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上海论文,报刊论文,群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四类报刊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报刊，即在缘起上属群众组织或群众创办的报纸，以区别于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等。
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简称“上红大专总部”）成立后，随即出版了4开铅印报纸《红卫兵》。这是上海文革运动中第一张由群众组织主办发行的报纸（注：1966年12月，“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被红革会等造反组织查封，《红卫兵》报停刊。）。接着，由红革会、红上司主办的《红卫战报》，上三司（红三司）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以及由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创办的《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新北大》、《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主办）等纷纷出笼。表面上看，这些报纸均属某一组织的出版物，宣传上也多留有“声明”、“通告”之类的组织印记。其实，这些报纸多是所属组织通过造反行动，获得有关部门的批示后，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出版局下属工厂代印的，所以有套红、有照片，字迹清晰，版式正规，有的甚至纳入了邮发的渠道。根据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的报告，因大量印制革命传单和报纸，出版局于1966年12月供应纸张162吨，1967年1月增加到272吨，所用经费已达38.6万元。（注：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
与此同时，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或者利用己建立的权威，或者利用已抢占的校内资源，迅速编辑出版了所属的报纸和刊物。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创办的主要报刊有同济东方红兵团的《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兵团的《反到底》、复旦红革会的《新复旦》以及《新师大》、《新科大》、《二医战报》等。因大学的资源比较丰厚和齐备，这些报刊多是铅印的，且排版等也都很有模样。只是它们一般不通过邮局订阅，多在校内散发和进行大范围的校际交流，有时也上街外卖。
如果说《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等市级群众组织的报刊，以及《东方红》、《反到底》、《新复旦》等高校红卫兵组织的报刊，确因其组织地位的显要，产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了高悬着的舆论风向标。那么，作为文革中群众报刊之基础而存在着的，是上百份由区，局系统的造反组织和一般市级组织编发的报刊，例如，由工总司海运局联络站主办的《海运战报》、工总司南市总指挥部主办的《火炬报》，以及由上海革命学徒总司令部主办的《造反军战报》、上海聋人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办的《红色聋人》等。这些报刊因主办方能掌管或调度一定资源，也都是铅印发行的。同时，这些报纸因主办方规模、能力等诸因素的局限，以及政治形势的错综变化，除少量的报刊品质尚佳外，一般均质量平平，发行不正常，有的甚至只发行了几期就夭折了。至于各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所编发的油印小报，在全市估计有数百份，有的相当精致，有的则不堪入目。但它们确实在底层共同构筑起了上海文革群众报刊的基础。
综上所述，上海文革运动中存在着三大类报刊：第一类为《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等公开发行的官方报刊，以及后来由市革委会批准出版的《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第二类为工总司、红代会等市级群众组织和主要高校的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第三类为各区、局系统和广大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编发的报刊。然而，这种格局在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全国大武斗和全国大批判牵动整个舆论关注起“首长讲话”、“各地消息”、“幕前幕后”的时候，便悄悄地异变出了第四类报刊——由某些人群自发组织编印的“地下报刊”。
固然，这与整个形势的演变相关。据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称：自4月1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发表后，各单位“到市革委会印刷接待站要求印刷批判资料的人日益增多，4月3日一12日，共用纸5114.5令印刷各种小报和宣传、批判资料。”（注：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7期称：“特别是10日-12日三天内，前来要求印刷的人络绎不断。印刷资料有959批，品种有《刘邓一百例》、《炮打刘少奇》1-3集、《砸烂刘家王朝》1－6集、《刘少奇档案处理》、批判《论修养》、《陶铸罪行录》等40多种，共547863份，用纸1706令。印刷小报和大会专刊9种，共38万份，用纸277.5令。”）正是因为这种大批判的气焰甚嚣尘上，再加上各地大武斗的消息骇人听闻，上海部分第二类报刊和绝大部分的第三类报刊（包括不断面世的新报刊），均以极大的热情和较大的篇幅搜寻、刊登此类来自四面八方的“小道新闻”。复旦、华师大、上外、铁道学院、体院等院校的“简讯”几乎一天一期，四个版面也大致固定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各地消息”、“上海见闻”等。应该承认，这类报刊的消息因为假借了“权威”，通达了“四方”，揭示了“幕后”，而赢得了广泛的市场。然而，恰恰又因为这种“市场”的形成和存在，终于催生出了第四类报刊，即“地下报刊”这一怪胎。
二、第一类报刊与第二类报刊的沟通
1967年3月16日，由于“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中共中央对报纸宣传问题作出了有关规定。例如地方报纸应接受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参照《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不许刊载戴高帽子、罚跪的图片和使用“砸烂狗头”、油炸”的词语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页。）其实，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且《文汇报》、《解放日报》均是上海“夺权”的急先锋，所以上海两报非但不是告诫的对象，还是各地的样板。当时，上海两报的许多社论被中央转载。例如为配合前面所提及的戚本禹的文章，4月2日《文汇报》即发表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人民日报》随即转载，并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注：文新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第394页。）
确实，从全国范围看，上海的文革运动不仅是趋前的，而且是独特的。具体表现在新闻管理方面，在全国按照中央意见开展整肃群众报刊的时候，上海却同时指示《文汇报》、《解放日报》要重视向红卫兵小报学习。1967年8月14日，姚文元还专程从北京写信，再次强调上海两报“要重视广大群众中的新事物，要看红卫兵的报纸”。（注：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于是，报社制定计划，开展了“搜集、阅读、运用革命群众组织和红卫兵小报的工作”。《解放日报》指定专人与上海的群众报刊联系，并指派2人赴京，与北京的群众报刊挂钩；《文汇报》除了对全体采编人员进行动员外，还邀请部分红卫兵报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报的宣传计划，并于9月7日起增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文摘”的专栏。（注：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
看来，上海方面在某个时段中，是有目的地维护红卫兵类群众报刊的独立位置和发展空间的。因为正是此类报刊代表着某些群众组织的利益和观点，才能时时表现出“革命性”和“造反性”，才能不断地与《解放日报》、《文汇报》形成互动和互补。这即是说，一方面群众报刊可以显露造反派的锋芒，并给予官方报刊以造反派的鞭策和补苴；另一方面官方报刊不便声张的消息（例如查封沪办“12.7、12.8”行动等），则可通过群众报刊进行宣传和报道。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不仅证实当时的第一类报刊和第二类报刊是相互沟通的，确实也是上海文革期间新闻管理的重要特色。
三、对第二类报刊的整顿
据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称，当时全市群众组织出版的报纸有34种，已登记未出刊的有26种。中央分配给上海的全年纸张总量为25930吨。由于文革运动需要印制大量的批判资料和传单，《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以后发行量增加，估计5月份印制《毛选》的纸张将供应不上，9、10月份出版《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闻纸将断档。为此，政宣组曾召集各群众报刊负责人会议，在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前提下，提出联合办报的思路：1、工人方面办一张《工人造反报》，其它司令部和单位的报纸均取消；2、中学、大学红代会（筹）各办一张报纸，中学系统各组织的报纸均取消，各大学的报纸作为校刊存在，纸张自己解决；3、由版司、上艺司、上体司等合办一张文化类的报纸；4《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因工作特殊，同意在系统内发行。（注：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再次提出《意见》，明确指出工总司所属《工人造反报》（每周二期，大报四版，15万份）、大学红代会（筹）所属《上海红卫兵》（每周一期，大报四版，15万份）、中学红代会（筹）所属报纸（5天一期，小报四版，10万份）、版司等筹办的文化类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至10万份）、各大中小学校教师造反组织筹办的一份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万份）以及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等共7份报纸经批准外，其它群众报刊“一定要出版，我们均不负担纸张和安排印刷”。（注：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应该承认，这两份文件针对膨胀的群众报刊与紧缩的纸张供应，既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原则，又提出缩减造反报的对策，摆事实讲道理，确实有理有节，煞费苦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宣组的指令并不通畅，以至常常发出无奈的叹息。例如，政宣组在4月20日的《报告》中抱怨：关于联合办报的建议，“由于认识不统一，至今还没有一张报纸联合起来”；（注：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在5月9日的《意见》中坦言：除批准的群众报刊外，一律“由各革命群众组织自己负责”解决出版事宜。（注：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在此，是政宣组的权威失缺呢？还是遭遇到群众组织的挑战？事实上是夺权以后的局势决定了政宣组站在了社会管理者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发出清理和整顿的指令；而各群众组织则站在了小团体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在形式上继续保持革命造反的姿态，在内质里却坚决维护革命造反的阵地和利益。这种出于不同位置、不同需求的僵持，是需要整个形势发生格局性的转变才能解脱的。
7月初，市革委会政宣组曾对上海的群众报刊作过一次模底探查，得出的结论是：全市共有各类群众报刊256种，仍铅印发行的报纸50多种，刊物65种。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报纸25种，刊物36种。（注：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可见，政宣组“压缩”群众报刊的计划以及“不承印”群众报刊的表态，均没有得到执行和落实，反倒是大量的第三类报刊充斥着、搅动着整个上海的报刊“市场”。于是，政宣组只得借助“上海增产三百万套《毛选》的纸张没有着落”，“供应上海的宜宾、江西造纸厂因内战激烈，已停止生产。福建南平纸厂因运输阻塞，无货来沪”，已影响《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等理由，再次向市革委会申诉“群众组织的报纸、通讯、资料品种繁多，印数很大，重复浪费”，并重提了原先的压缩建议。（注：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尽管当时社会已呼吁“归口联合”、“复课闹革命”，有些系统和单位的革委会（所谓新的“权力机构”）也宣告成立，各群众组织的风头有所减弱，基础有所松懈，甚至地位有所摇动，但其构架仍在，活动继续，政宣组的这类申诉和建议仍然不能达到“压缩小报出版”的目的。
1967年8月4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强力围剿上柴联司，并迅速剪除社会上的异己势力。随即，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谋划成立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进一步在全市掀起“九月大联合高潮”，指令工总司各机构限时统一归口。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主要产业系统和十个区的工人群众，基本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专题报道。其它系统和高校的群众组织也都裹挟在这种趋势中，通过反复而艰难的谈判宣布联合。例如9月13日，出版系统的“版司”和“版联”宣布联合；9月19日，复旦、交大的红卫兵组织宣布联合。这种以工总司为主轴的整合各群众组织的运作，在集中权力、增强权势的同时，大大削弱了各群众组织的规模和实力，甚至使之出现了躯壳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因5月14日中央发出文件，指出各地群众报刊存在着“反军”、“泄密”、“庸俗低级”等问题，上海也曾采取了检耷行动。由此，政宣组“压缩小报出版”的转机，即形势的“格局性转变”，终于发生了。
10月中旬，政宣组向市革委会递交了《关于加强对革命群众组织报刊领导的请示报告》，以果决的口吻指出：“基于前一时期社会上各类小报杂志的出版、发行的混乱状况”，“完全有必要对全市报刊重新作一次全面规划”。其原则为“主办单位必须是市一级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大联合组织，区、县、局机构基本不办报刊”。《报告》提出可办12种群众报纸，4种群众杂志，“其它一律停止”。（注：12种报纸为《工人造反报》、《财贸战报》、《教卫战报》、《体育战报》、《上海红卫兵》、《红卫战报》，属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及文艺（文化、电影）、出版、科技、政法系统各办1份。4种杂志为《教育革命》（大专院校）、《红卫东》（团市委）及普教、文化（电影、出版）系统各办1份。后市革委会分管领导王承龙作出批复时指出，《工人造反报》属“三报一刊”之内，应考虑提法。）12月1日，市革委会政宣组下达了根据批复后修定的《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宣传品的出版、印刷、发行的若干规定》。除了将《工人造反报》升格为“三报一刊”的系列外，正式同意出版以上所列的15种群众报刊。上海的第二类报刊终于被压缩了，第三类群众报刊更是土崩瓦解。经历了1966年时的狂放和1967年时的繁杂，当我们检索1968年时的文革报刊资料库，除了能见到上述几张被指定的报刊在飘摇中苦苦支撑外，其余的均失去了踪影。固然，这是政宣组几经努力的结果。其实这更是上海的群众组织渐渐走向式微的表征，是上海的文革运动从无政府的“群众造反”，渐渐走向有政府的“组织革命”的佐证。
1968年1月18日，市革委会召开领导成员会议，确认当年上海用纸缺口10738吨，并制定了《文汇报》每天70万份，《解放日报》每天50万份，《工人造反报》每期16.5万份的印数计划。会议重申对小报“必须尽量紧缩和严加控制，不得冲破限额”的意见。（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沪革（68）第13号。）与此同时，市革委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也针对全市9千多个工矿企业中，“用公费订阅《工人造反报》的，已达75000份，平均每厂公费订阅7-8份，一年财政支出28.8万元左右。中学红代会也打报告，要求按班级公费订阅《红卫战报》，全市中等学校1802所，约25000个班级，计公费订阅需3万份左右”的情况，提出“各革命群众组织一般订阅本系统编印的小报，并订阅在厂、校一级”，“公费订阅的份数按照单位大小确定，主要用于公共阅览场所的张贴，班组由私人订阅”的意见。（注：1968年1月23日，市革委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关于基层单位革命群众组织订阅各种小报的请示报告》。）一方面出于政治形势的演变，需要加强组织管理；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形势的逼迫，需要进行资源调控，仅存的十几份群众报刊的阵容，也因种种多变的原因在不断地缩小。例如1月13日，上海铁路局军管会宣布，已编印74期的《铁路工人造反报》停刊。（注：《上海铁路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上海铁路史志资料卡68-2-1。）同时，《教卫战报》也宣布暂停出版。
1968年2月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承接印件日报表（有关群众报刊部分）
印单号群众组织名称印件名称开本字数印数 自来纸（令） 代纸（令）
4043上海农口造反总部农业战报（20） 4
2万2万
10
4044上体司 体育战报（37） 4
2万3万
15
4045出版联合指挥部 造反（36） 4
2万1.5万8
4046中学红代会 红卫战报（16） 4
4万4.5万 45
4047上海政法系统政法战报（21） 4
2万3万
15
4050上艺司 文艺战报（43） 4
2万4.5万 23
4053教育革命编辑部 教育革命（3） 16 6万1.7万 35
4054革命大批判联络站大批判（45）
8
1万2万5
4061大专院校红代会 上海红卫兵（9） 4
2万3.7万 19
说明：已公开发行，但没有列入该份“日报表”的群众报刊还有《财贸战报》、《中小学大批判资料和动态》。
接着，1968年4月25日，由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上海红卫兵》与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主办的《红卫战报》宣布合并，从“忠1号”起开始出版新的《上海红卫战报》，且更换了采编人员。应该承认，这是政宣组整顿群众报刊工作的继续，也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情——它告诉社会，告诉所有已临近分配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的旗号仍将传接下去，但当年“风起云涌，呼唤天下”的身份和威风，已一去不复返了。期间，由红代会主办的《教育革命》也停刊。8月下旬，市革委会有关领导批示：《财贸战报》停出，由《工人造反报》提供一定的篇幅反映财贸战线的斗争，请政宣组按此原则整理其它小报。（注：1968年8月28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整理本市小报、小刊的请示报告》（初稿）。）于是，政宣组举办了仅存的10家群众报刊负责人学习班，学习中央二报一刊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流毒在小报中的反映”。同时，政宣组还召开了工人、贫下中农、教师、红小兵等座谈会，听取意见后于9月16日上报了整改方案，其内容为：《上海红卫战报》、《农业战报》继续出版；《教育革命》、《大批判》、《中小学大批判资料和动态》停刊；《文艺战报》、《体育战报》、《造反》合并后筹办一份反映“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报纸。（注：1968年9月1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整顿小报、小刊的请示报告》。）通过这次整顿，至1968年底，上海的群众报刊已所剩无几了。
1969年4、5月间，《上海红卫战报》和一直在高校里作为校刊发行的《华师大战报》、《复旦战报》等宣布终刊。就此，作为群众报刊起家，而后纳入“三报一刊”系列的《工人造反报》，似是而非地成为唯一的存在了。
两年以后的1971年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因“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注：1971年4月16日，《支部生活》第15期，第2-3页。）4月15日，《工人造反报》出版终刊号，至此，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史划上了句号。
四、对第三类报刊的整肃
那么，面对主要由第三类报刊构成的丛杂的小报（即区、局系统和基层单位群众组织编发的报纸），上海是如何整肃的呢？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意见》肯定了群众报刊在文革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指出了现在这类报刊“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改进意见”：1、一律不许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及中央内部文件；2、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3、必须迅速制止群众报刊的泄密现象；4、着重从政治上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搞“黄色新闻”、“马路新闻”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4-6页。）
在此，将中央的《意见》与同期上海的《报告》、《意见》等比照辨析，可发现中央的《意见》主要强调了群众报刊宣传中的失误，所以要进行“改正”；而上海方面的文件则着重申明资源紧张，所以要进行“压缩”。那么，是否上海的群众报刊不存在中央《意见》中所指出的“失误”呢？上海从来不是一块净土，只是当时政宣组的着眼点在于压缩第二类群众报刊，而暂缓了对丛生于基层的第三类报刊的整肃。考察上海的群众报刊，中央《意见》指出的“失误”确实广泛、庞杂地存在于第三类报刊中。不久，市革委会政宣组便根据中央《意见》的精神，对各群众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查。
据1967年7月10日政宣组披露的检查情况称：1、有的报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例如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中漏字、漏句。2、有的报刊擅自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经核实，未经公开发表的指示、讲话。例如《新上医战报》刊登了《毛主席对批判刘少奇的几点意见》。3、有的报刊擅自刊登未公开的中央文件。例如同济《东方红》通讯、新上医《红卫兵》通讯等刊登《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等。4、有的报刊传布各地“揪叛徒”的情况。例如交大《反到底通讯》刊印了《安子文叛徒集团简介》，公布了有关人员的姓名和职务。5、有的报刊渲染各地武斗的残酷景象。例如《交大通讯》称“西南师范学院策划惨绝人寰的大血案”。6、有的报刊传布政治谣言“为美蒋张目”。例如《文革通讯》称“美国派遣2-3千间谍抵香港，专门窃取我文化大革命情报”，新上医《红卫兵》通讯称“台湾消息：蒋匪一雷达系统设施移至我沿海”。7、有的报刊编写马路新闻，“迎合低级趣味”。例如有《刘亚楼之死》、《陈丕显与雪茄烟》等。（注：1967年7月1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41期《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看来，上海的第三类报刊编织各路“小道消息”的渠道和功能，不仅是通畅的，而且是齐备的。政宣组在分析原因时，承认自己“缺乏对群众报刊工作的领导”，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又没有“认真重视，放任自流”，编辑人员“受资产阶级新闻观影响”，并坦言出现了“同人办报”的情况。（注：1967年7月1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41期《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其实，更为严重的情况是这第三类报刊在不断编造出笼的同时，还因其披露了传言和内幕，充斥着新奇和刺激，既满足了人们关心运动发展的政治需要，又迎合着人们搜罗齐东野语的猎奇心态，而不断地流传于社会，最终形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市场。有意味的是，5月14日中央《意见》下达后，最先对此作出反应的不是政宣组，也不是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而是正处于被“压缩”中的第二类群众报刊。它们振振有词地发表文章，谴责主要由第三类报刊构成的“小报交易”市场（此间，多少有些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感觉）。下面编辑几段报摘，以求反映当时的交易情况和舆论倾向：
1967年6月1日《赤卫军》文章《狠狠打击交换材料黑市场》：“继取缔纪念章交易的黑市场以后，最近又出现了一股材料交换的歪风。在市区内比较集中的交换场所有好几处。”“在马路上，三五成群，东一堆，西一堆，挤得满满的，连交通都堵塞了。少数坏人还利用人多拥挤，进行偷扒、盗窃、诈骗等流氓阿飞活动。”
1967年7月4日《体育战报》革命群众来信《坚决抵制交换材料这股歪风》：“近来在静安寺、上海美术馆隔壁弄堂等地，我们经常看到聚集着人群，他们带着各种材料、文件、报刊在交换。他们有的拿在手中叫换，有的放在自行车后垫上等换，有的干脆铺在地上摆书摊。他们不仅互相调换，有的甚至做起买卖，最盛行的是一种搭货法。”“交换材料的大多数是青少年。有的职工也迷恋于换材料。”该报《编者按》指出：“这次调换材料歪风，比调换纪念章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配合公安部门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交换材料场所，严办投机倒把分子。”
1967年9月20日《工人造反报》赵毛头等造反队员来信《坚决取缔买卖非法印刷品的自由市场》：“近来，在南京路市中心一带，叫卖自编自印的所谓‘动态’、‘消息’、‘资料’等小报小刊的越来越多”，“看到他们席地而坐、沿街叫卖，一些老工人尖锐地说：‘这同旧社会的黄色小报有什么两样呢？这种沿街叫卖的样子就象卖《大美晚报》一样。”该报《短评》指出：“新闻工作是一场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有些同志天真地以为，这样抄抄写写，搞这么一份小报刊，就是在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贡献’，殊不知正好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还有些组织搞一份小报小刊，·据说是为了赚一些钱，解决一些组织经费。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在你的头脑里找到了‘根据地’。”
1967年9月21日《上海红卫兵》读者来信《立刻制止买卖“小道消息”！》：“最近一个时期，在南京路等地，每天有一堆一堆买小报的人，从早到晚，风雨无阻，热闹非常，真可谓成了买卖小报的市场”，“小报出售的价钱很贵，这些小报的大小只有晚报的一半，照理只应收一分，可一般都要收二分一份。”该报《编者按》指出：这些“小道消息违背大方向，混淆革命群众的阶级视线，有的则不知不觉当了阶级敌人、美蒋特务的情报员，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很明显，1967年第二季度以来，上海的小报“交易市场”就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且以南京路为“主轴”——从浙江路到西藏路，再从美术馆到静安寺进行运转，并放射到四周的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闸北区、徐汇区等热闹地段。其实，当时不少群众小报的编辑部埋伏在南昌路、威海路、瑞金二路、石门二路、陕西南路附近的路段里，消息来源通达，发行流通便捷，具有很强的运作功能和机动性，因此这类小报“交易市场”始终显得很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