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一把双刃剑——以中国西南部地区旅游发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双刃剑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川和云南
徐刚（注：作者姓名为音译——译者）关于云南调查的结果与我们大不相同，但是在四川，双方的调查结果却十分相近。在四川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的国内外旅游者的首次旅行是参加包价旅游团的。因此，沿海地区的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的收入和利润大大增加，因为大部分旅游者来自这些地区。相反，云南的大部分外国旅游者是单独的“另类”（注：另类旅游者，原文为ALTERNATIVE TOURIST，经常翻译成“可替代旅游者”。本文中使用了“另类旅游”或“另类旅游者”的译法。——译者）旅游者——背包徒步旅行者，外国留学生和其他一些对中国的风俗、语言以及在中国旅行都十分熟悉的人。“另类”旅游者所感兴趣的是自然、民族文化和传统风俗、手工艺品和食品，而且他们一般都十分关注环境保护和尽量减少旅游对当地自然及文化环境产生影响。“另类旅游者”对“真实”的经历的寻求往往是出于一种逃避平淡而无情趣的城市生活、获得一种充满活力、纯真无暇经历的愿望。他们愿意和当地人打交道，愿意在一个地方多住几天，尽量寻找当地人自己拥有和经营的小旅馆，找特殊活动的领队，因此，他们的花费当地经济中所创造的乘数值要比国内旅游者高得多。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重返云南的国内旅游者——这个数字2001年肯定在增加——也在寻求一种更加“真实”的感受。住在当地人开的旅馆里，在当地社区里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些“转换的”另类旅游者的开销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主要留在了当地社区。这些旅游者中有许多人会惊奇地发现，单独旅行竟是如此方便和便宜。
山区与另类旅游
四川山区旅游的外国旅游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和经验丰富的荒野／冒险旅游者。因此，他们对旅游基础设施的依赖非常小，虽然他们旅行时也会对当地生意起到支持作用。相反，到这些地方旅游的国内旅游者则主要依靠当地的导游和那些大肆兜售、出租设备和导游服务的人。这样，他们的支出通过经济乘数得到增加，给区域经济带来的好处比较大。由于当地的导游缺乏熟练的技术和攀岩、攀冰及远足所需的设备，他们的服务便不能被那些专门为了攀登和登山而来的国际旅游者所利用。这对那些只靠农业生产和就业的地区来说，则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实现经济多样化和就业的机会。另外，成都出现了一个新的设备租赁和销售行业，其中一个商店或餐馆作为旅游经纪人并提供信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山地运动越来越流行。同时，越来越多拥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多的城里人对这些活动感兴趣，显示出了许多他们在北美“比较接近”的同龄人所具有的态度和特点。
国际和国内旅游住宿
在桂林和苏州，由于当地投资不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外的投资来兴建饭店的。对外国公司提供的可观的税收和财政方面的优惠对地方经济来说则是一种巨大的牺牲。根据徐刚的调查，桂林十家合资饭店每年必须偿还1500万美元的债务，大大超过其年收入。另外，多国公司经营的饭店由于大量进口原材料、产品和管理技能而饱尝“惊人”的经济漏损之苦。饭店供给过剩导致了激烈的竞争，引起了价格的急剧下降。有意思的是，在九寨沟，呈现出一种类似卡特尔（同业联盟）的形式，在出租率低下的情况下，饭店联合起来保持价格居高不下。这种日益加剧的竞争使饭店不得不接受旅游经营商的不利的付款条件（即拖欠支付）。当地国有饭店又难以与合资饭店竞争，因此桂林有几家饭店的运营能力远远得不到充分利用。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国有饭店从地方经济中获取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经济漏损又比较少，本来可以对地方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桂林，只有7%的住宿设施是私有的，这无疑是制约了它们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如果住宿业能够少受漏损的困扰并能通过当地所拥有与经济合为一体，那么，国内旅游住宿可以大大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就像下面要讨论的北戴河的情况相类似。
这一情况在四川九寨沟和四姑娘山尤为明显，那里旅馆设施实在是太多。这些旅馆占用了大量的资金——既有当地的，又有国内的，而不是外国的，而这些地方的资金缺乏，国库空虚。这些旅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闲置，只有在全国假日期间（“五一”和“十一”）以及杜鹃花盛开的那一个月客满。在这些旅馆里，当地人只能找到季节性的粗活，饭店对地方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贡献。饭店利用不足如此严重，是由地区吸引物以及国内旅游者假期时间的季节性造成的。大部分中国居民除了国家规定的假日以外，没有太多的休假时间。中国的公司也没有为雇员提供带薪或不带薪假期的政策。这就导致了旅游需求的被抑制，而往往集中在全国假日期间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中，致使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流和收入的大起大落。为了适应这些旅游高峰期，在这些繁忙的时间里，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保障提供住宿设施和旅游基础设施，以便实现他们能够得到的收入。不幸的是，国内旅游的季节性使得大部分基础设施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闲置，占用着可贵的资金。
旅游收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桂林和苏州的国际旅游收入未能与旅游者的增长相匹配。旅游者人均外汇收入的急剧下降是因为他们逗留时间在减少，还因为旅游定价制度没能与当时人民币持续贬值联动。1997年政府改变了这一做法，旅游价格依据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为基础的浮动价格制度来制定。造成收入下降的部分问题是出自多数国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的类型。激烈的竞争而使旅行社竞相压价。当地旅游收入也反过来受到国内旅行社的过度组织的“突击队”式旅游的影响，在这样的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在草草地看了一下“景点”之后，就急急忙忙乘着大轿车奔向下一个景点。买东西也都集中在旅游汽车站旁，时间短暂，只能挤过兜售纪念品的人群，看一眼主要的景观。正如Cohen、MacCannell和Greenwood所论述的，在这样的旅游中，文化吸引物的特点是“表演性的真实”，是对传统和生活方式陈腐的描述。文化被迪斯尼描绘为具有“小小世界”的特点——一种死板的提取物。与此同时，环境被减缩为呆板的风景——一种你必须站在那里拍一张照片的景观——驱车拍照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来去匆匆“尽可能多看”的旅游减少了旅游者与当地环境或文化互动的机会，减少了旅游者真正变成对其保护与安宁感兴趣的机会，同时也制约了对当地经济的贡献。
所有制结构及其在经济漏损中的作用
一些旅游文献指出，国际大众旅游中的外汇漏损可能非常高。据Sinclair估计，由于肯尼亚旅游完全与当地经济脱节，其漏损程度高达度假包价旅游价格的34%到78%。大部分旅游收入都被国际饭店联号、航空公司和外地商品与产品的生产厂商拿走了。虽然这些进口货也的确为当地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们严重地耗掉了外汇收入。
徐刚的研究证实了这些趋势。在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4年间实行的双重币制度下，桂林政府本着赚取外汇的目的大量投资于国际饭店和旅游。其间，合资饭店赚取的外汇收入中的80%未进入地方收入。1991年，由于合资饭店的严重漏损，所有外汇收入中仅有30%到35%进入了当地经营的旅游企业。根据政府法规，这部分钱留给当地公司的仅为40%，留给当地的则非常有限。举例来说，每赚150美元，其中2/3，大约是100美元，在与合资旅游项目相关的漏损中丢失，在余下的50美元中60%，或者说是30美元上缴上级政府，留下40%，或20美元，给当地经营商。由于国有饭店的经营不善和合资饭店的严重漏损，“……地方政府的外汇收入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国有企业的偷税漏税、营私舞弊和效益低下，这些饭店的税收也就微乎其微了。1990年，国际旅游的收入仅占当地政府旅游总收入的2%。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高漏损和低乘数效应，又与当地经济没有联系，当地努力为促进桂林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吸引大量外资建饭店和旅游项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饮鸩止渴。
然而，在苏州，由于仅有25%的饭店是合资企业，而且国有饭店又经营得非常成功，因此国际旅游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1991年，苏州全部外汇收入的90%来自当地经营的旅游收入。苏州旅游购物的支出比桂林高3倍。和桂林不同的是，苏州地方所有的纪念品业非常发达，在过去的10年中，是赚取外汇大户。
北戴河海滨度假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闻名遐迩，它靠近主要的城市中心，现在每年都有600万至700万想在该地区的“海水、阳光和沙滩”中放松的中国居民造访。每个旅游者的花费不多，但是旅游者一般都要在那里逗留好几天，而且“当地旅游设施利用率很高”。所以，私有部门生机勃勃，占到了全部就业人口的22%。住宿业就业占全部私有部门就业的46%。北戴河的服务业主要从农村雇用了大量的临时工在旅游旺季干活。有了工作，使他们能够寄钱给在农村以农业为生的家人，使富裕地区旅游者带来的钱重新分配给贫困农村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4年终止了外汇券的使用和人民币开始向可兑换的货币转变，外汇分享已经不再是个问题。然而，由于所有制结构保持不变，在这个阶段形成的所有制模式仍然使大约所有旅游收入的70%继续流失。
徐刚的研究发现，桂林过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造成了“惊人的外汇收入流失”。另外，旅游部门和非旅游部门之间缺乏联系是造成当地经济获得收益份额较低的主要原因。正如徐刚的苏州和北戴河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如果各经济部门之间紧密联系，旅游和其经济乘数便可对地方经济做出贡献，相反，如果这种必要的内部联系不存在，那么旅游便不能作为可以依靠的增长极。McKee发现，就其本质来讲，旅游是个服务业，在经济中有着相当大的后向联系。不过，如果这种联系不够强的话，旅游也不能产生一个较高的乘数效应。一个可以作为有效的增长极的行业是不能随意武断确定的，它必须在经济中有着很强的前向或后向联系，必须和外围经济结构相联系。案例研究表明，当旅游不能与纪念品生产、服务以及其他行业紧密结合的时候，这种前向或后向联系的缺乏便会导致乘数效应低下，开发的空间布局集中以及当地经济收益偏低，从而就削弱了旅游对广义开发的应有贡献。简言之，很多地方醉心的那种旅游乃致富捷径的美梦根本不可能实现。
国内旅游，一般都是由地方所有的企业经营，依赖于当地产品与服务，与当地经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和国际旅游相比，它的漏损要少得多，所产生的乘数效应高得多。徐刚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他发现在每一项研究中，尤其是北戴河，国内旅游的漏损很小，因为几乎所有住宿、餐饮、零售和交通均为当地所有。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三个案例地区，70%-80%国内旅游收入直接进入当地所有的旅游企业，进而促进了整个经济。徐刚还发现，企业结构、所有制以及在旅游投资中的契约关系等都决定着当地经济所能获得收入的多少。问题是，中国的规划者和决策者们一直醉心于富丽堂皇的国际旅游饭店和时髦的项目。他们很少就地方发展需求和资金管理水平方面来对项目进行审查，也很少对所有制的结构如何影响当地经济的问题进行研究。
省和地方级的经济贡献
当研究旅游对四川和云南省经济的作用的时候，很显然，从省级而言，旅游只占四川省GDP很小的一部分——大约1%。这不会使人感到太吃惊，因为四川是中国西南部经济火车头，又是传统加工业的基地。然而在云南，旅游的贡献就要大得多，占到GDP的5%。由于第三产业占云南GDP的33%，旅游及其与第三产业的联系对省级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云南的旅游可以说是高度发达，为旅游者提供了比较完善的服务设施——开通了连接西双版纳和中甸之间的新航线，昆明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和清洁水源，丽江当地的“洁水”运动促进了水源的保护。这些新气象在四川却看不到，那里旅游基础设施的发展滞后。例如，在广汉附近的三星堆新建了一个非常好的隋朝铜器博物馆，但却没有公共汽车或是一条像样的道路可以到达那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遗产九寨沟有每天可容纳9000位客人的宾馆，但在冬天却缺少饭店运营所需的水源；连接成都的两车道的公路弯弯曲曲，要翻过许多山口，好天都让人感到恐惧，初冬的冰雪天更令人心惊肉跳，而在早春时节又要冒着雪崩的危险。
对于贫困县的政府来说，旅游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四川和云南三个偏远的山区县，绝大部分收入来自旅游及其相关行业。例如在九寨沟，70%的地方政府收入来自旅游和相关行业，在四姑娘山和中甸，65%的地方政府收入来自旅游及其相关行业。在大理和丽江及其所在的地区，经济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大理地区，不但有农副产品而且还有加工业——但旅游仍然分别占到当地政府收入的35%和50%。
就发展旅游的好处而言，旅游业为贫困山区提供了农业以外就业和农闲时节就业的重要来源，尽管当旅游高峰期正赶上农忙季节时会给当地人带来一些不便。在所有被调查的地区，旅游业都使当地的产出和收入增加。这往往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为学校、诊所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提供了资金。来自其他地方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游览参观还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副产品，比如，旅游业促使云南尤其是昆明和丽江的水源变得清洁，当地人衷心地欢迎这些积极的变化。由于为自己城市的整洁感到骄傲，有时候甚至会见到当地人在斥责那些乱丢垃圾或把水源搞脏的国内旅游者的现象。遗憾的是，空气质量的改进没有跟上。
旅游开发的障碍
所有形式的旅游都自然而然地要依靠其作为基础的环境和文化资源的质量。可悲的是，许多地方的旅游开发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文献以及实地考察的结果均证实，游客对四川和云南两个目的地的不满越来越多。过度开发、资源退化以及对开发方向缺乏控制等是造成这些不满的原因所在。不过，正如Oakes在贵州的调查和Swain在云南的调查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商业收益主要被那些控制着交通和服务设施的城市机构和企业家们获取，大部分旅游业漏损严重。云南的一些旅游宣传品不尊重那些生活在美丽的景区里，过着“古怪的”农村生活的少数民族。在这些地区，平庸的规划把文化和环境特点作为旅游消费的商品来推销。少数民族被描绘成“原始的和怪异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国内旅游市场。这一商品化的过程破坏了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民族的自我意识。相反，在丽江城，旅游却振兴了传统的东巴和纳西文化，为更加平等的交流创造了空间和机制。
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们一直关注旅游对东道文化的影响。云南的几个地方出现了文化的商品化和对文化的侵蚀，这在被调查的地区也很明显，文化污染现象相当突出。在这方面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云南泸沽湖地区，在那里中国仅存的流行“走婚”的母系社会摩梭人还在。妇女拥有所有的财产，掌管村里所有的事务，既负责养儿育女，又负责田间生产。但是，接触国内外旅游者的结果是，他们的文化活动与社会组织模式受到了威胁，在那些接触外部世界父权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产生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
在九寨沟，文化和环境的承载力被推到极限。当地土生土长的人的宗教与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许多藏族人所找到的工作是穿着怪异的服装充当游客拍照的“布景”。居民们抱怨，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旅游的不断发展，原来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现在在保护区里都很难见到。在景区里每天都有几十辆所谓的低尾气排放大汽车冒着黑烟在公路上呼啸而过，而这条路却直逼保护区原来那碧水清流的小河。要满足成千上万旅游者的需要，饭店对景区内水源的需求量很大，一年中严重缺水的情况屡屡发生。同时，在一些地方也有由旅游直接造成土壤侵蚀和大气和水污染的迹象，更不要说无数的塑料饭盒被丢弃在铁路沿线的壕沟内，这都显示在这些脆弱的环境中环境的承载力已经超出负荷。
九寨沟的过度拥挤和游人不满是社会承载力超负荷的一种迹象。社会承载力是一个既有用又有争议的概念，对它的定义一般是指在体验质量没有发生不可接受的降低的前提下一个景点可以接待游客的最多人数。在旅游旺季，国内旅游者抱怨，为了看一眼景观、照一张相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是多么的困难。国际旅游者一般比国内旅游者对拥挤的忍受力要低，往往不满意这种当初是作为“生态旅游体验”来促销而实际上对生态不友好的旅行。类似“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淹没在旅游中”和“……”实在没有办法避开拥挤的人群”的描述代表了许多国际旅游者的感受。
松潘镇距四川成都有十个小时车程，杂居着藏、回、羌和汉等多个民族。那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少数民族、骑马旅行以及新兴的登山活动使其成为吸引国内外散客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旅游的发展促进了装备、向导和牦牛出租以及像茶馆之类的小生意，为这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就业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旅游者开始出现，到2001年，旅游已经由每年的几百人发展为几千人。到雪宝顶山的四日骑马游吸引了大约20%的骑马旅游的顾客，或者说，在1997到2001年期间，每年骑马旅游的大约有600到800人。实地观察证实了Shackleyl994年在尼泊尔调查的结果中所提醒的那样，在偏僻的山地环境中，哪怕是少量的骑马旅行也会对环境和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实地调查和采访显示，在骑马旅行的沿线，垃圾、丢弃物以及对溪水的污染正在变成日趋严重的问题。虽然几年前就被禁止，但是由于村民砍伐树木建造显眼的藏族木屋已经使大部分山头变秃。通向雪宝顶山的路两边深深的车辙是拉木头下山所留下的痕迹，这就表明现有的森林资源离人们越来越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旅游开始出现之前，骑马旅游沿线的许多村民从来没有见过汽车。到了1995年许多孩子学会了高兴地向外国人喊一声“hello”，但是到1999年，他们开始乞讨要钱，讨厌别人对他们拍照，而且往往向拍照的人收费。这些态度的变化表明，哪怕是短暂的接触所积累的影响也会对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来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干扰。
结论与建议
正如徐刚所感慨的那样，政府为没有注意到旅游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后果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过度依赖外国投资以及为了吸引外资所作的让步导致了高漏损、低就业和低乘数效应。希望促进经济多样化的地区应该考虑依靠地方投资进行小规模的开发，利用当地的材料和技能，从而产生较高的经济乘数效应。安波希在河北省广宗县——一个经济和旅游资源有限的欠发达地区——做的小型旅游案例表明，地方应如何制定适合当地条件和资源的旅游规划以带来经济收益，同时又能保护地方文化。
如果当地社区想要从旅游中受益但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大众旅游所造成的负面外部效应，那么就需要改变旅游的政策与做法。首先，对于比较脆弱的山区环境，就需要确定一个能够协调实施和研究活动的国家或省级的公园政策。任何旅游活动以及所有的旅游开发计划都需要对承载力进行分析，并要对环境或文化的负面外部效应所产生的损益情况做出全面的核算。旅游规划者必须通过鼓励对当地所拥有的服务设施、供给及产品的利用，努力使经济的各个部门结合在一起。
为了在地方一级降低旅游的这些负面外部效应，提高乘数效应，需要对旅游者进行教育，以避免不良行为，使其理解对环境保护的需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鼓励游客与当地人接触的意愿，放慢旅游的速度，在任何一个地方不要只停留一天，而是几天。这将增加旅游者的人均花费，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逐渐引导他们对该地区文化和自然资源的欣赏，使旅游者获得“真实”体验的愿望得到更大的满足。
这一目的可以部分地通过地图和导游书的使用来实现。为了减少季节性影响带来的国内旅游突发性地涌现，鼓励较长时间的逗留，将旅游向更大的区域分散，而且使之在一年中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更加均衡，有必要增加中国从业人员的休闲时间。失业是中国越来越关注的问题，而就业不足是一个长期状况。城市居民的日趋富裕和可自由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国内旅游将持续发展。如果可以推行一些全国性的政策，使人们在3个全国性的假日之外还有年假，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休假的时间的话，那么，目前的失业、就业不足以及那些由季节性引发的问题均可以得到解决。这将分散对主要旅游景点的需求，使旅游收入在一年中更加均衡。促进地方企业与旅游者之间广泛的接触，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支出使总收入增加，并将提高对环境和文化资源的管理影响的效力。
（说明：文中多次提及的徐刚的观点，主要是指他1999年所出版的《中国的旅游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内容，其他参考文献目录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