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陵峡周代考古学文化与早期楚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陵峡论文,周代论文,考古学论文,文化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期楚文化是目前楚文化研究的热点，对早期楚文化的探讨牵涉到楚文化渊源、早期楚都丹阳地望等一系列关键问题，颇受学界的关注。
西陵峡区是探讨早期楚文化的重要地区，与楚文化起源和楚都丹阳探索有密切关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就在西陵峡内进行调查与试掘，发现两周时期遗址多处①。根据当时的认识，初步推定：“西陵峡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大致属于楚文化系统②。”这些较早期的考古学认识，一度成为丹阳“秭归说”的考古学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后，三峡地区的考古资料逐步积累，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工，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随着楚史、楚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楚文化考古的进展，学术界对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了较深的认识，楚都丹阳“秭归说”逐步被学术界所否定。
从20世纪90年代起，考古学者试图通过对早期楚文化的研究，探索楚文化渊源。程平山③、王力之④均对江汉地区西周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析，系统探讨早期楚文化。余静⑤、白九江⑥以及黄尚明⑦则依据三峡考古资料，探讨楚文化的西进过程。
本文是在此基础上，考察西陵峡区与早期楚文化相关的周代考古学文化，并探讨西陵峡区周代考古学文化与早期楚文化的关系及峡区楚文化的进程。
一、典型遗址
西陵峡区的周代遗址，在香溪宽谷地带有巴东雷家坪⑧、巴东宝塔河⑨、秭归庙坪⑩，香溪河流域主要有秭归官庄坪(11)、秭归乔家坝(12)，庙南宽谷地带主要有秭归柳林溪(13)、秭归曲溪口(14)、宜昌上磨垴(15)、宜昌小溪口(16)等遗址，其中庙坪、官庄坪、柳林溪、上磨垴、乔家坝等遗址的文化堆积较为丰富，是主要的资料。
(一)秭归庙坪遗址
庙坪遗址位于三峡地区的香溪宽谷地带。1995～1997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基本揭露了庙坪遗址，发现新石器、周、汉、六朝、唐宋及明代等各个时期的遗存。其中周代遗存是庙坪遗址保存最丰富的部分，包括遗址和墓葬，序列较为完整，发掘报告将其分为五期。遗址部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西周早期或稍晚，包括H11、H21、H24、H14、H23；第二期相当西周中期或略晚，以第5层为代表，包括：H8、H29、H30、H31、H7、H13等单位；第三期为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以第4层为代表，包括H4、H6、H20、F2、G1、H19等。43座周代墓葬则分为二期五段，第四期一段相当于春秋中期，以M3为代表；二段相当于春秋晚期，包括M14、M15、M22、M53、M105等；第五期三段相当于战国早期，包括M39、M93、M94、M76、M50；四段相当于战国中期，包括M71、M100、M92、M5、M8、M43等；五段相当于战国晚期。
(二)秭归官庄坪遗址
官庄坪遗址是秭归地区最重要的周代遗址之一，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曾试掘。官庄坪遗址共分6层，周代遗存为第4～6层，有4个灰坑，H1、H2打破第4层，H1又打破H2，H3、H4开口于第5层下，其层位关系为：H1→H2→④→⑤→H3、H4→⑥。胡雅丽、王红星将其分为四期，第一期即第6层为西周晚期，第二期即第5层为两周之际，第三期即第4层为东周早期，第四期即H1为东周中期或偏早(17)。1996年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官庄坪遗址进行多次大规模发掘，正式报告将官庄坪遗址周代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春秋中期偏早，典型单位有H21、H72、第10层、G14、G16、G8、H132；第二期为春秋晚期，典型单位有H16、H31、H125、H127、H126、H113、H61、H49、H4、G11、H8、H118、H19、H41、H131、H132、第9层；第三期为战国早期，典型单位有H33、H7、H29、H39、H18、H20、H14、第8层。
(三)宜昌上磨垴遗址
上磨垴遗址位于三峡大坝处的长江北岸，199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全面发掘，发现与楚文化关系密切的西周中期文化遗存和春秋时期的冶铸遗存。该遗址主要文化堆积属周代，共分6层，第4～6层为周代文化层，出土遗物、遗迹较丰富。该遗址有原生文化层，延续时代较长，为建立峡区内的周代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第6层所出陶器器形均较小，鬲、豆、盂的形态均早于当阳赵家湖第一、二段的同类器物，简报据此认为第6层为西周中期；第5层所出器物则接近官庄坪、柳林溪遗址的同类陶器，年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第4层的时代则不晚于春秋晚期。
(四)秭归柳林溪遗址
柳林溪遗址位于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庙河村一组，1981年进行过一次小规模发掘，其第3层及开口于其下的H1年代为春秋早、中期。1998年又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新石器、商周、东汉、六朝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东周遗存极其丰富，有大量灰坑、灰沟和大型建筑，2001年的简报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正式报告将周代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西周晚期，包括东二区G4、第5层；第二期2段为春秋中期偏早，包括H14、H15，第3段为春秋中期，包括东二区第4层、F1②；第三期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包括东一、二区第3层、西区第4层，以及F1①、H1～H11、H18、H27～H34、G1～C3、G5～G8、M3、M8。
(五)秭归乔家坝遗址
乔家坝遗址位于长江北岸香溪河流域，北距官庄坪遗址约3公里。2001～200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该遗址有周代、唐宋及明清遗存，其中周代遗迹有33个灰坑，器类有罐、鼎、鬲、盆、甗、豆、尖底杯等，与官庄坪、柳林溪、上磨垴等遗址所出同类陶器相近，年代上限为西周晚期，下限至春秋中期。
二、综合分期
三峡地区的遗址由于受江水冲刷严重，一般保存不好，并有严重的倒装现象，故此三峡地区的考古资料一般比较零碎，没有一个典型遗址可作分期标尺。因此，需要对上述遗存作综合分期。
(一)陶器
西陵峡区出土西周至春秋时期陶器遗物可作分期依据的主要有鬲、甗、盂、盆、豆、釜、罐、鼎等。
鬲是最主要的器物，目前考古学界对楚式陶鬲的研究已相当深入。西陵峡区出土的陶鬲分为大口、小口两型，以大口鬲为主。
1.庙坪H7②∶4
2.庙坪H7①∶3
3.乔家坝H20∶4 4.官庄坪H72∶5 5.上磨垴T2⑤∶2 6.官庄坪H8∶11 7.庙坪H7①∶1 8.庙坪T24⑤∶1 9.乔家坝H22∶102 10.官庄坪G8∶1 11.官庄坪H49∶4 12.上磨垴T22⑥∶7 13.庙坪G1∶4 14.官庄坪H72∶14 15.官庄坪H113∶1 16.庙坪T24⑤∶3 17.庙坪G1∶2 18.官庄坪H72∶8 19.官庄坪H8∶25 20.乔家坝H22∶1 21.官庄坪G16∶1 22.官庄坪H4∶6 23.乔家坝H11∶14 24.乔家坝H31∶2 25.乔家坝H22∶47 26.官庄坪G8∶11 27.官庄坪H19∶7 28.上磨垴T12⑥∶4 29.乔家坝H10∶21 30.官庄坪G16∶3 31.官庄坪H8∶13 32.庙坪H7②∶5 33.上磨垴T9⑥∶1 34.庙坪H20∶1 35.庙坪H4∶8 36.庙坪T25④∶5 37.乔家坝H22∶60 38.上磨垴T4⑤∶11 39.官庄坪H72∶12 40.上磨垴T21⑤∶1 41.官庄坪H8∶71 42.庙坪T24⑤∶33 43.庙坪T24⑤∶64 44.官庄坪ⅠT0208⑩∶11
A型：大口鬲，口径大于或略等于腹径。据肩、颈部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束颈，肩部较明显，口径明显大于腹径。早期为近方体或长方体，晚期演变为宽方体，肩部形态从溜肩到弧肩再到凸肩，可分为六式。
Ⅰ式：庙坪H7②∶4，夹砂黑褐陶。方唇，卷沿。上部饰圆形乳丁及凹弦纹，腹部饰方格纹(图一，1)。
Ⅱ式：庙坪H7①∶3。夹砂黑褐陶。圆唇，卷沿，弧腹，瘪裆，柱足较高。饰方格纹(图一，2)。
Ⅲ式：乔家坝H20∶4，夹砂灰陶。尖唇，敛口，卷沿，短颈内束(图一，3)。
Ⅳ式：官庄坪H72∶5，夹砂褐陶。方唇，卷沿，鼓腹，平裆。颈部绳纹抹平，颈以下饰弦断竖中绳纹(图一，4)。
Ⅴ式：上磨垴T2⑤∶2，夹砂灰陶。唇部略上仰，剖面略呈三角形，短颈，上腹外鼓，下腹内收，三柱足较矮(图一，5)。
Ⅵ式：官庄坪H8∶11，夹砂灰陶。方唇，卷沿，短颈，鼓肩，平裆微下弧。颈部绳纹抹平，饰中竖绳纹，肩部饰一道凹弦纹(图一，6)。
Ab型：矮颈，肩部形态较Aa形不明显，口径与腹径相等或略小于腹径，可分为五式。
Ⅰ式：庙坪H7①∶1，圆唇，卷沿，矮颈略束，瘪裆，柱足较高。饰方格纹(图一，7)。
Ⅱ式：庙坪T24⑤∶1，夹砂红胎黑褐陶。方唇，卷沿，弧腹。颈部绳纹模糊，腹部饰弦断绳纹(图一，8)。
Ⅲ式：乔家坝H22∶102，褐灰陶。方唇，侈沿上仰，窄肩，圆鼓腹。肩、腹饰凹弦纹和间断绳纹(图一，9)。
Ⅳ式：官庄坪G8∶1，夹砂灰褐陶。方唇，斜折沿，短直颈，弧腹，微瘪裆，三柱足外撇。颈部绳纹抹平，肩部饰一道凹弦纹，腹部饰竖中绳纹，底部饰交错绳纹(图一，10)。
Ⅴ式：官庄坪H49∶4，夹砂褐陶。方唇，平折沿，短直颈，鼓腹，平裆，柱足残。颈部绳纹抹平，腹部饰弦断中绳纹(图一，11)。
B型：小口鬲。口径小于腹径。
Ba型：束颈，斜肩。早期小口、斜肩特征均不明显，后期发展成小口、斜肩较长，颈部到后期消失，可分为四式。
Ⅰ式：上磨垴T22⑥∶7，夹砂红褐陶。方唇，口微侈，折沿，颈较长，腹壁较直，三足尖略内收。饰绳纹(图一，12)。
Ⅱ式：庙坪G1∶4，夹砂褐陶。圆唇，小口，卷沿，束颈(图一，13)。
Ⅲ式：官庄坪H72∶14，夹砂红褐陶。方唇，卷平沿，弧肩，鼓腹，裆部下弧，三柱足略残。颈部绳纹抹平，以下饰弦断中绳纹(图一，14)。
Ⅳ式：官庄坪H113∶1，夹砂褐陶。方唇，折沿外垂，肩部微鼓，平裆，三柱足外撇。肩部饰两道凹弦纹，腹部饰竖细绳纹(图一，15)。
Bb型：卷沿，短颈。总的发展趋势是颈部越来越矮。
Ⅰ式：庙坪T24⑤∶3，夹砂红胎黑陶。方唇，弧腹残。颈部绳纹模糊，腹饰弦断绳纹(图一，16)。
Ⅱ式：庙坪G1∶2，夹砂灰褐陶。大口，尖圆唇，腹残。饰绳纹(图一，17)。
Ⅲ式：官庄坪H72∶8，夹砂褐陶。方唇，沿面凹槽，斜弧颈，肩部微鼓，裆部下弧，三柱足外撇。颈部绳纹抹平，以下饰竖粗绳纹(图一，18)。
Ⅳ式：官庄坪H8∶25，泥质灰陶。方唇，短直颈，鼓肩。颈部绳纹抹平，腹部饰中竖绳纹，肩部饰一道凹弦纹(图一，19)。
甗 数量不多，有明显的颈部，颈由较矮到较长，可分为三式。
Ⅰ式：乔家坝H22∶1，泥质红陶。唇下端突出呈三角形，卷沿，矮颈，弧肩，圆鼓腹，下腹呈弧形。唇中部有一道凹弦纹，腹部饰间断绳纹和附加堆纹，腰部有戳印纹(图一，20)。
Ⅱ式：官庄坪G16∶1，夹砂红陶。圆唇外叠，卷沿，长弧颈，鼓肩，折腰。颈部以下饰粗竖绳纹，肩部有一道抹痕(图一，21)。
Ⅲ式：官庄坪H4∶6，夹砂红陶。大口，圆唇外垂，仰卷沿，鼓腹，束折腰。饰弦断粗绳纹，颈部绳纹抹平(图一，22)。
盂 出现年代较晚，依口沿特征分五式。由折沿较平到折沿略上仰，然后演化到上仰斜折沿，颈部由较明显到不明显。
Ⅰ式：乔家坝H11∶14，泥质灰褐陶，外施黑衣。圆唇，直口。饰凹弦纹(图一，23)。
Ⅱ式：乔家坝H31∶2，泥质褐陶。直口，折沿上仰。肩部饰一道凹弦纹(图一，24)。
Ⅲ式：乔家坝H22∶47，泥质灰黄陶。沿面微弧。肩部饰凹弦纹(图一，25)。
Ⅳ式：官庄坪G8∶11，泥质红陶。方唇，平折沿，束颈，鼓腹。腹部饰三道凹弦纹(图一，26)。
Ⅴ式：官庄坪H19∶7，泥质褐胎黑皮陶。方唇，斜折沿，短颈，弧肩，鼓腹，凹底。肩部饰两道凹弦纹，下腹及底饰交错绳纹(图一，27)。
盆 器形与盂类似，较大。依口沿和肩部特征分为四式。早期盆无肩，中期演化为斜肩，晚期肩部较突出。
Ⅰ式：上磨垴T12⑥∶4，泥质灰陶。三角形唇，折沿，颈部略内凹，腹壁较直。腹部饰绳纹(图一，28)。
Ⅱ式：乔家坝H10∶21，夹砂灰褐陶。圆唇，敛口，折沿，沿面内斜，底残。上腹饰一道凹弦纹(图一，29)。
Ⅲ式：官庄坪G16∶3，泥质灰白陶。方唇，斜折沿，短直颈，鼓腹，凹底。中腹及底饰交错中绳纹(图一，30)。
Ⅳ式：官庄坪H8∶13，夹细砂红陶。方唇，平折沿，短直颈，弧肩，弧腹，凹底。肩部饰四道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交错绳纹(图一，31)。
豆 按豆柄分短柄和长柄二型。完整器少见，一些柄部已残者的形制可由同出陶豆柄推断，另长柄豆数量稀少且极为特殊，大部分豆应为短柄豆。
A型：短柄豆。豆柄从较粗到较细，分为九式。
Ⅰ式：庙坪H7②∶5，泥质红胎灰陶。圆唇，敞口，斜腹。内壁饰放射形暗划纹(图一，32)。此器柄部已残，由同单位陶器推断为短柄。
Ⅱ式：上磨垴T19⑥∶1，泥质褐陶。黑衣，豆盘较浅(图一，33)。
Ⅲ式：庙坪H20∶1，泥质红胎黑皮陶。圆唇，敞口，斜腹。饰放射形暗划纹(图一，34)。此器柄部已残，同单位无长柄器，故推断为短柄。
Ⅳ式：庙坪H4∶8，夹砂灰陶。喇叭形圈足，足缘外折(图一，35)。
Ⅴ式：庙坪T25④∶5，泥质红胎黑皮陶。圆唇，敞口。饰暗划纹(图一，36)。同单位无长柄，推测应为短柄。
Ⅵ式：乔家坝H22∶60，泥质褐红陶，外饰黑衣。尖唇，敛口。盘内刻划波折纹和十字暗纹(图一，37)。此器柄虽已残，但乔家坝遗址豆均为短柄，无长柄豆。
Ⅶ式：上磨垴T4⑤∶11，泥质磨光黑陶。豆盘残。内饰放射状暗纹，柄部壁较薄，中部略内束，座底圆唇下垂(图一，38)。
Ⅷ式：官庄坪H72∶12，泥质灰陶。圆唇，敞口，深盘，圈足较粗。素面(图一，39)。
Ⅸ式：上磨垴T21⑤∶1，泥质灰陶。豆盘为弧腹，豆柄呈直筒形，壁较厚，中空较细，座底圆唇。素面(图一，40)。
Ⅹ式：官庄坪H8∶71，泥质灰陶。细柄。素面(图一，41)。
B型：长柄，中空，略呈细长竹节状，饰凸棱，可分为三式。
Ⅰ式：庙坪T24⑤∶33，夹砂红胎黑灰陶。细长柄，中部外凸。饰凸棱和凹弦纹(图一，42)。
Ⅱ式：庙坪T24⑤∶64，夹砂灰陶。细长喇叭形圈足。饰凸棱(图一，43)。
Ⅲ式：官庄坪ⅠT0208⑩∶11，泥质灰陶，磨光黑皮，胎薄。高柄，上大下小，内空较大，有一道凸棱(图一，44)。
1.庙坪H7②∶3 2.庙坪T18⑤∶1 3.庙坪H4∶1 4.官庄坪G16∶31 5.庙坪H7②∶1 6.庙坪H8∶5 7.庙坪H4∶17 8.乔家坝H23∶1 9.官庄坪H72∶6 10.官庄坪H4∶3 11.庙坪H8∶8 12.柳林溪G4∶1 13.庙坪T24⑤∶14 14.庙坪H4∶4 15.乔家坝H22∶30 16.乔家坝H22∶24 17.官庄坪G14∶5 18.官庄坪H127∶1 19.庙坪H19∶2 20.乔家坝H22∶26 21.官庄坪ⅠT1019⑩∶21 22.官庄坪H113∶4 23.庙坪T18⑤∶2 24.庙坪T15④∶6 25.庙坪T18⑤∶5 26.庙坪T4④∶3 27.上磨垴H5∶1 28.庙坪T18⑤∶3 29.庙坪G1∶12 30.上磨垴T22⑥∶2 31.乔家坝T115②∶1 32.上磨垴T7⑥∶22
33.乔家坝H10∶1 34.上磨垴T21⑤∶39 35.官庄坪H72：7 36.官庄坪H19∶12 37.E磨垴T4④∶8
釜 依口部和颈部形态差异，可分为小口束颈、小口矮颈及大口束颈三型。
A型：小口，束颈。依据腹部特征分为四式，由弧腹到鼓腹再到鼓腹下垂。
Ⅰ式：庙坪H7②∶3，夹砂褐陶。圆唇，卷沿，弧腹。饰细绳纹(图二，1)。
Ⅱ式：庙坪T18⑤∶1，夹砂褐陶。圆唇，卷沿，鼓腹。饰绳纹(图二，2)。
Ⅲ式：庙坪H4∶1，夹砂黑陶。圆唇，卷沿，鼓腹下垂。饰交错绳纹(图二，3)。
Ⅳ式：官庄坪G16∶31，夹砂褐陶。圆唇，卷沿，鼓腹。口部压印花边，颈部有指窝，腹部饰方格纹(图二，4)。
B型：小口，圆唇，矮颈。依据颈部及腹部特征分六式，早期矮颈较短，后期颈部较长，腹部变化规律同A型。
Ⅰ式：庙坪H7②∶1，卷沿，弧腹，圜底。饰方格纹(图二，5)。
Ⅱ式：庙坪H8∶5，夹砂褐陶。卷沿。饰方格纹(图二，6)。
Ⅲ式：庙坪H4∶17，夹砂深灰陶。卷沿。饰绳纹(图二，7)。
Ⅳ式：乔家坝H23∶1，夹砂黑陶。侈口，颈较长，圆扁腹。腹饰绳纹(图二，8)。
Ⅴ式：官庄坪H72∶6，夹细砂褐陶。卷沿，直颈，弧肩，圜底。颈部以下至底饰交错绳纹(图二，9)。
Ⅵ式：官庄坪H4∶3，夹粗砂红陶。卷沿，高直领，弧腹。肩部以下饰粗绳纹(图二，10)。
C型：器形较小。大口，圆唇，卷沿，束颈，口径大于或略小于腹径，数量较少，流行时间不长，可分为二式。
Ⅰ式：庙坪H8∶8，夹砂褐陶。饰方格纹(图二，11)。
Ⅱ式：柳林溪G4∶1，夹砂褐陶。饰交错绳纹(图二，12)。
罐 与釜同为三峡地区的传统器形，制作较粗糙，多为手制，可分为二型。
A型：高领。依领部特征分六式，早期高领特征不太明显，较为倾斜，后期高领特征突出，领部较高较直。
Ⅰ式：庙坪T24⑤∶14，夹砂黑陶。圆唇，卷沿，高领加厚，腹残。颈部有手指痕及戳划痕(图二，13)。
Ⅱ式：庙坪H4∶4，夹砂褐陶。圆唇，卷沿，高领。颈部有捺痕(图二，14)。
Ⅲ式：乔家坝H22∶30，夹砂黑陶。口微侈(图二，15)。
Ⅳ式：乔家坝H22∶24，灰褐陶。口微侈，颈较直，圆肩。颈部绳纹抹平，肩饰粗绳纹(图二，16)。
Ⅴ式：官庄坪G14∶5，夹砂红陶。方唇，卷平沿，高领，鼓腹，凹底。颈部绳纹抹平，以下饰弦断粗绳纹(图二，17)。
Ⅵ式：官庄坪H127∶1，夹细砂褐陶。圆唇，卷沿，高领，弧肩，鼓腹。颈部绳纹抹平，肩部饰两道凹弦纹，以下饰竖中绳纹，底部饰交错中绳纹(图二，18)。
B型：侈口，卷沿。依口沿差异分为四式。
Ⅰ式：庙坪H19∶2，夹砂红胎黑陶。圆唇(图二，19)。
Ⅱ式：乔家坝H22∶26，夹砂褐陶。尖唇(图二，20)。
Ⅲ式：官庄坪ⅠT1019⑩∶21，泥质橙黄陶。圆唇，弧肩。沿部以下饰弦断中绳纹(图二，21)。
Ⅳ式：官庄坪H113∶4，夹细砂红褐陶。圆唇外叠，鼓肩，凹底。腹部饰弦断中绳纹(图二，22)。
簋形器 数量较少，依腹部形状不同分为二型。
A型：敞口，斜腹或折腹。素面。根据腹部差异又可分为二式。
Ⅰ式：庙坪T18⑤∶2，夹砂细灰陶。折腹(图二，23)。
Ⅱ式：庙坪T15④∶6，夹砂灰陶。斜腹(图二，24)。
B型：弧腹或直腹，饰暗划纹。变化趋势是从弧腹到直腹，可分为三式。
Ⅰ式：庙坪T18⑤∶5，夹砂红褐陶。圆唇，折沿，弧腹。饰弦纹和网状暗划纹(图二，25)。
Ⅱ式：庙坪T4④∶3，泥质红胎黑皮陶。直口，折沿下垂，直腹(图二，26)。
Ⅲ式：上磨垴H5∶1，泥质磨光黑陶。敞口，直腹。腹部饰竖线状暗纹(图二，27)。
凸肩罐 数量较少。小口，依据肩部特征分为二式。
Ⅰ式：庙坪T18⑤∶3，夹砂黑陶。圆唇，卷沿，肩部较明显(图二，28)。
Ⅱ式：庙坪G1∶12，夹砂黑陶。肩部不明显(图二，29)。
尖底杯 仅2件，均残。上磨垴T22⑥∶2，泥质磨光黑陶，薄胎。微侈口，中腹外鼓，下腹内收成尖底(图二，30)。乔家坝T115②∶1，泥质红褐陶。仅存下半部，腹斜收成尖底(图二，31)。
鼎 数量较少。依据肩、腹部形状差异分为六式。
Ⅰ式：上磨垴T7⑥∶22，夹砂红褐陶。圆唇，卷沿，溜肩。饰细绳纹(图二，32)。
Ⅱ式：乔家坝H10∶1，夹砂褐红陶。尖圆唇较薄，侈口，鼓腹，锥足。腹饰交错绳纹(图二，33)。
Ⅲ式：上磨垴T21⑤∶39，夹砂红褐陶。圆唇，微侈口，束颈，溜肩，弧腹，最大腹径偏下部，三圆锥形足较直。下腹至底部饰交错绳纹(图二，34)。
Ⅳ式：官庄坪H72∶7，夹砂褐陶。方唇，卷沿，束颈，弧肩，圆鼓腹，圜底，三柱足外撇。颈部以下饰竖粗绳纹(图二，35)。
Ⅴ式：官庄坪H19∶12，夹砂褐陶。圆唇，卷平沿，束颈，鼓腹。颈部以下饰交错绳纹(图二，36)。
Ⅵ式：上磨垴T4④∶8，夹砂红褐陶。圆唇，侈口，圆鼓腹，圆锥形高足。饰细绳纹(图二，37)。
(二)分期与年代
以上陶器序列可归纳为有相对早晚关系的四期。
一期1段，以庙坪H7为代表。
一期2段，以庙坪H8、H20、第5层，柳林溪G4，上磨垴第6层为代表。
二期3段，以庙坪H4、H19、G1、第4层，乔家坝H10、H11、H20、H22、H23为代表。
三期4段，以官庄坪H72、G8、G14、G16、第10层，上磨垴第5层为代表。
四期5段，以官庄坪H8、H19、H49、H113、H126、H127，上磨垴第4层为代表。
一期1段以庙坪H7为代表。庙坪H7的年代有较大争议，出有4件较完整的陶鬲，报告认为这4件陶鬲与真武山H36∶22、H36∶6相似，确定庙坪周代二期的年代为西周中期或略晚(18)。但许多学者认为偏早，黄尚明定为春秋早期(19)。真武山H36陶鬲均作长方体，三足内聚，为江汉地区西周中期作风(20)，此后三足内聚在江汉地区就比较罕见了。庙坪陶鬲接近正方体，柱足又高又直，与真武山H36陶鬲明显有别，因此庙坪H7应晚于真武山H36，可能到不了西周中期。目前，江汉地区最接近真武山H36陶鬲的应为江陵梅槐桥陶鬲(21)，梅槐桥陶鬲与真武山H36陶鬲最为接近，唯三足较直，足根略呈疙瘩状，此为西周晚期作风，因此梅槐桥陶鬲不应早于西周晚期偏早，庙坪陶鬲从形态上看应晚于梅槐桥陶鬲，当不早于西周晚期。庙坪陶鬲口沿部分的特征是卷沿圆唇和卷沿方唇并存，无折沿方唇，在真武山遗址和郭家岗遗址，西周中期为卷沿圆唇，西周晚期出现卷沿方唇，春秋时期流行折沿方唇。另外，江汉平原瘪裆作风基本不见于春秋时期，因此庙坪陶鬲似不能晚到春秋。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以罐、釜为主要炊器，鬲是从外地传入的，仅夏商时期有个别的商式鬲(22)，庙坪的周式瘪裆鬲是从北方周文化区传入，而夏商时期，襄樊——大洪山一线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汉核心区极为荒凉，商文化分布在江汉边缘区，西周中期以后才有一支周文化南下进入江汉腹地(23)，目前汉水岸边最早的西周陶鬲，一出自襄樊真武山遗址，另一出自钟祥六合遗址(24)，年代均只到西周中期，由此看来，周文化要到达西陵峡区应当有一个过程，故庙坪陶鬲不可能早到西周中期。而且，庙坪陶鬲饰方格纹，而周文化和早期楚文化的鬲均饰绳纹，可见庙坪陶鬲是本地文化改造过的器物。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庙坪H7当晚于梅槐桥陶鬲，应为西周晚期偏晚。
一期2段与1段有较多的一致性，但单位较多、较杂，部分器物可能稍早一些，不晚于庙坪H7，部分器物则可能偏晚，其年代应为西周晚期偏晚至两周之际。
二期3段陶器中，只有鬲和盆、盂属较明显的外来器物，可与宜城郭家岗遗址(25)、襄樊真武山遗址比对。AbⅢ式鬲(乔家坝H22∶102)与郭家岗春秋早期之BⅡ鬲相似，AaⅢ式鬲(乔家坝H20∶4)则与郭家岗春秋早期之DⅡ式鬲接近，Ⅱ式陶盂(乔家坝H31∶2)和Ⅱ式陶盆(乔家坝H10∶21)与郭家岗春秋早期之BⅠ式陶盂(T19H187∶4)、Ⅱ式陶盆(T19H187∶6)相似，由此可以确定二期3段为春秋早期。
三期4段中的官庄坪诸单位，原报告定为春秋中期，可从。上磨垴第5层，原简报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现在看来，只能到春秋中期，到不了西周，可能比官庄坪第二期还要略晚一些。
四期5段包括官庄坪第三期的几个单位和上磨垴第4层，原报告认为这些单位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应无问题。
三、文化属性
西陵峡区两周至春秋时期遗存在文化属性上可为四组。
甲组以鬲为代表，主要器形有鬲、甗、盂、盆，晚期的A型豆(Ⅶ式以后)及后期的罐，主要器形及组合与早期楚文化基本一致。
乙组主要为釜、罐(春秋中期以前)两类器物，粗糙的罐、釜类陶器是三峡地区自夏商以来的传统器类，代表土著文化传统。
丙组主要有B型豆、簋形器、凸肩罐、尖底杯等，在器类、器形、组合上与朝天嘴——路家河文化中的三星堆因素一致。
丁组以鼎为代表。此组器物及庙坪陶鬲上的方格纹可能来自周梁玉桥文化。
A型陶豆和罐在文化属性上较为特殊。A型陶豆在春秋中期以前，与早期楚文化陶豆有较大差异。庙坪H7出有2件豆盘、2件豆柄，为泥质灰陶或泥质红胎灰陶，盘为敞口、浅盘，内施放射形暗划纹，豆柄较粗，中空很大，圈足较矮，同时代的早期楚文化没有中这种豆。真武山西周中晚期的豆，带有明显周式豆的作风，豆盘较深，带有折腹痕迹，豆圈足多为带箍豆或从带箍豆演化而来，盘底内空较小，底部圈足外撇较大。至于早期楚文化的豆，演变趋势是柄内空越来越小，豆柄越来越细，春秋晚期以后演变成圆柱形实心豆柄。郭家岗第一期的矮柄豆中，也没有庙坪那样粗的豆柄。因此庙坪H7陶豆不属早期楚文化。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庙坪H7陶豆为春秋时期。在真武山遗址和郭家岗遗址中，确有这种浅盘带放射形暗纹划的豆，盘的形状颇为类似。这种豆在真武山遗址中出现于春秋中期，在郭家岗遗址中出现于春秋晚期。但春秋中晚期时，楚式豆的特征已很明显，豆柄很细，中空很小近于消失，因此庙坪H7陶豆不可能是春秋中晚期的楚式豆。由此判断庙坪H7陶豆与早期楚文化无关，直到春秋早期时，A型豆仍不具备楚式豆的基本特征，到春秋中期的AⅦ式豆时，才与楚式豆较为接近。可以认为，春秋中期时西陵峡区才出现直正的楚式豆，但这种楚式豆是本地的陶豆楚化而来。至于西陵峡区此类陶豆的来历，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夏商时期的朝天嘴——路家河文化中并无此类陶豆。
陶罐的文化属性及其变化与A型豆大体相似。春秋中期以前的陶罐属本地土著文化，但两型陶罐演变到了春秋中期时，则与楚文化陶罐相去不远。
早期楚文化的基本陶器组合为鬲、盆、豆、罐，春秋早期刚进入西陵峡区的早期楚文化，有可能将西陵峡区传统的A型豆和罐与早期楚文化的陶器结合起来使用，随着早期楚文化势力的增强，这些本地陶器也在向典型楚器的方向发展。据西周时期的楚国极为弱小，熊绎受封之时，其封地大小，诸书皆言仅五十里，另据《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至春秋早期楚武、文之时，楚地尚“土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同”。而目前所知的早期楚文化分布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江汉地区，西周时期生活着为数众多、来源不同的国、族，有西周南土诸侯、江汉小国及楚蛮、濮等江汉土著民族，楚国仅是其中很小的一支(26)，春秋早期以后，随着楚国的迅速强大，早期楚文化发展成了强势的典型楚文化。春秋中期以后，西陵峡区的这两类本地器物都演变成了典型的楚式陶器。据此看来，西陵峡区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是外来的早期楚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融合，但早期楚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到春秋中晚期时，土著文化因素被改造成为峡区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文化进程
夏商时期有一支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分布在鄂西三峡至江汉平原西部边缘，文化影响的最东端在江陵荆南寺遗址，这支文化很早就被识别出来，被认为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27)。此认识已被普遍接受，现一般称为朝天嘴类型文化或路家河文化，或朝天嘴——路家河文化。西周时期西陵峡区出现了一支以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庙坪H7是最早的单位。
庙坪报告认为庙坪周代二、三期遗存出现以鬲、豆、簋为代表的陶器组合，故将其理解为江汉楚文化西扩的结果(28)。
庙坪H7属一期1段，共出陶鬲6件，此外有陶釜3件、陶罐1件、陶豆2件、陶圈足4件。陶鬲为周式的瘪裆柱足鬲，器形与早期楚文化陶鬲一致，但方格纹源于周梁玉桥文化，而楚鬲均饰绳纹。因此，这4件陶鬲并不是纯粹的楚式鬲，而是早期楚文化与当地因素融合的结果，具有双重文化属性。庙坪H7的釜、罐则是西陵峡区的传统陶器，陶豆也与周文化或早期楚文化无关。
由上分析可知，庙坪H7的陶釜、罐、豆均是本地器物，外来的早期楚文化因素只有经过改造的鬲。综合判断，庙坪H7中的早期楚文化因素相当微弱，其主体仍然是西陵峡区本地文化，为朝天嘴——路家河文化的后续发展。
一期2段的情形与1段相同，早期楚文化因素只有陶鬲，其余的陶釜、罐、豆、簋形器、凸肩罐、尖底杯、鼎均来自朝天嘴——路家河文化。其中的簋形器、凸肩罐、尖底杯、B型长柄豆均是朝天嘴——路家河文化中的三星堆因素，陶釜、罐为三峡地区传统，陶鼎则来自周梁玉桥文化。可知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西陵峡区只是受到了早期楚文化的微弱影响，没有成组的早期楚文化陶器。
二期3段时，西陵峡区新出现了甗、盂、盆、楚式罐等早期楚文化陶器。罐的情形较为复杂，西周晚期时，罐仍是峡区传统的形态，制作粗糙、口沿加厚、颈部有抹痕，春秋早期的AⅣ式罐演变成为楚式的小口矮领广肩绳纹罐。可以认为，此时西陵峡区出现了完整的早期楚文化陶器组合，鬲、甗、盂、盆、豆、罐基本齐全，但这一组陶器中有峡区传统因素存在。由此看来，春秋早期时，虽然西陵峡区出现了成组的早期楚文化陶器，但峡区传统陶器仍占较大的比例，早期楚文化与峡区传统文化基本是平分秋色。
三期4段和四期5段时，早期楚文化已演变成为楚文化，占有绝对优势，大部分峡区传统陶器消失了，仅残存有少量的鼎。同时，早期楚文化中的土著因素也消失殆尽，原来有较强本地色彩的陶罐和陶豆，到春秋中晚期时，与楚式陶器差异不大。
五、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西陵峡区早期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一种渗透式的发展。西陵峡区的早期楚文化是从外地传入而不是本地生成。西陵峡区在夏商时期是朝天嘴——路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商代晚期以后，荆沙平原的周梁玉桥文化解体，陶鼎和方格纹等因素进入西陵峡区。西周晚期开始，以鬲为代表的早期楚文化开始影响西陵峡区。
早期楚文化出现在西陵峡区的时间，与文献记载中的熊挚奔夔相合。《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杜预注：“熊挚，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别封为夔子。”《郑语》韦昭注：“楚熊绎六世孙曰熊挚，有恶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挚自弃于夔，其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郑语》孔晁注则云：“熊绎玄孙曰熊挚，有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熊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史记正义》引宋均注《乐纬》云：“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为后，别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也。”夔，谯周《古史考》作“归”，其地所在，《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杜预注云：“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归县。”即今西陵峡香溪宽谷地带。至于熊挚奔夔的时代，按熊渠的活动时间为周夷王、厉王之世，则熊挚奔夔应为厉王后期，正当两周晚期，与早期楚文化出现在西陵峡区的时间大致相当。熊挚奔夔就算不是只身而来，其所带人数也不会很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西周晚期时西陵峡区早期楚文化势力很弱。
进入西陵峡区的早期楚文化曾与本地文化融合共存，这似乎与熊挚夔国的发展模式有关。虽然夔国可能在熊挚以前就存在，但在两周时期，熊挚奔夔仍如徐旭生先生所言，是“从深化人民出去，跑到浅化人民中间去做首领”(29)。至春秋早期时，楚国崛起，早期楚文化的势力大大增强，西陵峡区才出现了成套的早期楚文化陶器。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强势楚文化的出现和楚灭夔，楚文化因素在西陵峡区急剧发展，被吸纳入早期楚文化的本地陶器逐步演化成为标准的楚式陶器，未被吸纳的本地陶器则消失了，楚文化在西陵峡区的统治地位至此才得以确立。
春秋中期庙坪一带还出现了楚墓(30)。但庙坪楚墓有较多的自身特点，无典型楚器，随葬器物以陶罐为主，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庙坪周代墓葬并非楚墓，而是一种以随葬单件陶罐为主要特征的“罐文化”墓葬(31)。庙坪报告认为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随葬铜兵器的7座墓中，有3座墓有壁龛，推测非壁龛墓墓主可能为楚国的下层兵士，壁龛墓墓主可能另有来源(32)。本文认为，庙坪周代墓葬的葬制与楚墓一致，器物也见于江汉地区同期楚墓，应为楚墓。只是因地处边缘，墓主地位较低，加之本地文化的影响，才表现出较多的自身特征。
庙坪楚墓出现的时间与楚文化在西陵峡区占据主导地位基本同时，且可与楚灭夔印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三十八年(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时，夔国为楚所灭，西陵峡区成为楚国疆域的一部分。
注释：
①a.杨锡璋：《长江中游湖北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0年第10期。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年第5期。
②同①b。
③程平山：《夏商周历史与考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王力之：《早期楚文化探索》，《江汉考古》2003年第3期。
⑤余静：《从近年来三峡考古新发现看楚文化的西渐》，《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⑥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⑦黄尚明：《楚文化的西渐历程——兼论楚文化的“峡区类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⑧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三峡考古工作站：《湖北巴东雷家坪遗址发掘简报》，见《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⑨武汉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巴东县宝塔河遗址东周遗存》，《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⑩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湖北省秭归县庙坪遗址1995年试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
b.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a.湖北省博物馆：《秭归官庄坪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b.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官庄坪》，科学出版社，2005年。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乔家坝遗址发掘简报》，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
(13)a.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1981年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的发掘》，见《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b.国家文物局三峡湖北工作站：《柳林溪遗址1998年发掘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c.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
(14)宜昌市博物馆：《三峡库区秭归曲溪口遗址发掘简报》，见《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宜昌县上磨垴周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8期。
(16)a.林春：《长江西陵峡远古文化初探》，见《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县小溪口遗址发掘简报》，见《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17)胡雅丽、王红星：《秭归官庄坪周代遗址初析》，《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18)同⑩b，第141页。
(19)同⑦。
(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见《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21)湖北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22)宜昌市博物馆：《三峡库区秭归长府沱商代遗址发掘》，见《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23)张昌平：《试论真武山一类遗存》，《江汉考古》1997年第1期。
(24)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25)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26)张硕：《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江汉论坛》2010年第12期。
(27)a.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b.同(16)a。
(28)同⑩b，第144页。庙坪H7在报告中属周代遗存二期。
(2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0)同⑩b。
(31)丁兰：《湖北地区楚墓分区研究》第205～208页，民族出版社，2006年。
(32)同⑩b，第144、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