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舞蹈对高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朝论文,舞蹈论文,高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促进了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代舞蹈也在唐代舞蹈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诚如阴法鲁先生在《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序》所言：“宋代的乐舞，在唐代乐舞文化的深厚基础上继续深入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礼乐文化从周朝起就扮演着烘托皇权威严、维护宫廷统治的文化附庸角色。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礼乐制度，宋代也不例外。据《宋史·乐志》记载：宋太宗、仁宗皆“洞晓音律”，并亲自度曲填词。徽宗曾下诏：“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宋宫廷舞蹈形式多样，在朝会节日常有乐舞助兴。“每上元观灯，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军队也有善乐者，在民间，瓦舍作为商业性演出场所，为民间舞蹈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各种表演技艺得以交流，促进了民间舞蹈的发展。总体而言，宋宫廷舞蹈温婉妩媚，情调优雅。民间舞蹈活泼优美，技巧高超。宋代舞蹈在艺术形式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 高丽国人也有喜好歌舞之风。曾出使高丽的徐兢所馔《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高丽素畏信鬼神……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从北宋建立到南宋初期，宋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氏政权有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舞蹈交流是其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丽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引入宋朝的乐舞，其目的是建设本国的礼乐制度，以巩固王朝统治。当时的宋礼乐不仅代表王权，还代表着儒家的伦理和社会秩序。宋朝向高丽输入乐舞，也有着以礼行教化、“以夏变夷”的目的。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高丽遣使赴宋朝贡，宋与高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受到中国北方民族政权辽、金的压力，宋与高丽的关系呈现出时亲时疏、时断时续的时代特色。
宋代队舞 抛球乐
宋徽宗政和四年所送新乐 延寿长 神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改变以往对高丽“来不拒、去不追”的政策，对高丽的外交重新活跃起来。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高丽遣使金悌入宋朝贡，从仁宗时开始中断达四十年之久的宋与高丽关系得以恢复，彼此的舞蹈交流也趋于频繁。熙宁五年六月，金悌离宋回国。次年，在高丽极为盛行的佛事活动“燃灯会”和“八关会”上，就出现了来自宋朝的教坊舞蹈。《高丽史·乐志》记载：“文宗二十七年二月乙亥，教坊奏：‘女弟子真卿等十三人所传《踏莎行》歌舞请用于燃灯会。’制从之。十一月辛亥，设八关会，(文宗)御神凤楼观乐，教坊女弟子奏：‘新传《抛球乐》《九张机》别伎，《抛球乐》弟子十三人，《九张机》弟子十人。’”金悌赴宋前两国关系已断绝了四十余年，熙宁五年金悌回国后，熙宁七年，高丽派使者金良鉴入宋。因此到高丽传舞蹈的乐师真卿、楚英等人当是随金悌赴高丽。对此徐兢也有记载：“熙宁中，王徽尝奏请乐工，诏往其国，数年乃还。”经过一段时间的传艺，高丽教坊弟子学会了一些宋朝的舞蹈。“踏莎行”“抛球乐”“九张机”等名，既是舞蹈名称，也是舞队的专名，分别代表了一个特殊的“乐器工衣”组合。《宋史·乐志》记载：宋廷教坊的舞队分为小儿队和女弟子队。“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口切衣；二曰《感化乐》队，衣青罗生色通衣，背梳髻，系绶带；三曰《抛球乐》队，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银带，捧绣球。”1076年，高丽还出现了专职中国乐舞的乐师。《高丽史》记录了高丽文宗三十年设立的大乐管弦房的俸禄情况，“大乐管弦房，米一科十石，唐舞业兼唱词业一，笙业师一，唐舞师校尉一，八石……唐舞业师一”。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大乐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弦坊，一百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余人。亦有柘枝、抛球之艺。”可见宋教坊选派去高丽传授舞蹈的乐师，主要集中于大乐司、管弦坊和京市司等处。《高丽史·乐志》记载：同年，楚英等人还在高丽王宫的重光殿演出王母队歌舞，“一队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万岁’或‘天下太平’”。
宋徽宗政和四年所送新乐 莲花台
宋徽宗政和四年所送新乐 献仙桃 神宗时，高丽多次遣使来求乐师到高丽传艺。熙宁八年，高丽礼宾省通过泉州商人傅旋来宋求乐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江淮发运司罗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上批已令教坊按试子弟十人可借，呼第四部给色衣装钱。作拯意奉诏遣往。”元丰年间(1078-1085年)，高丽又遣使求乐工。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记载：“元丰间，来臣求中国乐工教之。”另外，高丽还派遣乐工随同使团来宋京城接受乐舞训练。神宗时制定的《高丽使条约》中，即有一条是专门招待高丽乐工的。苏辙《栾城集》有所记载：“诸进奉使乞差伎艺人教习三节，并关管勾同文馆所。”同文馆是宋朝专门招待高丽使者的宾馆。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同文馆待高丽。”高丽使者可以在同文馆聘请宋乐师教习乐舞，他们还带来高丽特产，赠予来传艺的宋乐师。徐兢记载：“(高丽)人使来，必赍货，奉工技为师，每遣就馆教之。” 崇宁初年，徽宗采纳道士魏汉津“古帝王以身为度制乐”的建议，创制新乐。崇宁四年(1105年)，新乐制成，徽宗定名为大晟乐，并下诏规定大晟乐为宫廷雅乐。宋承唐制，《宋史·乐志》记载：“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享则用教坊诸部乐。”雅乐的演奏形式为堂上登歌、堂下乐悬、文武佾舞。登歌以歌唱为主，琴瑟主奏。乐悬主要指各种钟磬乐器悬挂于庭院下木架上，以器乐演奏为主，没有声乐演唱。雅乐佾舞分文、武舞。文舞舞者手执籥翟，武舞舞者手执干戚。天子所用雅乐文舞共68人，武舞共有88人，其中舞者各为64人，其他为舞队的组成成员。诸侯所用雅乐文舞共50人，武舞共有72人，其中舞者各为48人。宋朝的大晟雅乐无论是乐器的数量还是乐队、舞队的编制都是空前的，而且人员的分工也非常细致。可以说宋代雅乐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大晟雅乐制成后，徽宗下令对教坊诸部乐进行改造，统一使用大晟乐的乐律标准。《宋史·乐志》记载：政和三年(1113年)，徽宗下诏：“大晟之乐已荐之郊庙，而未施于燕飨。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将之前只用于雅乐乐舞的乐律、乐器推广到教坊燕乐中去，产生了新燕乐。徽宗时，高丽多次遣使求赐大晟乐。政和五年，高丽吏部尚书王字之、吏部侍郎文公美进奉，送金端等五名高丽学生入宋求学。次年，王字之、文公美回国时，徽宗赐高丽以大晟乐，将当时宋宫廷所用的一整套雅乐乐器、法物、曲谱、舞饰等输入高丽。高丽在得到所赐的大晟乐后，对如何操演却知之不详，故再次向宋求教。政和七年，高丽遣使来宋乞教声律。《宋史·乐志》记载：“政和七年二月，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词。诏许教习，仍赐乐谱。”徐兢也有记载：“比年入贡，又请赐大晟雅乐，及请赐燕乐，诏皆从之。故乐舞益盛，可以观听。”时人孙觌撰有《代高丽王谢赐宴乐表》。徽宗还为赐乐高丽之事赋诗，其《宫词》曰：“高丽新贡欲还朝，再御东回一水遥。祖饯国门仍赐乐，屡传恩诏下层霄。” 宋朝的大晟雅乐传入高丽后，很快就在高丽太庙祭祀、郊祀和朝会仪式上使用。在政和七年四月高丽朝廷举行的大朝会上，已经开始使用来自宋朝的雅乐。徐兢记载：“今年丁酉夏四月甲戌有二日，特召守太傅尚书令带方公臣俌……同知枢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高会于清燕阁……复有上国玻璃、玛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交错于案上。埙、篪、椌、楬、琴、瑟、钟、磬，安乐雅正之声，合奏于堂下。”《高丽史·乐志》记载：同年八月，高丽睿宗下诏：“今大宋皇帝特赐大晟乐文武舞，宜先荐宗庙以及宴享。”十月“戊辰，亲阅大晟乐于乾德殿，癸酉亲裸太庙荐大晟乐”，高丽仁宗十一年(1134年)正月，祭籍田。高丽明宗十八年(1188年)三月夏禘，亦用大晟雅乐。 除了雅乐文武佾舞外，高丽唐乐舞蹈也深受宋燕乐舞蹈的影响。宋宫廷燕乐舞蹈形式是“队舞”，是一种把大曲、诗歌、朗诵、舞蹈和歌唱相综合的新型舞蹈表演艺术。宋队舞比唐舞蹈增加了吟诵和对白的部分。宋代队舞分小儿队和女弟子队两种。队舞表演前，由竹竿子(又称参军色)引舞念致语口号，竹竿子是队舞的指挥者，担任勾队、放队、致辞等工作。勾队即引导舞队出场，放队是表演完毕让舞队退场。表演中场时，竹竿子还与队首(舞队的主体演员，又称“花心”)互问互答，收场又以竹竿子念致语，舞者和唱，后行(担任伴奏的乐队)吹奏作结。歌舞队员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高丽“唐乐”主要指宋及宋以前传入高丽宫廷的中国音乐。与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大朝会等场合不同，高丽唐乐功能类似于宋朝的教坊俗乐，主要在节日活动、宴会上表演。唐乐所使用的乐器也与高丽本土乡乐大有不同。徐兢就指出：“其乐有两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右曰乡乐，盖夷音也。其中国之音，乐器皆中国之制。”高丽官府设宴招待来贸易的宋客商，其间多有乐舞助兴，其中多是由宋朝传来的乐舞。徐兢记载：“中国贾人之在馆者，亦遣官为筵伴，用华夷二部乐，亦有致语，尝记其口号，曰：‘当时瑞色照官林，和气浓浓破积阴……须尽情欢酬美景，从而莫诉酒杯深。’”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评论道：“(高丽)今之乐，大抵中国制。” 在《高丽史·乐志》里的“唐乐”部分，记载有宋朝时传入的中国乐曲。其中有大曲五套，分别是《献仙桃》《寿延长》《五羊仙》《抛球乐》《莲花台》。这五个大曲的舞蹈表演形式完全与宋队舞一致。同样由竹竿子念致语口号开场，中间由竹竿子勾、放舞者上下场，并有诗歌朗诵和对白的部分。可知是明显受到宋队舞的影响，而不属于唐代的大曲歌舞形式。霍建瑜指出：乐舞《献仙桃》中的《献仙桃·元宵佳会》、《寿延长》中的《中腔令·彤云映彩色》、《五羊仙》中的《步虚子令·碧烟笼晓》、《抛球乐》中的《折花令·三台》之词与《全宋词》所收录的同名词之内容完全一样，显然是由宋传入的。其中《五羊仙》原为叙述五仙乘羊持瑞穗自仙界而降，赐瑞穗于广州百姓的故事，为祀丰乐舞。《五羊仙》传入高丽后，由舞者扮演西王母祝寿，也演变成祝寿歌舞。王小盾指出，《高丽史·乐志》里的“唐乐”中的节目，其主体是作为徽宗生日天宁节祝寿乐舞创制出来的。《献仙桃》《寿延长》《五羊仙》为道教乐舞，这与宋徽宗极力推崇道教应有一定关系。而《莲花台》是由唐宋时的《柘枝舞》演变而来。另据学者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一文考证，《高丽史·乐志》里的“唐乐”部分的四十四首杂曲中，有八首为宋著名词人柳永所作。晏殊、欧阳修、苏轼、赵企、李甲、阮逸女、晁端礼各一首。其余作者现未可考。 高丽王氏政权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朝鲜李氏王朝(1392-1910年)，在李氏王朝统治期间，朝鲜宫廷内仍然使用这些来自宋朝的燕乐歌舞。1493年(明弘治六年)，朝鲜音乐理论家成伣根据高丽官府所藏的乐谱和艺人在宫中的实际演出情况，编撰了《乐学轨范》一书，该书仍录有《献仙桃》《寿延长》《五羊仙》《抛球乐》《采莲舞》这五种舞蹈大曲。根据朝鲜李朝官府刻印，记录有朝鲜宫廷乐舞表演的《进馔仪轨》记载，一部分朝鲜王朝宫廷舞蹈明显是从宋代传过去的，如《抛球乐》，除服饰与宋不同，表演内容和形式都是抛绣球。《进馔仪轨》中还记有《五羊仙》舞蹈，虽经四百余年的流传，在唱词上稍有变化，但总体未变，仍然采用宋队舞通用的结构形式。《进馔仪轨》还记载了一些舞蹈，并说明是宋时传去朝鲜半岛的，如《帝寿昌》《长生宝宴舞》等。从名称来看，这些乐舞多属祝寿歌舞。由此可见，不仅仅是雅乐舞蹈，高丽唐乐舞蹈也深受宋教坊俗乐舞蹈的影响。从宋朝传入的舞蹈一直在朝鲜半岛传承，成为朝鲜半岛宫廷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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