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中国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产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某种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但是，当一个旧的社会形态被另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旧的社会形态却会长时间的存在着，极力阻止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在我国，当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之后，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对封建制的抑制、阻止，甚至破坏，竟达几个世纪之久。而古代中国在向近代中国过渡，直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旧的意识形态即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阻力一直是很大的。本文想重点谈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化的阻碍和影响。
一、两种力量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中国近代化开始于何时，大部分人都赞成开始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化在当时，主要取决于两种力量的作用：其一，嘉道间“经世致用”派的崛起。有清一代，特别在嘉道之前，清代文化是以专制主义为特征，通过罗织文字狱，把一大批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赶入故纸堆中去求进取。乾嘉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重新出现和发展，也由于清王朝由盛入衰，对意识形态失去了控制力，文网渐疏，“经世致用”派便乘机兴起。其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陶澍、贺长龄等等，其中有下层知识分子、也有督抚大员，形成了一股开风气之先的学风。他们面对着庞大而腐败的清王朝主张更法。龚自珍提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注：《龚自珍全集》第6页。），主张变法，以此来改造清王朝。而魏源则提出：“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他认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注：《魏源集》上册，第48页。）礼、法随着历史的延伸和发展，是必然要发生变化的。所谓变化就是旧的礼、法出现了弊端，不改，弊病丛生，王朝就要倾覆，只有改变，顺应历史潮流，社会才能维持下去。因此，龚、魏等人大声疾呼：“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注：《魏源集》上册，第61页。）但是，怎样改革，经世派找不出新路。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陶澍等人，也只能是对水利、盐法、币制进行兴革。而这些人大多是为官清廉，“不惮为民请命”，关心民瘼的清官型人物，他们是在看到大清将成危局而发出改革呼声的。从本质上讲，他们和过去王朝的改革动机基本相似，但因时代不同，加上这些人在探索改革的道路上并不保守，因而这些人的经世思想，成了步入近代社会的内部动力，即走向近代历程的内部因素。
但是，这时的中国已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视野之内，已经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缓慢走进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清王朝来说只有两个抉择：要么，如同俄国的彼得大帝，开门迎接资本主义；要么，就是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强力推行资本主义。前者乾隆皇帝已经说过：“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注：《东华录》（乾隆朝）卷47，第16页。）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书中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闭关是清王朝的国策。这样，就只有等待挨打。鸦片战争的爆发，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强盗的炮火挤进了中国。这是促使中国近代化的另一个因素，而且是主要的因素。因为从此有了近代化的模式，近代化的目标和近代化的要求。首先是经世致用派在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看到外国侵略者有可师效的一面，从而打掉了“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尽善尽美的思想，开始了解并探索“夷情”，急迫要改变那种满朝文武“只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注：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派的大员们睁眼看世界，林则徐主持翻译外国书报，并写成《四洲志》，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姚莹的《康谿纪行》等等多出自经世派之手。当然，他们编写这些书著，目的是为了让国人了解世界，以便对付外来的侵略。对其必要性，姚莹曾说过：“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窗如魑魅，沶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注：《东溟文后集》卷8，第10页。）
通过了解“夷情”，使经世思潮和外来文化会合，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这种会合的历史演变，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出现。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作为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始终阻碍着新思潮的发展，阻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二，“师夷长技”——争论的第一回合
“师夷”是林则徐了解“夷情”认识的深入。开初了解夷情目的在于“制夷”。但是，“制夷”实际上就是制胜于夷，即打败洋人。当时，林则徐及其他知兵将领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靠清军的土枪是敌不过敌人的“船坚炮利”的，于是林则徐最早把“制夷”和“师夷”联系起来，只有“师夷”，掌握锐利的武器，再加上勇气和民心，就有可能打败敌人。于是学习敌人的“船坚炮利”成为进行这场战争的当务之急。魏源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对林则徐的“制夷”、“师夷”思想进行归纳和概括，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注：《魏源集》上册，第206页。）的思想，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他主张聘外国工匠来传授制造洋枪洋炮的技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就能达到“富国强兵”。并断言：“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注：《海国图志》卷37，第1页。）
尽管“师夷长技”的提出，不论林则徐还是魏源着眼点都是为了“制夷”。但是，要“师夷”就得有人专门了解“夷情”，就得有人专门学习外语，才能掌握制造洋枪洋炮的技术，因而也就要和外国人发生接触。这些是原先清王朝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但历史的进程却使当权者不得不作出选择。首先是经世派和朝廷的开明派，对魏源的主张给予热情的支持。
《海国图志》在当时风行一时，是一版再版的畅销书。但是，这大多是知识界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子争相购读。在朝廷，即统治者中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更主要的是没有付之实行。而在日本，《海国图志》却影响很大，三年之间，就选择出版达21种，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人盐谷宕阴对《海国图志》未能被清政府所重视颇为感慨地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未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矣，亦为清帝悲之。”（注：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37页。）
那么，清王朝为什么不重视《海国图志》呢？其原因就是为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所困扰，从皇帝到大多数朝臣还是承信“天朝大国”，尽善尽美，不需要了解海外诸国，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主张对付外来侵略“首在封关”的也大有人在，以为这封关就可以“制服其命”。尤其严禁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如担心人心变坏，就禁止中国人翻译外国书籍，禁止中国书籍流到国外。这种极端地愚民政策，造成君臣上下的无智愚昧。对此，姚莹曾痛心地写到：“英吉利、佛兰西、美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轻中国也。”（注：《东溟文后集》卷8，第10页。）由于无知，自不知了解外国，师事外国先进技术之重要，加上天朝圣道的尊严以及“严夷夏之辩”，对《海外图志》不屑一顾乃是平常心理，起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所以，姚莹说，魏源倡“师夷长技”其内容是“举世讳言之”，并“已犯诸公之忌。”（注：《东溟文后集》卷8，第20页。）
《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谿纪行》等书的出现，确为中国人急迫了解外国之心理而应运而生。但这些书著的出现，不论作者的本意如何，都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第一批成果。因为作者只有了解搜集西方的文化和材料，才有可能介绍西方各国。也正因为如此，它就必然被纳入新思潮的行列之中，也就必然要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在当时整个社会被封建专制主义禁锢如铁桶一般，能知道《海国图志》等书并想去了解它的，毕竟是为数不多的。这就是《海国图志》不能受到应有重视的社会原因。然而，《海国图志》在当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尽管魏源写此书经受过重大压力，但他仍在禁锢的社会杀出一线光明，迎来了新时代的一线曙光，无论如何是个了不起的创见。从此，在林、魏之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成为中国人救国救民的一个方向。有人认为“师夷长技”的提出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个评价当是恰当的。但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重设防，妄图扼杀“师夷长技”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影响，其势力还是相当大的。
三、60年代到80年代新旧思想的大论战
“师夷长技”打开了清王朝及其社会思想禁锢的防线，随着历史的进程，师夷的内容也日渐发生了变化。19世纪50年代，后期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推出了一个《资政新篇》，设计了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但由于战争环境未能付之实施。当然也由于世人对太平天国的偏见和对西方文化持抵制态度，《资政新篇》不可能在国内广泛流传。到了60年代，即鸦片战争20年后，在清廷官员中，通达外国事务的人逐渐多起来，原先用鄙薄的态度看待外国人的，此时也稍稍地把“夷务”改成“洋务”了，使中国人和外国打交道有了一个平等的称号。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以合法名义加强了和外国的往来，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的初衷只是为了“款夷”，即安抚洋人，并不是要对付洋人。而对内的中心目的是为了平息发捻，即解决所谓“心腹之患”。但是，历史的进程经常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办洋务带来的许多问题，都会触及传统。况且社会上，知识阶层的有识之士，他们并不受洋务派头子们的思想约束，在如何改造社会，以何种态度对待西学，都可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案，从而扩大社会影响。例如，几乎和清朝中央决定办洋务同时，冯桂芬就辑成《校邠庐抗议》一书，主张采西学、谋自强，要乘“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急起直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注：冯桂芬：《制洋器仪》。）用一种急迫的心情谋求自强。稍后的王韬，在自强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况且，“西人来此，群效其智力才能，悉出其奇技良法，以媚我中国。”王韬不把这些看成是“中国之害”，而是看成中国人向西方学习长技的好机会。但是，当时全国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师夷长技”，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堂堂的中国人竟然学习夷人的奇技淫巧，岂不是奇耻大辱，至于“师夷”有什么好处，他们是不会去考虑的。正如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一份公函中说，这些反对“师夷”的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注：《筹办洋务始末（周治朝）》卷25，第9页。）可知，当时反对学习西方长技的人是为数不少的。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国近代化问题上，在要不要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几乎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走向近代化，或者和近代化有关的每一件事，都要发生激烈争论。比如，有关成立同文馆之争，同文馆增设课程之争，海防之争，修铁路之争等等，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以奕诉、冯桂芬、李鸿章、曾国藩、左宗堂、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为代表。他们以采西学、谋自强为武器，主张变革社会，发展近代化的工业经济。而守旧派则以倭仁、张盛藻、于凌辰、王家壁以及奕焌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孔孟之道，以封建的纲常为武器，认定“中国自尧舜以道统传心，孔孟以圣贤垂教，历数千年如一日。即偶有邪说异端，簧鼓煽惑之见闻，亦皆旋起旋灭，而于大道初无所加损。盖天经地义，万古不磨，中国之异于海外者此，虽彼苍亦不能强之使同也。”（注：《洋务运动》（一），第458页。）几千年的老皇历，代代相因，靠的就是尧舜孔孟的道统、圣教，怎能容许有背于圣教的西方文明传入呢？围绕着是否向西方学习，双方甚至连同文馆增设天文学课也引起激烈争论。1866年12月，奕诉等提出在同文馆增设西方天文算学课程，这本来是个技术性问题，却引起朝野极大的震动。因为要成立同文馆，主要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守旧派较容易接受。增加天文算学，实际上是增加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这就把采西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奕诉当然估计到守旧派会群起反对的，所以，他在提出此议之前，曾与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郭嵩焘等人反复商议过，一致认为：“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其议论皆精凿有据。”经过“臣等详加体察”，认为“此举实属有益”（注：《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2页。），才正式提出来的。
但是，守旧派并不管你有多少理由，认定此举触犯传统，誓必动摇其伦理、道统的根基，因此极力反对。山东道御史张盛藻坚决反对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按照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标准，科甲人员“应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没有必要“令其习为机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十年的争论中，他们始终打着这样两个堂而皇之的旗号，其一是气节，其二是爱国。关于气节，他们认为要讲自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只要臣民有“气节”，就能“御灾而灾可平”，“御寇而寇可灭。”（注：《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47，15-16页。）那么，什么是气节呢？他们讲的气节其实就是忠君，忠于孔孟之道，忠于封建的纲常伦理。在整个封建社会，这种气节是用以维护皇帝的地位，谁能维护君王的尊严和地位，或则维护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从二夫，便是封建社会的所谓气节。这种气节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达二千多年，当是不该如此称颂的。只有为正义事业进行英勇斗争而宁死不屈的人，才是真正有崇高气节的，而像唐代名将张巡守睢阳城而弹尽粮绝时，为保持名节，竟然下令吃人，从小老婆吃起，在6万人的城市中，一下子吃掉了3万多人，这种气节难道也值得称颂吗？
况且，在守旧派看来，所谓有气节的人，就是被他们称作“忠信之人，礼义之士”的人，他们断言，只要这样的人多了，就能制胜敌人，就能谋求自强。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试问，如果不学习西人长技，怎样对付外国的船坚炮利？成千成万的士兵在洋人的枪口下负节而死，在近代史上这种例子难道还少吗？不谋自强，不谋进取，对自己的民族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这难道能算是崇高气节吗？相反地，那些因为看到“国家不若人”而认为是最大的耻辱的人，决心奋起学习西方，顶着守旧派的压力，而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努力去寻找振兴国家的道路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为国雪耻，才是真正有气节的人。
但是，在中国深受封建礼教荼毒达两千余年的知识分子的群体中，以及受过孔孟之道熏陶而取仕的官僚集团中，提倡这种所谓气节和忠君是很容易得到共鸣的，加上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广大农村中，气节和忠君思想也有广泛的市场。这便是中国近代化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守旧派反对师事西方长技、抵制西方文化打的另一个旗号就是爱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爱国只能是重复闭关锁国和排外的老调，并不是真正的爱国。同治八年（1864年），醇亲王奕焌上了一奏折，提出“请收民心，以固国本。”怎样收民心呢？就是让各督抚鼓动民众起来“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洋船。”看起来既出气，又爱国，其实是十足的盲目的排外主义。显然，他们所标榜的爱国就是指忠君。在封建社会，忠君和爱国是不能绝对分开的，在中华民族受到外族侵略，需要团结抗敌时，君王往往是象征力量，这时候的忠君和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已经很落后，必须改革现状，必须急起直追时，却极力维护旧事物，深怕君权被触动，这种忠君就不是爱国，而是卫道者，是忠于封建道统和纲纪。正如守旧派大理寺少卿王家壁说的，原来的科举取士，是“崇重尧舜孔孟之道，欲人颂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他认为，“人如果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注：《洋务运动》（一），第129页。）他和一切卫道者一样，担心的是封建纲常的变置，封建社稷的倾覆，至于国家的破旧落后他们并不介意。守旧派的爱国是和忠君、卫道联系在一起的。通政使于凌辰说，如果看到洋人的机器，就强调学习西人之长技。那么，就会出现“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之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同缓急哉？”（注：《洋务运动》（一），第121页。）可以看到他们所谓爱国，为国家为民族，归根到底，乃是爱大清帝国的纲常，爱封建皇帝。他们担心，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特别是中国人懂得洋人的机器之后，人心就会解体，就不会有人和国家同缓急。他们所说的“国家”是朝廷的国家，是永固不变的封建王朝。而不是发达的国家，近代化的国家。从封建卫道者的立场出发，他们的担心自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西方文明的传入，自然会起到启开民智的作用，而西方的民主必然造成对专制王朝的强烈冲击，甚至造成王朝的崩溃和解体，难怪守旧派的惊恐之心如此强烈。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所产生的后果十分恐惧，担心学习西方就会出现“如日本之改正朔，易服色，殊器械以从之者。”看来，国家自强不自强，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维护的列祖列宗制订的纲常不能变。当然，他们并不明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潮之下，封建专制主义的围墙是必定要被冲决的，这并
不取决于他们愿意不愿意，至于国家只有在封建堤坝被冲决后才能变得更好，才能发达起来，他们是不敢正视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爱国有特定的内容，在近代中国那些积极学习西方，积极抗击外来侵略，发展我国的经济，并谋取自强的，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守旧落后，抱着祖宗之法不变，既反对和洋人打交道，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救国方略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薛福成在《论中学西学》一文中指出：反对学习西方，其结果只能使国家出现“士夫以口舌相胜而立穷，将士以血肉相薄而立陨，是直医者执古方而咎病之不愈也。”（注：薛福成：《危言》卷1。）其实，按照这些人的方法去做，中国的病不仅是不愈，而且会更重。可见，这些人实际上是地道的误国主义者。称他们为误国主义者，是他们既不是爱国主义者，又不好说他们是卖国主义者。由于这批人势力很大，在民众中以及在上层有很大影响，他们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阻力，较之卖国主义危险性更大、影响更坏。因为卖国主义者人数不多，面目清楚，一出现就会受到社会舆论广泛谴责，十分孤立，不会有多大市场，而误国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利用民间一种狭隘仇外的心理，煽动笼统排外，又利用自然经济养育下形成的忠君思想，千方百计维护其皇权的尊严，面目不容易被识破，危害性更大。
面对着阻力重重的历史进程，主张学习西方的只能寻找折中的道路走，或者绕道而走，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提了出来。提倡“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在要不要学习西学的问题上，争论是激烈的，但在卫道上争论却不激烈。这是因为，即使这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也还没有勇气想根本触动封建纲常，于是所谓“主辅”、“体用”、“本末”等概念相继出现。中学是“主”、是“体”、是“木”，而西学则只能是“辅”、是“用”、是“末”。“中体西用”概括了这几个含义。主张采西学派认为把中学和西学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就会达到救国之实效，这样，守旧派叫嚷的所谓“舍本逐末”也就不太好成为反对的理由了。所以，“中体西用”的提出，对学习西学、改造中学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至于这个概念后来的含义的演变，当作另题研究。
四，一种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由于旧文化的积淀过深过厚，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阻力重重。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虽然就是否采西学、谋自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这些争论都是在上层进行的，因此，也只能在上层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出一种改良主义思想来。这些人在学习西学上，不甘停留在学自然科学，也不甘停留在“中体西用”上。他们主张仿效西方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反对“操政柄于一人”。但是，这些改良派主要是舆论宣传，是探讨研究问题的。而付之实行的，是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康、梁学习西学最有成效，他们看到世界万国都在更新，而中国仍在守旧。所以，他们提出要变，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中国非变不可。提出要“破除千百年自尊自愚的恶习。”他们的变法设想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西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3-224页。）认为只要学习日本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中国一定能强盛起来。维新派有点要动真格了，因此，引起守旧的反对也格外激烈，守旧派指责康、梁是“托改革，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注：《翼教丛编》序。）原吏部侍郎叶德辉甚至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豚之足贵，断不可以有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注：《翼教丛编》序，卷1，第11页。）因为在他们看来康有为采西法会使“中国之人潜化默移，尽为西洋之人。”这种毫无根据的攻击，目的是阻止在中国兴民主、设议院、重民权。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变换恶毒的词句来攻击变法，其武器却仍是孔孟之道，是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从40年代守旧派反对“师夷长技”，70年代反对“采西学，谋自强”，以至于90年代的反对变法维新，重复运用封建纲常这一武器，一方面表现出守旧派拿不出新招，一方面却也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基础的深厚。
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闪耀过光芒的维新思想，激发过无数志士仁人走进了革命的营垒，大大推进了辛亥革命的历程。但是，维新派的一些头面人物却掉转头来，退回到封建的营垒中去。维新派的头号旗手康有为迅速堕落成为保皇党，头号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步步后退，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安会的主要成员。到20世纪初年，一些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如章太炎、邓实等人也打出提倡国学、弘扬国粹的旗号，在复兴古学中步步退潮。
如何评价清末的国粹派，论者意见不一。但是，只要看一下国粹派发起的初衷就明白了。章太炎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当时宣扬国粹的报刊纷纷出版，其中《保国粹旬报》在《简章》中自称“以保国存国粹为宗旨。所有历代儒林之学说、言论确系国粹性质者，本报发挥而光大之。”而他们在东京办的《晋乘》杂志则说：“今日者，国家丧乱，种姓式微，不有怀旧之德，何以振励国人。”景定成等人更发起成立复古社，声称是因古典不振，才组成此社的。可见，国粹派的兴起确实是以复兴古学为己任的，国粹主义者提倡“国学”，把“国学”看成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认为“国学”是“真儒之学。”可见国粹派是奉儒家经典的。许守敬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从题目看似乎是赞成提倡西学的，但在论及具体问题时则说：“弃国粹而用欧化者……糟粕六经，刍狗群籍，放弃道德，掊击仁义。……国粹者，道德之源泉，功业之归墟，文章之灵奥也。”同时又宣传什么革命必须“研究旧道德”，必须“知旧学”，把“旧学”看成是革命的精神支柱。有的则叫喊要把孔子捧到和黄帝并尊的地位，这样“国魂始全”。那么，国魂是什么呢？他们说“国魂”原于“国学”。因此，复兴古学就能复兴中国。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说：“学术至大，岂在一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他认为“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20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总之，国粹派尽管也讲无碍于学习西方文化，甚至也讲过民主一类的话，但要看到，他们多数是从资产阶级革命阵营中分野出来的，他们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言论。但是，他们把振兴中国寄希望于“复兴古学”、“复兴国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处在启蒙阶段，抬出国粹，抬出孔孟之道来，其用意是很清楚的。正如章太炎所说的：“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注：章太炎：《演说录》。）可见，提倡国粹是为防止欧化却是很明显的。章太炎这段话所根据的，是19世纪末中日战争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腐败的清王朝失去信心，把眼界转向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欧和日本，向这些国家探求真正的救国方案，于是就出现“大购西书”，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复古派却大喊什么“全盘欧化”，其实，20世纪初根本没有出现过什么“全盘欧化”的倾向。即使有个别人有过这样的言论，也只是洋人买办，或个别缺乏自信心的知识分子，根本谈不上有什
么思潮；另一方面，这里说的有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其实，认识到自己不若人，并不一定是要自甘暴弃。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就讲了人材、地利、君民、名实四个方面不如人，不但知道不如人不是一件坏事，而且要知道以不如人为耻，才能去急起直追。而国粹派则恰恰相反，他们向后看，找出古代种种优于西方的论据来，说目前西方优秀的部分都是中国早已有之，实是自欺欺人。
我们不想对当时的国粹派进行全面评价，只谈他们的一种倾向，即“复古”倾向，却是非常明显的。在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推进之时，半路杀出一个国粹派来，这绝不是为辛亥革命击鼓助威，相反地却是革命派内部一部分人由于沉醉古学，革命意志消沉，终成退潮人物。这是因为“古学”有着十分深厚的根基，资产阶级阵营内部的知识分子，立宪派当中的一部分人，还有社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复古”思潮的旗帜下聚集起来，成为热衷古学，冷淡西学的一股力量。其消极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当时有个叫潘复的知识分子就写了这样一首诗赞扬国粹派：“神州日黯晦，道义久销沉，不有真英杰，礼乐先王事，儒生共此心。”（注：《国粹学报》第38页。）颇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国粹思潮代表了守旧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明显的。事实证明，思想意识上的退潮，必然要导致政治上的退潮，章太炎在热衷宣扬国粹之后，政治上便出现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分野，联合陶成章等人攻击孙中山，而到他的后半生，更走上对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革命的辉煌历史的自我否定。当然，不只是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也是在这“复兴古学”的喊声中退了回去的。
这种历史现象，后人应作认真总结。中国的封建势力，旧文化土壤，其消极面时刻都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上述这段历史，非常有代表性的三个大人物，即著名的维新派旗手康有为，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章太炎，头号启蒙思想家严复，都在旧文化的土壤中拔不出来，终于退回去成为旧文化的卫道者。如果辛亥革命前后的这股思潮，是宣传西方优秀文化的新思潮，而不是宣传国粹的思潮，对武昌起义后的政权形式、舆论界的动向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五四”前也就不一定在1915年发起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也就不一定非要喊出“打倒孔家店”不可。总之，历史的进程是被旧的文化、落后的意识形态拉了后腿了。
五，“打倒孔家店”意义不能低估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化学术，是清末文化学术的继续，那么，资产阶级曾经有过改良和革命的辉煌时期，也因为改良的失败和革命果实被篡夺，一度出现的文化生机又被扼杀了。在这期间曾先后两次出现过袁世凯和张勋的帝制复辟。而在袁世凯复辟的准备阶段，抬出的武器仍然是孔孟之道，仍然是传统的封建纲常。1914年，袁世凯公然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注：见彭明：《五四运动》第130页。）同一年，严复发表《民约评议》攻击卢梭，公然反对自己崇尚过的“天赋人权论”。存在决定意识。一部分人思想的倒退，与社会上封建逆流的出现是一致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正是在这种封建逆流泛滥时出现的。办《新青年》目的是要催促新陈代谢，要以新代旧，即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可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注：《青年》第1卷第6期。）在这之前，陈独秀曾把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原因归结为“国人思想尚未根本觉悟”，而不想去批判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没有认识到批判本身就是提高人的觉悟的手段之一。但是，陈独秀的说法却基本上是对的，当时广大社会，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基本上还是处在鲁迅说的“吃人”的社会，还是信奉孔孟之道，信奉封建纲常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打倒孔家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口号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标志。在这之前，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可以批判和非议孔孟之道，但绝没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来，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纲常扎根颇深。即使象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杰出的主张采西学、谋自强的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许多闪光的思想，如《制洋器议》、《采西学议》等篇都是锐利而有新意的佳作，但在《自序》中却写了一些对三代圣人之法，对伦常名教十分虔诚的内容，以至于和《抗议》全书内容有很大的矛盾。人们可以理解他是为了掩饰本人的“离经叛道”，也可以理解成他是出于自我保护，但归根到底却是因为封建专制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才有必要避离经叛道之嫌。至于康有为、严复、章太炎这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则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尾巴，如果遇到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便都不太费劲就倒退回去，使自己成为退了色的人物。而五四运动敢于彻底反封建?
以新思想、新文化为武器，喊出诸如“打倒孔家店”这样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的铿锵口号，在新旧思想较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毕竟是不可阻止的，尽管卫道者们凭借着民间的深厚的思想基础，以及儒家伦理纲常的深厚根基，向新思潮进行了反扑、抵制、他们攻击新思潮派是“人间之怪物”，是“背天反常禽兽”，叫嚷要“终之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注：《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但是，资本主义的思潮其生命力毕竟远超过封建主义思想，一经传播就很容易被人所接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更快些。“五四”时期鲜明地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加之“打倒孔家店”的提出，人们很容易把新思潮和旧的封建专制主义作一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就是促使许多青年在“五四”之后，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走出家庭、奔向社会，奔向革命历程的原因。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新文化、新思潮真正在民间广泛产生影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而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也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受到致使打击的。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的陶冶下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事物，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本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十月革命后，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之前，这部分人为数不多，但却代表了进步的历史潮流。由于这个历史潮流赋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及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它一出现便有巨大的生命力，取代和改造了资产阶级属性的新思潮，而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改造中国，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步思潮。后来由于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影响，这个进步的文化潮流遂演变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种有别于封建文化、买办文化的全新文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封建文化或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此就销声匿迹了。实际上，在五四运动曾经活跃过的两种文化偏向，一是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一是有人坚持卫封建主义思想之道。就中国情况而言，全盘西化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都不容易成气候，因而这种思想偏向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而封建主义思想却不同，尽管在五四运动中已被广泛声讨，搞得很臭，但在“五四”之后很长时间里，它却稍加变换面孔，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继续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如何评价这种历史现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最后我想说明一下，这里我讲的封建文化，讲的传统，是指带有严重封建性质的文化，诸如封建纲纪、封建道德，换句话说就是指那些禁锢、束缚人的思想的东西，而不是泛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应该有批判地继承。守旧派用作反对近代化武器的，恰恰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封建性的东西，他们从来不对传统文化讲批判继承，不讲吸取精华，弃其糟粕，而是把糟粕当作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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