的描写，一大段描叙他当了四年地下党的交通员的情形，使他得到全面的锻炼与考验；一大段叙述他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思想变化，使读者可更清晰地窥见他思想发展的轨迹。然后集中笔力增补修饰他抗日中的两个细节，尤以他对广州沦陷后的无比愤怒的独白最为精彩，充分表现他对日本侵略者和投降卖国者的愤慨，把他少年时代所形成的疾恶如仇的秉性，提升到反对侵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高度。正是这个时候，在逃难途中又遇上国民党党部的李民魁，便向他倾泻满腔的积愤，进行痛快的揶揄与讽刺，这样，他那快人快语的不留情面的个性，也得到了深化。对于周炳抗日的英雄行为，未作多少增删，只是在要求上抗日前线一处略有改动。而留下更多的空间来补写与胡杏的关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过去的论者常常提出周炳到延安之后与胡杏的恋爱不够“味”，不到火候，他们之间的感情未充分的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校改，作者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我认为作者的苦心经营没有白费，校改之后确实比原来更有艺术魅力，达到锦上添花。由于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这对恋人的爱情的独特性——他们的爱情与战友的情谊水乳交融地、高度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工作和思想交流中增进了解、信任，积累爱情；在互相思念、倾慕中表现深沉而热烈的爱恋。例如与胡杏诚恳、亲切地进行思想交流，谈了自己惨痛的牺牲大哥的教训，劝导胡杏要用集体主义克服个人主义，等等，而后来胡杏在延安整风的苦闷之中首先想到的是，要找周炳交谈，交换看法，从周炳那里得到了启发和力量。这些笔墨从表面上看都属政治性的，似与他们爱情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事实上这正是他们高尚爱情的感情基础，或者可以说，这就是他们当时爱情生活的一部分。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把握作者校改的用意，才能把握他们所处那个特别年代的爱情的独特性，才能体会他们爱情的高尚性和特有的意味。当然，表现他们的爱情还需要作更直接、深入的描写。这方面我认为原作已有不少出色的篇页，生动地表现他们微妙而美好的爱情。这次校改增加两个细节，当属“添花”之笔。他们久别重逢时，何守礼等其他人都与周炳热烈打闹、搂抱，而“只有胡杏没有上前搂抱周炳”，而周炳也不敢对胡杏表示过份的亲热，“只是用力紧紧握着她的手，相对微笑，久久没有放开。”这样两人与众人的不同，就暗示他们之间潜藏着与友情不同的特殊而微妙的感情。如果说这一笔是爱情的暗示，那么另一笔则是内心秘密的直接宣示。作者采用戏剧舞台表演各自独白的手法来表现两人相互倾慕的心理活动：“周炳确实感觉到胡杏这时候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美。这种美的魔力吸引着他，把他往胡杏那方面拉过去，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拥抱她，吻她，诉说自己深深爱恋的心情。”而“胡杏也暗中产生一种欲望，想上前一步，拥抱他，吻他，向他诉说自己深深的爱恋。同时，叮咛他一个人在外面征战，顶风冒雨，一定要保重身体。”由于增补这两笔，已表明他们已是心心相印的精神恋人。我认为，在那样的特定环境里写到这样的感情深度，是精明而恰当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周炳的前后几个恋人的爱情相比较之后，指出周炳“与胡杏的爱情，情意缠绵但更富于成熟的含蓄美”（注：李天平《气质·风度·美及其他——论欧阳山〈一代风流〉中的周炳》（《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这种爱情还深潜着那个时代和环境的文化潮流。
胡杏原是一位丫头兼童养媳，实际上是一个奴隶而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后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她那鲜明的性格都烙有深深的阶级烙印。作者这次校改，抓住胡杏性格中的这些最本质方面着墨，无疑有利于提高这一典型形象的真实性。在她身上增添的几笔，都反映她坚强无比、一心一意追求革命和表现她获得解放的无比欢欣。通过陈文雄的眼光，写出她的“真不寻常”，身负重伤出院后，“又敢不回何家，直奔周家”，而且坚决进厂做工，自己养活自己，因此陈文雄说，论姿色容貌，跟当年的区桃相差无几，“可是说到刚强坚毅，只怕区桃还比不上她。”又通过与区苏谈心，写出她要自立不嫁人，“只要革命”的大志向。通过与周炳的谈心、思想交流，提高对革命和共产党的认识。这三处笔墨，都是通过别人来加强胡杏那刚强坚毅的敢于叛逆自立，追求革命，并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的新女性形象。胡杏到延安的新天地之后，作为奴隶获得新生解放的喜悦之情是无法形容的，她所看到的一切，都认为是“人世奇观”，作者将她这种新奇而特别的感受和体验，一气呵成地排叙了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七桩事情”，使胡杏的内心世界得到最充分的展示，一个生猛活脱的新女性蓦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至于爱情描写方面的增删，诚如前文所谈到与周炳关联的那几个细节之外，只补充述说她在延安因为“不愿意接近男同志”，而有人疑惑不解，称她是“延安县的马奇诺防线”。显然，人们并不知道她的心灵深处，早已有自己的“白马王子”。设置了这个“防线”也从另一侧面赞扬了胡杏对理想伴侣的执着期待和对爱情的专一的品格。
对以上四个人物形象塑造的增补，应该说是基本上达到了作者的预期目的的。
（三）
经过精心的校改《三家巷》全书，确实语言更精粹了，人物性格也更丰富了。但是不是已经达到某些读者原先提出的要求？例如周炳与胡杏爱情描写不及前面两卷爱情所写的生动，影响了周炳性格丰富多彩性等等问题。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有机会向作者欧阳老请教。我认为，欧阳老的见解，对我们研究他的作品很有启发和帮助，有必要摘转于后，以飨同仁。
话题转到后期周炳性格的丰富性问题上。他说，您提出的“单一之中的丰富性”或“从突出主导性格中求繁富”的论点（注：李天平《气质·风度·美及其他——论欧阳山〈一代风流〉中的周炳》（《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对这一问题如何看，绝不能简单化。周炳从始到终的发展，从整体上看算不算具有丰富性？我说，当然算！周炳本身的经历就具有极大的丰富性。他又说，分阶段来看，开头丰富，后来就不丰富了？况且讲单纯、讲丰富也不能仅仅把一个人孤立起来看吧，一定要从周围的人物联系起来看，周炳、胡杏、何守礼三个人物的不同发展，也可说是丰富吧。同一阶级的人物不同阶段、不同道路上的发展综合起来看，也可构成丰富性。我又插话说，现在比较强调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是针对过去创作上存在的人物性格单一、简单化的毛病来说的。他又说，性格简单化谁都不喜欢，但不要把丰富性搞玄了，似乎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欧阳老又继续说，性格的丰富性还不能离开人物的时代性。周炳和胡杏到延安的恋爱情形是真实的，但有人说美，有人又说不美，应该怎么看呢？这时，欧阳老讲了延安当年的一些情况。他说，当时是一种高度政治性的生活，也是高度的理智的生活，很少有个人的感情渲泄，平时过的是高度有组织的集体生活，一切活动都是集体的，反对任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描写恋爱也很难表现，绝对没有那种卿卿我我、情意缠绵的形式。但我们又觉得是处在非常自由的状态之下，政治上非常自由，在蒋管区不能讲的话，这时可以随便讲，有高度的民主。在党的支部生活内，对党内任何人的问题都可以说，但在支部之外则不行，讲了要受批评。人与人之间好像没有任何隔阂，在支部内所有东西全部公开，有钱也共享，有时连最私人的情信也可在支部会上公开大家看，这就近似古代的“修炼”。高度的集中，组织作的决定，一定执行，绝对服从，没有任何价钱可讲，有点军事共产主义的味道。大家主要考虑的问题都是群众如何获得解放，自己如何思想改造。生活艰苦，可热情高，觉悟高，精神境界也高，有一种崇高美。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又要考虑到周炳和胡杏两人的年龄、性格、既有的关系等等情况，如何才能充分表现他们两人独特而热烈的爱情呢？我着力写了他们在延安的送别、独访、夜访等几个场面，都曾作过一番斟酌，费过一番苦心的，你的看法如何？还能写周炳象在二十年代对待陈文婷那样对待胡杏吗？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此一人彼一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