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第十一届年会学术论文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甫论文,学术论文论文,年会论文,一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甫研究第十一届年会——杜甫精神与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8月1日至4日在内蒙古大学胜利召开。 这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近40篇，其中有许多是长期研究杜甫诗歌、学有专长、功力深厚的老专家的宏篇巨论，也有不少是初出茅庐、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作者的新颖见解，更多的则是战斗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中年学者的经验之谈。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各抒己见，百花齐放，不仅保证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顺利进行，而且必将推动杜甫诗歌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这些论文中，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围绕杜甫精神与新世纪文化建设这一新课题进行探讨的文章。这些文章皆能从杜甫诗歌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与现实紧密结合，提出了不少新的发人深省的见解。《杜甫在21世纪——从王安石、黄庭坚题画象诗说起》一文就从理论的高度深入系统地论述了杜甫与中国人民大众在精神上的紧密联系，认为“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中，杜甫仍然还活在我们堆里，而且还将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作者结合王安石黄庭坚题杜甫画像的诗，分别从“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对民族、国家、社会的状况和前途的高度关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大臣各伊周”，杜甫对大臣角色的理解及其所高举的反贪旗帜；“以人为本”，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的光辉思想；热爱生活的纯朴情怀以及他的诗学主张等六个方面，以事实为基础，详细地论述了“杜甫诗歌中价值观念体系与今人认同之处”，进一步证明“在二十一世纪，杜甫仍然‘还活在我们堆里’，还将继续‘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理论联系实际，高屋建瓴，很有新意，亦颇有说服力。《真与美的范式——杜诗艺术精神及对新诗的启示》一文认为“杜诗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其原因在于杜诗具有超越时空的最为可贵的精神，这就是真和美，是真与美的最完美的结合。杜甫直面现实，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揭露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揭露现实人生的缺陷，反映被损害被摧残的下层人民的苦难不幸，而这一切又出以高度的艺术创造，遂使杜诗成为不朽的经典。这些恰恰是处于探索过程的新诗比较欠缺的。因此继承和发扬杜诗的精神，对于新诗创作的振兴和发展无疑是很有益的。”真是一语中的的不易之论。《杜甫精神特质与现代意识之契合——新世纪杜甫研究断想》一文认为在对杜甫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应紧紧抓住杜甫的精神实质与基本特征，紧密结合时代需要，尤其是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关注的现实社会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探讨杜诗意蕴与之内在契合点，杜甫精神的现代启示，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分别从杜甫的“爱国爱民，矢志不移”；“志向高远，胸襟博大”；“维护正义，反腐倡廉”，“倡导文明进步先进文化，反对愚味迷信”，“民族团结交融，共同发展进步”等方面对杜甫思想和精神的主要特征及实质进行了剖析，结合当前社会实际，亦不乏新颖之见。《唐宋人所体现的杜甫精神》一文，详细地分析了唐人所推崇的杜甫在诗歌艺术上“善于学习和吸收古今人长处的兼容精神，及善于融汇贯通、超越古今的艺术创造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杜甫成为集古今大成的杰出诗人。深入地论述了宋人对杜甫精神的发掘“在于不只是品评杜诗的艺术优劣和成就高下，而是透过杜诗进窥诗人之‘心’，去发现诗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联系杜甫一生行事来认识杜诗创作精神，把杜诗的人品与诗品联系起来加以考查和评价。”是宋人认识和评价杜甫精神的又一突出特点。而唐宋人对杜甫精神的发掘和体认的不同，完全是由于他们“政治背景的不同，社会文化、思想、心理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因素，必然反映到士人对杜诗的解读和对杜甫其人的认识评价上来。”有事实、有理论、材料丰富、观点鲜明、很有说服力。《杜诗的人本境界——一场历时八十年而尚未完的争论》《建国以来对杜甫研究的问题、反思与展望》两篇文章都是对过去杜甫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对未来杜甫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前者认为从二十年代胡适两部文学史提出的平民诗人论到六十年代的人民性论，到文革中的地主阶级杜甫论，直到八十年代对杜甫的“重审重评”，问题虽然涉及面广，但许多理论问题尚未理清重建。因而认为“新世纪开始，论杜上也须探索新世纪的论杜眼光”，主张“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将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人本’论联系起来审视杜甫，探索杜诗的人本境界。”独抒己见，具有开拓精神，不失为很有意义的独特新见。后者则通过建国以来对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认为“被现实主义盖棺论定的杜甫研究”“实际上贬低了杜甫，泯灭了一个民族诗人其诗歌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美学价值，削弱了其精湛的艺术价值。”认为在新时期，杜甫研究应“从人文立场出发”，进行“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研究”“立体的研究”，从而将杜甫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亦很有启发性，值得我们很好的注意。
第二，研究杜甫其人及其诗歌创作，是这次论文最突出的地方。有的文章从宏观的角度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李杜之变，是唐诗主潮之大变》一文认为，从诗歌创作的大部分主要作品和成就来看，“李白的诗歌基本上是在安史之乱以前写成的，而杜甫的90%的诗歌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写成的。他们诗歌的基本风貌，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前后两个时代的不同风貌，他们诗歌的审美风貌也是两种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趋向。“他们所代表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诗歌主潮。李白所代表的是唐前期大唐盛世的理想主义浪漫诗歌思潮，而杜甫所代表的乃是唐后期衰变之世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歌思潮。”“李杜之间的诗风之变，是唐代诗歌的主潮之变，是由大唐盛世浪漫诗风向衰变之世写实诗风的转变。”并从唐诗的分期、唐代社会的发展及社会风貌，李杜思想的主要倾向、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李杜二人对唐代诗体的革新、风格的异同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言之成理，行文有据，颇有新见。《论‘天宝之风尚党’与杜甫在天宝期间的谠言》一文，深入探讨了“天宝之风”的时间应是指“天宝年间至大历之前这个时期”，“党”即正直。“天宝之风尚党”的意思是说：“天宝时期，时文崇尚正直之言”，并列举了大量例子进行证明。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杜甫“谠言社会贫富悬殊”，“谠言吏治腐败”，“直觉地道出了封建专制统治历史上的两大通病”，“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揭短者，成了广大忧国寒士的代言人”。发前人所未发，的确是颇有见地的新颖之论。《唐代诗人“以汉喻唐”的表现手法及政治内涵》一文指出“以汉喻唐”是唐诗中的普遍现象，杜诗中用“汉”一词也很多。“从政治内涵的角度考察杜诗‘以汉喻唐’的手法，可以确知有三方面的针对性：一是民族矛盾突出，即汉人和异族发生矛盾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对异族侵扰唐朝的忧患；二是国内发生动乱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对叛乱的谴责；三是特指安史之乱。在这些时候，杜诗中的‘以汉喻唐’总是带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而忧患之中不乏自信和希望，因而他从‘汉’中，感到了汉文化博大的精神和一脉相传的历史，汉族的团结刚强和行健不息的力量，其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忱得以充分体现。”崭新的角度、崭新的内容、崭新的方法，使本文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无疑是对以后杜甫研究的一个良好启迪。《杜甫与禅学》一文认为“杜甫与佛教思想尤其禅学方面，可说是自始至终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中一再表明自己对于佛门的皈依，而且表现在他的友人常笃信佛门，他的家世亦与佛门有极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余亦师粲可”，杜甫与当时盛行的禅门南北二宗俱有交往，“心犹缚禅门”，对禅门有深刻的体会。因此杜甫生当儒、释、道三教合流观念极盛的玄宗时期，“思想中亦有兼容儒佛的一面。”以事实为依据，对杜甫的这一思想状况提出了新的论证，不失为颇有启发性的一家之言。《试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一文认为杜甫诗歌“结合现实，议时议政、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贯穿杜甫的一生，自始至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化，逐步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衍化过程，愈到晚年愈是强烈和真挚”。这种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忧时忧世，忧君忧国”，“忧生忧死，忧人忧民”，“忧进忧退，忧家忧己”这三个层面上，并互相交织，构成了杜甫忧患意识丰富多采的社会内容。而这种忧患意识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是促成杜甫忧患意识产生的内在动因，而黑暗的现实社会和悲惨的身世经历，成为其忧患意识产生的现实条件。引征详博，论述亦较充分，使人们对杜甫其人的了解更加深入一步。《试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及其新闻传播性》一文不仅详细地分析论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而且进一步指出杜甫“具有现代职业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思人所不能思，道人所不敢道，不论是远闻而赋，还是近睹而作，皆能关注时事，捕捉热点，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本质。他采集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范围之广、角度之新，前所未有。杜诗实际上就是用诗歌形式写的编年史。”“杜诗多用问答体，颇类似当代新闻报道所用的采访形式。”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杜诗的新闻传播性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析，亦不乏新见，颇有说服力。此外《论杜甫的战争诗》一文从题材、价值取向、体裁、风格等方面对杜甫的战争诗进行了详尽的论断；《个人忧怨的生命意识——论杜甫后期纪行山水诗的主体心理特征》一文对杜甫晚年飘泊时期纪行山水诗的剖析，特别是这些纪行山水诗所反映的杜甫的主体心理特征的论述，皆是对杜甫不同题材的诗歌进行探讨，视角转换，给人以新的气息。有的文章从微观的角度，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杜诗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瘦马、病橘、枯棕——略论杜诗表现“伤时忧世”主题的一组个人意象》、《杜诗‘鸥’鸟意象补说》两篇文章都从杜诗意象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杜诗，前者认为“瘦马、病橘、枯棕情调阴郁，具象征性，有鲜明的诗人自我个性色彩，间亦凸显出杜甫流落两川，晚年飘泊湖湘，自慨身世，自伤老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构成杜诗表现‘伤时忧世’主题的一组个人意象。”后者认为杜甫咏鸥的诗句把鸥鸟塑造成为“桀骜不驯者形象”，“善良弱小者形象”“孤独的漂泊者形象”，“饥寒的贫困者形象”，以其“丰富的意蕴、遥深的意境，赢得后代许多诗人的青睐。”皆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崭新的见解。《杜甫绝句论略》《论试杜甫绝句的创新及价值》《杜甫七言绝句浅论》三篇文章虽然都充分肯定了杜甫绝句的创新意识和高度评价了杜甫绝句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但三文又各有侧重，并不完全相同。《论略》一文认为“杜甫绝句能‘抉破藩篱，昂首天外，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诗’，在中国绝句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极重要的一页。”《创新及价值》一文从内容、写法、章法等方面分析了杜甫绝句的特点，认为“杜甫的绝句能自觉地摆脱乐府诗的影响，在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内容、写法、章法相互影响，共同体现了杜甫绝句的创新。”《浅论》一文则将杜甫七言绝句与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杜诗七言绝句有着他自己多方面的独特成就。这三篇文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独出己见，无疑对杜甫诗歌的分体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值得注意。此外《杜诗语词注释商略》《杜甫律诗词类活用及其表达功能》两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分别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解释和研究，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前人的新的见解，持之有据，论之成理，对人们正确理解杜诗，了解杜诗的真意不无好处。有的文章还对杜甫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如《杜甫、高适、李白梁宋之游疑于开元二十五、六年说》一文以杜甫《赠高式颜》一诗及其它诗歌为据辨析了杜甫与高、李梁宋之游必在开元二十七年前、开元二十四年夏天以后，又据《赠李白》一诗推论李、杜、高三人梁宋之游应在开元二十五、六年。材料详实，推论合理，这对知人论世，进一步了解杜、李、高三人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有助益的。有的文章对杜甫的具体诗篇进行了论析。《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略析》一文对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逐句详加解剖分析，认为这首诗与其它几首杜甫写收复失地的诗歌“在欣喜中表现忧虑、沉重的心情”不同，而是一首“毫无疑虑、毫无担忧，表现出来的是彻头彻尾愉悦，轻快的气氛。”正如浦起龙所说的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精思严密，论证充分。《杜甫昭君诗在唐代诗坛的地位和影响》一文认为“杜甫的昭君诗继承了前代昭君诗悲怨的基调，表现了昭君对故土刻骨的思念，但他塑造的昭君悲剧形象都比以往要丰富得多，昭君不仅有凄婉的一生，而且是一位有着高尚情操卓尔不凡的古代奇女子。杜甫更是以一个伟大诗人的胸怀摒弃了民族偏见，同时融入了自己浓厚的身世家国之情，隐隐透露出对君王有才不识的忧虑。在艺术上，它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优秀传统，并且全从形象落笔，不着一句抽象的议论，意境优美动人。杜甫的昭君诗深刻地启发了中晚唐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态度去描绘昭君。”杜甫的昭君诗是历代咏昭君的诗作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也是杜诗中别有韵致的精品。文章分析精密，持论平允。《我为杜公三叹三哭——读杜甫〈望岳〉三首有感》一文分别就杜甫三首望岳诗进行比较分析，亦很有特色。
第三，对杜诗学及杜诗的影响的研究，是这次大会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夫之评杜诗论》认为尊杜与贬杜同时突出地存在于王夫之身上，对杜甫诗歌尊两头（入蜀前，出峡后），贬中间（在蜀时期）是王夫之尊贬杜甫的具体态度，而这“实际上是抑奇求平的诗歌艺术观的反映，以此承续汉代文人古诗‘平美’的艺术传统，改变豪横张放的诗坛风气。”“评杜实际上是王夫之清理整个诗歌艺术史工作的一部分，而与杜学史上某些研究者就杜而论杜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唯平美是求，排斥劲健硬朗的诗风，虽有针砭其当代诗风可以理解的原因”，显然也是失当的，片面之处亦十分明显。材料详实，分析细致入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卢世
〈读杜私言〉发微》一文认为“卢世评选杜诗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既论杜甫其诗亦论杜甫其人，由人品看诗品，由诗品观人品，两个方面紧密结合，互相映衬。二是评选杜诗，照顾到杜诗的全貌，能够高层建瓴地认识整部杜诗的关键脉络，这就防止了就杜论杜，以偏概全的局限。三是既能够把握杜诗的优点，也能认识杜诗的缺点，从尊崇杜诗的目的出发，敢于删削杜诗，剥落浮华，凸显杜诗的真精神、真面貌。”其评选杜诗具有浓烈的个性色彩，故“成就了与钱谦益、朱鹤龄鼎足而三分天下”。文章不乏真知灼见，时有精到见解。《〈容斋诗话〉谈杜诗命意与技巧》一文认为“南宋著名学者洪迈的《容斋诗话》是宋人诗话中一部比较有价值的诗话，它辑之于《容斋随笔》，不仅保留了其广博、详实的辩证特点，也为后人研究杜诗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文章“就《容斋诗话》中部分谈杜诗与技巧的篇什加以分析，认识杜诗命意的深刻和技巧的高妙。”引证详实，分析中肯。《略谈杜甫诗在日本的流传及日本学者杜诗研究主要方法》一文详尽细致地介绍并评价了杜诗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分别从“杜诗版本”、“杜诗研究”、“杜诗日文译本”、“杜诗书目”、“附录”等方面介绍了杜诗在日本的研究情况，作者认为：“日本学者研究杜甫及杜诗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方法和手段已有了新的突破。就此而言，杜诗已不仅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学遗产，它已超越时代和国别，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珍贵精神财富。吸收日本学者研究杜诗的方法，对于我们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其意义是巨大的。另有作者还分别就欧美和俄罗斯研究杜诗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些介绍不仅为广大杜诗研究者提供了外国学者研杜论杜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为广大杜诗研究者提供了外国学者研究杜诗的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新的方法，这对于促进和推动新世纪到来之初杜甫诗歌的研究工作无疑有着重大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和注意。关于杜甫诗歌对于后代的影响，《放翁未必学杜》一文认为“陆游早年学诗，主要学曾几，梅尧臣；中年以后，诗风有较大转变，但非走近杜，而更似岑参、李白。”作者将陆游夔州所作诗与杜甫夔州所作诗进行了详细比较分析后指出：陆游夔州所作诗“不仅数量极为有限，艺术成就也不算高。”“几乎选不出一首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与杜甫诗相比较的作品。”所以“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与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诗歌作品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却不相承袭。这两方面绝不能混为一谈。”文章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立论，打破了从来认为陆游诗歌学杜的传统说法，提出了“陆游未必学杜”的新的见解，富有创见、值得注意。《诗史与词史》一文认为“杜甫诗的‘史’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陈维崧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使他的词也具有‘史’的特质。”此外，“杜诗还影响到陈维崧某些词的主题，场境、表现手法乃至用语。”材料详博，论证充分，颇有说服力。《清代与杜甫有关律赋十八首论列》一文分五个部分对清人有关杜甫的律赋作了论列，认为“就有关写景咏物的律赋来看，这类律赋主要是隐括和渲染杜诗的意境，将这些赋与有关的杜诗对比阅读，可以加深对杜诗意境的感受和领悟。”就有关杜甫草堂的律赋来看，作者一般都能结合草堂的地貌环境和当地的风俗习惯来加以描写。这些律赋展示出草堂的昔日景观，有助于今人按照历史风貌整治培修草堂，是杜甫草堂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就有关旧友重逢的律赋来看，作者往往能够结合杜甫的生平来感怀诗人的遭际，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就有关精熟文选理的律赋来看，作者一方面探索杜甫的学问根源，另一方面探讨《文选学》的有关问题，足见《文选》在清代是一门显学，杜甫精熟文选理的口号在选学历史上也具有显赫的地位。就有关诗史和文学根柢的律赋来看，清代律赋作家在运用杜诗作品印证“诗史”方面，花了大量的实证功夫，并且多方面论证了文学家学有根柢的重要意义，应当引起研究杜诗学史的学者高度重视。文章材料丰富，论点鲜明，富有创见，为进一步研究杜甫及杜诗的影响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属对律切，沾丐后人》一文论杜甫诗歌对当代诗人聂绀弩的巨大影响，特别指出“属对律切”对聂绀弩诗歌的沾丐，例证详实，足以启示后人。
总之这次学术研探会的论文涉及到杜甫研究的方方面面和不同领域，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较高，这充分说明杜甫的诗歌和杜甫精神是超越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研究杜甫诗歌，学习杜甫精神，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无疑会有巨大意义，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