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卫东[1]2012年在《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文中研究指明经济的全球化与金融的自由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国际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在规模上不断膨胀,流动速度上也呈加快趋势。国际资本的流动,对一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其适当进行管制就成为一国政府理所当然的政策选择。外汇管制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被西方主要工业国广泛用于调控资本流动,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放弃使用,而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所用。但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放松的外汇管制背景,致使世界经济危机频发。故时至今日,作为管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手段,外汇管制仍为许多国家所使用,在稳定本币汇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应对经济危机及保护本国经济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预见,外汇管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治理中仍将长期存在。总体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外汇管制是逐渐走向宽松的。外汇管制的放松便利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资本的流动则更直观的表现为一国资产价格的波动。而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往往会对一国的金融与经济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引发危机。因而,如何去调和利用经济开放性的有利条件与保持经济稳定及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深入研究外汇管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本文以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创新性地建立了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关系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深入剖析了外汇管制变动与资产价格变动之间的作用机制,对外汇管制的演变,特别是中国的外汇管制历史、资本管制状况及汇率制度改革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当前中国资本管制与汇率改革的热点,对资本管制与汇率管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行了细化研究,总结了国际上外汇管制变动对一国经济造成影响的经验及教训,并对我国的外汇管制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回顾了外汇管制的理论基础及其产生和演变的动态过程,并对外汇管制的主要内容和中国外汇管制变迁进行了总结；其次对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进行了重点研究,构建了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关系的IS-LM-BP理论模型,并运用协整分析与VAR模型等工具,实证分析了中国外汇管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及其动态作用过程,探讨了我国外汇管制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的作用渠道与机制；接着我们又深入讨论了资本管制与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的影响关系,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进一步佐证了我们有关外汇管制与资产价格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鉴于汇率管制是我国外汇管制领域中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焦点,我们在总结我国汇率制度沿革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资产价格、汇率、货币供应量、国内外利差、人民币预期升值率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揭示了汇率、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对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过程；最后,本文总结了本币升值背景下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外汇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进行外汇管制的经济方面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我国的外汇管制改革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21世纪,是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过去渐进的外汇管制改革,基本上很好地配合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吸引国际资本、免受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将来,外汇管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任何轻言快速取消外汇管制的言论及做法都是不符合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现实的。对于外汇管制改革,中国应不急于求成,必须将外汇管制放松的进度把握、时机选择与其他货币政策相配合,与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配合,稳步建立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强完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和综合改革,不断审视和定位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和兼容性,与内外部经济形势相参照,采取灵活应对的方针,随时调整开放的力度和速度,逐步、顺利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张健[2]2010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国解除资本项目下的交易与汇兑限制,融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客观趋势的关键性措施。由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给一国带来潜在收益的同时,也将一国的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内在缺陷充分暴露在外,使该国面临更多的外部冲击风险。因此,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如何有效的进行政策搭配,合理安排政策次序,找到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着力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国内外资本项目可兑换理论研究入手,借鉴发展中国家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和国际金融学理论,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一般分析和对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当前我国经济与金融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收益与风险、核心条件、资本管制的解除、汇率制度等配套性措施作了系统性的研究。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配套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对其研究所包含的内容较多,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除导论外,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理论,这一部分主要包含概念界定、收益与风险、顺序安排、汇率制度选择等基础性内容；第二部分在结合第一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经济、金融的实际,系统研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动因、条件、时机、顺序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有关中国资本管制的内容,与第二部分的逻辑关系在于,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系统的研究我国的资本管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部分系统的论述了资本管制的理论依据,并在回顾我国资本管制制度的历史演进基础上对我国的资本管制的目标、手段、有效性作出了判断。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问题,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需要与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相匹配,两者的匹配程度决定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状况,因此,这一部分系统的论述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变,并对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制度改革后,现行汇率制度在运行中的缺陷及未来取向作了分析。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以下几处：1.在辨析国内外学者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定义的基础上,从通货兑换权的角度,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本管制的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2.提出资本项目项目可兑换不一定要同时满足所有的前提条件,但为了降低风险,必须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对不同国家来说,核心条件的选择可能因经济金融的基础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本文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概念的新观点,认为对中国来说,这个核心条件就是我国出口产业竞争力的提升。3.在中国放松资本管制的进程中,必须注意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与汇率制度改革的有效匹配。这两者是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两者的脱节将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降低,进而带来风险的累积。本文始终认为,任何将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汇率制度改革割裂开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李俏梅[3]2003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增长，资本流动已成为许多国家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资本流动增长相适应, 各国对资本帐户的管制已逐渐放松。截止1994年底，所有发达国家都已实现资本帐户下的可自由兑换，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放松对资本帐户的管制。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资本帐户的开放问题就显得日益重要。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了WTO，这在客观上也将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本文首先将文章中涉及的有关资本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相关概念作了必要的介绍，然后着重分析实施该政策的利益和风险。资本项目可兑换给一国带来的利益主要包括：促进一国金融服务的专业化，从而使国际金融活动更有效率；刺激国内金融创新活动；提高资本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国内居民有机会在国际范围内对其金融资产进行分散组合，保证其收入和财富的稳定性；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的国际传播等。在看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强调发展中国家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引起的各种风险，主要包括：宏观经济金融的不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的冲突、国际收支平衡的难度、实际汇率升值会削弱一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等。论文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内、外部动因。我国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内部动因包括：我国经济国际化的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需要。外部动因包括：在经常项目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有效性降低及管制成本增大的压力、部分国际协议限制其成员国对部分资本项目下的交易进行管制、来自国际组织和金融强势国家的压力等。总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既需要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也需要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WP=3>金不足。开放的力度越大，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就会越高。从内部动因来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是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我选择，外部动因仅仅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论文第三章阐述了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具备的条件，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一国来说，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我选择，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但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改革措施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与国内金融改革相适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套、适度把握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与进度时，资本项目可兑换会给一国带来利益。反之，如果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开放资本帐户，则有可能给一国国内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引发金融动荡和危机。因此，政府必须将它纳入全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来考虑，对相关的国内政策作出精心设计，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相应的条件，以确保其有效性。成功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具备以下经济、金融和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包括：综合国力的提高、适度的经济增长、通货稳定、良好的财政状况、经常帐户收支的稳定和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健全。金融条件包括：利率市场化、弹性的汇率机制、完善的国内银行组织体系、发达的国内资本市场、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运用、间接的货币控制体系、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充足的外汇储备。政治条件即一国政局的稳定。论文还通过对智利、墨西哥、韩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回顾分析，分别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印证了以上条件。论文第四章首先分析了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管理现状及目前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具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顺序安排，即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短期资本交易；先放开居民国外交易，后放开非居民国内交易；先放开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先放开与实物交易有间接关联的交易，后放开与实物交易无间接关联的交易；先放开对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管制，后放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管制；先放开对私有企业的资本管制，后放开对国有企业的资本管制。<WP=4>论文最后提出了为保障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顺利实施，我国在经济金融方面应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加快推进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进程；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造；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等。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流动，大量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资本项下本外币汇兑需求也会日益增加，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就显得尤其现实和重要。本人结合MBA几年中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较长时期从事外汇管理工作的实践感悟，对此课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由于本人能力与各项条件所限，文中观点与内容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学者不吝赐教，我将认真学习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探索。
全海欣[4]2009年在《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剖析》文中认为本文从系统梳理国内外资本外逃相关文献开始,首先确立一种符合我国当前外汇管理体制的资本外逃定义,即以是否符合外汇管理规定作为区分资本外流正常与不正常的重要标准和界限;然后通过综合比较国际国内通用的资本外逃测算方法,对主要的两种测算方法(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探讨,对直接测算法的部分指标进行修正,联同间接测算法对1982年—2007年的中国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估算。估算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外逃的高峰时期,进入21世纪,虽然资本外逃随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缓和,但依然维持在较高规模。国外对资本外逃的动机进行研究的理论众多,国内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也是众说纷纭,但真正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可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从微观、宏观和国际经济角度对影响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有关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选择了一系列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外利率等,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寻找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最重要因素。本文最终确立了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外汇黑市溢价、以及滞后两年的通货膨胀率的线性回归方程,并对各因素对资本外逃影响的贡献程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十分显著。我国放松资本管制的历程就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我国虽然在逐步放松资本管制,但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应当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可以预见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在借鉴比较国内外资本管制强度度量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对1994年以来我国资本管制强度进行度量,并以此为基础发现我国资本外逃和资本管制存在弱正相关关系。本文再结合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内外美元利差、资本流动、投资率和年储蓄率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对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发现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不高,尤其在限制资本流出方面有效性较弱。本文还对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如贸易项目、非贸易项目、资本项目以及其他可能渠道进行深入分析,并在对1997年—200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跨境资金流动分析中发现,中国在上述11年期间,有相当规模的资金流入香港。同时,本文从宏观、微观层面详细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影响,分析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最后,本文对我国政府在放松资本管制过程中,如何有效降低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破坏性,防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提出应当积极推进金融深化、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减少经济扭曲及实行托宾税等政策建议。
刘微[5]2014年在《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外汇干预：目标、机制与有效性》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深入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我国汇率干预的目标、机制及有效性，建立了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均衡汇率及汇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然后，在这个汇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将资本自由度作为衡量不同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的指标融入理论模型中，建立了基于资本项目开放测度下的外汇干预理论与模型，并分别从福利损失函数的视角以及汇率决定的视角探讨了外汇干预的最优反应函数。在对资本项目开放下的外汇干预进行国际经验研究时，主要考察了美日发达国家和巴西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汇干预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本自由度条件下外汇干预的目标、操作机制、有效性及其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对我国外汇干预的目标、干预特征和冲销操作进行考察时，实证研究了我国外汇干预的反应函数和有效性；介绍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与自由度度量，系统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经济体系、金融市场和汇率形成的效应，具体分析了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外汇干预目标、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的影响，并探讨了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历史经验分析与比较研究，并探索数学建模与金融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分析研究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汇率干预的目标、手段及有效性的历史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研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利率市场化存在显著互动关系。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流动、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将更加突出，人民币汇率体制进一步市场化将是平衡问题的关键。对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市场化调节国际资本流动的多层次工具体系；伴随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协调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在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背景下，需要重新定位我国外汇干预政策目标，推动干预目标由影响、稳定汇率水平逐步向稳定市场秩序转变，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强化货币当局货币政策公信力和信誉度；大力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促进跨境贸易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基础制度建设。本文最主要的创新有两点，第一，重新定义了“均衡汇率”的内涵，认为从研究均衡汇率以及汇率失衡对于汇率政策的指导意义而言，名义汇率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于是建立了涵盖产品市场、资产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开放经济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资本开放自由度作为衡量不同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的指标融入理论模型中。同时，考虑了资本管制与风险溢价的未抵补利率平价引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并推导出名义汇率变化率的函数；而且分别从福利损失函数的视角以及汇率决定的视角探讨了央行的最优外汇函数。第二，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建立了我国央行的外汇干预反应函数，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主要困难在于数据获得和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的不足主要局限于我国的高频数据和发达国家早期数据的获得困难上，今后这将是进一步研究的发展方向。
陈高松[6]2014年在《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跨境资金流动已成为国际经济金融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国际经验表明，跨境资金的正常流动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跨境资金非正常流动尤其是大进大出，容易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甚至较大冲击，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触发货币、银行、债务等金融危机。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和巴西的货币危机，以及本轮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无不与跨境资金短期集中大规模流动密切相关。伴随着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规模迅速增长，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给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带来挑战。如何建立适应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既能充分利用跨境资金流动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防范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带来的风险，成为我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为题，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发展历程和特殊性做一介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进行总体评估，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角度对影响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因素进行分析。从国内看，监管目标定位不够合理、监管体系相对滞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尚未建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等是影响的主要因素。从国际看，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增加了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脆弱性，是影响监管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本文系统总结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展中国家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和未来形势发展，提出了完善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思路和框架。就监管思路而言，就是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由事前监管转为事中和事后监管，以行政法规规制为主转为宏观审慎监管，与经济金融开放水平相适应，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坚持均衡管理，防范由跨境资金流动所引致的金融危机。在此思路指导下，相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框架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即汇率、利率等价格手段在调节跨境资金流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层面，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即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兼顾便利化和防风险，建立与市场主体经营模式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包括完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保留资本管制权利、引入预期管理和建立危机预警体系。第三层面，建立部门合作和国际合作，即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国内部门间合作和国际间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
庄芳[7]2014年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路径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既是我国金融改革亟待推进的重要制度安排,又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国内金融改革进程看,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内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任务已非常紧迫,但至今这两项重要制度安排仍未达成共识。核心问题可以归纳为：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以及二者如何协调推进。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关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讨论较多,但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比较匮乏,而不足以提供有力的解决方案。由于国情差异,相关改革的国际经验难以直接套用到我国。在此背景下,本文对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协调机制开展研究,以期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本文分别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的路径安排、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路径安排、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协调机制。资本项目开放研究中,重点研究资本项目开放条件、次序、路径选择等；人民币汇率改革研究中,重点研究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评价、目标、路径选择等；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协调机制研究中,重点研究这两项制度安排的内在影响机理和协调机制。为力求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取得创新性结论,本文在研究问题上,克服了数据和模型方面的限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对同一问题使用国际比较、历史实践、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等多角度分析,以提高结论的稳健性；在具体技术上,本文应用国际政策实验以及对危机、资本管制、汇率制度的量化等际主流或者是前沿的技术方法,提高结论的实用性。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研究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路径安排。首先,综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状况、监管构架等情况,我们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金融环境已经满足资本项目开放的理论条件要求。其次,重点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已有实证研究在理论、方法、数据上还存在缺陷,特别是其理论框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只能带来短期增长与实际不符,而实证研究普遍将研究重心放在对长期增长的促进上。本文对传统研究方法做出修正的基础上,选取42个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官方时点作为研究基期,通过政策实验,对资本项目开放前后五年间贷款利率、人均GDP和GDP增速的变动进行验证。结果发现,资本项目开放后贷款利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人均GDP也存在持续性上升,但是对GDP增速长期效果消失。因此,现阶段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是必要的,而且条件充分。最后,本文阐述了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路径选择、配套措施以及面临的风险,列出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表。第二,研究了我国汇率市场化的路径选择。在总结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成绩和不足后,设计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近期和远期目标；进一步挑选汇率快速升值和缓慢升值的代表性样本区间分别建立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显示,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时,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更大、传导速度也更快。据此,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路径安排应为：坚持渐进稳步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节奏,同时结合经济周期走势,在经济稳定时适度加快汇率改革步伐,在经济下滑时适度放缓汇率改革步伐。第三,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制度的协调关系。在量化危机定义、资本管制、汇率制度,以及整理全球代表性42个国家的数据后,使用Probit模型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制度的不同组合与货币危机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资本开放+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资本管制+中间制度”和“资本管制+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安排都会增加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同时,实证研究还发现,资本开放与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会增加货币危机发生概率。即我国在走向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过程中,应更加谨慎。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防范风险,近期应致力于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徐雪萌[8]2008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冲击》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也加快了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步伐,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与此同时,开放经济也使我国面临着宏观经济内外不均衡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选择了稳定的汇率制度、有管制的资本账户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组合。但随着资本账户管制的放松,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也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又面临着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国内信贷增加过快、通货膨胀日益严峻、经济增长有过热迹象的问题,使得货币政策在调节内外均衡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在宏观调控中考虑资本项目可兑换对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对这些影响进行量化评估和分析,从而能够准确地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解决国民经济问题,是研究开放经济的热点和难点。本文主要研究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我国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冲击。全文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的创新之处、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以及框架。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针对中外学者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其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分别进行回顾和综述。第三章论述了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目前资本项目管制状况、资本流动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困境,是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对货币政策冲击的现实分析。第四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对货币政策冲击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首先论述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含义,得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本文实证研究的启示意义;接着运用现代经济计量的建模理论和实证检验的方法检验了我国资本流动性的大小以及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从而检验我国长期对资本流动的控制程度。第五章在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分别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介目标、最终目标和政策操作手段等四个角度分析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冲击渠道。第六章提出了在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日益放松、汇率制度日益灵活的条件下保持货币政策灵活性和独立性,提高货币政策效力的政策建议,包括有序渐进的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建立和完善灵活的汇率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内部各政策工具的协调和效力、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和配合以及进行金融创新、完善金融市场等。
马成芳[9]2013年在《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渐进性》文中研究表明人民币资本项目是逐步实现兑换、还是加快实现自由兑换、还是立即实现完全自由兑换，是我国金融理论界热烈讨论、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内外政界、经济界尤为关注的问题。国内某些专家学者通过把我国与已经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国家的条件或主要经济指标相对比，提出我国应该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或实行完全可兑换的政策见解。本文运用马克思和其他经典著作家关于资本流动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及资本项目的特点。以我国党和政府的有关资本项目的政策为指导，从资本项目的地位和作用出发，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及我国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出发，并结合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历程，论述了逐渐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然性，并对“加快论者”的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我国对资本项目交易进行有限的管制，是保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预防金融危机在我国发生的有效手段。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系状况、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及微观主体发展等客观情况，论证了过快的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短期内必然造成资本大量流动，通过影响基础货币量，进而对我国的物价、利率和汇率水平产生巨大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也将受到影响。只有逐渐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才能维护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进而稳定物价、利率和汇率。本文认为，尽管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框架，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会带来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仅仅是适用于经济发达的大国及与美国有紧密关系的国家的理论而已，对我国就未必适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3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对资本项目所采取的管理政策优化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加速我国的资本形成，改变了我国的贸易结构，促进了我国的出口，保证了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为我国经济在世界和平崛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认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资本项目渐进可兑换进程能够保证人民币平稳走向国际化，而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只有我国进出口贸易额持续增加，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资本流入和流出持续增加，外国对人民币的需求才会持续增加，人民币才能逐步实现国际化。整篇论文共分为七章。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文章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理论发展、研究方法等。尽管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非一个新的领域，伴随其发展历程也形成了诸多理论，但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形成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盲目地和不切实际地推进可兑换进程必然使自己暴露于国际资本冲击的面前，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必然导致危机的发生。第2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资本的获利性、流动性、敏感性、投机性和获利性进行了分析，资本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一国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主动性，使资本能够为我所用，尽可能的发挥资本流动的正面作用，避免其不利影响。资本项目可兑换不仅要保持主动性，更要坚持渐进性，因为从历史看，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历史经验就是渐进式的经验；从现实看，我国外汇储备的形成是我国人民辛勤劳动的凝结物，是我们价值的国际表现，过快的可兑换进程必然导致投机活动猖獗，进而牺牲外汇储备。通过与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国家在宣布实行可兑换政策时的条件相比，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系统状况、外汇储备水平、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等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成熟，因此有专家提出要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或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但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人民的法制观念、社会的发展水平都有着很大的差别，盲目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步伐或者完全自由兑换，必然导致资本大量外逃，为国外金融炒家卷走我银行资产和外汇储备创造条件。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经验，更不能盲目乐观，而必须走自己的渐进式资本项目可兑换之路。第3章分别从直接投资项目、证券投资项目和对外借放款等其他投资项目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状，并对人民币可兑换程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在直接投资项下，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逐年快速攀升，货币可兑换程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部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水平。证券投资项下，伴随着QFII、QDII以及RQFII的推出和不断发展，可兑换程度明显提高，跨境证券投资趋于活跃。对外借放款、个人资本交易项目等其他投资项目的可兑换程度虽然明显提高，但总体而言相对谨慎。运用调整后的金融开放度指标，本文对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还不是很高，尽管我国在直接投资领域可兑换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在证券等其他投资领域的可兑换水平还相当有限。第4章分析了资本项目渐进可兑换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资本项目可兑换引起的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对流通货币量的影响，无论流通货币量如何变化，都将打破原有内部价格体系（包括物价、利率和汇率）的均衡水平，而这些指标恰恰是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目标。尽管开放经济三元悖论的现实组合可能演变为“部分资本流动+部分汇率稳定+部分货币政策独立”的组合，因此，货币政策不会完全失去其独立性和有效性，但伴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的不断提高，如果汇率调整空间不能扩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必然逐步降低。国际资本流动，无论是长期资本流动还是短期资本流动，都必将通过影响流通货币量进而影响物价水平。作为信贷市场资金的价格，利率水平也必将受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影响，由于资本具有获利性，一旦本国与外国存在利差，必然引起资本跨国流动以套利，体现在本国的资金供求状况的变化引起的利率政策失效。作为三元悖论的组成元素之一，汇率的稳定也将直接受到资本流动的影响，一旦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如果要保持固定汇率，则必须以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为代价，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为基础，将会引发货币危机；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减缓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是汇率的频繁调整也给一国经济运行带来了众多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以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必须提前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第5章分析资本项目可兑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尽管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框架，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对一国资本积累、资源配置、技术引进、创新能力等方面带来巨大的收益，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实践中却难以找到有力的支持证据。这促使人们开始从另外的角度思考资本项目可兑换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具备何种条件、采取何种方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最大程度的避免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导致的风险，即所谓的门槛效应。以此分析我国资本项目渐进可兑换的条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危机出现，我国应继续选择实行长期资本可兑换，对证券投资等项目则应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这恰恰是结构效应假说理论的验证：从长期看，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本流入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正效应；而外国证券投资和外国借款等非直接投资类资本流动则在总体上被认为是弊大于利，其资本流向更易发生逆转，从而危及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稳定。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有力的促进了我国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了出口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第6章论述了资本项目渐进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更会给我国带来铸币税收入、改善贸易条件等直接利益，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必然要求的技术性前提。尽管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但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不必等到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兑换之后方可进行。资本项目渐进可兑换进程能过保证人民币平稳走向国际化，而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长期投资后短期投资、先机构后个人、先债权类工具后股权类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先发行市场后交易市场、先放开有真实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背景的交易的原则，分别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对外借放款角度对我国资本项目渐进可兑换未来政策走向进行了分析。
郑峻[10]2008年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建议》文中指出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发展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开放资本项目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成为世界硬通货是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潮流,更大范围地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必然要求。中国在1996年11月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8条款规定,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下一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将是一个不可逆转趋势,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将加速中国这一趋势的发展。本文从当代发达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发展历程入手,回顾了当代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从经常项目开放过渡到资本项目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特点,比照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主要体现为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开与资本市场相关的各项资本项目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外汇管理及其深化改革,对于实现在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同时,逐步放宽对有关资本项目交易的限制,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基本可兑换,会对中国的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新的政策的推出也是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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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研究[D]. 陈高松.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7].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路径选择研究[D]. 庄芳.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8].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冲击[D]. 徐雪萌.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9]. 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渐进性[D]. 马成芳. 吉林大学. 2013
[10].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建议[D]. 郑峻. 厦门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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