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配比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要素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5—0062—07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紧缺而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如何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是本文探索的要点。
一、中国特定要素禀赋结构下的增长模式及面临的两难选择
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土地面积仅为0.777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土地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0.101公顷，为世界人均耕地的40％左右；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及世界人均的1／4，且分布不平衡；我国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 ％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与资源紧缺并存的是我国资源利用率低：从资源投入与产出角度看，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现行汇率计算占世界的4％左右，但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能源利用效率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5和20个百分点。
与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相反，中国的劳动力极为丰富，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多达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能够安排的只有1000多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人左右。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据估计，目前已经通过打工等方式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为1.5亿左右，未来十年还将有2.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城市。而城市自身压力也很大，2005年全国有下岗失业人员1300万人，当年新增劳动力、复员转业军人、高校毕业生等需要就业人员11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338万人）。连年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呈明显下降趋势。
在我国特定的资源禀赋状态下，巨大的劳动者就业需求对自然资源消耗构成了强大压力。
1.就业压力的资源消耗效应
就业压力要求经济必须保持高增长，当社会经济创新能力不足时，只能通过不断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才可能保持新的就业岗位的持续供给，从而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巨大的就业压力在很多领域使粗放式、消耗性的高增长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和必然趋势。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大批劳动力为自谋生路，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一部分社会资本相结合，兴办起技术和资本含量都较低的小规模、低层次产业。这些企业以粗放式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为代价，通过模仿生产低附加值的物质产品，并通常以维持生存为目标底线，因而其产品价格和利润水平可以降到仅仅保住就业岗位的最低限。这些企业在需求已经饱和的生产领域内，以其可承受的最低价格顽强地参与市场价格竞争，包括与高层次企业竞争。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其实质是众多要生存的低层次劳动力要素与技术及资本要素的竞争。
由于这种竞争不是建立在产品差异化基础之上的效率竞争，而是建立在产品同质性基础上的价格竞争，因而企业之间陷入相互残杀乃至自我扼杀的低效率循环，一些在技术上有优势的企业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支出较大而不具有成本优势。目前我国产品市场上价格竞争仍居主要地位，这使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得以保留下来，而一部分技术先进的企业却可能面临困境，这对产业发展极为不利。
第一，成本竞争的结果使企业产生用低价的不熟练劳动力替代高价的熟练劳动力的倾向，并使劳动雇佣合同短期化，形成“流水型”的劳动雇佣机制，这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劳动力价格被压低具有明显的降低成本作用，但低素质的劳动力意味着创造同等产值需要更多的能源、原材料消耗却只有更低的附加值，自然难以摆脱消耗型、粗放式的增长方式。
第二，成本竞争使企业产生用低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替代高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的倾向，期望通过不断降低产品的功能和品质（例如取消原有的较高功能、降低质量标准、改用质量档次较低的原材料等）以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争取更多的买主。企业争相依靠更大程度的低质低价和更高的产量来扩大市场销售，但是低质量产品并不会降低资源、原材料的消耗，相反，技术低下和粗制滥造正是以不经济和更多的资源损耗为代价的。
第三，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形成低层次技术对高层次技术的替代效应。政府官员从社会稳定的特定目标出发，往往默认乃至鼓励企业冗员的存在，并且为了回避由于运用高效率技术和生产方式而大量减少劳动者导致的就业矛盾，宁可选择低技术生产方式，这就使企业更加依赖于物质消耗，使粗放式生产难以改变。
2.粗放式、消耗性经济与低国民收入水平下的供需循环结构
在收入水平总体不高、人们选购商品还往往将低价格视为主要标准的市场，低层次企业生产的低质低价产品多能赢得市场，以至出现“产业逆淘汰”趋向，导致整个生产方式有可能被带入低层次、粗放式的产业循环中。在能够容纳较多的简单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必然要以每生产单位的增加值要耗费较多的物质资源为代价。由于粗放式生产以质量低、数量大为特征，需要更多的消费来消耗其生产出来的产品，而其产品的低价格又使更多的低层次消费成为可能。
如图1所示，由于城乡劳动力的相对过剩， 所形成的就业压力使社会自发产生大量从事粗放式和资源消耗型的企业以容纳就业。主要依靠消耗资源进行简单的生产是最不需要技术的，投资门槛也是最低的。政府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在政策上往往也支持这类企业的建立和运转。粗放式生产企业在微观层面形成了三种替代效应，同时又对从事集约式生产的高端企业构成强大的竞争（主要是同质化的低价竞争），导致高端企业难以有效扩大规模并提升竞争力。以上效应的结果是：一方面粗放式生产使资源环境受到破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走的是低成本、低质低价路线，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很低，从而压低了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两方面结果反过来对经济系统的循环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在供给方面，由于资源环境制约的加强，使生产难以持续扩大，最终影响就业；在需求方面，由于劳动者的低收入状况，使社会缺乏高收入需求的拉动，尤其是以高收入为基础的第三产业难以发展，限制了就业空间，从而难以缓解就业压力。
图1 就业压力与粗放式、消耗型产业供求循环示意图
3.就业压力与资源环境制约的双重矛盾与两难选择
显然，为生存以求就业，使广大劳动者具有强大的自发能动性进行任何形式、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经济在粗放前提下的高增长具有了可能性。虽然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生存压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社会需要和趋势所面临的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任何生产都离不开土地、矿产资源、能源、生物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投入。正如威廉·配第的名言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土地可以推广为所有自然资源，亦即每一个劳动者就业都必须有相应的自然资源相配套，才可能从事生产。而中国恰恰是劳动力富裕，自然资源缺乏，两者不成合理比例。当然，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生产方式（粗放的或集约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关系会很不一样。从促进就业的要求出发，如果每个劳动力的就业只需要较少的资源相配套，就业与资源消耗的矛盾就比较小。然而，现实中国就业压力的释放恰恰是以大量建立粗放式物质消耗性产业为其路径的，其对于物质资源投入的要求特别巨大。
考察我国历史上的资源投入与劳动力投入，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之快，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则十分缓慢。因固定资产投资中除包括用于增加劳动力的工资投入外，其余部分主要是物质资源或其转化物的投入。因而我们如果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情况作一个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在两方面资源投入配比上所存在的特定问题。从1980年到200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48倍，而劳动力投入仅增加1.75倍， 由此可见我国历年在要素投入配比上的特征：在最丰富的劳动力要素投入上增长缓慢，而最缺乏的物质资源投入增长却异常迅速，以致形成目前就业压力增大与资源紧缺并存的局面。
现实矛盾是，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需要源源不断地投入物质资源，而有限的物质资源却难以有效供给，就业的增长乃至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也就难以为继。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资源要素制约越来越强，已显示了这种矛盾的尖锐性。与此同时，就业的压力则有增无减。现实告诉人们，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与优化生产要素投入配比，更多地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为保障我国可持续发展并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
二、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替代及要素投入组合的优化
应该看到，廉价的、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既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优势，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的劣势所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低廉的，中国劳动者没有得到与全球劳动力市场平均价格相对称的收入，这是中国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因而形成了中国参与要素合作型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力弱势分配地位。
为了在既有的要素禀赋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充分利用各种要素，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产生相对高的效益，有必要研究要素间的替代效应规律。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形成要素投入组合的优化方案，以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我们考察各类要素利用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如图2所示， 在一般情况下，生产系统存在着资源总量的限制和劳动力总量限制，制约着对相应要素的利用程度。而在人均资源相对缺乏而劳动力总量十分充裕的我国，主要存在着资源总量的限制，而劳动力总量的限制则是较遥远的事情。图2 中的两条水平横线反映了这两者限制程度的区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其对各种要素的利用度是动态变化的。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耗资源和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形成高增长；到工业化中期，由于资源消耗量的增大，开始受到资源总量不足的限制（这种限制只是一种相对限制，即在假定资源供给量总体不变的前提下形成的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这时资源消耗程度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在P点以后，资源消耗线开始向下，劳动力利用线则呈现快速向上的趋势，这是由于劳动力就业压力本身要求加大劳动力的使用。在资源消耗被迫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加大利用形成了对资源的替代效应，因而能保持经济的增长态势。同时，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必须持续加强，这是因为科技创新不但能够有效地利用和节约资源，降低资源制约的程度，也能够形成节约劳动力的效应。在目前就业压力极大的时期，更应该重视前者而降低后者的效应，同时要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促进产业升级。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终究也是有限的，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仍将面临劳动力总量的制约，这在发达国家早就是面临的问题。因而，劳动力利用线在到达劳动力总量限度（Q点）之前也将走向平缓和向下。此后，在资源和劳动力双重制约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将依靠科技的投入、创新及人力资本的壮大。
图2 各类要素利用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其次，我们考察在资源的刚性约束下，如何进行要素的替代性配置以有利于实现最佳的经济增长。如图3所示，XY线表示经济增长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同步， 资源与劳动力的使用也不断增加。反映经济增长程度的纵坐标以一定规模的增长单位的量表示，例如200表示增长到有200个单位规模的程度。在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点上，由于资源与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两者的利用量即各自所占的比例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在G点上，与之相交的AB 线就是两种要素在这一增长水平上配置的无差异曲线。当然这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的替代关系，即无论是资源还是劳动力至少要具有最低数量，低于这个数量，替代关系就无法成立，经济也无法增长。这样，根据我国资源缺乏而劳动力极为丰富的要素特点，我们应尽可能多使用劳动力而少使用资源，即尽可能选择无差异曲线的右下方所反映的配置比例，例如在AB线上，我们选择N点而不选择M点的配比，因为这样显然能够满足两种需求：既有利于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又有利于尽可能减少资源的消耗，并促进经济在一定资源约束下的最大程度增长。例如，我们如果选择M点的配比，则经济增长到G’点时，其对资源的需求为M’，而该点已经与资源约束线相交。由于受到资源的刚性约束，经济就无法增长，其对应的增长程度F’约为130个单位。同时由于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将会产生严重的失业现象。相反，如果选择N点的配比，经济将增长到G”点，其要素配比N”才会受到资源约束线的刚性约束，其对应的增长程度F”可达210个单位。显然第一种要素配比下的经济增长的程度F”，要远高于第二种要素配比下的经济增长程度F’。可见， 根据国情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合理要素配比具有重要意义。
图3 资源和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再进一步考察在科技创新条件下对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图4 是在科技创新条件下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科技的应用可以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使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和劳动力要素减少，也就是消耗同等的资源和劳动力可以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图4与图3相比，同样长度的增长线（XY）所代表的增长程度（以一定规模的增长单位的量表示，例如300表示增长到有300个单位规模的程度）要明显提高和扩大规模。经济增长的G’和G”点所分别对应的经济增长程度都得到提高：F’”（320）＞F”（225）＞F’（140）。另一方面， 科技应用也可以改变同等经济增长所需投入要素的配比状况，图4的无差异曲线AB、CD、GH比图3更趋于水平状况（与该三条线分别相交的虚线分别表示其在图3的位置）。 科技应用更倾向于减少资源的消耗而不是减少劳动力，或体现出以劳动力替代资源的要求。适应于中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源紧缺的状况，这种配比的改变可以使国民经济在原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增长。G”所对应的增长点达到F’”，就体现了这样的要求。F ’”是在出现资源相对约束时候的增长程度，达到320个单位，与图3的F”相比， 同样是出现资源约束时的增长程度，F’”则高得多。
图4 科技创新条件下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
三、中国劳动力过剩、资源紧缺条件下的发展对策
如何解决上述两难问题，最根本的是努力形成就业压力下的资源节约效应，即在尽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前提下，转变增长方式和转变消耗性的产业结构，在满足同等劳动力就业要求时，能够更多地通过劳动力与技术要素、智力要素的结合及更多地采取人力资本投入进行生产，而不用或少用自然资源。用较多的人力（应是较高素质的）与较少的自然资源配比，是缓解乃至消除劳动者就业与资源紧缺的尖锐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源的产业。前者包括除交通运输、餐饮业以外的大多数服务业，尤其是高层次服务业，例如教育、信息、科技、金融、社会中介、咨询业等，主要或完全是用人力资源而较少消耗物质资源。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未来长时期中应该作为我国的重大战略予以高度重视。对第二产业而言，也要重视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源投入增值的产业和产品。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外，在传统产业方面，如工艺美术产品、高档服装，尤其是采用独特工艺技术深加工产品，投入的物质资源较少而通过人力资本实现高增值的特征明显。此外，应注重发展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或较长时间内尚无法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力进行生产的制造业产品，如食品加工、皮革服装生产等等。罗默等学者认为，在资本短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劳动密集型投资比资本密集型投资具有更高的资本效率，原因是少量的资本可以推动大量的劳动力。
人们担忧的是，强调更多地使用劳动力是否会导致劳动力价格被进一步压低，进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盈利水平更难以保证。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强调更多地使用劳动力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减少对紧缺资源要素的使用，增加对劳动力的使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则可能提高产业的盈利水平。知识可以使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更有价值，更多地使用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人力资源的积累促进增长，使单位生产总值中的资源消耗不断减少，则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生产率水平，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恰恰是保持高效稳定增长的前提。
第二，要将转变增长方式、形成资源节约型经济作为提升我国经济实力的关键。粗放型产业的基本特征是产品的技术、智力含量较低，主要依靠相对低价的资源要素投入来维持生存，行政划拨的土地、国家严格控制价格的水、能源、重要原材料，成为粗放式、消耗性生产的前提。然而，随着资源的供不应求以及国家对价格控制的放开，粗放式生产的资源供给必将难以维持。同时，在目前全社会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粗放生产的低价、低档产品还具有相当的销路，但随着全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低档、低价产品的需求将逐步被对高档、高质、高价产品的需求所取代，粗放式生产的产品销路也将日渐萎缩。因此，无论从要素供给还是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看，粗放式生产在我国历史中只是短暂的现象，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势必被逐步淘汰，我国企业必须转变增长方式才能生存和发展。
第三，大力推动能够形成新产业、新增长点、新就业机会的“开拓型创新”。相对于仅仅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减少工作时间的效率型创新，“开拓型创新”不仅可以大量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效扩大社会总需求，而且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比较突出的具有开拓型创新效应的产业有：信息产品生产与服务、医疗保健领域、高等教育及精神、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交通运输领域（如家庭轿车等）、家庭及个性化服务业领域、住宅建设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以及所有能推出新产品、激发新需求的领域。要支持相对大规模的生产，就必须有较高的消费拉动。我们要求的生产是多投入劳动而少投入物质资源的生产，因而在消费领域也应该鼓励多消费更多地包含活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产品，而较少消费包含物资资源转移价值的产品；鼓励人们尤其是高收入人群大量将消费服务业产品作为首要的选择。例如大力促进旅游业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鼓励人们接受家政服务、接受更多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参与各类研究工作、接受社会咨询、接受各类金融理财服务等。在制造业产品方面，鼓励人们更多消费资源投入少的产品，例如工艺美术产品、深加工高增值的日用消费品，等等。
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非物质消费需求（重点是服务业）扩大、就业扩大和产业升级的瓶颈。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既可同时推进就业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又能最大程度上化解消费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和产业升级存在的矛盾。城市化将激发大量投资，并将为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奠定基础。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拓展空间广阔，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向享受服务转变，服务业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将不断提高。对我国而言，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强有力的开拓效应。低层次服务业的发展初期可能主要是低收入的人为高收入的人服务，但随着高层次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从业者的收入将超过第一、二产业的从业者，既改变第一、二产业中的刚性就业机制，又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再分配使全社会共同受益。
第四，应用与开发更多能够用劳动力替代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使过多的劳动力能够替代相对缺乏的资源。
1.劳动力替代土地。进一步发展集约型农业，即在单位土地上更多地进行精耕细作，使土地的产出能够成倍地增加，达到以与扩大土地同样的目的；以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等工程，达到以劳动力的应用扩大土地的目的；以更多的劳动力发展建筑业，使单位土地的容积向空中发展。
2.在一定的时期内更多地采用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适当控制机器设备和能源的投入替代劳动力使用的进程，例如清扫马路采用人工清扫而不用扫路机，既可以减少机器设备又减少能源的消耗和污染。
3.鼓励更多的企业和劳动力投入资源再生事业，使资源能够更多地被循环利用，使被作为废物和污染物抛弃而破坏环境的物质重新资源化，例如废旧物资回收和再生过程，物资变废为宝再利用，即是通过劳动力的投入形成了新的可利用资源。
4.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从事新资源的研究、开发产业，例如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新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竹资源替代木材及金属和塑料的使用等。
5.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建设，例如，植树造林以扩大森林面积，大力发展水力发电、太阳能利用、核能、潮汐能、地热、生物能源等“替代能源”。
6.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从事节约资源和能源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管理科学研究，达到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资源，尤其是节能技术、资源管理手段的改进等等。例如，应用核燃料浓缩再处理技术，可以重新利用燃料以替代石油等能源。此外，还有煤炭液化技术、重质油利用技术、食品制造和建筑业方面节省能源技术、汽车低消耗燃料技术等。在管理上，加强工厂使用能源的合理化；燃料燃烧的合理化；加热、冷却及传热的合理化；由放射、传导引起热损的防止；废热的回收利用；热动力转换时的合理化；由电阻等引起电损的防止和电的动力及热转换时的合理化。
以上设想必须正确处理若干方面的矛盾：一是与企业经济效益的矛盾。即当企业从其效益的要求出发，能够用机器设备、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投入使生产过程提高效率，但会减少劳动力的使用。如果我们要求企业从宏观和长远的要求出发避免或限制这种过程，事实上会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二是与产业升级的矛盾。一般来说，经济技术发展的过程，基本是与资本投入替代劳动力的过程同步的，它使劳动力的平均物质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也不断提高。如果限制这样的替代过程，势必与产业升级产生矛盾。但过度推行这样的政策，又可能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素质提高的步伐，这同样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解决以上矛盾的根本方法是，在强调更多地利用我国充裕的人力资源的同时，必须同时强调提高我们所利用的人力资源的素质。也就是说，只有更多地利用有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能既克服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配比不协调的矛盾，又能够在多使用人力资源的同时，避免由于劳动力使用的刚性压力产生劳动力替代技术和资本从而影响经济效益和产业升级的矛盾。目前，我国就业问题中较突出的是结构性失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障碍表现为人才结构上的低层次特征，适应新兴产业的就业需求和产业升级的人才远远不够。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训是实现就业和产业升级双重推进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就业结构并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如果能通过调整教育结构、职业培训、技能开发等政策引导就业结构调整方向，将对产业升级起到重要作用。大量新型的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成长，将直接引致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应发展及更大范围的传统产业的高层次改造。人力资源开发不仅扩展了劳动者就业门路，而且将给更广泛的人群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实现就业和产业升级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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