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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学人应当冷静地思考，21世纪中国经济学将处于何种地位、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学人面临何种选择？怎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经济学新篇章。
一、中国经济学人面临的发展机遇
如果我们不是过分地陷入对纷繁复杂的具体经济问题细节的讨论——尽管它是经济研究应关注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不是过分地沉湎于经济学成为显学后的历史功绩——尽管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定会使其载入史册，如果我们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表现出过分的迷信——尽管它是社会科学科学化的标志之一，而是冷静地、并将经济学纳入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纵横发展进程和宽广的学术视野，那么，我们似乎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人正面临令人振奋、催人进取的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广大劳动者为实现中国经济腾飞的伟大而充满智慧的实践活动，给经济学人提供了丰富其理论的最好舞台和发展契机。通过对亿万劳动群众经济社会实践的提练和总结，写出真正适合于中国特定社会经济文化特质、反映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轨道的经济学。种种迹象证明，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乃大势所趋。现实及潜在的强劲需要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这毋庸置疑。
第二，从学术、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上考察，东方文化在21世纪复兴的睹光已为中国经济学人投射出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人类处于世纪转折之交，西方有识之士已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这决非偶然，而是从西方发展道路面临必然困境中引发的颇有价值的结论和学术文化取向。东方文化的复兴，为中华民族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和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从而使我们在纷繁复杂现实矛盾和诸多困感中，在西方经济学强大影响的背景下，能够清醒地把握住未来学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并在发展模式选择，理论体系构建，方法论完善等诸多方面，实现历史性的跨越。深刻领悟我们自身面临的道路，乃是一条充满曲折但前景辉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凝结了多少代中华儿女心血的理想和梦想，将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而愈加接近这一辉煌的目标。难道这不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吗？中国经济学人应当有这样一种自觉。
第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学人不但应当，而且可能在经济学及其他学术领域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发展模式，显然有悖于历史赋予我们的发展机遇。这首先突出表现在，西方发展模式所崇尚的人与自然的对立，重物轻人的异化，技术至上向外扩张的资源掠夺式经营方式，显然将逐渐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注重礼仪、文化氛围和人文传统的发展模式所代替。后者恰好是这一发展阶段我们的优势所在。
第四，西方思维模式尤其是18世纪以来工具理性主义思潮似乎已接近尾声，而东方式的辩证思维、综合思维、生生不息之生命哲学思维、历史纵向思维等思维方式正成为下世纪发展进程中东西方文化融合必然居于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
第五，西方主流经济学已渐渐成为往日的辉煌，制度经济学正成为颇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学。显然，中国经济学人对于研究制度经济学，应该说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中国经济学人长期以政治经济学训练有素而著称，而马克思经济学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典范之一。若推而远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制度、典籍、历史、礼仪、习俗及文化的丰富遗产都远胜于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
第六，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高度抽象化、计量化、模型化范式，常使国人有望而却步之感。的确，若在此方面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其间的距离难以弥合，而且难以见到实现超越的曙光。诚然，笔者并非绝对地排除经济学数学化，但对数学化的近似迷信的崇拜则不以为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在85年前曾论及，“很不幸，数学方法并不绝对保证不会产生错误的演绎”，但它有一种巨大的优点“就是它不会长久隐蔽所犯的错误，同时，错误的见解在它已证明是错误的以后，也不可能被人们长久地加以辩护”。[①]在世纪转折之际，通过这一方法自身的优势，确已逐渐，并将继续证明，过分夸大经济学中数学演绎的作用，必然愈加明显地表现出其在揭示人类复杂行为方面的局限性。尤其当人们留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重大差异之后，更需对经济学过分数量化思潮进行冷静、认真的反思。而我们恰好正处于这反思的时代。
二、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在21世纪，中国经济学人的确面临大发展和在诸多方面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新机遇。但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经济学人须从历史使命的高度有所觉悟。感然后信，信而后从。笔者以为，中国青年经济学人需要从治学态度、研究视角和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首先，牢固树立中国经济学之根的观念。近年来，或许受西方经济学在较多领域强大冲击波的影响，或许是极其复杂的经济学怪圈已使人陷入迷宫而无暇顾及其它，或许是学术视角，及研究方法中存在的缺陷，容易使人忽略原本是经济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根的观念。即是说，究竟以什么为依托构建中国经济学。
诚然，西方经济学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而登上最高学术殿堂，其中包含丰富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应当为我借鉴，这自不待言。但问题在于，也许人们过于为西方发达经济背景下赋予的经济学光环所吸引，容易使人偏离对问题实质的关注，忽略对于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规则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则不一定适用的思考，容易忽略对于在中国特定社会、经济、历史及文化经结构中的形成的经济运行轨迹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容易形成舍本求末，舍内求外之学术偏颇和经常性摆动，更有在功利性学术倾向中必然出现的食洋不化的色彩。甚至在笔者看来，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虽有积极和合理的意义，但在文化整合中亦只具有阶段性和相对性的意义。因而，唯有树立起经济学人之根的信念，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宝库中，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与沉淀、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优良传统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中国文化为根基、为依托。在此基础上，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丰富和完善经济科学的建设。不能因为近几百年来文章在欧美，而忽略有长期历史文化传承的根基所在；不能因为近几百年国人受西方科技、物质文明的猛烈冲撞，而怀疑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不能简单地凭借逻辑推理证明，中国经济学曾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而将继续长期落后下去。恰好相反，唯有树立起根的信念，以中国的现实及历史背景为依托，方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住发展机遇，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有助于避免西方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由是观之，经济学人在思维方式、观念、视角等方面似乎有必要进行一番冷静的内省之后，对中国经济学之根的观念有一种自觉。
其次，中国经济学人应树立起补课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经济学人，对西方经济学之严密体系、众多学派、高度抽象化、数量化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规范实证的研究方法等，大多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但笔者这里想强调的，乃是经济学人除继续以开放之胸襟、宽阔之学术视野，学习借鉴各国的优秀经济研究成果，更主要地应注重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理解和把握。
显然，中国基本国情并非单纯意味着由人口、资源、地理环境等可以描述或计量的显性要素，而且包括众多隐性要素，如多元一体的文化与历史传承、心理结构、心理定势、民俗民风、文化制度，以及大量人们习惯性所遵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方式，乃至更深层次的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沉淀等都是影响各国自身发展道路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在制约因素。缺乏对基本国情的理解和全面深刻地把握，经济学人是很难具备迎接挑战所应具有的素质。但平心而论，青年一代经济学人因种种原因，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带有很大局限性，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存量，对社会结构的内核及其历史传承的全面把握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断层。因此，必须从现在起逐步树立补课的紧迫感和自觉意识。否则，难以担当起历史赋予这一代学人的使命。
应当指出，如果经济学人的研究视角不只局限于表层和技术层面乃至某些制度表层，而是深入到涉及文化内核等更深层面，将使我们自觉补课意识之重要。台湾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台湾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吸收欧美经验可谓甚多，欧美冲击波可以说在技术层面影响最大，在制度层面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于由长期历史传承而形成的、影响社会深层结构的文化内核的冲击则非常微弱。这预示，中国文化的内核对经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全面系统地补课，我们应当充满自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近几百年落伍局面的改善，虽然也取决于虚心学习别国先进经验的程度，但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宏扬。前者可使我们缩短与他国的差距，丰富我们的理论体系，但唯有后者，才是我们得天独后的巨大财富，使我们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当我们在进行补课的同时，将视野提升和拓宽，并将中华文化纳入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大循环中，应有这样一种自觉和自信。
最后，中国经济学人应树立方法论中的反思观念。近代以降，在西方工具理性思潮的影响下，在经济突飞猛进，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学一跃而成为显学，受世人钦仰。而西方经济学受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甚深，成为社会科学中崇尚工具理性的典范，数学方法的应用程度甚至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评价标准。这里暂不论经济学本身过分工具化、技术化倾向的局限，它的孤军深入，似乎日益远离由长期社会经济环境及人们心理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人文精神依托。诚然，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其功过有待后人客观评述。这里只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思考，西方经济学崇尚工具理性的趋势是否会继续演进？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是否在21世纪仍将成为一种既定模式而在各国推行？显然，从21世纪学术文化发展大趋势的视角分析，不难找到答案。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识之士近年来提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融汇贯通更有助于把握经济运行轨迹，经济学与社会学结合之研究成果已颇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关注，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并受到重视等均应对中国经济学人有所启示，并尽早在方法论领域中树立反思观念。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为繁荣中国经济科学提供了发展机遇，经济学亦成为显学而活跃非凡。但是，在对经济研究丰硕成果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青年学人尤需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许多问题进行认真深入地反思。由于长期受苏联“深井式”教育模式的影响，经济学人的学术视野受到限制；或由于显学之耀眼光环，使人常限入“执一而废他”，局而不通的方法论误区；或由于人们常习惯于从一个平面上看问题，甚至逼近研究对象的末流细节看问题，往往容易缺乏历史维度和形而上之宏观视野。当然，急功近利的学术倾向，则更是大大偏离正确的治学轨道。在此意义上，青年经济学人无论在学术成就，学术视角、视野和学术方法等方面，都需进行冷静地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社会科学其他各学科的学术成就，从学科整合的角度，从古今融汇，中外融汇的角度来完善经济研究方法。事实上，跨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中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内在关联和融合，从中国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社会心理结构、民俗民风及区域文化的维度，研究人们众多经济行为的潜在制约因素。唯如此，方能把握学术变化之源流，揭示未来发展之轨辙，有助于以方法论的角度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有助于经济学人写出无愧于时代要求的经济学。
注释：
① 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页，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