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批评传统的形成和衍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批评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6）03 —0070—11
若论剑桥的文学传统，不能不提及令剑桥几代人引为骄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珠联璧合的景观。翻开剑桥大学各学院的显赫历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长串古今著名作家的名字；培根、马洛、弥尔顿、德莱顿、格雷、华兹华斯、拜伦、丁尼生、福斯特、弗雷泽、纳波科夫、罗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普拉斯、泰特、怀特、德布尔、拜厄特、拉什迪、埃克罗依德等等。与此同时，剑桥大学还养育或长期聘任过一批文学教学和批评界的实力派：奎拉库奇、瑞恰慈、燕卜荪、利维斯、威廉斯、斯坦纳、克默德、伊格尔顿，等等。在剑桥，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文学教学与文学研究可谓并驾齐驱，相激相荡，各得其所。
文学的传统和辉煌自不必说，批评的传统亦是不容置疑地自成体系，影响深远。自1917年剑桥大学英文学院正式成立以来，剑桥的文学批评传统经历了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79）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的语义批评、利维斯（F.R.Leavis,1895 —1978 ）的道德批评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批评等三个主要阶段，在世界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后来发生的“麦卡伯事件”（MacCabc affair）和围绕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所引起的争议，又从另一个角度凸现了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张力和论争，使剑桥的学术传统经受了新的考验与洗礼。①
然而，也许会有人说，剑桥的文学批评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但是仔细考察之，还是可以理清其形成和衍变的脉络以及其中几个发展里程碑之间的渊源联系及相互影响。剑桥的批评传统与剑桥大学英文系的诞生和发展基本同步。与剑桥大学800年的历史相比，剑桥大学英文系堪称年轻，她诞生于20世纪初，比剑桥大学年轻约700岁！在英国文学正式成为剑桥大学的正式学科和本科专业之前，英国文学从1884年起以选修课的身份进入本科教学，且从属于中古和现代语言系，教学深受日耳曼语言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大多从语言学、语文学的角度考察英语语言的演变和发展。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英国国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的急剧增长，英国文学作为传播和弘扬英国文化的载体和媒介被历史推到了大学教育的前台，并逐渐取代了古典文学在课程设置中的中心位置。1911年，剑桥大学设立了爱德华七世英国文学教授席位（The King Edward VII Professorship of English Literature）， 该席位由《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的创办人、报界大亨哈罗德·汉姆滋华斯（Harold Harmsworth）出资赞助，其章程规定：爱德华七世英国文学教授的责任是讲授从乔叟时代以降的英国文学，并行使教授的权力，推动英国文学成为大学的专业学位课程；该教授应该从文学和批评的角度，而不是从语文和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文学教学。剑桥的此项改革与当时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其他大学的经院式做法大相径庭，在这些学校里仍然盛行着利用文学文本教授古英语、探索英语发展史及其用法的教学内容和方式。
1912年，阿瑟·奎拉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成为坐上剑桥大学爱德华七世英国文学讲座教席的第一人。奎拉库奇是英国诗人、小说家兼文学批评家，1886年毕业于牛津三一学院后即留任三一学院古典文学讲师，后长期在伦敦任报社编辑和《演说家》（Speaker）杂志的特约撰稿人，1912年被聘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首席教授，因其作品和著作大都以笔名“Q”发表，故以“Q”得名于欧美学界。1913年至1914年，他在剑桥做题为《写作的艺术》的系列演讲，论述语言的艺术特征及如何运用语言优美而有效地表达感情和思想。奎拉库奇认为，“写作是一项有生命的工作。”“文学不光是一门被用来研究的学科，还是一门需要实践的艺术。”（Quiller-Couch,1916,Preface）他坚信只有不断地用优美的文字进行文学创作，才能使既有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进而为民族、为国家赢得荣誉。继《写作的艺术》之后，又于1916年至1917年间连续在剑桥发表题为《阅读的艺术》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反复论证英国文学成为英国大学教育的核心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方兴未艾的剑桥大学文学教育和教学的改革摇旗呐喊，提出“人文教育并非少数人可以购买的附属品，它应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条件”。（Quiller-Couch,1920:Preface）奎拉库奇的文学创作和报刊撰稿人的经历使他比较注重文学的印象批评和典故欣赏，而非具体的分析批评，他主张文学教学应该以训练学生对语言的敏感性和高超的写作能力为主要目标，这与后来瑞恰慈所倡导的实用批评和利维斯所强调的文学的道德批评和文化批评功能不尽相同。然而，在确立英国文学在剑桥大学的学科地位的进程中，奎拉库奇的影响一直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在奎拉库奇及其同道的努力和奋斗下，1917年成立了英文学院，1919年英文三腿凳考试（English Tripos）被列入剑桥大学学士学位考试系列，标志着英国文学正式成为剑桥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② 1921年奎拉库奇与瑞恰慈一起参加起草了由英国教育部牵头的题为“英格兰的英文教学”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由亨利·纽波特爵士主持，因而称为纽波特报告（Newbolt Report）。报告明确规定了英国文学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提出在世俗社会里，英国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导地位，从而将文学与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报告这样写道：
我们主张，若是没有文学和艺术的共同影响，没有文学和艺术对情感的净化，人格就无法完整，我们就无法以坚定和全面的眼光看待生活……我们认为，未来主要属于英国文学教授，与他的同事相比，英国文学教授应该是更加真实、更加积极意义上的传教士……英国文学教授不仅要对正在修学位的学生负有责任，他还对大学围墙外面的芸芸众生负有责任。③
报告字里行间回响着英国19世纪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马修·阿诺德有关文学肩负重大文化使命的著名命题。阿诺德在“诗歌研究”一文里写道：
诗歌有着远大前程，只要无愧于其远大的抱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民族将会在其中找到一个越来越坚实的支撑。越来越多的人类将会发现我们必须转向诗，让诗来帮助我们解释生活，让诗慰藉我们的灵魂，让诗帮助我们生存下去……没有诗歌，我们的科学将是不完整的，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宗教和哲学将会被诗所取代。
在阿诺德及其追随者看来，文学，或诗歌对保护和发展人类的文明及其精神价值起着至关重要、不可取代的作用。④
英文学院正式成立后，先后出现了几位里程碑式的人物。首先应该提到的是I.A.瑞恰慈。瑞恰慈最初在剑桥的麦德林学院专修历史，后来转修道德科学和道德哲学。1919年克莱尔学院的曼斯菲尔德·福布斯教授邀他到克莱尔学院讲授当代小说和批评理论，1922年他同时被聘为克莱尔学院的英文讲师和麦德林学院的道德科学讲师。瑞恰慈开始在教学中进行他的文学实用批评实验，他将有关诗歌写作的时代和作者的信息全部隐去，将没有标题和作者署名的诗歌发给学生，要求学生在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的束缚和影响下寻找和清理个人对作品的原汁原味的、直接的感受和评判。这项实验的目的是鼓励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书页上的文字”，而不是前人对文本的阐释或已得到普遍认同的诠释，通过细读进行语义和结构的分析，以寻找出作品内在的必然性和艺术的真实性。⑤ 他将心理学引入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并试图将文本阐释精确化和科学化。他提出语言的两种用法即“语言的科学用法” （语言指称事物）和“语言的感情用法”（语言表达感情），以证明文学批评也可以做得很科学、很专业，并以此挑战科学理性的唯一主导地位。（瑞恰慈，1992∶224）瑞恰慈对文本自足性的强调及其所倡导的细读原则，他从心理学和语义学出发，对阅读和写作的心理体验、经验组织、冲动平衡的精辟论述，以及他的关于语境产生意义的理论，使他的实用批评方法和由此形成的一整套文学批评原理被看作是“新批评”的源头与发端。然而，瑞恰慈对实用批评的热衷，并不意味着瑞恰慈不重视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正相反，他强调读者在不受作品的创作背景、作者的伦理立场、宗教信仰等价值取向的影响的情况下，作出理性的、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判断。这种阅读方法与科学家研究自然界万物的方式很相近，当作者的创作意图连同其文本被当作一个客观存在，成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时，文学研究距离科学研究就不远了。在《科学与诗》中，他继承了马修·阿诺德的诗歌观和文化观，诗“是能拯救我们的；它是克服混乱状态的一种十分可能的方法”。⑥ 他甚至宣称要用诗歌来取代宗教和哲学来建立人们的精神乐园。尽管有学者认为他的实用批评中的科学理性诉求及其方法有功利主义或科学主义的倾向，⑦ 但如果我们能理解他努力为文学批评建立一套科学的学术规范，从而使文学批评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的良苦用心，我们也许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功利主义或科学主义背后的高雅动机。
瑞恰慈对于我们的意义还在于他与中国及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个重要的链接，那就是他在1929—1931年间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其间，他先后开设了“大一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有研究表明，瑞恰慈在清华的任教，对当时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就读和任教的叶公超、钱钟书、朱自清、吴世昌、袁可嘉等人以及当时的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在叶公超的《从印象到评价》和《论新诗》、钱钟书的《美的生理学》、朱自清的《诗多义举例》、吴世昌的《诗与语音》、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等文章中均可以找到佐证。⑧
瑞恰慈的细读原则在他的学生燕卜荪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燕卜荪曾在剑桥大学麦德林学院获得数学和文学两个学位。1930年，年仅24岁的燕卜荪在提交给老师瑞恰慈的一篇论文的基础上完成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含混七型》，为他赢得了跨越国界的学术声誉。虽然瑞恰慈一般被认作是新批评的始作俑者，但真正形成新批评理论并且有出色实践的理论家是燕卜荪。在《含混七型》和后来在中国北京重写和完成的《复杂词的结构》中，燕卜荪自觉而系统地发扬光大了瑞恰慈的语义分析法、语境理论和细读法则，他运用大量的文学文本实例，通过分析比较语言和文本的多义本质和复义形态，演示了一整套文学的内在批评模式，其对歧义和朦胧的关注，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丰富了人们阅读的角度和文本的内涵。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曾给予燕卜荪以高度评价：“没有哪个批评家读了《含混七型》后，还能依然故我。”（Ransom：182 ）我国学者贺立华在评论吴学先的博士论文——燕卜荪研究专著《燕卜荪早期诗学与新批评》时指出：
正是由于《朦胧的七种类型》的影响，才使发源于英国的“新批评”流到了美国，才使美国学者认识到了文本批评的重要性，才使他们由此找到了艾略特和瑞恰兹，才形成了美国20世纪30—50年代独领风骚的新批评流派，才进而开展了规模宏阔的批评理论的建构和批评实践的教学普及。可以这样说，没有燕卜荪就没有新批评派，而没有新批评就不会有20世纪文学理论的繁荣，就不会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盛行。（贺立华：2002—12—04）
贺立华的评语主要指出了新批评与燕卜荪的渊源关系。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全面地考察和评价燕卜荪的学术思想和批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术贡献还远远不止于为20世纪前半叶席卷文学批评和大学课堂的新批评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实践范例。实际上，当新批评发展到极致时，燕卜荪并不赞成其割断作品与社会语境的关系，在后来出版的《复杂词的结构》、《牧歌的几种变体》、《弥尔顿的上帝》、《论文学与文化》、《论文艺复兴文学》等论著中，燕卜荪一方面继续关注文本，另一方面注意挖掘文本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其文本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开拓了文学的文化批评新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原型批评等都产生了影响，成为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从文本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一个中间环节。⑨
无独有偶，和他的导师一样，燕卜荪也曾两度来到中国。1937至1939年，1947至1952年，他先后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一代学人王佐良、李赋宁、查良铮、赵瑞蕻等亲聆教诲，受益良多。李赋宁这样写道：
I.A.Richards和William Empson 二位批评家对我国外语教学和研究事业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使文学研究更加科学，更为客观、具体。他们同时也激发了学外语的人借鉴外国诗歌技巧来创作我国的新诗，如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人的作品。（李赋宁：148）王佐良也有类似的回忆：
在燕卜荪课堂上听讲的以及后来听这些听讲者的课的人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学术风尚。英国浪漫主义受到了冷落……，艾略特和奥登成了新的奇异的神明，有些人还写起现代派的诗来。（王佐良：108）
北大校友、韦勒克著《批评的概念》的中文版译者张金言写道：
正是从他讲授的课程中深受教益，才使我对西方文学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学习和探索，直到阅读、翻译韦勒克的著作。（张金言：423）
继瑞恰慈和燕卜荪之后，在剑桥并没有形成一个薪火相传的新批评流派，倒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经由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泰特（Allen Tate）、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后来加入的韦勒克（Rene Wellek）、沃伦（Austin Warren）、维姆赛特（William K.Wimsatt）的推动和实践，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到50年代末，新批评在美国蔚然成风。但是瑞恰慈和燕卜荪所创立和推行的文本细读和语义分析方法却成为包括剑桥在内的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文化遗产，不仅对盛极一时的新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在西方当代文论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迹。同时，二位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印度讲学的经历还对当地的文学教学、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和学术资源。
20世纪初，文学批评受泰勒和舍雷尔的“种族、环境、时代精神”的实证主义影响，实证主义文学批评风行一时，并同时伴存着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印象主义批评、象征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等。德国学者罗伯特·魏曼这样描述当时文学批评的情景：“文学批评虽然部分地吸取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并从中受到一些启发，但是就方法论来说，并未将这些知识统一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文学科学。”⑩ 瑞恰慈和燕卜荪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企图通过对文本批评的探讨和实践，使文学批评学科化、科学化。因此，如果“新批评”是“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用于一切在批评方法和作品评价问题上有意识地偏离传统文学批评的阐释者”，那么，瑞恰慈和燕卜荪的批评方法显然是一种反传统的“新批评”。(11) 他们在文学教学和文学批评中的实验和革新，鲜明地表现出剑桥的学术传统是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叛逆的双向选择中创造性地建立起新的传统。
剑桥的另一个叛逆当数F.R.利维斯。(12) 利维斯生在剑桥，且一生都在剑桥度过，1924年完成题为《新闻与文学的关系》的博士论文，但一直到1936年才成为剑桥大学唐宁学院的院士，次年被剑桥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直到1962年退休。利维斯既是剑桥批评传统的中心人物也是边缘人物，其一生都在为自己深信不疑的人文理想和批评标准特立独行、不懈追求。他在与斯诺的“两种文化”的论战中对人文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坚守和辩护、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以文学教育为核心的大学人文教育理念、他所倡导的跨学科文学研究方法和文学的道德批评使命，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剑桥文学教学和批评的关键人物。那么，他对前辈批评家和研究者又有哪些继承和扬弃呢？首先，他吸收了瑞恰慈的关于文本细读的观念，尽管他并不赞成将实用批评当作一种独立的专门的批评技巧。如果瑞恰慈将文学文本当作“自然对象”（natural object）来解读，利维斯则是将文学作为人学来供奉的。因此，他非常强调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跨学科特点及其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责任，他所创立的《细察》（Scrutiny）杂志就是一个明证。该杂志从1932年创刊到1948年停刊，利维斯苦心经营了十多年，将它办成了一个集文学、电影、音乐等文化形式于一体的批评杂志。正如陆建德在给利维斯著《伟大的传统》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
很多曾在剑桥求学的作家、学者是在阅读《细察》的过程中走向思想感情的成熟的，其实际影响远非发行量所能反映。（陆建德：4）
《细察》中的书评和文学批评可谓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字里行间同时表现出可贵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价值评判的勇气。当然，《细察》还是一个宣扬和传播利维斯批评观点的特殊论坛。
20世纪40年代，利维斯发表了《英文学院概要》，他这样写道：
英文学院的核心学科是文学及其批评（literary-critical）；这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只有在英文学院里这个学科才会受到培育并且不可替代。它在同时培养智性和情感方面为其他学科所不及。（Leavis,1979:35）
他密切关注的是当文学从传统的语言学和语文学中解放出来之后，是否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并且承担起教育的至关重要的责任。(13) 可以说，利维斯毕生都在为将文学置于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而努力奋斗，很多情况下几乎是不合时宜，“在孤独地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斗争。”（陆建德：12）20世纪60年代利维斯与斯诺的所谓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两种文化”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在《英文学院概要》和《大学的理念》里所阐述的大学教育的理想，即“大学不应该仅仅是不同专业系所的组合，它更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中心，而人类意识包括：洞察力、知识、判断力和责任感”。（Leavis,1972:63）利维斯坚信，人类意识的保持和完善，要靠文学和文学批评来加以实现。这一点与阿诺德将文学批评看作具有传承文化的使命及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对19世纪80年代发生在阿诺德和赫胥黎之间的“文理之争”稍加回顾，就不难看出利维斯与斯诺之间的“两种文化之争”依然是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孰重孰轻之争的继续和延伸；其争论的焦点围绕着一个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永恒的话题——大学的终极价值和办学理念；是求真高于务实，还是务实高于求真？
1880年在英国伯明翰梅森理学院的成立典礼上，赫胥黎作了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对在新成立的理学院里取消单一的古典文学教育表示热烈的赞成：“为了获得真正的文化，完全的科学教育至少与完全的文学教育同样有效。”他认为，科学不但带来物质享受和好奇心，而且还能保持阿诺德所说的“对生活的批评”，因此，“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14) 两年后，阿诺德在剑桥大学做题为《文学与科学》的瑞德演讲（the Rede Lecture），对赫胥黎的挑战予以回应。阿诺德强调，广义上的文学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的人类知识的文本。但是，是文学，而不是科学，给人类提供“行为的意义和审美的意义”，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世上最美好的思想和文字来认识自己和世界”。(15) 阿诺德和赫胥黎论争的焦点，昭然若揭。
半个多世纪之后，在1959年剑桥大学的同名演讲中，斯诺做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斯诺有感于以英国为首的当代西方大学中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隔绝，提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既熟悉热力动力学第二定律又通晓莎士比亚戏剧。对斯诺以小说家和物理学家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倡导文理结合，一方面情不自禁地偏爱科学家，并站在科学文化的立场上，鼓吹大众文化、科学主义、技术至上和追求物质上的“美好生活”的边沁主义，利维斯很不以为然。1962年，在唐宁学院举办的“里斯满演讲”（Richmond Lecture）中，发表了措辞尖刻的“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对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命题予以了坚决的回击。他认为，只有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将两种相去甚远的学科等同起来毫无意义，而值得做的事情是在大学里大力提倡以英国文学为核心的跨学科的人文教育，因为实际情况并不像斯诺所担心的“科学文化”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挤压，而是正相反，机器文明和技术文明正在变本加厉地向传统文化和人类田园式的“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大举进攻，现代人和现代社会需要道德良知和生活的艺术来抵抗平庸和异化。(16) 因此， 要在大学设立一个人文教育的中心：“这个中心应该设在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英文学院。”（Leavis,1972:63）而英文学院的生命力在于文学和文学批评被置于中心位置，文学批评被提高到哲学伦理学的高度，这与纽曼所提倡的以哲理性知识为核心的大学自由教育不谋而合：“英文学院的专门——而不是专才——学科是文学和文学批评，一个关于智力、判断和思想的学科，就其根本性质而言，英文学院培养非专业人才的智力。”（Leavis,1979:43）在利维斯看来，精神成人远比专业成材来得重要。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利维斯所强调的以文学教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并非单纯的文学教学，而是跨学科的人文教育，因为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不可避免地涉及生活、历史、思想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学研究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断地越过自身，……当需要有一个学科来对之进行规范时，这个规范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Leavis,1979:35）因此，他坚持，英文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学经典之外，还必须学习外语、比较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等学科的课程。从今天剑桥大学的英文系严格以文学和文化两条主线为核心的课程设置来看，剑桥大学还是秉承了利维斯的跨学科文学研究的教育理念与主张。
另一方面，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与他的人文教育的理想同出一辙。在此方面他不但追随阿诺德，还深受T.S.艾略特的影响，并盛赞《荒原》是现代社会的《神曲》，虽然他并不赞成艾略特的宗教至上主义。他的两部划时代的著作《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和发展》（1936）和《伟大的传统》（1948）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佩里·安德森曾在上世纪60年代末撰文指出：“作为一个批评家，利维斯是一座尚未被超越的里程碑。”
文学批评在利维斯及其追随者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说明体系内出现全球性异常。……当哲学变得很“技术”的时候，文学批评就取而代之，变得很“伦理”。于是，哲学和文学形成一个互补结构。英国哲学由于维特根斯坦追求语言的中立研究而放弃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而英国文学批评则由于利维斯担负起了道德评判和形而上的责任与主张。（Anderson:269）
虽然利维斯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但他并不认为文学就等同于哲学。当韦勒克对他的批评立场表示质疑时，他写道：
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哲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科。……诗歌所要求的阅读与哲学所要求的阅读是完全两样的。我们说，哲学是“抽象”的，而诗歌是“具体”的。诗歌语言不要求我们去思考和判断，而是去“感受”和“体会”——去认识语言所传达的复杂经验。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完整的回答，而且是一个全面的回应。(17)
利维斯的传世之作《伟大的传统》不但追溯了19世纪英国小说的文学传统，勾画出以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经由简·奥斯丁的创造性传承，在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D.H.劳伦斯那里得以发扬光大的“伟大传统”，更重要的是通过梳理和分析几位大家的小说创作，向世人阐明和昭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洞察深远的道德睿智”。利维斯写道：
他们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作者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可能性，而且还在于他们促进了人类的洞察，对于生活的可能性的洞察。……因为这几位重要小说家所具有的这些特殊含义，传统才在真正的意义上富有意义。（Leavis,1960:2—3）
对19世纪形成的以柯勒律治、济慈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利维斯认为雪莱太煽情）和以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为代表的伟大的小说传统，利维斯充满了温情与敬意；对未被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破坏的“有机共同体”更是恋恋不舍。然而，人类进入20世纪后，工业化的狂澜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人类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发起进攻，新的大众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所代表的消费文明正在侵蚀和瓦解批评的标准；文化被公众的想象和平庸化为一种大众娱乐的形式；(18) 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经济决定论者幼稚地认为只要经济条件改善了，文化的盛世就会自动来临；包括剑桥大学在内的英国各类文化机构和团体，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甚至与剑桥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布鲁姆斯小组都无不与“技术——边沁主义文明”（technologico- Benthamite civilization）发生胶着与共谋。(19) 身在剑桥却又因为他的不妥协而又游离在剑桥之外的利维斯，悲愤失望之余，自始至终把自己看作是人类传统价值观念的代言人，一名捍卫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和生活艺术的角斗士，一个永不落剑的批评家。(20)
利维斯穷毕生精力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对抗人类文明危机的巨大努力深深地影响着剑桥和剑桥之外的后来者。出身剑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就是一个显例。(21) 威廉斯194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从1961年起在剑桥大学先后担任耶稣学院院士、剑桥大学高级讲师、剑桥大学戏剧教授。众所周知，威廉斯的文化批评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着手的，这一点，他深深得益于利维斯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和文学的道德批评的大量论述和实践，甚至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都与利维斯及《细察》有着某种不解之缘。(22) 但是，威廉斯并没有跟在剑桥院士之后亦步亦趋，而是和其他出自剑桥的大家一样，对前人的批评传统进行批判和创造性的继承。1958年发表的《文化与社会》围绕诸如“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等文化的关键词梳理了从浪漫主义到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文学传统。这本书对词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历史含义的关注成为后来极有影响的文化袖珍词典《关键词》的基础。
虽然威廉斯和利维斯一样认为，英国社会已经和正在成为文化堕落的牺牲品，但他不赞成利维斯在《文化与环境》里强调的对生活的鲜活的经验仅仅来自文学作品的观点，他认为对文化的全面研究需要掌握包括科学和哲学在内的所有知识：
我们能吸取其他经验的方法，除了文学还有很多。对已往记录的经验，我们不但可以在丰富的文学资源里找到，还可以在历史、建筑、绘画、音乐、哲学、神学、政治和社会理论，在物理、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所有的知识中找到。（Williams,1958:248）
在1961年发表的《长期革命》中，他从三个方面对文化加以界定。第一种是理想文化，即阿诺德所谓由高雅的文学艺术为代表的“精选”（selective）文化传统；第二种是记录文化，指各种媒体记载的人类经验和知识活动；第三种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机构及日常生活所表现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因此对文化的全面研究应该包括高雅文化、大众娱乐、历史记录以及时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等。他用“情感建筑”（structure of feeling）来描述“我们活动中的最纤细、最触摸不到的部分……那是社会组织机构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特殊的鲜活结果”。（Williams,1961:64）“情感建筑”强调社会意识形态之上的群体生活体验，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扩展和补充。然而，尽管威廉斯关注大众文化，而利维斯则担心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腐蚀和围剿，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威廉斯用大众文化观来对抗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文化观，因为，他明确反对利用诸如恐怖电影、黄色小说、花边新闻、煽情广告等低俗文化煽动大众。他之所以使用“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这个概念，并非是要将文化进行削高就低的标准化处理，而是认为应该让高雅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从而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有可能接触和接受高雅文化并从中受益。(23) 因此文化之于威廉斯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全部，他认为这样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概念足以抵制对文化进行等级化和残片化的分类和割裂。而且，他强调“共同文化”并不是完全自发产生的，它需要通过批评来加以甄别和建设。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可以说，虽然威廉斯关注大众文化，与利维斯恪守和提倡的精英文化似格格不入，但他提出的“共同文化”观点与利维斯毕生追求的“有机共同体”异曲同工。然而，尽管利维斯和威廉斯都不认为文学是一种超然独立的美学活动，但他们对文学的认识和期待不尽相同。如果说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一种道德批评，那么威廉斯则更多地将文学和其他相关的文化形式看成是一个社会活动过程的外在表现，而这个过程交织着主导意识形态与机构运作过程和审美形式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关系。与利维斯等人不同，他将电视传媒看作一种至关重要的文化形式，认为它在文化传播和知识传承方面有着和印刷品一样不容忽视的功效。可以看出，利维斯的文学的道德批评在威廉斯那里被自觉地意识形态化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威廉斯的文化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维斯的文学批评的政治化表现，他所要推行的已经不仅仅是狭义的文学或文化批评，而是要通过文学和文化批评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和革新。
文化批评也好，文学批评也罢，文学的最终目的乃是阿诺德所坚持的一种“对生活的批评”，因为，正如利维斯所说，“真正的文学的兴趣也是对人、对社会和对文明的兴趣，它是没有疆界的。”（Leavis,1952:200）剑桥的几代人，从瑞恰慈的实用批评开始到威廉斯的文化批评，无不是努力通过批评来厘清现实生活中的浑浊和混乱，来引领民众警惕技术至上的功利主义，追求内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美。批评之于他们，既是对文学、对生活的判断和异见，也是在面对文学和生活时有效的心灵再现和自我表达。他们在追随前辈传统的时候，并非简单盲目地继承，而是在反传统和超越传统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传统。发生在剑桥瑞德演讲上的两次论争，也无不从一个侧面说明批评的目的和对文明价值的诉求——求真。在半个多世纪不太漫长的时间里，剑桥的“堂”（don）们所鼎力传承和创新的批评传统恰好印证了阿诺德在1882年的剑桥瑞德演讲中的那句话：“科学的成果越是被坦然地接纳，诗与雄辩就越是被接受和研究，因为它们是真理——是才华横溢的人以非凡的力量对生活作出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批评。”(24) 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大众娱乐向文化传统步步紧逼、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的后工业时代，重新反思剑桥的批评传统，反观文学的潜能与张力，应该不算多余。
注释：
① 麦卡伯（Colin MacCabe），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文学讲师（1976—1981），因在课堂上大肆鼓吹结构主义理论，使聘任委员会部分成员感觉有违剑桥探索文学永恒的道德主题的传统，而在1981年遭到停聘（利维斯和斯坦纳当年也曾因英国文学的教学内容问题在剑桥受到冷落和攻击），引起舆论哗然（在评审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续聘时，威廉斯和克默德是少数投赞成票的委员）。无独有偶，1992年，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奎恩和马科斯等为首的20位著名哲学教授联名致信剑桥大学，反对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他们认为，德里达的学术尽是些雕虫小技，不符合清晰和严谨的学术标准。结果是德里达以336票对204票获得荣誉学位。这两件事都涉及文学与哲学的学术规范及其教学与研究在大学的性质和定位，其背后所隐伏的玄机和含义很值得考量和研究，笔者将另撰文评述。
② 三腿凳考试是剑桥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考试。据传，该考试设立之初要求学生端坐在三腿凳上回答考官的问题，故而得名。今天的Tripos有两层含义：一是专业课程设置，一般分为两部分，分三年修完；二是考试制度，修完每一部分课程后须参加课程考试，每门课的考试多为三小时的闭卷考试，或提交一定篇数和篇幅的论文。
③ 参见Board of Education.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England [The Newbolt Report] (London:HMSO,1921).
④ 参见Mathew Arnold,“The Study of Poetry,”Introduction.The English Poets,ed.Thomas Humphry Ward (London:Macmillan,1880)xviii.阿诺德的这一文化理想一直延伸到利维斯在60年代与C.P.斯诺爵士的那场举世闻名的“两种文化”的论战之中。
⑤ “实用批评”（Pracical Criticism）迄今仍是剑桥大学英文系必修课中的保留课程。
⑥ 参见瑞恰慈：《科学与诗》，曹葆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转引自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45页。
⑦ 参见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伟大的传统》中译本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7页。
⑧ 参见徐葆耕“序：瑞恰慈与清华”，载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1—4页；齐家莹：《恰慈在清华》、吴虹飞：《瑞恰慈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赵毅衡：《瑞恰慈：镜子两边的中国梦》，载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第122—138页。
⑨ 燕卜荪的学术成就受到海内外的高度评价，剑桥大学后来每年一次的《燕卜荪讲座》（The Empson Lectures）应该算是对他最好的奖赏和纪念。
⑩ 参见罗伯特·魏曼：《“新批评”和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1962），转引自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561页。
(11) 鲁道夫·施塔姆：《英国和美国的语言和文学》，转引自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569页。
(12) 除瑞恰慈以外，其余三人都与剑桥心存芥蒂。燕卜荪曾因在住所私藏避孕套而被校方开除，利维斯和威廉斯也都曾感到在剑桥遭受冷落和阻力。但剑桥也成就了他们，其中原因值得研究。
(13) 在剑桥英文系成立之前（1917），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从语言发展史和语文学出发，而不是像后来的文学批评和赏析。语文学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牛津大学英文系于1893年成立后沿用的方法，这一点与剑桥强调文学批评的做法相异。
(14) 参见赫胥黎1880年《科学与文化》的演讲，载Thomas Huxley,“Science and Culture,”Prose of the Victorian Period.Ed.William E.Buckler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8) 526—37.
(15) 参见阿诺德1882年在剑桥的演讲，载Matthew Arnold,“Literature and Science,”The Nineteemth Century,XII (August 1882):216—230.
(16) 这令人想起“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德）赫尔德林。
(17) 有关利维斯和韦勒克的争论，参见韦勒克致利维斯的信，载1937年3月号的《细察》，以及F.R.Leavis,“Literary Criticism and Philosophy”in Common Pursuit (Harmondsworth:Penguin,1962) 212—216.
(18) 利维斯的夫人Q.D.利维斯是利维斯批评思想的支持者，她在剑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1932年发表了《小说与读者大众》(Q.D.Leavis,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9)，专门讨论工业社会里的大众传媒将文化品味标准化和平庸化的现象。参见陆建德：第27—28页；陆扬：《利维斯主义与文化批判》，载《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一期，第10—15页。
(19) 参见Anderson 269—276。
(20) 有学者认为，利维斯及其批评思想在剑桥的霸主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兴起时走向衰落，但80年代初发生的“麦卡伯事件”说明利维斯的道德批评的影响仍在继续，以笔者在剑桥3年的求学经历和耳闻，剑桥英文系仍在颇为骄傲地坚守瑞恰慈、利维斯所开创的文本批评、道德批评及文化批评的传统，这从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这一点是剑桥大学区别于北美、特别是美国西海岸某些大学的标志之一。
(21) 可以说，剑桥批评传统在利维斯和威廉斯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了新的转折：文学的文本批评逐步走向道德批评和文化批评。
(22) 《细察》的前身是《现代文学记事》（The Calendar of Letters），主编是一位共产党人，利维斯接手两年后易名为《细察》。早期的利维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信共产主义的某些经济形式是必然和理想之路。参见Anderson 269—276。
(23) 威廉斯虽是剑桥的教授，但他始终都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威尔士的村庄和那里的村民，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批评立场与此不无关系。
(24)参见Arnold的演讲，“Literature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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