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台湾近代化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台湾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下，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是中国朝向近代化的最初努力，洋务派所创办的近代工业被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探索中，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洋务派官员的主持下，晚清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其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居全国各省之冠。本文拟对晚清台湾近代化的发生原因、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及其特色作简要的论析。
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它位于祖国的东南方，四面环海，不仅地腴物博、资源丰饶，而且地当太平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鸦片战争以后，外患多来自海上，台湾遂成为列强角逐染指的重要目标。英、德、美等国曾数次窥袭台湾，企图占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多次侵犯台湾，均被当时分巡台湾兵备道姚莹和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率领军民击退。1867年美国商船罗佛号（Rover ）在台湾南部近海处触礁沉没，10余名船员被高山族人所杀，美国政府随即派遣舰队直扑台湾，企图“占领当地并驱逐沿岸番人”。1868年德国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伙同英国商人贺恩（James Horn ）在台湾东部的大南澳蕃地，以砍伐樟脑为名，居然一度企图在那里建立英德联合的殖民区。同年，英国军舰布斯达号（Bustard）和阿尔及利号（Algerie）抵达台湾，为强迫中国取消樟脑官办制度，竟炮轰安平，造成清军数十人伤亡，副将江国珍服毒自杀。台湾已面临如澳门、香港被侵占的命运。清政府的某些大员虽觉察到了这种危机，但仍无具体对策。
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渔民曾在台湾遇害为借口， 派兵侵入台湾琅
，建造营垒，蓄意久占。清廷深感事态严重，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1820—1879年）为钦差大臣前往交涉。日本由于“外怵公论，内慑兵威”（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0页。），只得与清政府谈判，缔结《中日台湾事件专条》，从台湾撤军。日本侵台事件对清政府震动极大，特别是身处政治要冲的洋务派，更深感忧虑。过去清廷一直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因而主张加强弹压。但自鸦片战争以来，台湾一再遭受外国武力入侵，表明危险主要来自外部而不在内部。特别是日本侵台，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防备的空虚，必须急起补救。日军刚撤离台湾，大学士文祥就指出：“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生变，更形棘手。”（注：《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湾文献丛刊本，第201页。）沈葆桢通过实地勘查，深感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 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注：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五《请移驻巡抚折》。）因而积极主张经营台湾。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清廷治台政策由防内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开始了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沈葆桢鉴于台湾为福建省属下的府治，长期开发不力，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卫和经营，他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专责成（注：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五《请移驻巡抚折》。）。后经谕准实行“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两地兼顾。1876年侍郎袁保恒又上疏，奏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责专成。”（注：《清史稿》卷四百十八《袁保恒传》。）但由于清廷意见不一，这一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1884年法国挑起了更大规模的中法战争。法国早已看中台湾的战略地位和丰富资源，视台湾为“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3册，第529页。）因而把夺取台湾作为其最大的侵略目标，在战争中先后占领了台湾的基隆和澎湖。虽然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占领台湾的企图最终未能得逞，但这件事却再一次强烈地刺激了清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台湾在海防中的地位。“当法人围攻之际，两宫宵旰忧劳，其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注：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五《复陈台湾出入款项恳饬速筹的款以便分省设防折》。因此，战火停息后，清政府即诏谕文武大臣对台事发表善后意见。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于1885年7 月首上《遵旨筹议海防事宜折》，指出：“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注：罗亚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03页。 ）接着， 军机大臣奕譞、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等均以台湾要区，宜有大员驻扎，建议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于是，1885年10月清廷发布诏谕：“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百十五“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并任命负责台湾防务的抗法名将刘铭传（1836—1895年）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台湾建省得以实现。这是在海疆危机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带有明显的筹防御外性质，在客观上也加快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
很明显，正是由于台湾在近代以来不断遭受外来入侵，东南海疆出现严重危机，引发清政府对台湾战略地位认识的提高，并以一种忧患意识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几乎每一次危机过后都有一番检讨，都有一番更张，最终使台湾建省得以实现，从而有利于台湾建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更有利于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外来威胁成了台湾内部革新的催化剂。晚清台湾近代化是在面临列强入侵的危机中所作出的抉择。
二
晚清台湾的近代化从1874年沈葆桢渡台开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止，前后约20年时间，主要领导人是洋务派官员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从整个运动的进展过程来看，晚清台湾近代化可以划分为启动、高潮、尾声三个阶段。
1.1874—1884年为台湾近代化的启动阶段。主要是在沈葆桢、丁日昌领导下进行的。
1874年5月日军侵台，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 负责处理台湾善后事宜。沈葆桢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此次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注：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五《请移驻巡抚折》。）指出台湾不能满足于回复和保持原状，而是要开创新的局面。沈葆桢赴台后，即着手对台湾防务进行周密筹划，奏准购置铁甲船、水雷、洋炮及军火机械，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新式炮台，由此迈出了台湾军事近代化的步伐。
为了加快开发台湾，沈葆桢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表现出一个改革家的远见卓识。（1）呈准开豁禁令。1875 年1月，沈葆桢奏请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 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以自由交流往来。（2）开山抚番。为了加强对土著民族的治理， 他着力打通山路交通，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既有利于巩固海防，也有利于促进东部开发及汉族与土著民族的交往。（3）奖励垦殖。 沈葆桢为了推动台湾的土地开发，特别是后山的垦殖，在厦门、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招募汉人入台开垦。（4）添置府县。台湾原设一府四县二厅， 重心限于台南一隅。沈葆桢奏准增设台北府，调整县制，合计二府八县二厅，从而形成台南、台北两个重心。沈葆桢的治台措施始终以巩固海防、建设台湾为主要目的，从而大大加强和改进了清廷对台湾的治理和经营，密切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全面开发，揭开了台湾近代化的序幕。沈葆桢可以称得上是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
1875年5月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由福建巡抚丁日昌（1823 —1882年）继续办理台湾事务。丁日昌也是一个洞悉海防与洋务的实干家，他对如何加强海防与经营台湾有着十分精辟的见解。早在1868年，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拟订的《海洋水师章程》即建议以台湾为南洋海防的中心；在1874年的《海防条议》中，他进一步建议在台湾驻泊铁甲舰，“以固东南枢纽”；次年，他上书总理衙门，指出“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注：《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上总署论购铁甲船事宜书》。 ）他把台湾视为海防的根本。 丁日昌在就任福建巡抚的两年多（1875年12月—1878年4月）里， 提出了“御外为要”的经营台湾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海防，全面开发台湾。他于1876年11 月赴台巡查， 至1877年5月回闽，历时半年余，遍巡全岛，所至督饬官兵、整顿吏治、 抚番招垦、振兴实业，对防务尤为关注。1877年初，丁日昌在奏折中说：“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要，物产丰饶，敌之所必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列强“眈眈虎视，……台弱则彼视为奇货可居，各蓄吞噬之念。轮船开、矿务兴，则兵事自强，而彼族之狡谋亦自息。”（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346—353页。 ）他建议在台湾“速将轮路、电线、练兵、购器、开矿各事分投速办”，以为“未雨绸缪之计”（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 第253页。）。丁日昌对如何经营台湾提出了系统、详尽的计划， 并着手予以实施，可惜不久便因病去职。此后，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一度被冷落下来，没能得到应有的推进。直到中法战争时，在法国舰队的袭击下，对台湾的保卫与经营才又紧迫地提上了日程。
2.1884—1891年是台湾近代化高潮时期，这是在刘铭传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刘铭传于1884年5月中法战争初期抵达台北， 受清廷之命督办台湾防务，到1891年4月辞去台湾巡抚，前后在台约七年时间。 抗法斗争的实践使刘铭传深刻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建设台湾的必要和可能。他怀着“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一隅之设，为全国树立典范”（注：《清史稿》卷四百十六《刘铭传传》。）的雄心壮志，多方擘划，实力经营，为台湾的近代化“树立了规模，奠定了基础”。
刘铭传认识到“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注：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一《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有鉴于此，他认为筹设海防“为台湾最重最急之需”。1886年开始仿西法在澎湖、基隆等地兴修10座新式炮台，并添购阿姆斯顿钢炮31尊，配备各种型号的水雷、沉雷，使防卫能力大为增加。台湾建省后，刘铭传还进行新的行政区划改革，增设府县，使全台共三府一州十一县五厅，从而奠定了今日台湾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
为了加速对台湾的开发，刘铭传提出“宜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不须取给内地，而后可处常处变均可自全。”（注：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一《法兵己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刘铭传在加强防务和积极练军的同时，对抚蕃和清赋做了踏实的工作。他制订了以抚为主、攻心为上的抚番政策，1886年设全台抚垦总局，在各地设立抚垦局及分局，积极开展抚垦活动，使民番杂处，大大推动了汉族和高山族的融合和高山族的开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为台湾建设提供经常、可靠的财源，1886年刘铭传奏请丈田清赋。清赋前，台湾土地从未清丈过，隐田很多，赋额不一，土地权利关系紊乱。刘铭传在台北、台南设立清赋总局，各地设立分局，先办保甲，清查户口，然后逐户问田，清丈田地。历时两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全台入册田数激增，田赋收入大量增加，年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注：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七《台湾清赋全功告成，汇请奖叙员绅折》。）。此外，刘铭传还整顿茶叶、樟脑、硫磺（官卖）以及关税、厘金等项，使所有税收增至300万两，后续增至450余万两（注：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 ）。这使全台军饷杂支及其他建省新政所需款项均有了来源，实现了以台财、供台用的目标，为兴办各种新式企业开辟了经济来源，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虽然此前沈葆桢、丁日昌对台湾的经营曾有过许多很好的设想，但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却是在刘铭传的手中进行的。刘铭传在抚台短短的七年中，大力提倡革新运动，仅工矿事业就兴办了十多项，开创了台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晚清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被推向了高潮。
3.1891—1894年，台湾近代化运动进入了尾声。
1891年刘铭传去职后，邵友濂继任台湾巡抚。由于福建协饷期满，台湾财政拮据严重，邵友濂对台湾的近代化建设采取了紧缩政策，先后撤废清道局、煤油局、伐木局等，停止官煤采掘，裁撤西学堂、番学堂、电报学堂，就连刘铭传已经筹设而尚未动工的一些项目也一并取消。虽然邵友濂在这一时期也做了一些工作， 例如向绅商借款修筑铁路， 1893年底修至新竹后停修；还设立金沙抽厘局，扩大台北机器厂，兴建台北造船厂等。但建设的速度明显减缓，晚清台湾的近代化已进入尾声。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晚清台湾近代化运动就此夭折。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台湾近代化建设“抵御外侮”的目的最后没能达到。
三
在1874—1894年的短短20余年中，经过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洋务派官员的苦心经营，大批近代产业蓬勃兴起，各项建设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台湾已经步入近代化的进程。
1.工矿企业
台湾基隆一带盛产煤矿，长期以来靠手工开采。1875年沈葆桢奏请设立台湾煤务局，购进新式机器开采基隆煤矿，翌年开始动工凿井，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煤矿。丁日昌抚闽时继续组织开采。基隆煤矿为官办，起初产量逐渐上升，到1881年达到最高纪录5.4万吨。 后来由于经营管理紊乱，产量逐渐下降。中法战争期间，基隆煤矿遭到破坏。战后规复，初由私人承办，因资本微薄，亏折而退。1887年刘铭传招股接办，采用官督商办方式，购买新式机器开采，生产才渐渐恢复，每日可出煤百吨。但商人以官方控制过严，表示消极。刘铭传乃退还商股，仍回到官办，结果又出现连续亏损的现象。1889年拟租给英商承办，被清廷驳回。1890年又改为官商合办，商二官一，但又遭清廷驳斥。结果仍收归官办，但已一蹶不振，陷于半停产状态。
此外，1877年丁日昌还组织开采后垅油田。刘铭传抚台后设立煤油局，继续开采，以与洋油争夺市场。1886年刘铭传又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1887年设立官办机器伐木局等等。这些都表明台湾近代工矿企业取得较快的发展。
2.邮政电讯
为使孤悬海外的台湾与大陆能迅速沟通信息，1874年沈葆桢渡台之初，即计划安设闽台陆上和海底电缆，但未及实施。丁日昌抚闽后，于1877年建成了台湾府城台南至旗后和安平共长95华里的陆路电线，并设立电报局开展业务。1886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计1400余华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1888年刘铭传还仿效西方，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邮政总局，各地设分局，收寄公、私信件包裹，并配置“南通”、“飞捷”二轮为邮船，开展海上邮传业务。台湾是全国最早自办电报和邮政业务的地区。
3.铁路航运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时，李鸿章与沈葆桢已议及修建铁路之事。丁日昌抚闽后更以修建铁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1876年12月，丁日昌建议将已拆除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供修建台湾铁路之用，可惜由于经费不足，无法兴工。1887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台湾铁路总局，着手修建从基隆到台南的南北铁路干线。其中，台北至基隆段1891年竣工，台北至新竹段1893年竣工，其余则因经费困难而搁浅。基隆至新竹铁路全长106.7公里，这是中国人自建自办、 控制全部权益的第一条铁路，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台湾对外航运交通长期为英国洋行所独占。为了与外商轮船公司相抗衡，刘铭传于1886年设招商局于新加坡，先后向英、德购买轮船8 艘，设立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埠，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在刘铭传的积极经营下，台湾海上交通日趋发达。
4.军火机器制造业
军火生产对于台湾这样一个孤悬海外的战略要地来说，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台湾基隆、沪尾、旗后及澎湖等处炮台的大炮均购自外国，枪炮子弹则由大陆调拨。丁日昌曾有在台设立兵工厂的设想。刘铭传更有鉴于中法战争中法舰对台湾的封锁，械饷运济困难，因而继大陆各省创设军用工业制造局之后，1885年在台北建起台湾制造局，自制枪炮子弹，建造军械所储存兵器，又利用台湾出产硫磺而设立火药局。台湾制造局的规模虽然不大，远不及江南、金陵、天津等制造局，但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企业中亦自备一格。继刘铭传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说：“台湾机器制造风气已开，火药与子弹相须，渐经学制有法，只须扩充厂屋，略购机器，便可募工造办，免再隔海取资，于台防实多裨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4册， 第443页。）因此，邵友濂虽对刘铭传的新政有所紧缩， 但对台北机器局反而予以进一步的扩充。
5.市政建设
中法战争后，台北实际上已成为台湾政治、经济中心。1885年刘铭传刚就任台湾巡抚时，便积极建筑环绕台北城周围的城垣，重新规划、铺设道路。1887年刘铭传邀集商人在台北创办大型客栈，兴建市场贸易中心。还设立清道局负责清扫城内垃圾，开凿公共水井向商家民户供应用水，购置大批以煤为燃料的电气灯供照明使用，并兴建大稻埕铁桥。一时台北冠盖云集，迅速成为一座清洁整齐、商务繁盛的近代化城市。
6.新式教育
刘铭传为了在台湾推行新政，还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培养各种专门人才。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甄选“年轻质美之士”入学，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法文及数学、理化、测绘、地理等课程，并由中国教习讲授经史文字，以使中外贯通，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1890年又在台北设立电报学堂，为电报局培养技术人才。此外还创设番学堂，为土著居民培养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台湾“教育为之一新”，“人才之盛，勃勃蓬蓬”（注：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台湾近代产业的开发。
以上只是列举了晚清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但由此亦已看出其近代化所取得的成效是很可观的。
四
晚清台湾近代化是在面临列强入侵的威胁下被迫作出的选择，目的在于加强台湾建设以巩固东南海防， 具有明显的图强御侮的性质。 在1874—1894年的20余年中，台湾社会经济经历了一个空前的变化，许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成效蔚然可观，使这个边疆海岛新建的行省后来居上，成为全国近代化运动的先进省份。
台湾近代化建设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主要是：（1 ）日、法先后武装入侵台湾，强烈刺激了清政府，迫使其不得不重视台防，并加强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2 ）当时主持清廷政务的洋务派大员如奕、奕譞、李鸿章等人，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台湾的防卫和经营给予了有力的支持。（3）主持台湾新政的沈葆桢、 丁日昌、刘铭传，都是洋务派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人物，他们抱着图强御侮的爱国情怀，以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和不辞劳瘁的务实作风，苦心经营，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建设。（4 ）台湾与大陆地隔海峡，绝大多数是大陆去的移民，甚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且早期渡台的大陆移民多是为追求财富，具有创业精神，重商观念较强。因此，台湾的新建事业所遇到的当地的阻力比大陆要少。刘铭传承认：“台湾与内地情形不同，兴修铁路，商民固多乐从，绅士亦无异议。”（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第191页。）当大陆的顽固派官僚、士绅对修铁路、开矿山、设电线等争论不休，纷纷阻挠之时，这些新式事业却在台湾比较顺利地先办起来了。
台湾近代化运动是在洋务派官员主持下进行的，是全国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色：（一）全国的洋务运动从1861年设置总理衙门开始，而台湾则始于70年代初，时间晚了10余年。主要是由于台湾位于南海边陲之地，长期得不到清廷应有的重视。直到面临日、法军事威胁时，清廷才顿起危机感，逐步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扩充并确保东南沿海的防务安全，只好断然在台推行洋务运动。（二）台湾近代化运动比较重视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新设备的引用开发。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很重视铁路、电线、矿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取得初步成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海防和各项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台湾的近代化建设还注重新技术、新设备的引用，其中有许多是当时中国最新建设项目，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煤矿基隆煤矿、全国最早自办的电报业和新式邮政、全国最早的电灯等等都出现在台湾。（三）大陆的洋务运动首先创办军用工业，以后才经营民用工业，而台湾则是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同时经营。台湾的许多洋务项目虽带有军事色彩，但多亦具“民需”侧面，甚至容易转换成民生产业。这比纯军事工业的创设更有利于促进日后民生经济的发展。（四）在90年代以前，大陆各省的近代工业以官办军事工业与官督商办民用工业两种形式为主，而在台湾，丁日昌比较重视民营；刘铭传修建铁路也重视招募商股特别是侨资，并由商人承办；基隆煤矿则两次出现官商合办的形式，放手让商人经营。台湾民间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由依附外国洋行转向独立的民族工业，是晚清台湾近代化过程中一个不难察觉的现象。（五）大陆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目的之一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台湾的自强新政则带有明显的抵御外国侵略的性质，较少被利用于压制内部反体制势力。
晚清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有着许多自身的特点，但也应该看到，它仍然是行进在洋务运动轨道上的，不可能游离于整个大局之外而独立。它在许多方面有着与洋务运动基本相同的格调。尽管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具体的、支节上的差异，但洋务运动本身所具有局限性是不曾因大陆沿海地域与台湾岛屿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的。首先，台湾的新式企业同大陆一样，多由政府投资，以官办为主。然而，在当时国民所得微薄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到底有限，故所筹措的经费并不能满足近代工业对于大量的固定资本的需要，因而经常有许多洋务项目因经费困难而被迫取消，有的工程进行到一半即因资金不足而被迫停工。例如1877年丁日昌拟在台湾架设的电报线和后来刘铭传修建的台湾铁路都是由于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工的。而且即使已经建成的新式企业，也因经费不足而因陋就简，难以获得大规模生产的效益。其次，官办企业中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和衙门作风，效率极为低下，弊病很多。例如基隆煤矿最初完全由官办，督办矿务的官员却长期住在海峡对岸的厦门，矿厂冗员充斥却无人管事，亏损日益严重，刘铭传指出“基隆煤矿创由官办，积习太深。”（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7册，第81页。）后虽有过短期官商合办， 但官在企业中的大权却不能有丝毫触动，刘铭传只因在招商章程中有“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的辞句（注：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八《基隆煤矿仍归商办片》。），就受到清廷严厉指责，不仅官商合办立即取消，而且刘铭传也因此受到革职处分。再如台湾铁路是以商人承办而开始的，但因为“由官督办”，结果衙门作风盛行，工程进展缓慢，花费甚巨，对商人缺乏真正的吸引力。此外，像樟脑和硫磺的官方专卖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可见，晚清台湾近代化运动所兴办的新式企业也和所有的洋务派官僚企业一样，并不能承担起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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