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中国论文,名义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单个的双边汇率，有效汇率能更好地体现一国的对外竞争力，也能够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政策制定和市场分析方面，有效汇率主要有以下重要作用（Klau & Fung，2006）：（1）反映一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2）作为一国货币和金融状况的指标之一；（3）对外部冲击的传导进行度量；（4）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或者操作目标。因此，准确地度量有效汇率，对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过，在传统的有效汇率计算方法中，贸易伙伴的权重是基于一国加总的贸易额计算得来的，它所度量的是一个国家总体的对外竞争力。然而，在一个国家当中，不同行业的贸易结构是不同的，各贸易伙伴对不同行业的重要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加总的有效汇率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不同行业对外竞争力变化的差异，而且用总的有效汇率指数来分析汇率变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大的偏差。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Goldberg（2004）的研究发现，采用加总的美元有效汇率来分析汇率变化对不同行业生产者利润的影响，会得到汇率变化对利润的影响不显著的误导性结论。他进一步测算了美国不同行业的有效汇率，发现分行业有效汇率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汇率变化对不同行业利润的影响。Alexandre et al.（2009）分别计算了葡萄牙的加总有效汇率和分行业有效汇率，发现分行业有效汇率在解释就业变化时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Sato et al.（2012）计算了日本8个主要制造行业的分行业有效汇率，发现运用分行业的有效汇率能够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动对日本各出口行业股票收益率的影响。
在国内相关研究方面，陈学彬等（2007）采用分行业实际名义有效汇率分析了我国主要行业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发现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很强的盯市能力，加工贸易行业的盯市能力相对较弱，而原材料行业基本没有盯市能力。李宏彬等（2011）基于进出口企业的实际名义有效汇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名义有效汇率对我国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不同企业之间，进出口的汇率弹性存在很大差异。陈斌开等（2010）分析了在我国出口中占比较大的11个工业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与出口价格和出口竞争力的关系，其结果仍然表明汇率变化对我国各行业的出口价格存在不同的影响。以上国内作者的文章都运用了分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来进行相关研究，其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出口价格或进出口贸易量与名义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监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更加准确地分析和预测汇率变动对我国各出口行业的影响，本文编制了2000年1月到2012年10月的人民币月度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并详细阐述了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计算方法，分析了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化情况及其差异。然后，考察了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世界主要货币对我国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程度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最后，我们根据本文所编制的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分析了我国主要工业制品行业的出口值和出口价格与名义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对比研究了加总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在反映各行业出口竞争力方面的准确性。
一、中国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特征
（一）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计算
计算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需要考虑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贸易伙伴的选择、行业分类和各贸易伙伴在不同行业中权重的确定、名义有效汇率的计算方法。下面对其分别进行讨论。
1.贸易伙伴的选择
鉴于出口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本文在贸易伙伴的选择以及权重的计算方面都是以出口额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进而分析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对我国各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首先，我们选出1999-2011年间，在我国各年度的总出口额中占比至少有一次超过1%的国家/地区作为主要的贸易伙伴。表1列出了按此标准选出的我国21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地区，我国对这21个贸易伙伴的出口额占到了总出口额的80%。
然后，根据上述标准，在表1列出的国家/地区中选择各行业的主要贸易伙伴组成计算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货币篮子。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行业所包含的贸易伙伴可能会有所不同。
2.行业的分类和权重的确定
本文计算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所采用的行业分类，是按照海关协调制度（HS）的分类方法，将所有出口商品分为20个大类（武器行业和特殊交易品行业，鉴于其特殊性和数据可得性，未予考虑）如表2所示。
接下来，根据上述行业分类，计算样本期内各年度、各个贸易伙伴在每个行业的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并以此作为该贸易伙伴在名义有效汇率计算中的权重。我们假设对各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之和等于我国总的出口额，以确保各国的份额之和为1。
表3列出了2011年在我国总出口额中占比最大的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在各行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其中“总出口额”表示各国/地区在我国的总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表1中的六个欧元区国家由于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因此在计算权重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可以看到，各贸易伙伴在不同行业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与其在我国总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其份额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以美国为例，在我国的总出口额中美国所占比重为22.1%，而在占比最小的矿产品行业中，其份额只有5.8%，在占比最大的鞋、帽及其零件行业中，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到了我国该行业总出口额的40.2%。由此可见，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汇率变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采用基于行业出口数据所确定的权重，来计算分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是很有必要的。
在计算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时，是否对各贸易伙伴的权重进行适时的调整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在考察期内，贸易伙伴及其所占比重相对稳定，则可以基于某一基年的出口额数据来确定权重并保持该权重不变。这一方法的好处是名义有效汇率的计算相对简单，但其缺点是不能及时地反映各贸易伙伴国重要程度的变化。如果贸易伙伴及其所占比重在样本期内变化较大，则应该对权重进行适时的调整，以便名义有效汇率能够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化的相关影响（Klau & Fung，2006）。随着我国在2001年末加入WTO，各行业的出口贸易量都经历了高速的增长，而且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同时，由于近十年亚洲各国经济的快速融合，亚洲国家/地区在我国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因此，为了体现各贸易伙伴货币对名义有效汇率影响程度的变化，使名义有效汇率能够更准确和及时地反映我国各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我们在计算中采用了时变权重的方法，每年对权重进行一次调整。①具体来讲，每一年度计算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权重，就是其前一年各贸易伙伴在各个行业的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如表3中所列的2011年各贸易伙伴在各行业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就是计算2012年的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权重。
3.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计算方法
根据Sato et al.（2012）计算名义有效汇率的方法，本文构造了如下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计算公式，其计算方法是将各期人民币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汇率，以各行业的出口贸易额为权重进行几何加权平均，然后再链接为各行业总的名义有效汇率。
其中，
为t期以第i国货币表示的人民币的价格（因此，名义有效汇率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n为名义有效汇率货币篮子中包含的货币数目，
为t期第i国在行业j的名义有效汇率中的权重（即第i国在我国j行业上一年度的总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本文计算的名义有效汇率的基期为2000年1月。
（二）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特征
图1展示了计算得到的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化情况（为了图示的清晰，只列出了最具代表性和最主要的行业）。可以看到，虽然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是其变化幅度，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水平值却有很大差异。例如，2009年3月，所有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都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点，但各行业的最高名义有效汇率之间的差异却很大，其中植物产品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最高，达到了129.2，而最低的动植物油、脂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只有114.8，两者的差别为12.5%。变化幅度方面，从2005年汇改到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时间段内，植物产品行业和纺织品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分别达到了33.1%和27.4%，而动植物油、脂行业和珠宝、贵金属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分别只有21.5%和22.6%。可见，出口竞争力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最大的行业是纺织和植物产品行业，而动植物油、脂和珠宝行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之间的差异，我们对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定量统计分析，表4给出了从2000年1月到2012年10月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描述性统计量。可以看到，在所有行业中，动植物油、脂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的均值和最大值都为最低，表明该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程度最低。与此相反，植物产品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的均值和最大值在所有行业中都是最高的，因此表明植物产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最为严重。从波动性的角度来看，木浆、纸、纸板及其制品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最为剧烈，而动植物油、脂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最稳定。
二、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与主要货币之间的关系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银行根据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国内外金融形势的发展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因此，深入地分析各主要货币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程度，特别是从行业的视角来考察各主要货币的重要性，可以为汇率管理有效地发挥其在稳定和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上述目的，本文借鉴Frankel & Wei（1994）的方法，分析了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世界主要货币对我国各出口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为了能够深入地了解各主要货币对名义有效汇率影响程度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我们将样本数据分为三个时期分别进行考察，首先是2000.1—2012.10的整个样本期，然后是2005.7—2008.6和2010.7—2012.10两个子样本区间，它们分别对应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后的两个时间段。②
表5给出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整个样本期内，对于所有行业，人民币和美元的双边汇率都是对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影响最大的因素，其次是欧元，而日元的影响相对较小。另外，对于所有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美元的影响都超过了40%，有的行业还高达60%以上，大大超过了美国在我国各行业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的贸易伙伴中有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货币都是盯住美元或者部分盯住美元所致。Frankel & Wei（1994）的研究表明，东亚国家的货币基本都是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与欧元的双边汇率对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也都大于欧元区国家在各行业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这说明欧元对各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也存在重要影响。与此相反，人民币与日元的双边汇率对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大致与日本在各行业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相当，说明日元对各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影响很小，该结果与日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大幅下降是相吻合的。
通过对比不同子样本区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以后美元对几乎所有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程度，无论与整个样本期相比还是与金融危机前相比都有所下降，特别是与金融危机前相比下降最为明显。而欧元在金融危机后对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程度，与整个样本期相比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相比于金融危机之前仍然有所降低。这显示出金融危机以后各国为了自身经济复苏的需要，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而放松了对美元和欧元的盯住，特别是放松了对美元的盯住。另外，我国在2009年4月正式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此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贸易越来越多地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统计资料显示，到2012年底，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额已占到我国总进出口贸易的12%。结算货币的变化，可能会使周边亚洲国家增加其货币篮子中人民币的权重而减少美元等其他货币的权重。这是否也是美元和欧元对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影响程度下降的一个原因，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迄今为止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仍然是我国各行业名义有效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央行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参考货币来管理和调节人民币汇率是合理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以后，美元在所有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中的重要程度都明显降低。因此，央行在进行汇率管理时应该赋予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更大的权重。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定汇率政策时，应充分认识到各种货币对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为任何双边汇率的变动对各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避免由于汇率调节出现较大偏差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对各行业出口值的影响
出口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特别是2001年末我国加入WTO以后，各行业的出口值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显著。自2005年7月我国实行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中最主要的担心就是人民币升值会对我国的出口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然而，汇率变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只有准确地了解了汇率对各行业出口的不同影响，才能更好地判断实体经济对汇率变化的反应，也才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对汇率政策进行调整，以确保我国出口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运用分行业的名义有效汇率来分析我国加入WTO以来（2002年1月-2012年8月）各行业出口额与汇率变化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制品在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初级产品的占比逐渐降低，2011年工业制品出口额占到了我国总出口额的95%，初级产品的占比仅为5%。鉴于工业制品行业在我国出口额中的绝对地位，本文重点对8个主要工业制品行业的出口额与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③
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一国的出口主要受到本币的汇率、本国的价格水平、外国的价格水平以及外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因此，本文所考虑的解释变量除了分行业名义有效汇率（NLL
汇率传递（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是近年来国际经济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特别是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问题，按照“依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PTM）理论，其原因在于出口企业存在的依市定价行为，而这一行为的实质则是，在汇率变动时，出口企业通常需通过调整自身的出口利润来保持出口价格或出口市场份额的稳定，而较高的依市定价行为更意味着利润空间的大幅度压缩，如本币大幅升值的情况出现，很多时候甚至会出现部分出口企业无法负荷本币升值而濒临倒闭的现象。
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弄清楚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程度对于了解出口企业的出口价格与利润调整行为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且升值幅度较大，实体经济特别是其中所占比重不小的出口行业日益艰难的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国外的相关研究中，Knetter（1993）研究指出，以出口目的地国际货币计价的日本出口价格抵消了48%的汇率变动，相同情况下的英国和德国的出口价格则为36%；Hooper和Mann（1989）、Athukorala和Menon（1994）的研究中分别讨论了美国以及日本制造业进出口商品价格中存在的汇率传递情形，结果发现美、日进出口市场上分别存在着汇率的不完全传递。Feenstra（1989）利用1974年1季度至1987年1季度美国从日本进口商品的单位价值作为进口品价格，分析了小汽车、大卡车和重型摩托车三种产品的进口汇率传递，研究结果显示，行业间的汇率传递效应具有显著的产业差异性，大卡车约为63%，摩托车接近100%。Anderton（2003）计算了欧元区工业制造品部分的汇率传递系数，得出长期的系数为50%，短期为70%。Goldberg和Knetter（1997）的研究表明，美国进口品汇率传递效应系数在0.6左右，是不完全的。Ito、Sasaki和Sato（2005）运用VAR模型，对马来西亚、韩国、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除了印度尼西亚外，其他国家的汇率传递效应都很小。而Korhonen和Wachtel（2006）对独联体国家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Fuentes（2007）以哥伦比亚、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四个发展中国家为对象所进行的研究，以及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的许多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陈斌开等（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各产业出口价格汇率传递程度和依市定价能力都存在较大差异。采掘、造纸、皮革等行业具有较小的PTM程度，化学、食品、文教等行业具有较大的PTM程度。马淑琴等（2010）等根据浙江出口企业的情况进行的研究认为，在汇率改革之后，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PTM）能力有所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企业品具有有限的依市定价能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无依市定价能力或具有有限的依市定价能力。陈学彬等（2007）认为，我国出口企业的依市定价能力差别较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定价能力较强（出口企业面对汇率升值大幅降低本币的出口价格）；而能源、原材料等类别则表现为没有或下降的定价能力。毕玉江等（2007）研究得出，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依市定价能力在不同行业间差异较大，依市定价能力表现较为突出的是SITC8类企业出口企业品（杂项制品）以及SITC7类企业出口企业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王胜等（2010）、文争为（2010）、胡冬梅等（2010）等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一，目前应用面板数据进行出口行业PTM行为研究的文献为数不多，且普遍存在着样本期长度偏短的问题，尤其是部分横跨汇改前后的文献，其汇改后的样本期更短。这样一来，就导致大部分研究很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较为全面地观察汇改后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不同行业的汇率传递及其依市定价行为特征。
其二，而这又导致了大部分的研究只能局限在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化的短期反应上，而未能进一步地考虑到出口价格（及出口商依市定价行为）对汇率变化长期反应的研究上来，更遑论将短期反应放在长期反应的大背景下，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了。
其三，更重要的是，汇改后的中国出口产业存在多大程度的“依市定价”行为？出口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汇率变化传递至出口价格上？汇改后的升值变化由国内企业自身来承受的程度为何等等？这些问题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关注得很不够。
有鉴于此，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二、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Goldberg和Knetter，1997）构建了一个代表性出口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前提下的定价策略模型。出口商其本币利润最大化函数为：
Lnexp=c+βLnneer+δLnmc+φLngdp+ε
（6）
其中，exp（代表p*）为本国出口品价格（目的地通货定价），neer（代表s）表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gdp（代表Q）衡量的是国外需求大小，mc表示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回归系数β即为衡量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的估计参数，即汇率传递程度。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及处理
本文根据《中国出口主要商品量值统计表》分类方法，将我国主要出口商品分为24个行业，按可得数据选取其中的20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仪表仪器（YB）、医药（YY）、信息（XX）、文体教育（WJ）、通用设备（TS）、塑料橡胶（SX）、食品饮料烟酒（SY）、石油化工（SH）、农产品（NC）、木制品（MZ）、矿产品（KC）、金属冶压（JS）、交通运输设备（JY）、家用电气（JD）、化学制品（HX）、专用设备（ZY）、非金属矿物（FJS）、纺织（FZ）、电气设备（DQ）、服装鞋帽（FX）。本文的实证研究中所选取的变量包括各产业的出口价格指数（exp）、名义有效汇率（neer）、出口商生产成本（mc）以及国外需求（gdp）。
（1）出口价格指数（exp）：鉴于中国缺乏公开的出口价格指数，本文根据《中国出口主要商品量值统计表》中所列的各种出口产品量值及分类进行指数构建。由于在样本期间的某些月份可能出现没有出口记录的情况，本文在此选择遗漏项前后两期的数据资料加总算术平均以替代此月的出口数据。在编制出口价格指数时，首先根据各出口商品的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计算各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在此基础上参考了杜运苏（2010）的处理方法，计算各行业的拉式指数：
，其中i表示各产业中的不同产品，t表示时间，P为出口价格，Q为出口数量。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有效汇率采用间接标价法，指数上升代表人民币升值，指数下降则代表人民币贬值。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
（3）出口商品生产成本（mc）：由于行业较多，各行业的生产成本很难准确衡量，本文根据此前绝大多数文献的通用做法以工业品出厂价格历年数据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因为中国只公布PPI的同比数据。为了换算成定基指数，借鉴毕玉江、朱钟棣（2006）等的处理方法，用生产资料价格环比指数先把2005年各月的价格指数换算成以2005年7月为基期，计算总的定基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环比数据来源于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4）国外需求（gdp）：考虑到行业的各自需求难以衡量和确定，本文选取我国主要出口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加权平均来统一衡量。根据我国对主要出口贸易国的出口份额，本文选取了前四位出口国家或地区，分别为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其出口份额占到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权重”是全部出口四国各自的份额，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以上数据的样本期为2005.07—2011.04，且各指数均以2005年7月为基期。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各指数均做对数处理。同时，为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所有指数均做X12季节调整。
（二）Panel数据单位根检验与面板协整检验
在做面板协整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LLC、Hadri、IPS）以及时间序列的ADF和PP方法的检验结果显示，出口价格指数（Lnexp）、名义有效汇率（Lnneer）、国外需求（Lngdp）和出口成本（Lnmc）均为I（1）单位根过程①，故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在此基础上，采用Pedroni（1995，1999）的面板协整检验，以两种类型的检验方法（pooled panel协整检验以及groupmean panel协整）来进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种检验均拒绝了上述四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而这表明上述四个序列存在着协整关系，可以进行长期均衡关系估计。
（三）面板模型选择
在对面板协整关系具体估计之前，还需要选择合适的面板计量模型。Hausman检验的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有效的原假设，因此应为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进一步地计算还发现，模型应采用面板固定效应的变系数形式。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四）长期反应（长期均衡关系）的探讨：面板协整估计结果
在主要出口商品的24个产业分类中，除少数几个缺乏可得数据的行业外，本文囊括了其中的20个行业。由于行业间的出口价格的差异较大，可能会导致模型存在显著的异方差，同时，由于本文所选数据的时间长度大于截面宽度，也可能会导致模型存在截面相关问题，故本文同时运用了Cross-Section Weights和Cross-Section SUR两种估计方法，且在模型中加入AR（1）和AR（2）以消除自相关。最后，依据估计系数的经济意义及估计系数的标准差最小原则来选择合适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本文应使用Cross-Section Weights方法来对所要探讨的问题加以考察。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给出Cross-Section Weights方法下的估计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表2中模型的残差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项不具有单位根过程，表明出口价格、名义有效汇率、生产成本和国外需求四个变量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残差平方和较小，拟合优度为0.96，F统计量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从总体上看，模型估计良好。
表2的协整估计结果显示，在本文所考察的20个行业中，除医药（YY）、通用设备（TS）、电气设备（DQ）和服装鞋帽（FX）4个行业外，其余16个行业的估计系数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该16个行业的出口商品价格与名义有效汇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从行业层面来看具有显著的产业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
从长期来看，仪表仪器（YB）、信息（XX）、文体教育（WJ）、石油化工（SH）、交通运输设备（JY）、家电（JD）、纺织（FZ）7个行业的转嫁能力相对较大，平均传递大小为0.54，这意味着出口商基本上能将汇率变化的50%以上转嫁出去；而塑料橡胶（SX）、食品饮料烟酒（SY）、木制品（MZ）3个行业对汇率变化的转嫁能力较弱，平均传递程度仅为0.152，而食品饮料烟酒（SY）尤其低，仅为0.009，也即意味着该行业的汇率传递效应仅在统计意义上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矿产品（KC）、金属冶压（JS）和化学制品（HX）3个行业的汇率传递估计系数平均为1.547，表明存在着完全且过度的传递效应，这意味着出口企业不仅能够将汇率升值造成的成本完全传递至进口国企业，而且还能够借汇率升值提高成本加成。
此外，本文还发现，农产品（NC）、专用设备（ZY）、非金属矿物（FJS）3个行业的估计系数符号为负数，平均估计弹性为-0.39，这意味着这3个行业的出口商品价格与汇率变动存在着负向影响关系，出口商面对汇率升值不仅不会调高出口价格，反而还会降低出口价格。
（五）汇率变动下价格调整的长期反应与短期反应：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研究
面板协整模型的检验及估计结果证实了出口商的出口价格、名义有效汇率、生产成本以及国外需求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具有行业差异性。根据Granger协整表示定理，这种长期反应（均衡）关系对出口商的出口价格反应行为的短期偏离应该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基于此，进一步地，继续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各行业对汇率变化的短期调价行为是否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以及当短期内价格行为偏离长期均衡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模型的误差修正项为表2固定效应面板协整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滞后项。考虑到模型需要估计的系数数量较多，故在此仅对解释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滞后期越长，模型的自由度损失就越多，同时在变系数模型下需估计的系数也就越多，在有限的样本容量下，系数估计的可靠性将会降低）。建立如下模型：
表3估计结果显示，即便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衡量短期价格调整行为的估计系数也大多不显著。这表明，大多数行业的出口商在面对汇改后的汇率变化（主要是升值性变化）时短期内并不会即刻调整人民币出口价格来吸收汇率变动。
实际上，在本文所考察的20个行业中，仅有少部分行业（共有7个行业）对汇率变化具有短期反应。其中，金属冶压（JS）和化学制品（HX）2个行业的出口价格对即期汇率变化反应显著。估计结果显示，汇率每变化一个百分点，金属冶压（JS）和化学制品（HX）的出口价格分别变化0.75和1.39个百分点。而信息（XX）、通用设备（TS）、塑料橡胶（SX）、食品饮料烟酒（SY）和金属冶压（JS）五个行业的出口价格对滞后一期的汇率变化反应较为显著，且传递程度较大，部分行业甚至有超调的价格传递行为，平均传递程度达到1.15。值得注意的是，估计结果还显示，农产品（NC）出口商具有异样的价格反应，出口价格对滞后一期的汇率变化反应较大，汇率每升值一个百分点，出口价格反而下降2.7个百分点。对此，显然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大部分行业（占所有行业的2/3）出口商面对汇率变化短期内价格偏离的反应仍然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反映这一特征的误差修正项系数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有10个行业显著，且系数符号大多数为负。也即将短期价格反应放在长期价格反应（均衡关系）的大背景下，发现大部分出口商面对汇率的变化（特别是汇改后的升值性变化）无力即刻就做出反应，而只能通过长期缓慢的价格调整将汇率变动造成的成本部分逐步地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去。
根据误差修正系数绝对值的取值范围，各行业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对出口价格短期偏离的调整力度在不同的行业间差别较大，具有显著的产业差异性。其中，信息（XX）、农产品（NC）、专用设备（ZY）三个行业的误差修正系数绝对值较大，平均达到0.48，表明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出口价格的偏离在下一期具有接近50%的调整；医药（YY）、通用设备（TY）、矿产品（KC）、交通运输（JY）和通用电气（TD）5个行业的误差修正系数绝对值都集中于0.3～0.4之间，平均为0.35，表明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出口价格的偏离在下一期具有35%的调整力度；文体教育（WJ）和塑料橡胶（SX）的误差修正系数绝对值较小，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出口价格的偏离在下一期分别只具有27%和17%的调整。
四、汇改后不同行业的汇率传递程度及其PTM的特征
依据前述汇率传递效应与依市定价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由表2（长期协整关系），估算了各产业的依市定价（PTM）系数，如下页表4所示。
通过表4可以发现，总体上来看，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汇改后都具有随汇率升值而降低成本加成的依市定价行为，平均大小到达-0.72，也就意味着从总体上来看，出口商需要通过调整成本加成将汇率变动的72%完全靠自己来吸收消化，而仅能将剩余的28%转嫁至国外进口商中。事实上，即便是依市定价程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也要吸收接近50%的汇率变动，而部分国际竞争力过弱的行业，出口商不得不被迫吸收接近完全的汇率的升值变化。具体的：
矿产品（KC）、金属冶压（JS）和化学制品（HX）3个行业的依市定价系数大于0，表明这三个行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面对汇率变化时不仅能够将汇率变动造成的成本转嫁至国外进口方，而且还能借机提高成本加成。这种竞争能力使得出口商面对汇率变化有能力立即做出反应。误差修正模型对此予以了揭示，表现在矿产品（KC）、金属冶压（JS）和化学制品（HX）三个行业都对短期的汇率变化反应显著。
对此，本文认为，就金属冶压（JS）行业来说，其可能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当汇率升值时，能够依靠其市场势力提高出口价格。陈晓华、黄先海（2010）的研究指出，我国金属制品出口的技术含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且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日渐相似。因而，这表明从出口技术含量上来说，我国金属冶压制品的出口商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一定的议价权，能够将汇率升值部分转嫁至国外进口商。
就矿产品（KC）和化学制品（HX）两个行业来说，除具备一定的市场势力之外，这可能也与国外较强的需求有关，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国外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矿产品（KC）和化学制品（HX）的出口价格将会分别上涨1.63和2.06个百分点。因而，国外需求的增加使得这两个行业有能力将汇率变动的成本及时地转嫁出去。
然而，大部分行业的依市定价估计系数值是小于0的，且从系数绝对大小来看，相比较而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1）仪表仪器（YB）、信息（XX）、文体教育（WJ）、石油化工（SH）、交通运输设备（JY）、家电（JD）、纺织（FZ）7个行业的依市定价程度相对较低，平均依市定价程度为0.46（绝对值），意味着汇率每升值一个百分点，出口商就需要自身来吸收0.46个百分点。
（2）塑料橡胶（SX）、食品饮料烟酒（SY）、木制品（MZ）3个行业的依市定价程度相对较高，平均大小为0.85（绝对值），这意味着这几个行业的出口商需要吸收汇率变动部分的85%，而食品饮料烟酒（SY）的依市定价程度尤其高，达到0.991（绝对值），也即完全要靠自己来将汇率变动造成的成本吸收。
从行业的依市定价视角来分析，本文认为，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其一，不同产业的产品替代性及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不同，导致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依市定价程度。产品替代性越大，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压力越高，出口企业依市定价程度也就越高。就以纺织（FZ）产业来说，国内纺织、服装企业数量众多，这些企业的产品差异化并不大，产品间的替代性很强，由此导致产业内商品的出口竞争压力很大，低价战略几乎成为提升出口数量的取胜之道。而在国际市场上，该产业同样也处于高度竞争状态，许多新兴国家以及低成本国家的商品对我国此类商品的替代性很强，我国出口企业的价格变动的空间特别是向上的空间很低（定价权很弱）。因而在面临汇改后汇率的持续升值时，此类行业中的出口企业别无他法，只能不断的压缩自身的利润空间，（相比起汇改前）进一步地强化依市定价程度才能稳定出口，从而表现出较低的汇率传递效应和较高的行业PTM程度。
其二，也可能与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有关，加工贸易是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所要依靠的主要方式。而汇率变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就在于外方愿意承担多大程度的升值。显然，依据本文的研究，我国出口商具有较高的依市定价程度，即表明国外进口商并不愿意吸收“汇改后”汇率升值造成的成本上升部分。这从而导致我国出口商不得不具有较大的依市定价程度，汇率传递效应因而较小。
其三，出口退税政策及其行业差异性也是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其有产业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从出口退税政策来看②，各产业的出口退税率并不相同。国家有差别的出口退税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出口企业的成本，使得某些行业出口企业更有能力通过调整出口加成的方式来稳定出口价格，从而导致各行业出口企业具有显著的且并不相同的依市定价行为，因而汇率传递弹性也各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方面中的某些方面，譬如产品的可替代性以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压力等方面，在汇改后有过之而不及。例如，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及通货膨胀造成的人工成本上升，许多外资企业迁往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以使其更有成本上的竞争力。其结果是，中国许多行业出口商品的可替代性以及外部的竞争压力反而比汇改前更大一些了。这也构成了汇改后即便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部分行业仍然要维持相当高的依市定价程度的原因。
本文通过面板协整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我国汇改后主要出口商品的依市定价行为。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将出口商应对汇改后汇率变化的短期价格反应放在长期反应（均衡）关系的大背景下考察时，发现汇率变化对我国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品价格具有长期影响，短期影响不明显。这意味着从整体上说，对于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大部分行业的出口企业只能在长期内逐步消化汇率的变化。
第二，由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看来，根据误差修正系数绝对值的取值范围，各行业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对出口价格短期偏离的调整力度在不同的行业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具有显著的产业（行业）差异性。
第三，总体上看，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汇改后都具有随汇率升值而降低成本加成的依市定价行为，平均大小到达-0.72，这意味着出口商需要通过调整成本加成将汇率变动的72%靠自己来完全吸收消化，而仅能将剩余的28%转嫁至国外进口商中。实证结果显示，即便是依市定价程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也要吸收接近50%的汇率变动。
从政策层面来说，即便是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发生了较大的升值变化，由于微观层面的出口商普遍存在的PTM行为，使得出口商为保持出口价格以及出口市场的稳定而吸收了大部分的汇率变化，未能将汇率的升值性变化彻底地转嫁到出口价格上。故汇改后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的升值变化，实际上更多地是由我国企业自身的利润压缩来承受和消化的。而这又意味着，汇改后过去多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看来确实对出口行业（占了实体经济中相当部分）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更是其利润越来越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①由于篇幅的限制，具体的检验结果略去，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在某些时候，部分行业出口商品甚至达到17%的出口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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