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需要范畴在哲学中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近代哲学史上，自《周易》中有了需要这个意思后，〔1〕人们对其认识和探讨的历史长达3000年之久。在西方古近代哲学史上，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需要概念之后，人们对其认识和探讨的历史也有2500多年。纵观中西方古近代哲学史，人类对需要的认识和探讨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周易》算一个阶段；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哲学的探索为第二阶段；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探索为第三阶段；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为第四阶段。
早在遥远的公元前十一世纪，由中国周人所作的《周易》中的《需》卦是人类探索需要的最早的文字资料，尽管其中的意思是后人的考证和推测，但依然可视为文化和哲学源头在这方面的最早成果。在经历了640年后，古希腊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首先提出了欲望概念，紧接着伊壁鸠鲁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需要概念。几乎是与古希腊哲学同时代，中国古代哲学家孟轲、荀况、韩非等都对欲望进行过不少论述。在经历了漫长的20世纪之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对需要进行过大量论述，发现了有关需要的一些新的内容，提出了需要的一些重要新思想。到了十九世纪德国哲学中，关于需要的一些思想就更为明确了，黑格尔在阐述辩证法的时候，已经将需要问题作为其有力的材料给予重视，费尔巴哈则把需要提高到人的本质的高度来对待，为后来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准备了极有价值的思想材料，但其在哲学中的范畴地位仍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我认为，需要作为重大的哲学范畴，它在哲学中的地位的真正确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思想史的重大贡献。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需要概念使用的频率和次数是空前的，由此使其在哲学中的地位“升格”。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无论从什么着眼点出发，在走过迂回曲折的历程之后，都不得不回归到人的问题这个本体上来。哲学是怎样理解人的，它也就去怎样理解世界；哲学关于世界不同观点的争论和分歧，表现的实质都是对人自身的看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人是哲学的奥秘。他们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人学理论。与其在探讨其他问题时因着人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而遇到障碍而不得不回头探讨人学，反倒不如直接从人学起头，在首先解决了人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后再来探讨其他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学时对需要问题作了大量论述，这在哲学史上是空前的。
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人的需要问题是在1844—1845年，恩格斯比较集中地论述人的需要是在1891年。他们一旦将人的需要作为研究对象时，就立刻发现，“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2 〕在1844年他们提到“肉体生存所需资料”、“吃的需要”、“衣服和住宅的需要”、“交往的需要”、“捕猎活动的需要”、“劳动以外的各种活动的需要”之后，在后来的论述中，他们的确提到了许多需要。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需要的不同提法作了全面统计，认为“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提到的人的需要有‘肉体需要’和‘社会需要’、‘粗陋的需要’和‘文明的需要’、‘利己的需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和‘必要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和‘物质的需要’，‘第一个需要’和‘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自然的需要’和‘随着一定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需要’，‘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和‘从社会生产和交往中产生的需要’；还有‘交往的需要’，‘学习和受训练教育的需要’，‘有效的需要’和‘未来社会人的需要’等等。”〔3〕
作为在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如此众多地提到人的需要概念，如此重视研究人的需要问题，这对于在当时还没有引起哲学界所注目的需要概念来说，无疑起到了“提升”的作用，为使它跻身于哲学范畴的行列提供了可能条件。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使人类对需要概念的认识走向自觉化。
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虽然人们对需要概念使用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对其的认识和使用是不自觉的。这是因为，不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对需要概念的使用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一概念本身的问题而使用这一概念，而是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不得不使用这一概念时才带出它们。中国哲学史上的孟子和荀子就能比较好地说明这一点。孟子和荀子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探讨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们二人对人性的估计各执一端，水火不容。为了证明各自的论点，孟子和荀子都提到了需要问题，并且都进行过一番探讨。但孟子和荀子探讨人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解决需要问题，而是为其“性善论”或“性恶论”寻找理论依据。比如，为了证明“人性向善”，孟子主张“舍身取义”、“以身殉道”和“养浩然之气”，重精神需要而轻物质需要，为了证明“人性向恶”，荀子发现了“欲多而物寡”的矛盾，从而提出了欲生寡，寡生争，争生乱，乱生暴，暴生穷的恶性循环链。找到了“纵欲”是“人性恶”的劣根。不论是孟子还是荀子，探讨需要的理论，是其人性善恶论的附庸，并不是自觉地探讨需要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需要概念的思想家，但他提出这一概念是自发的。他作为“幸福主义”哲学家，其哲学的出发点是追求人的快乐和幸福。从这一目的出发，他追根溯源，寻找实现人们快乐和幸福的终极原因，归究到了人的需要上来。他提出需要概念是为了说明人的快乐和幸福，而不是相反。他的需要和幸福正如一个偏正词组，“幸福”是被修饰的对象，而“需要”只是被用来修饰被修饰对象的工具而已。正因于此，伊壁鸠鲁在庄严地提出了需要概念之后，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创造出多少建树，而是又悄然地把它丢失掉。
对需要概念的这种非自觉化，在后来的许多哲学家的理论中几乎全是如此。
爱尔维修在全力发挥其“自爱”理论时用到了需要概念，霍尔巴赫在阐述他的“自然观”时也涉及了需要概念；黑格尔用以证明他那“绝对理论”的存在，费尔巴哈则用需要来说明人的本质。
人的需要问题的探讨一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发生了质的飞跃，即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论述需要问题；在他们那里，需要已经不是哲学研究的“佐料”，而是用其他材料来说明的重要的哲学研究的对象了，这就使需要概念的认识转向自觉化走到了“十月怀胎”的尽头，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促使其“一朝分娩”的助产人。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需要问题放在辩证法中来审视，从而把需要问题真正“提升”为哲学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法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阐述辩证法的时候，曾经将人的需要问题作为研究辩证法的一个材料。他说：“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实践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征服自然界。”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目的发明了工具。”〔5〕在这里，黑格尔似乎已经感觉到了需要与其他事物，如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大有把需要问题纳入辩证法之势，但却转瞬即逝了，终于没有能做到这一步。尽管如此，列宁还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这一看法，说“黑格尔在这里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6〕但黑格尔毕竟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这就注定他在追求“绝对理念”的同时，必然要把他对需要问题的一些看法也带入他的“绝对理念”中去。
真正用辩证法来审视需要问题的哲学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表现在他们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人的需要，从而克服了不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人们看待需要问题总是把其孤立起来就事论事，或者用僵死的需要观来说明其他问题的形而上学弊病。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孤立地看待人的需要，而是把它与周围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放在普遍联系之中来审视，如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对象、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活动、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需要与劳动、需要与交往、需要与语言、需要与家庭、需要与社会分工、需要与社会关系、需要与历史、需要与新的需要，等等。这就使需要问题的研究不再是干巴巴的空洞的抽象，而使其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时空坐标之中，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其次，他们把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解决需要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的需要发生发展的根本规律。但是在马克思以前却没有人用它来解决需要问题，即便是黑格尔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论述人的需要时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7〕马克思这段话分明是在说明需要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了以示强调，马克思还对“需要的对象”加了着重号。在这个关系式中，需要是一方，是有生命的个人的自然的自在存在物；满足需要的对象是另一方，是不依赖于需要者的意愿而存在于他之外的存在物。它们之间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马克思用矛盾运动学说审视需要问题的第一层意思。
既然需要与需要的对象具有对立统一关系，在经历了对立的里程后，总有达到同一的那一刻，即总有从需要的“一厢情愿”到需要与需要对象的“两厢情愿”的时刻，那么当需要得到满足时情形怎样呢？马克思针对这个问题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8〕这就是说，当需要得到满足时，需要与其对象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同一，矛盾得到解决，需要变为不需要，这时“新的需要”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包含着新的矛盾，新的矛盾又孕育着需要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里马克思运用矛盾学说来审视需要问题的第二层意思，体现着需要内部矛盾的生成、发展、消亡的全部历史。在这里，显然不仅体现着对立统一规律在人的需要问题上发生作用，而且体现着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辩证法其他规律的作用。
如果说，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视和研究使得需要问题在哲学中的地位起了变化，那么，正是由于他们将辩证法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这就使得这一问题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使它成为真正的哲学问题。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引入需要问题的研究，从而第一次把人的需要安置在它的真正位置上。
人的需要因何而来？人类社会历史的终极原因何在？对于前者，并没有引起马克思以前哲学的足够重视，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解决它；对于后者，倒的确引起过许多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可惜的是无一例外地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回答。至于这两个问题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当然更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了，甚至似乎也并没有引起哪一个思维着的头脑来认真考虑它。原因何在？我们的前人或者只顾在自己头脑里去寻找一切，或者丢弃自己去到“天国”里寻找答案，就是没有人把这两个本来联系着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因而无不钻入认识的死胡同。
马克思恩格斯走出了这一误区。他们把人的需要与人类社会历史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把前人和他们自己对需要的认识成果和唯物史观联系起来，互相说明，互相解释，因而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有两个前提，而“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9 〕因而“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需要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起源。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仍是人的需要——新的需要。
关于新的需要的提法，虽然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中就曾出现过，但真正赋予其科学含义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引入了需要问题，这就使这一概念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固定物，而是一个动态概念。
由此可见，当我们把这两个前提联系起来时，人的需要就成了社会历史的前提；反过来，人类社会历史又恰恰成了人的需要产生的前提。它们互为起源，互为条件、互为理由，互为因果。正是由于这两个前提的存在，才使“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11〕
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时强调，由于马克思肯定了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才使历史破天荒地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位置上。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需要与人类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也才使人的需要第一次安置在它的真正位置上。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为需要下了定义。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没有对需要下过任何定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抽象性和神秘性，才使这一问题的探讨真正在科学基础上开始。他们第一次为需要下了如下的定义：
“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12〕
由上述几点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崭新的方法和全方位的视角来对待人的需要问题的，因此他们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不再象前人那样只是感到需要的存在或就其某些问题而零碎地议论，而是系统地、深入地、就人的需要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展开全面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
概括起来，可分为关于需要的产生、需要的类型或层次、需要的属性、满足需要的目的以及满足需要的条件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精辟论述。
关于需要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发现人的需要是人类历史的起源，反过来，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又恰恰是需要的起源，它们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相增进，共同发展。
关于需要的类型，马克思发现，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人有“许多需要”并将人的需要同个人的活动特点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将人的需要分为自然的、精神的、社会的三种类型，在此之后，恩格斯在1821年又对需要的类型作了重新划分。他说“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13〕在此，恩格斯从物质资料的角度又将人的需要归为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三种类型或三个层次。就是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后来斯大林才有可能将人的需要进一步归类为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精神需要）两大类型。
关于需要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需要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而第一个最为明鲜的属性是个体性。他们在谈论人的需要时，首先是从人的个体需要出发的，但同时又强调，人为了满足个体需要，必须组成人的群体，即社会，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在自然里获取满足需要的资料。于是，这种个体需要又“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最终表现为全社会的共同需要。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需要的另一个鲜明属性是无限性或称不知满足性。这一属性又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满足需要的过程会使另一种需要转入可以说是潜在状态。”〔14〕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产生新的需要，这个序列是无止境的。其二是指这诸多需要不能同时得到满足。首先是因为需要满足所需的物质资料与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有关。“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15〕其次，需要的满足与不同的时间、条件及文明状况有关。“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衣、食、住和取暖这些自然需要本身的多少，取决于不同的气候。同样，因为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这就是说，它的本身是历史的产物。”〔16〕此外，需要的满足还与需要主体在不同社会中的地位有关。马克思说：“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17〕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利润。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18〕
关于满足需要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作了设想，最基本的条件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恩格斯指出：“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19〕，而这种制度就“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20〕马克思说得更直接了当：“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1〕
在新型的社会制度中，人人都必须处在集体之中，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这也是满足需要的必要条件。
所以马克思在论述个人、社会、需要的时候，曾用六个字来概括他的观点，即人体、需要、劳动，以此来说明人的需要及其满足问题。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要全面满足人的需要，最终要造就一代“新人”。恩格斯把这种人称为“全新的人”，并预言，将来的新型社会“将创造出这种人来”。〔22〕
至于需要满足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把满足人的需要看成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就是在这个目的论的基础上，后来斯大林才作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3〕的论断。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经典。
注释：
〔1〕朱维《〈需〉卦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6页。
〔3 〕郭祖仪《马克思恩格斯的需要建构思想与心理科学的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4〕〔5〕转引自陈华兴《论需要概念的理性实质》《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
〔6〕《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版第38卷第34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卷第3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卷第24页。
〔10〕〔11〕同〔9〕第32页、3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14〕转引自俞文钊《管理心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9 月版第17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同〔15〕第47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7〕同〔15〕第19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8〕《列宁全集》第2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3页。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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