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后的再度繁荣——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杂文论文,沉寂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1992年以来，我国的杂文创作在题材、主题，形式、技巧，数量、质量，创作队伍、创作园地等方面，都较1992年以前的两三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期。但在繁荣发展的背后，由于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甚至严重缺陷之处。
关键词 杂文 创作 成就 局限 综述
1992年以前的两三年间，由于主观的、客观的原因，我国的杂文创作进入了一个冬眠期，较之此前的几年，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作品质量，均有明显减少、退步。进入1992年以来，以深化改革、解放思想为动力，杂文创作开始走出沉寂，得以复苏和重振，步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一
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的首要特征，是防“左”反“左”成为众多杂文作者的共识，防“左”反“左”成为许多杂文作品的共同主题。极左思潮是附着于我们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左毒不除，社会难以进步，人民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和对这种现实的清醒认识，进入1992年以来，一批有思想、有良知的杂文作者，以笔为武器，对极左思潮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揭露与批判。针对极左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害尤烈的情况，杂文作者们特别对极左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危害、实质、根源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剖析、揭露。其中以舒展、严秀、牧惠、邵燕祥、冯英子、叶延滨、鄢烈山、章明等人的创作最富战斗力。
首先，杂文作者们就极左思潮的危害、实质等进行了剖析、揭露。严秀在《有些冷饭宜炒炒》[1]一文中，就1992 年以前两三年间甚嚣尘上的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和“反和平演变”的闹剧作了分析，指出其实质无非是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其结果，只能是丧失民心，破坏民主，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早日垮台。它揭穿了极左思潮企图以专政手段阻挠改革开放、破坏思想解放的实质。丹晨的《原汁原汤》[2]一文，以发表在1991 年北京某权威文艺报纸头版头条的一篇文章，与文革期间的1966、1967年发表的几篇“两报一刊”社论相对照，指出其内容、推理、语言上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剖析、揭露极左思潮的危害、实质的同时，杂文作者们还就防“左”反“左”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防“左”反“左”的措施、办法等进行了认真、深入地思考、探索。老杂文家舒展在1989年后从“杂坛”上消失了一段时间，于1992年再度复出，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杂文作品，继承并发展了其杂文的一贯作风，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与极左思潮展开了斗争。在《闲话打招呼》、《你姓什么》、《闲侃狗性与其价值》、《真话假话祸福辨》等文章中，作者指出，多年来左毒不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极左分子整人不仅有乐趣、有利、有快感、有甜头、有实惠，而且可以像抽大烟一样——有瘾。据此，作者严正地告诫人们丝毫不能放松防“左”反“左”，警惕极左思潮死灰复燃：“我从来不相信浪漫主义诗的语言：这里永远是春天。大气候稍一萧瑟，（左公）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心里暗藏的杀机顿然生起。”[3] 邓伟志的《适当加大防“左”宣传力度》[4]一文， 根据大量事实——比如前两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比如直到1992年4 月还有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块文章问世，还有人要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反“左”文章扼杀在摇篮里——提出，“在当年，只希望舆论界、新闻界用当年发表反右文章的几分之一的篇幅来反‘左’”。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充分揭露极左思潮的危害和左公似的真实嘴脸，提高人们防“左”反“左”的自觉性。孟乾的《以法制“左”》[5]一文， 另辟蹊径，提出要保证“防‘左’反‘左’一百年不动摇”，就必须“用法律这个武器，对肆意以‘左’而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追究其个人责任”，唯有如此，那些随意诬陷打击同志、破坏经济建设的“左”公们才有可能偃旗息鼓。
1992年以来的杂文创作在思想上始终贯穿着防“左”反“左”这一鲜明主题，使得相当一部分杂文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充满了思想的力量，正义的光辉，极好地发挥了杂文的匕首、投抢的作用，对于人们清醒地认识极左思潮的实质，深入持久地开展防“左”斗争；对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
思想性、批判性的加强，是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的又一重要特征。
早在80年代初期，便有人认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鲁迅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已经过时，甚至将鲁迅杂文指斥为“鲁货”。宣称要鲁迅杂文告别，以所谓“新基调”杂文取而代之。“新基调”杂文的特点，一言以蔽之，便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到了1992年以前的两三年间，又有不少人武断地坚持杂文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作正面宣传，不能搞批评曝光。其实，杂文所以称之为杂文，杂文之所以为读者所喜闻乐见，首先在于其战斗性，亦即其思想性、批判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评功摆好，阿谀拍马实在不是也不该是杂文的特质。过去我们需要鲁迅式的杂文，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这种既有思想性又有批判性的杂文。因为“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味和困苦，还有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还有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妨碍改革开放的蠹虫存在，那么，和鲁迅的匕首投枪式杂文以及同一性质的文学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6]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1992年以来的杂文创作中，这种认识越为相当多数杂文作者所认同并被贯彻于其杂文创作中。多数杂文作者本着一颗真诚可贵、忧国忧民的心灵，本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社会良知，本着一种“欲语唯真，非真不语”的坚持真理的勇气，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一扫前几年杂文创作中“左”味十足、上纲上线、隔靴搔痒、左右逢源、庸俗无聊、浅薄平庸的陋习、恶习，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特别是社会的阴暗角落、丑恶现象，坚持真理，明辨是非，敢讲真话。
冯英子的《炒鱿鱼传奇》[7]， 针对山西长治卫生学校教师因讲真话、批评校方而被校领导责令限期调离和有“中原第一大律师”之誉的窦柏林因主持公道而被有关部门收回律师证、勒令停职检查的事实，尖锐地提出：“共产党最讲究认真二字……而历来各种上头的讲话，也最是教大家说真话，做实事；可是现在，讲了几句真话，站在正义立场的人，都被炒掉了鱿鱼！莫非现在不许说真话或不主张正义了么？！”言辞虽然激烈，但却触及到了我们生活中一部分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随意破坏实事求是作风、肄意践踏党纪国法的现实。熊达的《一条好新闻》[8]一文，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1992年11月19日头版同时刊载的一条题为《摊派猛于虎》，披露湖南一农妇不堪摊派重负跳塘自尽的新闻大加赞 赏，认为这是一条勇于揭露弊政、抨击邪恶、为负屈含冤的平民请命的好新闻。作者指出：“丑恶的现象必须揭露，害人的弊政必须废除，现在中国以开放改革、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就是要打开封闭，革除弊陋，安民、益民、富民。”针对现实生活中有人对暴露阴暗面的新闻持怀疑、否定态度的情况，作者进一步严正指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尚能容忍孔夫子、柳宗元揭露弊政，堂堂社会主义国家岂可不允许人民指责瑕疵！”可谓一语中的，切中时弊，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杂文作者在分析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阴暗面、丑恶现象得以存在、孽生的原因时，深入触及到我们社会制度、社会机制中的某些弊端和缺陷。舒展的《对监督者的监督》[9]一文， 就执法者犯法、监督者无人监督的现象进行了剖析，一方面指出其危害性，“监督犯罪的成了罪犯，法律就不仅仅是个稻草人式的摆设，而是必定成为对国家机器运转中的一种可怕的腐蚀剂，成为坏人与坏人沆瀣一气的保护伞，它比外敌入侵更无形更厉害。”一方面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此类弊端的革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人治思想。这篇文章，触及到了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这一我们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峻问题和我们社会制度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刁明在《两代腐败者的比较》[10]一文中，对新、老腐败者的特点、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新一代腐败者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流毒于整个社会的腐败风气。这种腐败风气一日不除，就别指望腐败者会断子绝孙。可以说，这种流毒于整个社会的腐败风气，不仅“造就”了一批腐败者，而且直接侵蚀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石，危害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
1992年以来的杂文作品，相当多数的杂文作者很好地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新文学的良好传统，发挥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作风，坚持真理，明辨是非，敢讲真话，不说谎不造假，不在历史的负面、惰性和过错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其杂文创作不仅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而且表现出尖锐的批判性，笔锋锐利，切中时弊。体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
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杂文作者对社会生活关注的广度有所拓展，深度有所发展。
进入1992年以来，杂文作者们的创作自由得到了充分地理解和尊重，作者们的社会良知也获得了广泛地认同与回归。与此相适应，杂文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无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和开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杂文的创作题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态势。不仅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一些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诸如通货膨胀、文人下海、脑体倒挂、权钱交易、公款消费、拜金主义、官僚腐败、深化改革、民主建设等，在杂文作者笔下均有分析评说（甚至像物价、反腐、环保等问题，更是成为1993年杂文创作的三大题材）；而且一些具体的、尚未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应有重视的社会现象、思想倾向等，也得到了杂文作者们的适当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创作开始体现出其“把握时代脉搏，追踪时代步伐”的创作宗旨的特征，杂文作品对于革故鼎新、扶正祛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王蒙的《爱国主义的内容》[11]，对当前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发表了新的见解。作者认为，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片面强调了斗争精神、拼命精神、激情豪情以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烈士精神的教育，却忽视了建设的精神，敬业的精神、理性的与务实的态度，献身经济及科学艺术的兴趣以及改革开放的精神的宣传教育。而后者，恰恰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更为需要同时也最为缺乏的。潘凯雄的《“众口一辞”辨》[12]，对一向颇受好评、被看作是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具体表现的“众口一辞”现象进行了评说，认为这种现象就表层原因看，是语言贫乏的表现；就其深层原因看，则是思想贫乏的具体表现。正是由于思想贫乏、观念陈旧、缺乏创造，致使我们工作、事业难有大的改观、大的发展。上述两文，作者观察敏锐，见解独到，或者就当前开展的中心工作，或者就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思想问题，阐前人所未发，扩前人所已发，都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较为普遍的现实意义，很好地发挥了杂文引导舆论、倡导舆论的作用。
不仅如此，一些作者在杂文写作中，敢于触及一些敏感问题，甚至涉足一些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讳莫如深的问题，“言人所不能言，发人所不敢发”。虞丹的《从夏衍的感慨说起》[13]一文，开始便谈了夏衍老人的一点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对于老人的疑惑，作者经过思考，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了艾奇逊的当，搭错了脉，得了民主个人主义的恐惧症。所以，廿多年来纵然事业上离不开，但在政治上总是信不过”。作者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民主主义、个性主义与爱国精神、平民意识之间是紧密相联的。这一点，洋人们看不懂是可以理解的，但以马列信徒自诩的一些人也看不懂，则是不可理解的。读到这里，不能不使人对作者敏于思考、坚持真理的勇气生出许多感佩。也不禁使人想到黄永玉有关自己和共产党关系的一个形象而又略带苦涩的比喻：
打个比方说吧！党是位三十来岁的农村妇女：成熟，漂亮。大热天，背着大包小包行李赶火车。——社会主义的火车。
时间紧，路远，天气热，加上包袱沉重，还带着个三岁的孩子。孩子就是我。
我，跟在后面，拉了一大段距离，越来越跟不上，居然这时候异想天开要吃冰棍。
妈妈当然不理只顾往前走，因急着要赶时间。孩子却不懂事，远远跟在后面哼哼叽叽。
做妈妈的烦了，放慢脚步，等走近了，当面给了一巴掌。
我怎么办，当然大哭。眼看冰棍吃不到，妈妈却走远了。
跟了一辈子了！不跟她，跟谁呢？于是只好一边哭，一边跟着走。[14]黄永玉这段比喻，可以说是对前举虞丹的分析思考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注解，可圈可点。
从对1992年以来的杂文创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时期杂文创作题材的多样化，不仅与作者创作心态的健康，创作视野的开阔有关，而且与作者由于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而能以新的视角、新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分析问题的努力与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四
创作形式、创作手法的不断创新，灵活多样，也是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1992年以来，许多杂文作者在强调和突出杂文对社会的参与、干预，即强化杂文作品思想内容、战斗精神的同时，对杂文的体裁样式、创作技巧等，也作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与尝试。章明的“拟预言”系列、陈四益的“新百喻”系列、流沙河的“y先生语录”系列， 蓝翎的“三眼镜”系列，牧惠的“歪批水浒”系列以及何满子的“拟无花的蔷薇”系列，都是形式新颖、立意深刻的杂文佳作。
流沙河一直以诗歌创作名世，近年来却以很大的精力投入杂文创作，佳作迭出。其杂文形式灵活，手法多样，出语奇警，涉笔成趣，称得上是杂文创作中的“怪体”。如其极受读者欢迎的“y 先生语录”系列中的几则：
其一：y城举办汉语言学术讨论会，y 先生跑上台宣布了他发现的y氏定律，曰：“某地区方言的可听性与该区发财的可能性成正比。也就是说，哪一个地区最容易发财，哪一种方言也就最好听。”
其二：y先生出差到×市，路遇老友，睽隔已廿年。 老友惊呼：“比起那时，你老多了！变得好快，真他妈的眼睛一眨，母鸡变鸭！”接着一串响脆的哈哈。
y先生问老友在哪里上班。
老友答在本市物价局当局长。
y先生说：“变得再快，还是赶不上你管的那个。”[15]作者采用笔记体，记述的虽是些轶闻趣事，但却像一面多棱镜，从中折射出的，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发人深思的侧面，以今世之《世说》称之，当不为过。由陈四益撰文、丁聪绘画的“绘画新百喻”系列杂文，图文并茂，其形式在当今“杂坛”堪称一绝，在《读书》杂志上一露面，便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广泛赞誉。这些文章语言上多用文言，内容上多写古事，但绝不是复古、怀古，而是以古喻今，借古讽今，构思立意极富现实意义。如其中的《劝农》[16]一篇，我们在对其简约古雅的语言，奇巧新颖的构思赞叹之余，我们不能不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那些表面上为民、利民，实则是扰民、害民的种种做法。特别是文中狄君平所说“公论不在金殿之上，不在君主之前，而在畎亩之间”，不啻为现实生活中那些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的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敲响了一记警钟。值得一提的是，进入1994年，两位作者又在《读书》杂志上新开设了一个“诗画话”专栏，发表了诗歌、绘画、评论三位一体的系列杂文，其中的《综合治理》、《评奖游戏》、《侃文学》诸篇，都是诗、画、文俱佳的醒世之作。除上述几家外，章明的《拟预言》系列杂文，形式上借鉴鲁迅先生的《拟豫言》，内容上却别具特色：
有某君年逾花甲，过去每年盛暑惯用蒲扇，数年前其子女为之购电扇一台，被拒绝，原因是“蒲扇姓‘社’，电扇性‘资’”。后经苦劝姑勉强接受。今年子女又拟在其卧宝安装空调，则遭严词峻拒，曰：“苟相强，必以身殉！”其事遂寝，邻人盛赞“立场坚定”。
中秋前，忽接一陌生信函，信封上在其大名之下写有“先生”二字。某君大怒曰：“先生姓‘资’不姓‘社’，何不称我同志？”即批“收件人拒收”五字退回，后经子女查询，该函乃为其失散多年的胞弟在台湾所投。
有文人1357人弃文从商。有商人2846人加入作协。有官人3579人亦文亦商。[17]语言不可谓不夸张，内容不可谓不荒诞，但夸而有节，荒诞而不荒唐。貌似调侃，实则冷峻。令人在捧腹之余，不能不陷入沉思。因为其中或多或少都有些现实的影子，有些本身甚至就是现实的翻版。具有强烈的幽默效果和讽刺意味，可谓深得杂文创作之三味。
杂文作者们的不断探索和积极努力，使得1992年以来的杂文创作形式上、手法上、技巧上，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形式上，有政论体、短评体、随笔体、故事体、书信体、日记体以及戏剧式、对话式、警语式、歌谣式等，手法上则有讽刺、幽默、夸张、变形、对比、衬托以及反语、仿词、借代、双关等。这一切，使得杂文创作在重思想性、批判性的同时，其文学性、艺术性也有所增强。
五
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的又一个特征，是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创作园地的不断拓展。
在当今活跃于“杂坛”的众多作者中，老一代的有施蛰存、黄秋耘、舒芜、舒展、严秀、冯英子、何满子等，佳作不断，蔚为大观。其思想之深刻，文笔之老辣，无不体现出老一辈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博大胸怀和智者风范，可谓“文章老更成”，“越老越峥嵘”。中青年一代的有章明、鄢烈山、毛志成、何龙、朱铁志、陈小川、米博华等，其杂文作品往往以观察的敏锐、立论的独到、视野的开阔和文笔的清新见长，显示出很强的创作实力，表明杂文创作后继有人。
杂文创作队伍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作家、学者的“加盟”。作家中的王蒙、李国文、蒋子龙、刘心武、肖复兴、谌容、张洁、公刘、邵燕祥、白桦、叶延滨等，在继续其小说、诗歌创作的同时，都以较大的精力投入杂文创作，直接对社会、人生等，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思考，起到了其他文学作品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的杂文作品，既有政论文章的严谨凝重，也有文学作品的形象灵动，立意新颖独到，出语幽默诙谐，形式不拘一格，在杂文创作中自成一格。学者中的于光远、邓伟志、朱正、何西来、刘征、孙越生等，也都时有杂文佳作面世。他们的杂文创作较之一般杂文作者而言，虽说少了一些幽默调侃，但却多了几分理性思考。既能给读者以知识的熏陶，又能给读者以思想的启迪，功莫大焉。可以这样说，作家、学者们的积极参与，给当今的杂文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杂文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相适应，杂文创作的园地也得到了不断的扩大。除原有的一报（河北的《杂文报》）、两刊（河南的《杂文界》、吉林的《杂文家》——即现今之《杂文选刊》）外，相当数量的报纸、杂志也都相继开设了杂文专栏或杂文专页，集中、大量地发表各类杂文作品。其中报纸如广东的《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奥港信息日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北京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等，都团结了大批优秀的杂文作者，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杂文作品，在广大读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1993年，《武汉晚报》、《浙江日报》和《吉林日报》等，甚至辟出专版集中刊载杂文作品，这种现象，在此之前是罕见的，也是不敢想象的。刊物中，南方以广州的《随笔》为代表，北方以北京的《读书》为代表，此外如由中新社主办的《视点》、民进中央主办的《民主》、民盟中央主办的《群言》等杂志，均设有杂文专页，定期发表杂文名家、“杂坛”新秀之佳作，影响波及海内外。杂文创作园地的扩大，为杂文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驰骋的空间，对杂文创作的繁荣、发展，居功甚伟。
六
我们在充分肯定1992年以来杂文创作取得很大成绩，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和正视其中的某些不足甚至严重缺陷。
其一，创作题材雷同化倾向较为严重。就其题材而言，一方面得到不断开拓、扩大；另一方面，相互撞车，千军万马竞过独木桥的现象依然存在。相当一部分杂文作者的眼光仅仅盯在一些所谓重大题材，热门话题上，一提反腐倡廉，便一哄而上，你写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我谈反腐倡廉的迫切性；一说防“左”反“左”，又蜂拥而上，你说极左的危害，我谈反“左”的必要，谈来谈去，既缺乏新意，也缺乏深度。题材雷同的结果，一面是少数题材众多作者竞相去写，导致人云亦云、浅薄平庸之作时有出现，既浪费了宝贵的纸张，也败坏了读者的阅读胃口；一面又使得许多本该写、必须写、甚至需要大写特写的题材乏人问津，例如和实际工作中重物质、轻精神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杂文创作中，谈精神文明建设的作品屡见不鲜，而谈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却少得可怜。这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之所以出现创作题材雷同化的倾向，一是与部分杂文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创作视野仍不够开阔，不敢触及敏感问题，不善于发现新问题有关；二是与相当一部分杂文作者长期存在的要想写出高质量的、能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就必须写重大题材，写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片面认识有关。
其二，相当一部分杂文作品质量低劣。在作品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其整体质量却未有根本性的提高。在每年发表的大量杂文作品中，真正有质量的，既能启人心智，又能动人魂魄的作品还不够多。相反，倒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既缺乏思想的深度，正确的废话多，富有独特认识价值感甚或片面的深刻的东西少；并缺乏批判的力度，隔靴搔痒，顾左右而言他。究其原因，既与一部分作者思想认识水平低，无法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有关；也与部分作者创作态度不够严肃认真，只顾跑马圈地，抢题材，求数量，对问题无暇、不愿意也不屑于进行认真思考、深入开掘有关；还与部分作者创作的精神压力较大，对“文罹文网”、对“文字狱”、对“无限上纲”心有余悸，怵弄杂文的创作心态有关。而要解决这后一个问题，一方面有待于杂文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解除自我束缚，自我封闭；更重要的，则要以政策上、制度上充分理解、充分尊重、充分保障杂文作者的创作自由，以保证其能有一个健康的良好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氛围。
其三，少数杂文作品仍存有文革大批判的遗风，“左”毒未除。绝大多数作者都能本着为改革开放鼓劲，为思想解放呐喊，与人为善，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原则与态度从事杂文创作，写出了不少思想深刻而不上纲上线，立论严谨而不无中生有，笔锋锐利而不尖酸刻薄的好作品。但也有极少数作者，深受极左思潮之熏染，深得“左”家文章之真传，专门写一些“无中生有、无需论证、无限拔高、无限上纲”的“四无”杂文，以批倒批臭为快事，以诬陷谩骂为能事。表面上拥护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在为极左思潮鸣冤叫屈、招魂纳魄，破坏改革开放，阻碍思想解放，有时甚至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比如，有人竟荒唐地认为：“多党政治，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18]再比如，有两位老作家，竟因一位在海外的中国作家对他们所办的刊物语出不恭，而称之为“前中国作家”[19]，其蛮横武断，其用心险恶，于此可见一斑。这种文革大批判式的杂文的存在，不仅说明极左思潮死灰复燃，而且说明思想解放、防“左”反“左”不可能也绝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我们做出长期不懈的、艰巨的努力。
其四，杂文创作形式、创作手法的探索与创新仍嫌不够。相当一部分作者在注重强化、深化作品的思想深度、批判锋芒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在杂文的创作形式、创作手法上做了些探索与尝试，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还有不少作者尚未意识到或还无暇顾及杂文形式上的创新。其作品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存有较为明显的程式化、模式化的问题。比如，不少作者仍在重复着“开头讲述事实，中间略作分析，结尾得出结论”的书写模式。也有一些作者走向了另一极端，其创作不注重作品思想的开掘，片面追求所谓幽默、讽刺效果，但又缺乏对讽刺、幽默的正确理解与把握，其结果是拿抽抹当幽默，把肉麻当有趣。耍小聪明，卖弄技巧，其文章既没有深刻的思想性，也缺乏生动的艺术性，剩下的只是一些故作聪明的调侃和故意卖弄的噱头，使杂文创作误入歧途。
注释：
〔1〕《南方周末》，1992.10.16。
〔2〕《随笔》，1993年第4期。
〔3〕《闲话打招呼》，见《文学报》，1992年第605期。
〔4〕《民主》，1992年第10期。
〔5〕《新民晚报》，1992.10.28。
〔6〕黄秋耘：《匕首投枪仍然有用》，见《阿Q真的阔起来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7〕《大公报》，1992.12.7。
〔8〕《大公报》，1992.12.12。
〔9〕《南方周末》，1992.12.11。
〔10〕《中国青年报》，1993.11.12。
〔11〕《南方周末》1994.6.24。
〔12〕《南方周末》1994.11.24。
〔13〕《新民晚报》，1994.9.18。
〔14〕《这一些忧郁的琐屑》，见《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亲情散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P540。
〔15〕《良友》，1993年第9期。
〔16〕《读书》，1994年第9期。
〔17〕《拟预言——1993年发生的琐事》，见《羊城晚报》1992.12.15，1993.1.5。
〔18〕〔19〕见邵燕祥《龙种与跳蚤》，《武汉晚报》1993年.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